3。业务范围：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从事没有地域限制的“统括保单”和大型商业险保险。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提供境外企业的非寿险服务、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财产险、与之相关的责任险和信用险服务；中国加入后两年内，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向中国和外国客户提供全面的非寿险服务。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向外国公民和中国公民提供个人（非团体）寿险服务；中国加入后三年内，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向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提供健康险、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险服务。加入时，允许外国（再）保险公司以分公司、合资公司或独资公司的形式提供寿险和非寿险的再保险业务，且没有地域限制或发放营业许可的数量限制。
4。营业许可：加入时，营业许可的发放不设经济需求测试（即数量限制）。申请设立外资保险机构的资格条件为：第一，投资者应为在世贸组织成员国有超过30年经营历史的外国保险公司；第二，必须在中国设立代表处连续两年；第三，在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低于50亿美元。
面对WTO的压力，国内保险行业加快了对内松绑的步伐，内资的中小保险公司迎来一次机构扩张的热潮。
提前一年，这样的准备就已经“随风潜入夜”。
表7…2 2000年5家中小公司扩张路径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入世前夕，保监会一次性批准新华人寿、泰康人寿、华泰财险等三家中资保险公司在国内筹建300多家分公司和中心支公司。其中，新华人寿获准筹建25家分公司、105家中心支公司，泰康人寿被允许在省会城市筹建18家公司、138家中心支公司，华泰财险也取得了18家分公司和22个中心支公司的筹建许可。
截至2002年4月底，最终获保监会开业许可的仅占总数的23％，包括新华人寿7家分公司、18家中心支公司，泰康人寿11家分公司、38家中心支公司，华泰财险1家支公司。这样的扩张速度，前所未有，同时也激起保险行业激烈的人事动荡。
寿险以新华和泰康为典型。
于2001、2002年之间，抢在WTO之前，借审批闸门猛然放开的契机（7），两家公司疯狂地跑马圈地，扩张分支机构，成为形式上的全国性保险公司。其中，2001年新华人寿只有4家分公司，9家中心支公司，但经过2002年一年的跑马圈地，到2003年底，新华人寿拥有了29家省级分公司，89家中心支公司，460家营销服务部，同时还有4家分公司还在筹建，基本完成全国布局。
如此的“暴饮暴食”，对于两家年轻的公司而言，其结果似乎都是消化不良。受制于人才的紧缺和资本的局限，此后的消化、调整，以及财务减压持续经年。
产险以华泰为代表。2002年，华泰保险完成了7家分公司和10家中心支公司的筹建工作，是华泰分支机构建设速度发展最快的一年。截止2002年底，华泰已经在全国25个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完成全国布局。
但是，在产险保险公司的主业车险上，华泰保险却载了一个大跟斗。
2001年，华泰保险发起的降价盛宴，最终成为无米之炊。“一方面是不懂车险市场的规律，另外一方面介入市场的时机也不对。彼时混乱的车险市场环境，会让任何一个冒进者都‘吃不了兜着走’。”
吃一堑，长一智。2002年，华泰于财险公司中首次引入美国ACE集团作为国际战略合作者，这成为华泰转型的拐点。此后，华泰的治理结构和考核标准都发生转变，车险业务的策略也由“粗放”收缩为“精选”。伴随策略的变化，华泰的保费规模自然整体下降，增长趋缓。根据保监会的数据，2007年华泰保险在全国42家有业务统计的保险公司中排名第13，低于多家开业一两年的新公司。
华泰转型成为一家“小而健康”的公司，并成为监管部门放心的“好学生”——虽然身体瘦小，但是脑子聪明，学习成绩良好。
不过，保险主业的表现平庸，并不妨碍华泰资产管理的异军突起。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或许恰恰是因为主业的一般，才使得华泰的投资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业内少有的重视，并被赋予了令同业羡慕的独立地位和发展空间，成为一只彻彻底底披着保险“羊皮”的基金“狼”。
这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注释】
（1）1931年，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的前身——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上海。1949年10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中保股份经改造成为其全资附属公司，并停办境内保险业务（境外业务继续经营）。1998年，国务院将人保旗下的海外经营性机构划归中保股份，与早6年成立的香港中国保险（集团）有限公司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模式。2002年8月，中保股份更名为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隶属于国务院的国有控股金融保险集团，总部设在香港。
