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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我爹和我叔从外村外庄走回来。他们到离公路更远的偏远庄里去采血，蹬了三轮车，收来的血都瓶瓶袋袋装在车子上。农忙了。农忙了人都忙在田里边，顾不上到血站去卖血，可我爹依着合约每天还要交给收血车里许多血。
这就不得不到人家庄里去收了。
不得不到田头唤着去收了。
我爹、我叔回来时，看见李三仁在田头翻着地，我叔就把三轮车停在田头上，大声地唤：
“喂——你卖吗？”
李三仁抬头瞟一眼我叔不说话，又翻他的地。
我叔吼：
“喂——你到底卖不卖？”
李三仁就猛地甩了一句话：
“你们丁家不怕丁庄卖死呀。”
那时我叔刚过十八岁，他轻声骂一句：“日你祖奶奶，把钱送到你家田头你都不肯接”。然后就站在田头上，等着我爹来。后边跟来的我爹他就望着李三仁，也在田头站一会，朝着李家的田地中央走过去。踩着暄虚的地，爹像踩在一地的棉花上，每一脚下去都有一股沙土的热甜升上来。到了李三仁面前时，我爹没有叫他“喂”，他叫了一声“老村长”，李三仁举起的镢头便在半空僵一下，痴痴地望着爹的脸。
已经有将近二年没人叫他村长了。
我爹叫：“老村长――”
李三仁不说话。把举着的镢头放下了。
“老村长，前几天我到县上开了一个卖血经验交流会，”我爹说，“县长和局长都批评咱们丁庄卖血少，批评庄里没有干部领导这桩儿事，县长和局长都要让我当村长。”
说到这，我爹顿住话，瞅着李三仁的脸。
李三仁也瞅着爹的脸。
“我当然不能当，”我爹说：“我对县长和管咱们庄脱贫致富的教育局长说，丁庄除了老村长，没有人能当了这村长。”
李三仁就盯着爹的脸。
“别看我们丁家你们李家不一姓”，我爹说：“可我丁辉最明白，这辈子一心为丁庄办事的人只有你一个。”
“这辈子，”我爹说，“你不当村长就没人敢当这村长了。”
“这辈子，”我爹问：“你不当村长还有谁敢当？”
说完这些话，爹就从李家的田里出来了。新翻的沙土地里，有蚂蚱、旱娃在那地里蹦，落到爹的脚面上，有股荫凉一下就从脚上传遍了他全身。爹抬一下脚，把那旱蛙踢开去，一步一步地在那田里走。走出来，就听到了李三仁在他后边的唤。
“丁辉啊——来，豁上去叔再卖这一次血。”
我爹说：“叔，你脸上有些黄，要不你再过几天卖？”
他就说：“我都经了几十年的事，还怕流这点儿血。”
他就说：“他妈的，只要对咱国家好，我还怕流这一点儿血。”
就在李家的田头上，李三仁躺在一棵槐树下，头枕在他的镢头把儿上，我爹把血浆袋挂在槐树的树枝上。我叔给他扎了针，他的血便从那筷子粗细的塑料管里流进了血袋里。
那血袋，表面是５００ＣＣ一斤装的袋，实际上，它装满是６００ＣＣ一斤二两重。要是边抽边拍着那袋子，它就能装到７００ＣＣ一斤四两重。
抽着血，我爹拍着那袋子，说不拍血就凝固了。就边拍边和李三仁一句一句说着话。
我爹说：“庄里除了你，真的没人能当这村长。”
他就说：“干烦了。我干了一辈子。”
我爹说：“你还不到五十岁，正是好年龄。”
他就说：“我要东山再起了，丁辉你一定要出来给我当帮手。”
我爹说：“我已经向县长、局长表了态，你不出山挂着帅，打死我都不当这庄干部。”
他就问：“抽了多少啦？”
我叔说：“别着急，再有一会就满了。”
就把那血袋抽满了。
