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学校从20世纪80年代初即建立了友好关系，学校曾有一位叫列波曼的学生因为到中国学习，非常喜欢中国，留下不回来了，后来考入了耶鲁大学，又到哈佛读了法学院的博士，现在哥伦比亚大学讲中国法律课程，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中国法律问题专家。
说起牛顿北高中的概况，詹妮弗校长说，学校有9～12年级，一般是14～18岁的孩子，共有2200名学生，是一所综合高中。除了学术课程以外，学校还为学生开设了技术课程，如计算机、汽车、木工、电子等。学生来自近50个国家，选修汉语的也有100多人，学校还与十几个国家有合作交流项目，90％以上的学生将进入大学学习。
当我问校长，在美国，办好一所学校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时，詹妮弗非常明确而坚定地脱口而出：教师是最为重要的，有了好教师，学生就喜欢上课，也能够学到东西。但要找到好教师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在学校工作的各个细节上，都要把教师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走出校长办公室，梅巧女士首先带我来到历史系办公室。办公室分内外两部分，里面一间是系主任的办公室，外面一个大厅一样的房间则是全校所有历史教师办公的地方。办公室四周摆满了书架，中间是老师们的办公桌，还有一个老师们开会的地方。系主任告诉我，这种办公方式是从中国学来的，这样不仅每位教师都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空间，而且，还可以随时围在一起开会，研究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
教师是学校的生命（2）
应梅巧女士的要求，系主任重点向我介绍了学校选用教材的情况。在美国，每所学校都有独立选择教材的权力，这个权力并不在校长，而在学科的教师们。出版商每年都会把相关的教材寄送到学校，然后，各位教师通过阅读、对比，选出自己喜欢的高质量的教材，最后，通过投票决定选用某一种教材。当然，系主任在其中还是能发挥很大影响的，因为他往往就是这一学科的权威。
一边说，系主任一边向我介绍着每一种教材的优劣。他耸耸肩膀，很风趣地说，其实，选什么教材已经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天天跟这些东西打交道，心里已经十分清楚；倒是如何教好我们的孩子，到现在我也搞不明白。
告别了历史系主任，我们打算去语言教研室。很凑巧，当我们来到语言教研室的时候，正是午饭时间，两间办公室里坐满了教师。原来，他们是在利用午餐时间面试两位前来应聘的新教师。美国人太讲究实际了，边吃饭边面试新教师，既使面试显得轻松自然，又节约了教师们的时间。
当然，学校对在职教师也有评估，一般是两年一次。新教师在一开始工作的第一年里，学校要对他进行四次考核，如果合格的话，就可以取得终身聘用资格。这个考核小组由校长、校长助理和一名老教师组成。考核的指标体系共有五项内容：一是交流能力与技巧；二是课程准备情况，也就是备课；三是自我提高也就是继续教育的情况；四是课堂气氛；五是考试或考核的成绩。考核的形式比较简单，就是考核小组到课堂观察学生的情况。如果这个教师不合格，这个小组有权力通知他们的“老板”——市教育局，不要和这位教师继续签订聘用合同。
我明白了，校长所谓“教师是学校的生命”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深入到了学校的“骨髓”。只有教师在学校里真正有了地位，从选用教材到聘用新教师都有实质性的参与，他们才可能真正成为学校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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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就在我们身边（1）
当我和梅巧女士来到牛顿北高中时，她曾带我到了一个看上去像是教导处的地方，这里可以找到学校全部课程开设和管理方面的资料。办公室的一位女士给我拿出了几大本档案夹，抽出其中一些材料，向我介绍情况。使我感到好奇的是，学校把一切都当成教育资源的意识。
“学校办公室活动”是要学生在学校办公室里服务的课程，既是给学生和员工提供的辅助性服务活动，也是一门课程。在这里可以修习一个学期，每周4个学时，成绩合格，可以获得个学分。而“大哥哥、大姐姐”也是一门课程的名称，这是一个一年的学习项目，只有12年级的学生可以选修，合格者可以获得5个学分。参加者有机会为其他需要帮助的低年级学生当一年大哥哥、大姐姐，为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一门“同伴指导课程”。因为，每年都有100多名学生转入牛顿北高中学习，如何帮助转学的学生尽快适应生活，如果单纯地依靠校方和老师，这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但聪明的牛顿北高中把它演变为一门课程，让接受帮助的新生和选修课程的同学都从中受益。10～12年级的学生皆可选择，每周只用半天时间，选修者可以获得1个学分。