（2）1997年，拜三家全国性公司于全国范围展开个人营销，以及岁末单次大幅降息、保险公司突击销售所赐，保费增长达到了惊人的41。2％。不过，这次非常态的增长亦让保险公司背负巨额的“利差损”，如同商业银行巨额的不良资产一样，“利差损”几乎要了中国寿险行业的命。
（3）2006年“保死不保生”的友邦重疾险，以及2007年被质疑暴利的交强险，是国内保险行业另外两起著名的产品危机。
（4）国内无参照先例的情况下，平安历经了长达两年之久的谈判，在一片争议中引进了摩根和高盛两家股东。当时国务院的批复是，不允许外资向平安派入董事，外资代表只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董事会，这成为国内金融机构引进外资的初始模式。
（5）日后回归A股之时，集团高度控股子公司的模式被认为平安的卖点之一。
（6）引自《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业经营实施方案》。
（7）2000年11月1日，保监会一下批准泰康人寿筹建南京、杭州、济南、郑州、天津5家分公司；新华人寿筹建上海、广州、杭州、武汉、济南、哈尔滨6家分公司。
第八章 嬗变前夜（2002）
2002年，嬗变前夜。
这一年的1月，中国人保和中国人寿两大国有旗舰公司先后宣布，经过一年多的积极探索，这两家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工作将于年内启动。
整体而言，快速增长的国内保险行业，面临着资本金短缺、偿付能力不足、不良资产难以消化、历史包袱沉重等困难。
非改革无以自新。
就国内金融体系改革的先后顺序而言，保险先于银行。一则是为银行探路，因为后者才是中国金融的核心和本体，其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二则国内保险市场的开放也先于银行业，保险先改革是现实的决策。
路在何方？
国有企业“一股就灵”的老路显然不能重复；沉积多年，痼疾难除的体制和机制如何翻新，挑战重重，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当时的决策者。
2001年之前，国有独资金融机构的改革模式尚处于争论阶段。而财政部等有关部委曾对3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再保险——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方案争执不下。
三种方案，即分别成立保险控股公司模式、国家保险控股公司模式和分拆重组模式，尤其以方案一与方案三之间的争论为激烈。前者是将3家原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分别改为控股公司，非经营性资产留在控股公司，经营性资产注入股份有限公司，吸引民营资本和外资参股，改制成为3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后者主张将人保、中国人寿按区域进行分拆重组，分别吸引民营资本和外资参股，组成若干个完全独立的股份制保险公司。
2001年4月16日、19日、24日三天，人保、中国人寿和中国再保险相继将股份制改革方案锁定在第一种模式。重组、改制（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后来都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标准三部曲。
不过，因为改制和上市，外资巨鳄可以轻易挺进中国金融的垄断部分，最终都赚得盆满钵满，从而在国内引爆关于“国有资产贱卖”的巨大争论。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改制前的中国人寿曾计划先行引入外资投资者再上市，并与花旗集团、雷曼兄弟等多家外资金融机构就出售股权事宜有过接触。
事后回顾，2002年启动的国有保险改革，恰逢其时。行业内部，2002年和2003年，中国保险行业分别增长44。7％和27。1％，分外吸引眼球；行业外部，国际资本依然对于中国保险充满想象，同时海外资本市场处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互联网泡沫之后的上升期；同业之间，如果保险公司的改制上市落在银行、证券业的后面，在国际资本市场就难有重要影响。
表8…1 1980—2002年中国保费收入状况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法》的修订研究，北京工商大学保险学系，王绪瑾。
幸运的是，两家国有保险公司先后于2004年底，保险业市场全面对外开放之前，实现海外挂牌上市。形式上，国有保险股份制改革圆满落定。
就在国有保险剑指海外之时，一些中小保险公司却在为A股上市折腾不已。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保险公司因为偿付能力不足而希望上市，但是因为偿付能力不足去上市，其实不符合上市的本义。彼时，新华、泰康、太平洋、天安、华泰、大众和平安集团等七家股份制保险公司，皆曰完成了上市辅导，距离上市只差一步。不过，对于多数公司而言，这微小的一步，却成为永远的距离。仿佛行星一样，距离太阳最近之后，滑过便是渐行渐远，要等待下一个周期，有的甚至成为再也不能回归的彗星。