鼓鼓胀胀的满，像一个热水袋里灌满了水，一动一摇晃。在那灰漫漫的田野上，散发着甜浓浓的血腥气，像刚下树的嫩枣煮在水里的味。从李三仁的胳膊弯里拨了针，把那血袋收起来，我爹给他一百块钱的血浆钱，李三仁接了那钱说：“还找吗？”
我爹说：“现在血浆降价了，一袋是八十块钱了。”
他就说：“那我再找你二十块。”
我爹又忙拉着他的手，“老村长，三仁叔，你找钱就是打我的脸，别说十块二十块，就是五十块钱我也不能让你找。”他就不好意思地收了钱。我爹、我叔要走时，看见他的脸成了苍白色，汗在那脸上一粒一粒滚，像雨帘挂在一张蜡脸上，想站起来回到他家田里去，可却走了三几步，晃了一下身，就忙扶着镢头蹲下了。
唤着说：“丁辉呀――我头晕得很，这天这地都在我眼前转圈儿”
我爹说：“不让你卖你偏要卖。我提着你腿倒倒血？”
他就说：“倒倒吧。”
也就躺在田头上，我爹、我叔一人提了一只他的腿，脚在上，头向下，让他的血从腿上、身上朝着头上流。为了让他头上血足些，我爹我叔还慢慢提着他的双腿抖了抖，像提着洗了的裤子腿，抖着让水从裤腿朝着裤腰上流。
抖完了，把他的双腿放下来：“好些吗？”
李三仁就从地里慢慢站起来，走了两步路，回头笑着说：“好多了。我经了半辈子的事，还怕流这一点儿血。”
我爹我叔蹬着三轮就走了。
李三仁便柱着镢头又回田里干活了。他走路一摇一晃着，爹和我叔都以为他会突然倒在田里边，可他没有倒下来，到了田中央，他还回过身子唤：
“丁辉啊，有一天我东山再起当村长，你一定要出来当个副村长。”
我爹、我叔就扭头看看他，笑着回到了丁庄里。在庄头，在庄街上有日光的日头地，在庄里避风朝阳的街口上，就看见那些卖过血总爱头晕的人，都躺在庄里的斜坡上，头朝下，脚朝上，让血倒着流。或在自家院里摘下门板架个床，一头是高凳，一头是低凳，让门板倒斜着，人就倒躺着。还有年轻人，没事了靠在墙边“倒栽葱”，头下脚上“灌头血”。爹和叔就知道他们去外村外庄收血了，却有人来丁庄收了血，两个人就在街上愣了愣。我爹没说话，叔却连骂两句说：
“日他奶奶呀！”
“日他祖奶奶！”
不知道他是在骂谁。
那时候，李三仁不到五十岁也开始卖血了。一卖就卖得不可收拾了。有开头不见结尾了。
这时候，他不到六十就有热病了。热病一来就比别人的重。重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也算有个结尾了。结尾是他等了多年还想当村长，可这多年庄里没干部，乡里也没谁来任命哪个当村长。
李三仁已经苍老了。
不到六十就像了七十岁。
再过几个月，也许他就要下世了。
他已经病得不轻了，走路脚上像系了两块大石头。媳妇说：“李三仁，人家有病都去了学校享福去，你还在家让我天天侍候你。”他就来学校和热病病人一块过着了。一块儿过，他却每天不说话，每天一个人在学校慢慢地走，慢慢地看。慢慢地爬到他架在墙角的床上睡，像每天都在等着下世样。可是这一天，日光亮得晃人眼。丁庄到处都开满了花，铺天盖地的鲜花飘着铺天盖地的香。人们在那花海里刨着和挖着，挑着或扛着，个个忙得只是喘气不说话，都是脸上挂着汗，堆着笑，匆匆忙忙来，又匆忙匆忙去。我爷就立在庄口上，看见李三仁有了热病还挑着两个竹篮子，那竹篮用床单罩盖着，里边的东西压得竹篮直往地上坠。李三仁每朝前走一步，那篮和扁旦都在咯吱咯吱响。他已经热病很重了，活不了多久了，可是这时候，他挑着那沉甸甸的担子走过来，脸上放着光，待到了我爷面前时，我爷慌忙迎上去问，三仁，你挑的啥？