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连保监会也没预料到，中国再保险市场的开放会“被迫”来得更快、更猛烈。2001年9月12日，中国加入WTO的申请获得通过。中再独享法定分保蛋糕的“特权”失去了存在的基础，2002年通过的《保险法》修正案，为这一变化加上了钢印。
市场开放的洪流不可阻挡。甚至连冯晓增本人也在2005年6月“下海从商”，从保监会副主席转任香港的中保集团董事长，从监管者变成被监管者。
对于中再而言，失去法定保险就像昔日中国企业改革打破“铁饭碗”，其彷徨和无助可以想象。
其实，中再的困境不限于业务。2000年4月，中再的注册资本为30亿元，但是，“实收资本没有全部到位”。至2001年，实收资本只有13亿元，资本公积为3。15亿元。
一半以上的资本成为空账，中再其实是一个资本发育不良的早熟孩子。缺少资本，中再就无法提高承保能力，扩大业务的规模。同时就短期而言，期望财政不断补充资本金亦是空中楼阁。
引入资本迫在眉睫。
2000年，中再曾经提出过一个有趣而大胆的设想——把“客户”变成股东，用股权锁定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现在回首，这个设想似乎有点天真。因为公司有大有小，有国有也有民营，各自的诉求并不相同，用类似行政的手段去解决一个商业问题，难逃以偏概全的困境。
事实的进程也表明，这一设想无疾而终。但是，该设想并非完全被抛弃，最后的股改中，中再的确引入非金融的民营资本。
2000年8月7日，中再出炉了第一套方案。该方案和之前的设想类似，包括财政持有的国家股、国内各家保险公司参与的法人股、向社会公众和非保险企业发行的公众股。第一套方案独特之处在于，拟在公众股中划出10％由中再公司的职工认购，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特色的内部职工股。实际上，不管职工股，还是管理层持股，因为涉及敏感的国有资产问题，在中国的金融改革中常常不能公开实施，即使实施之后，也可能为将来埋下地雷，甚至成为私分国有资产的罪状。
这也成为中国金融产权改革的一个敏感的雷区。显然，第一套方案的“饼”因为诱人而吃不到。
2001年4月24日，中再提出第二套方案。
首先是对中国再保险公司现有的资产、业务、机构、人员进行剥离重组，改组中国再保险公司为“控股公司”，同时，控股公司与其他保险公司和非保险企业共同发起设立中国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改制之后，股份公司实现国内上市，发行公众股。
第二套方案中，内部职工股不再提及。
虽然第二套没有进一步的音信，但是巧合的是，它却和人保最终的改制方案类似，因此，很难说是这一方案产生了影响，还是互相影响。此为一个意外的插曲。
一年之后，中再设计了第三套方案。内容大致为，中国再保险公司组建为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以投资人和主发起人的身份控股设立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信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安”后更名为“大地”），后者为财产险（直接）公司，同时全资拥有中国保险报社、控股华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参股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
该方案和随后国务院批准的方案相去不远，成为中再“一拖六”模式的雏形，也是中再所谓“二次创业”的起点。
2003年农历羊年春节前夕（据称是农历壬午年腊月廿八日），1月31日，国务院批准中再股份制改革方案。
戴凤举形容，“我们面临的形势就像1949年初解放军即将进城一样”。“进城”前的10天，1月21日，听闻风声的中国再保险公司成立股改领导小组，由赵凤祥、姚和真、刘金屏、沈喜忠、张泓、周德英、蒋明、蒋志喜、冯宏娟等9人组成，其中赵凤祥任组长，姚和真任副组长。此外，刘金屏任中国信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建组组长，蒋明、和春雷任副组长。
这些人士成为决定中再走向的“关键先生”，其中数位人士先后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等。他们的命运沉浮成为观察中再的一个窗口。
第三套方案的亮点是大地保险，中再以此挺进直接保险市场。该公司成为中再旗下最为鲜活的部分之一，其总裁蒋明原为中国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被称为“人保改良模式”的大地保险，吸引了大批原人保管理者的加盟。其低成本快速扩张的模式（例如每家分公司的筹建时间限定为两个月，筹建小组控制在4～5人内，筹建一家分公司的投入不超过200万元等），使得大地保险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100亿元的规模。
数据显示，2007年大地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突破100亿元，达到100。7亿元，同比增长58。3％，稳居市场第5位。大地保险成立4年，实现4级跳，保费收入从15亿元、38亿元、63亿元跃升至100亿元；保单年度精算终极赔付率从2004年的69％下降到2007年的60％。大地保险号称打破了产险公司“一年发家，两年发财，三年亏损”的“中国式怪圈”。
但是，快速扩张的恶果（所谓“低成本”不过是虚像，抵不过保费规模的快速增加）最终显现，由于迟迟得不到资本金补充，2008年，大地保险的偿付能力被曝光出现不足。
尽管模式上的小修补，可以延缓这一过程，但是无法改变根本的命运。粗放式的经营，还是不能避免对于稀缺资本的过多消耗。