可能是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梅巧女士又把我带到了处在教学楼一层的学校印刷厂。足有三间教室大的印刷车间里一片忙碌，没有一个人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停止手头的工作。梅巧女士介绍说，工厂的业务全部由学生经营管理，从总经理到普通工人，从市场营销到财务管理，里里外外全是学生当家，赢亏也完全由学生负责。看来，美国中学里的课程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实习、实训，而是让孩子们真枪实弹地进入“实战”了。
从印刷厂出来，我们又来到了学校出口处的幼儿园。当我们走进活动室的时候，孩子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唱歌。整个幼儿园里总共只有15个孩子，每人都有一张很大的照片挂在墙上。见我疑惑不解的样子，梅巧女士说，这些孩子都是学校教师或者市政公务人员的子女，送到这里来，是为学校幼儿教育专业的学生提供实习服务的。学校总共有两门与幼儿园有关的课程，一门叫做“儿童成长和家庭”，9～11年级的学生可以选修。在这门课上，同学们将对婴儿、幼儿、学龄前儿童的智力、情绪、社会和物质发展进行研究。他们将学习到孩子成长过程中玩耍、自制能力、逻辑能力和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整个课程的一半时间都是在这个幼儿园里通过实际保育工作而获得学分。我发现，幼儿园只有一位专职教师，而其他全是选课的学生，教材就是一本《成长中的儿童》。还有一门课程叫做“儿童成长实验课”，供10～12年级的学生选择，每周有2个课时。这门课要求学生获得10个学分，教材是《发展中的孩子》。同学们在这门课程里，将通过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历史和社会学的帮助，留意孩子们的成长并重点讨论孩子们一个月的成长过程，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学前儿童的体质、情绪、智力和精神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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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就在我们身边（2）
很有意思，既为学校的老师们解决了子女的教育问题，又同时为学生们设置了课程，可谓一举两得。
中午，梅巧女士在学生经营的一个教师餐厅里招待了我。本周的菜谱是意大利饭，每人两个意式肉丸、两块通心粉、一碟水果沙拉，每份⒋95美元。校长告诉我，这个餐厅全是学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他们负责全校教师的用餐。一个孩子如果选择这个课程，在9年级每周就有4节课在这里上，到10年级以上，每周就可以上12节。当然，在9年级也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选择。
一边吃饭，一边感叹美国人的聪明和精到。校长与我谈到的一个观点，又回响在我的耳边：我们学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学生可以去的地方；学校的任何资源都应该与学生有关，因为，学校是为了学生而设立的。
纳税人的钱该花在哪里？
眼下，经常从社会上一些人那里听到一些颇有点不满的声音：政府的钱一大半让教育花了；在财政供养的人员中，教师就占了一半。
这话本身并没有问题，从基层的财政状况看，确实如此。问题就在于，说这话的人，他们的话里明显包含着另一层含义：似乎这些钱不该花，花得冤枉。
还是看一看牛顿市的情况吧。牛顿市作为一个学区，在全美居第九位，属较大的学区之一。学区内有10万居民，共有21所学校：15所小学，4所初中，2所高中，11000名学生，1000名教师。如果算一下师生比的话，恰好是1︰11，与我们编制部门规定的农村1︰23，城市1︰19的师生比相比，相差很大。
牛顿市的教师年平均工资为5万美元，校长平均10万美元。教师的课时很多，高中每班每科4节，但要上5个班的课，所以每周一般有20节课。当然，他们的班额很小，因为学生有许多选修课。
教育局有6个内设机构，120名公务人员，由6名局长助理负责，分别是商务财政与规划、人力资源、基本建设、课程与教学、校长管理（原为两机构：小学校长管理与中学校长管理，后因裁员合并）、食堂与特教。其中，人员最多的当数课程与教学部门，一间大厅一样的办公室里，有近30个人办公。细问他们的职能，原来与我们的教研室很有些相似。
仅教育局就有120人，这样看来，美国的机构也够臃肿的。但再仔细考察，才发现，政府部门除了教育局和警察局，几乎就没有什么公务人员了，用陪同我考察的张先生的话说，美国人的臃肿只是臃肿在该臃肿的地方了。
一个学区的财力状况一旦丰厚，他们立即就会想办法增加学校的支出。在美国，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到西雅图的时候，当地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们，正在商量给每个学校新增一名护士，因为，他们今年的税收有所增长；在洛杉矶的一个学区，他们为初中二年级每个班级新配了一名数学辅助教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年龄的孩子学习数学会面临很大的困难，而一旦财力好转，就应该“把钱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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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就在我们身边（3）