这一年，平安将汇丰请进了家门，华泰通过股权受让的方式与美国ACE集团联姻。全国性股份制保险公司除太平洋之外，已均有外资参股。
拜旗舰、外援、劲旅，三大势力的全力打拼，2002年前三季度，中国保费收入达到2000亿元，继续保持着30％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寿险的增长似乎看不到尽头。
不过，这一年亦有“不和谐的音符”。
3、4月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向媒体公开质疑航空人身意外保险（下称“航意险”）存在700％暴利。
茅于轼先生先算了一笔账：现在我国每年乘飞机的旅客数大约有8000万人，假定每人都买保险，每张保单20元，8000万人的销售收入就有16亿元。而这两年民航的安全记录非常好，假定一年下来有100人死亡，每人赔20万，100人共赔2000万，即使再加上其他零星的索赔2000万，加起来一共4000万，再把销售成本算上，假定每张保单是2元，成本就是1。6亿，总成本加起来一共是2亿。16亿元的销售收入，2亿元的成本，14亿元的利润，也就是说，我国目前航空意外险的利润能达到700％左右。
面对质疑，保监会的人士给出另外一个账单。航意险算上保单费、公司管理费、代理人手续费和机场摊位费能占到收入的30％，再加上20％的法定再保险，6。5％的营业税，1％的保障基金，5％的巨灾再保险及溢额再保险和30％的各种准备金，利润在10％左右，比其他意外险高，但并非暴利。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种算账的方法将在2007年质疑交强险暴利时候再度交锋。
实际上，对于多数的保险公司，由于恶性竞争，航意险最大的意义仅在于在机场设立了一个“活”广告，而非保费收入，因为多数的保费实际上进入了机票的代理商腰包，或者成为机场的场地租金。不过，保险公司内部少数投机者，的确利用第一种算法，通过手工的假保单，自开保险公司，而大发横财。
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超过20年之后，保险依然不能摆脱“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的困境。
或许是因为茅于轼先生名气太大，暴利论之后的航意险不得不变相降价——虽然20元保费不变，但保险金额则由20万元上升为40万元。同时，由于其他替代产品的兴起，航意险日渐式微。
这一年10月，一位“关键先生”——湖北人吴定富回归保监会，担任主席。此前的1998年11月至2000年1月，吴定富曾经担任保监会第一副主席。回归后的吴开启了中国保险行业监管和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友邦：拐点与萧墙之祸
2002年6月7日，北京友邦开业，友邦的中国布局再下一城。
颇为意外的是，谢仕荣罕见地将上海主要班子成员（徐正广、刘明亮、谢树锦和刘也等）都邀请到北京，商谈上海的事情。此期间，徐提前退休一事被悄然议定。
后来的事情，媒体们都知道了。
6月30日，原计划2003年12月退休的徐正广，“突然”给友邦上海全体同仁发了一封邮件，“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我将于7月1日离开友邦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的职位，提前退休返回台北。”
其“身体健康的原因”，实为万般无奈之借口。
离开上海友邦之后，“身体良好”的徐正广曾经奔走两岸，辗转多家公司担任顾问，例如中意人寿特别顾问等，甚至还一度受中保康联董事长何静芝之邀，拟重返上海滩。
不得不说说上海友邦的拓荒者徐正广。
耕耘10年之后，徐正广已经成为上海寿险业界最资深的人物之一。而市场不知的是，徐并非学保险出身。身为台湾桃园客家人的徐正广，从医药学院毕业后，熬不过悬壶问世的清贫，转投收入高一倍的寿险，进入南山保险公司（即友邦在台湾的分公司）当了一名寿险代理人。
“那时真是什么都不懂，就这么傻傻笨笨地改行做保险，又傻傻笨笨地接受培训、推销保险。”徐正广颇为自嘲。
10余年之后，已经成为南山人寿业务副总的徐，“傻傻笨笨”地到了上海，开始其在内地的事业。上海，乃至中国的寿险代理人制度由此发轫。
友邦进入上海之时，内地市场尚无真正的寿险管理人才，主要管理层均来自海外，尤其以台湾市场为盛。除了徐正广，当时上海友邦先后从台湾南山人寿调动了几位主管级的人物，包括刘明亮（Michael Liu，字贤达，后任友邦中国北区副总裁）、吴信玉（1996年从南山人寿来到友邦上海分公司，担任培训部和市场部高级经理）等。
刘明亮回忆：“当年在台湾南山人寿，我们共有七个兄弟，徐总是老大，我们七兄弟曾经是最让南山人羡慕的小团体。”
10年之后，当年的“小兄弟”各奔东西。
2002年7月1日，为友邦上海分公司打拼了整整10年的徐正广将“权杖”交到了来自AIA香港总部的陈润权手中。
先徐正广一个月，刘明亮提前退休。更早之前，1998年1月1日，吴信玉离开友邦出任太平洋安泰副总经理。吴信玉离开（友邦上海）的理由“其中之一是他在友邦当时的待遇居然比部属香港人还要低，这是他不能谅解的”。
吴的离开，曾经让刘明亮不能释怀，“当年为了吴信玉跳去（太平洋）安泰，我跟他4年没有见面”。但是，等到刘明亮退休之时，吴信玉却打电话给刘：“胖子，我是信玉，4年不见面了，你不要挂我电话。”（1）
兄弟之情不言而喻。
离开友邦之后，徐正广和刘明亮曾商量做一个代理公司，最终无疾而终。2006年，61岁的徐正广二度出山，出任“老东家”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