其实，大地保险并不是中再系统中最早暴露的短板。
因为投资违规，第一家暴露于媒体狂轰滥炸之下的“中再系”公司是中再人寿。2003年2月，中国再保险公司工作会议上，戴凤举称：“股改后集团肩负四大重任。”其中之一便是“管理好资本金，进行《保险法》规定的投资”。
不过，仅仅一年之后，中再人寿就暴露出资本金委托投资，深陷汉唐证券不能自拔的问题。这是制度设计者们没有想到的。
2003年12月22日，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其中财政部出资39亿元）成立。同一天，旗下中再财险和中再人寿挂牌。
图9…1 资本金/分保能力不足有望放缓二线公司扩张步伐
中再人寿有一个中西合璧的股东结构，7家股东中，除了中再（集团）公司（持股45。1％），还有国际金融公司即IFC（持股7。5％），日本的东亚再保险株式会社（持股10％），新加坡的新政泰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7。4％），国内的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10％），以及两家民营企业——天津泰心北信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和上海宜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0％）。
中再人寿董事长姚和真曾评价自己的股东：“IFC是对公司治理结构要求最严的，因此，谈判进行的时间最长，也艰难。”“民营企业对再保险的了解不是太专业，但他们对政策、机会的领悟非常到位，认为能介入国有金融大企业的体制改造，是一种难得的机遇。”
话音未远，2004年，中再人寿曝6亿元（后追回1亿多）左右的委托理财款身陷即将崩盘的汉唐证券，而其时其资本金不过8亿元。
面对改制后高速增长的业务规模，中再自身的资本瓶颈越来越紧。
2004年，中国再保险集团及下属再保、直保子公司共实现保费收入205。95亿元，其注册资本金与自留保费比已经达到1∶5。而外国的再保险公司，如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权益性资产，2004年分别为114亿美元和94。 7亿美元，他们的当年保费收入分别是131。7亿美元和119亿美元，自留保费占资本金的比例也远远低于我国规定的1∶4。（5）
破解这一难题，还须强人，并由这位强者把中国再带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台阶——亚洲最大再保险公司。不过，时至2003年，被戴凤举称为“后生可畏”的此公尚身处中再体系之外，于宦海浮游。
链接：富豪张荣坤的保险黄粱梦
中再人寿的股东中，最为低调、同时也最受关注的便是来之上海的民营企业——福禧投资。其“老板”张荣坤，纵横上海政商两道，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公开的资料显示，200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张荣坤以49亿元财产总值名列第16名。
崛起时生猛，败落亦生猛。张荣坤成为又一位涉猎中国保险业，最终铩羽而归的富豪。
2003和2005年，张荣坤先后染指中国人寿再保险公司、中国财产再保险公司和中再资产管理公司。福禧投资先后在保险业砸下近4亿元，持有中国财产再保险11。03％的股权、中国人寿再保险10％的股权、中再资产管理9。9％的股权、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15％的股权。
而张荣坤本人也曾担任中再人寿和中国保险报的副董事长职位。介入中再，福禧投资达到了一个顶峰。
耐人寻味的是，一位上海的富豪何以有通天的本领，获得北京一家金融企业，中国唯一一家以再保险为核心业务的保险公司的股权，尚是一个谜。
未曾料想，上海第一民营企业后来骤然崩塌，其单最后还是由中再来买。2007年07月，保监会公告，福禧投资分别持有的中国财产再保险、中国人寿再保险、中再资产管理公司的1。6亿股、8000万股、1980万股，转让给中再集团。
一次漂亮的恋爱，却不是一次幸福的婚姻。
人保股改：先嫁靓女
人保的改革，打破了国有保险公司多年积蓄的坛坛罐罐。这之前，人保已经经历两次大的改制。
1996年，分业大势，人保一分为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组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下设人保财险、人保寿险和人保再保险等3家全资的子公司。
“机构体制改革引发了许多善后工作，机构分设、人员分流、财务划转已基本到位。绝大多同志认为，这次人员分流和财务划转基本做到了客观、公平、合理。当然不可能做到彻底的公平，如茶壶和茶碗分开，但茶杯和杯盖就不可能再分开了。”时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总经理马永伟形象地比喻。
1998年，人保集团再度分拆。集团公司撤销，旗下3家公司分别独立门户，成为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和中国再保险3家单独的公司。
2000年8月，原保监会副主席唐运祥走马上任。这一年9月，中国人保将股份制改造列入日程表。这家上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公司，下至4000多个乡镇代办处超级国有公司，其改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人保的重组改制棋分三步：第一步全面重组，第二步整体改制，最终设立股份公司，第三步海外上市。