他也和别人一样只笑不说话。在我爷面前把担子换个肩，就从我爷身边过去了。往他家里走去了。也就这时候，李三仁家五、六岁的孙子追着他从地里跑出来，怀里抱着一包用衣裳包的啥东西，边跑边在爷――爷――地叫。就在他家孙子跑到我爷的面前时，有棵爬到路中央的迎春花把他孙子绊倒了。他孙子怀里抱的那包东西哗地一下甩出来，有了一串叮铃当啷的响。我爷朝那响声看过去，顿时惊着了。惊喜了。想不到，从那包里甩出的东西竟然全是金光灿烂的金条和金块，还有如花生样饱满硕大的金豆儿。原来这平原的地上开满花，地下却是长满了金。李三仁的孙子看着从他手里滚出去的满地金豆儿在那哭，我爷想去把他扶起来，可爷一伸手，爷就睡醒了。
是李三仁把他叫醒了。
李三仁把我爷给叫醒了。
爷好像睡着了，又好像压根没睡着，他在朦胧中看见李三仁轻手轻脚走过来，在他的床前呆一会，小心地叫了一声“水阳哥”。
叫了一声就醒了。醒了我爷看见他去拉李三仁家孙子的手还伸在被窝外，看见铺天盖地的花海汪洋在平原上，汪洋在丁庄和丁庄的庄口上、田地里和黄河的古道上，七颜八色闪着光，结着金砖、金瓦、金条、金块和金珠、金粒儿。我爷没有立刻睁开眼，他又一次看见了那地上开鲜花，地下结黄金的景况了。他在床上轻轻翻个身，想抓住那个景况时，听见李三仁又轻声叫了一下“水阳哥”。爷就对他挂着笑，想说三仁兄弟呀，刚才我还梦见了你。可话到嘴边时，他看见李三仁的脸上有着一层苍白色，像有塌了天的急事给爷说。
爷便急忙折身坐走来：“三仁呀，出了啥事儿？”
李三仁就嘶哑着嗓子恼恼地道：“日他娘，无法无天了，这贼无法无天啥都敢偷哩。”
急忙忙地问：“又丢了啥？”
恼恼地说：“昨儿夜里那贼一样东西也没送出来，今儿又偷我的东西了。”
我爷问：“又丢了啥？”
依然恼恼地：“贼把最不该他偷的东西拿走了。”
我爷就急了：“到底丢了啥？”他下床穿着衣裳说：“三仁呀，你当村长时，是一个说话做事利索的人，咋到现在话都说不囫囵了。”
李三仁他就望着爷的脸，犹豫一会道：“水阳哥，我实话给你说了吧，丁庄村村委会的公章一直都在我身上。这十年庄里没有支书和村长，那公章一直都在我身上，还有我身上的一些钱，可那章和钱昨儿睡时还压在我的枕头下，今儿一醒那公章和钱都没了。”
他说：“那钱丢了无所谓，可那公章不能丢。”
他说：“说啥也得把那公章找回来，这十年我就没让公章离开过我身子，可今早一醒它却不见了。”
天色透着明，从窗口和门口过来的光，把屋里照得清白着。叔还没有从外边走回来。爷把目光从他的床上扫过去，脸上挂了雾样的暗，待看到李三仁已经变得又瘦又小的身子和无奈的脸色时，我爷问他说：“一共丢了多少钱？”
他却说：“丢钱无所谓，得把那公章找回来。”
我爷问：“到底丢了多少钱？”
他还是那样说：“丢钱无所谓，可得把那公章找回来。”
爷就直直盯着李三仁，像看一个他第一次见了面的人。看一个他先前不曾见过、压根儿不曾认识的人。到末了，我爷就又问：“三仁，你说咋找吧。”
“搜。”李三仁冷冷硬硬道：“水阳哥，你当了一辈子的老师了，从来都教学生们不能偷；可现在，是你把热病病人招到一块了，偷就偷到了你的眼皮下。”
爷就从他的屋里出来了。