对校长和教育局长的聘任，则更是被居民所看重的。在牛顿市，无论遇到哪位市民，他们都会向你谈到他们的教育局长杨杰夫。这是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在美国东海岸很有影响的教育行政官员。市民很自豪的是，因为他的到来，本地区的房产大大增值，已经成为大波士顿地区最有人气的社区了。杨杰夫局长年薪为15万美元，比牛顿市市长的年薪还高出3万。在市民眼里，市长不过是管理治安和消防，而教育局长才关乎他们的未来，即使没有孩子，也关乎他们房产的价值。
西雅图的一位华人联合会召集人告诉我，美国纳税人之所以愿意把钱交给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孩子是他们最为重要的理由。他还告诉我，他所在的社区近年税收情况不好，学校一些学科没有了辅助教师，为此，家长委员会正在发起倡议，要社区的居民为学校捐款，每人300美元，用以解决聘用数学辅助教师的薪金。
附录：美国教育局长的标准
美国学校管理者协会与全国学校董事会于1980年首次联合召开会议，尔后又相继于1992年和1994年召开会议，共同制定了有关教育局长的角色和责任的指导方针。
为了进一步解释教育局长是一种职业，美国学校管理者协会标准委员会确定了一系列的职业标准（AASA，1993）。委员会说：“所有教育局长都应该符合8条职业标准。”教育局长的职业标准可以归结如下：
标准1：领导与社区文化。这一标准强调执行领导才能、洞察力、塑造学校文化与氛围、授予他人权力以及对多元文化与种族的理解。
标准2：政策与管理。这一标准以与董事会共同工作程序的确定，社区政策、标准与规章制度的制定，以及美国民主社会公立学校管理的描述为核心。
标准3：交际与社区关系。这一标准强调向社区和媒体清楚且有效地解释地方区域的构想与意图的能力；还强调对社区反馈做出的反应以及达成一致意见以强化社区的支持等。
标准4：组织管理。这一标准要求搜集、分析和使用有关政策信息的能力，发现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设计解决问题方法的能力。它还强调有质量的管理以满足内外消费者的期望以及资源的配置。
标准5：课程规划与开发。这一标准检验的是教育局长为提高教学而进行课程战略计划设计的能力，运用认知发展理论的能力，使用有效可靠的性能指标的能力等。
标准6：教学管理。这一标准衡量的是对有关学习与教学策略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以及让学生成绩最优化而整合资源的能力。它还关注将研究发现与最有效的经验运用于课程的能力等。
标准7：人力资源管理。这一标准评价的是有关确定教职员工评价与评定的能力，以及建立监督提高工作效率体系的能力。它还要求解释和应用有关人事筛选、发展、留任与解聘等合法要求的能力。
标准8：领导的价值观与伦理观。这一标准强调的是理解并塑造拥有适当的价值体系、伦理观和品行端正的领导。它还要求教育局长具有对多元文化和种族的理解，并要求他们与社会机构和人力服务部门进行合作，以帮助每个学生成长和发展为一个有责任、有知识的公民。
等一等自己的灵魂（1）
2005年5月15日 星期日
美国土著人有个习惯，每逢外出旅行，走两天，就要停下来休整一段时间。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走得太急了，怕自己的灵魂跟不上来，所以要“等一等自己的灵魂”。
其实，尽管我们不敢说自己走得太快，但也的确需要学一学美国的土著人，“等一等自己的灵魂”。
访学的最后一天，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静静地想着30多天里亲身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访学的五个星期里，我不时地把自己带到这些看上去像是哲学家才去思考的很原始的问题圈子里。我尽可能地躲开一些世俗的应酬和干扰，让自己的思绪不断地在患得患失和无所顾忌中穿行。仔细想来，我不过是应了美国土著人的那个习惯，也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罢了。
1995年，我在高密一中做校长期间，曾经与老师和同学们一同酝酿了一个“为40岁做准备”的校训。尽管那时自己已经36岁，但却总有一种尚未长大的感觉，似乎万米赛跑刚起步，从未想过终点是什么样子。时过境迁，10年岁月如雾如雨又如风，起跑的发令枪声早已成为记忆中的钝响，终于，我也开始想象终点的模样了。
人生都有的终点并不是人们想要的，如果有谁希望把一生仅仅用来换取一个人生的终点，那样的人生肯定是空洞而凄凉的。人生的价值注定是一个过程。
于是，我开始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重新思考自己眼前的付出和未来的收获。我开始重新定义幸福，着手重新规划人生。如何把人生的过程变得更加多彩，让自己的经历更加丰硕，成为我人生规划的目标。
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虽然我还不能完全想明白，但毕竟，我已经开始了思考的长征。
人生的最高追求就是幸福。有人说，幸福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养活了自己。如果你一生都在做着自己并不喜欢的事情，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又为的是什么？很显然，如果这个推理成立的话，幸福生活的要素就离不开自由，一个看上去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