2002年，中国人保对全系统4500多个分支机构进行了全面“盘点”，清理家底。2002年12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人保的股改方案——设立人保控股、人保财险和人保资产。
这样的腾挪既便于不良资产的处置，又实现了主业和辅业的分离。
1996年原人保分家之时，来自海外的不良保单已经剥离给了中再；而本次改制，则是要解决剩下的部分，例如乱投资时代遗留的大量“三产”，乃至坏账等。
股改开始之后，新人保金蝉脱壳，所有的坏账均被剥离。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将经营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非保险资产，并代表国家持有中国人民财险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股权。人保控股公司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单列市）设立办事处或工作处，其中如广东省将设立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广东省办事处和深圳办事处，负责省内与保险业务无关资产。
而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保险直接相关的资产将划入人保财险，并且由其承担海外上市的重任。将优质资产剥离出来上市，国内A股市场初期最常见的操作手法，同样用于海外市场，并且屡试不爽。
人保资产将负责托管运营人保财险的资金运作，以及政策允许时受托管理其他社会资金，成为人保布局混业经营的重要棋子。
2003年7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这个已经使用了54年的保险品牌将被“中国人保控股公司”所代替。同一天，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全资发起设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这家开国大典20天后问世的新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形式上翻开新的一页。重组之后，人保控股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155亿元人民币，股份公司为80亿元人民币，总资产600亿元人民币，人保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金仅为1亿元人民币。
改制之后，掌门人唐运祥豪言，在未来10～15年内，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将发展成为综合性多元化的国际金融集团。此时，谁也没有料到，“控股”这种貌似先进的架构会被扬弃，2007年年中，人保控股复名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6）
公司改制的同时，人事布局同期完成。
原人保总经理唐运祥，改任人保控股公司总经理兼人保股份公司、人保资产公司董事长；原人保副总经理王毅，任人保股份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原人保资金运营部总经理张鸿翼，担任人保资产公司常务副总裁，主持日常工作。
作为新人保的开山元老，3人的际遇各有不同。唐完成人保财险海外上市之后，于2007年退休。
2008年4月，因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爆发风险，王毅“突然”空降至该公司，担任党委书记、总经理，以一种完全没有预料的方式离开人保。而原中国信保党委书记、总经理唐若昕被免职，成为保险行业少数被罢官的高管之一。
张鸿翼则是3人中最早黯然离开。接任者为原泰康人寿副总裁任道德。任道德是泰康人寿保险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在泰康人寿一直分管投资、财务等要害部门，功勋卓著。
2003年11月6日，中国人保财产正式在港挂牌，募集资金54亿港元。人保上市成为当时全球最大IPO，人保改革看似完美收官。
但是，这次改革留下了后遗症。
2008年初，人保回归A股之说甚嚣尘上。其中关键的争议就在于究竟是集团整体上市，还是旗下子公司人保财险单独回归A股。
表面上，这是人保在短期和长期利益、局部和整体利益之间的权衡，实质是公司战略决策的选择，而平安集团上市，整体分配战略资源的模式已经成为行业共识，让无数董事长们心动不已。
同时超常规发展的人保寿险，其需要的资本金越来越多，尽管向财险和资产管理公司摊派，但是集团公司已经捉襟见肘。例如，2007年6月，人保寿险完成增资改制。人保集团、人保财险和人保资产分别为人保寿险注入资金9。69亿元、8。12亿元和2900万元，人保寿险从一个区域性外资寿险公司变身为全国性寿险公司。至2007年底，人保寿险的省级分公司从最初的4个迅速增加至29个。
人保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2007年人保寿险实现保费收入44亿元，是2006年的五倍，人身险保费在人保集团总保费的占比首次突破10％。2008年实现过百亿的保费收入是基本目标。百亿保费要求更多的资本注入以维持偿付能力，显然，集团的奶水已经无力喂养快速长大的寿险公司。
从另外一个角度，今日之困境其实是为当初优质资产轻装上市的政策买单。不仅如此，上市之初，风光的人保或许没有预计到，伴随车险费率市场化的展开，以及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