东边的地平线上已经有一大片的金水儿，像铺天盖地，一田连着一田、一片连着一片盛开着的花。挤在一起，堆成山脉的花。那花的光色，落到学校里，学校就溶在了那花的里边了。两层楼的教室里，睡着的热病人们都还没起床。大冬天，起床没有团在被里暖。校院里，泡桐树的枝丫上，已经有了鹊的叫。喜鹊叫，就是有了喜事了。是这校园有了喜庆的事。是热病病人有了喜庆的事。
我爷就到那树下，从树杈上取出钟棒儿，“当当当！当当当！”地敲了集合的钟。急切集合的钟声儿。
那钟和钟棒已经很久没人使用了，锈得彤红着，一敲红锈就从钟和棒上落下来。学校没有学生了，钟成了摆设了。还有校园中央靠东竖在一个水泥台上的铁管儿，涂上了漆就成旗杆了。往日里，照规矩每天上课都要升一次旗。可眼下，那旗杆竖在那儿也成摆设了。
就竖成摆设了。
可眼下，钟又敲响了，是“当当当！当当当！”地敲，急切得如火枪响在校园样。
就有人披着袄，爬在二楼的窗口上唤：“干啥呀？”
李三仁就和他当年做着干部样，扯着嗓子对着楼上答：“集合！都下来集个合！”
又问到：“是不是捉住了贼？”
他就撕着嗓子唤：“都来集合了就知道了贼是谁。”
丁庄的人，病人们，就都从屋里出来了，有的揉着眼，有的穿着衣服系着扣，陆陆续续的，从屋里走出来，在桐树和球场中间站了一大片。那中间，也还站着我叔和玲玲。没有人看见他们是从哪出来的。他们就站在人群了，衣服整齐着，脸上还散着亮堂堂的光，像他们压根就不是病人样。他们站在人群里，分开着，像他们压根就不曾在一块呆过样。日头已经从东边地平线上升上来。嘭的一下升上来，新的一天就到了。就开始搜着捉贼了。
我爷说：“人都病到这时候，活了今天还不知道有没有明儿天，可到这时候，你们还要偷。还要偷——昨儿夜又偷了李三仁的钱。”
李三仁就在边上大声插着话：“丢钱无所谓，可他偷了丁庄村委会的章。那公章十年没有离过我的身，昨儿夜里被这贼给偷走了。”
“不搜不行了。”我爷扯着嗓子问：“谁愿意出面和三仁和我一块儿，一个屋子一个屋子搜？”话说完，爷就把目光落在了人群上，未及把目光一遍儿地扫过去，我叔就兴奋奋地挤出来，大声说：“我去搜。得罪人了我得罪，谁让他偷了我兄弟媳妇玲玲的绸袄呢。”
玲玲的脸便红似日出了。
我叔就从人群里边走出来。英雄一般站了出来了。
待又有两个人立站出来后，就开始一间一间屋子楼上楼下地搜。
也就搜到了两个贼。
一个贼是赵秀芹。是给大家烧饭的赵秀芹。
赵秀芹的热病也到时候了，脸上的疮痘一粒挨一粒，胀得都如熟透的豌豆儿。露在衣服外面的手，手背和手脖，那疮痘和脸上不一样，是落了以后新起的，都还呈着新红色，和平原上的的出日一模样，一个靠一个，一个挤一个，因为痒，因为总是挠，它就烂了化浓了，胳膊上都还挂着白水儿，有一股她不愿让人闻到咸淡淡的酸臭味。
照往常，她有热病半年了，身上的疮都四起四落了，人该早死了，可她还活着。
一般的人，三起三落就该死掉了，可她四起四落还活着。
说起来，比她大十岁的王宝山是卖血娶了她，她用他娶她的钱又给自己的弟弟娶了媳，然后就跟着王宝山去卖血，替男人还着娶她的钱，可到了十年后，王宝山没有染上热病她却染上了。半年前，发烧那几天，每天她坐在自家院里地面上，拿脚跟用力蹬着地上的土，又哭又唤说：
“我好冤枉呀——”
“我好冤枉呀——”
王宝山去拉她，她用手在王宝山的脸上抓出了血，骂着说：
“是你害了我——你这王八蛋！”
“是你害了我——你这王八蛋！”
她在地上又哭又闹，把地上的土蹬得飞飞杨杨。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