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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越南同病相怜
乍一看，日本在当时更像一个已经迈进了发达国家俱乐部门槛的暴发户，与今天还在勤勤恳恳奔小康的越南根本不是“一条道”上的。不过在危机爆发的很多方面，当年的日本与今日之越南可谓同病相怜。若是越南能早一些吸取日本经济危机的教训，或许不会有今日之忧也未可知。
对比两次危机，从问题产生和积累的根源上来说，美国都在其中扮演了不甚光彩的角色。在当年对待日本的问题上，美国对日本忽然出现在发达国家俱乐部里非常惊讶，索性认定日本是沾了美国扶植政策的光，靠不公平竞争才偷偷跑到欧美大哥前面去了，连引以为豪的“美国人的灵魂”洛克菲勒中心都被三菱财团收入囊中，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于是美国制造贸易摩擦和“日本异质论”在前，泡制“广场协议”在后，甚至于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也要日本来帮着扛。最后，日本的泡沫终于形成了，又“砰”地一声破灭了，洛克菲勒中心也只用半价就被买回来了，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从此更加稳固。而在越南危机中，虽然没有直接看到美国的身影，但越南却是被美国的次贷危机“流弹”击中，而汹涌输入的国际通货膨胀和之前越南难以忍受的盾升值压力，究其根本都是美国应对自身经济而输出通货膨胀，间接将问题转嫁给其他经济体造成的。
谈到对本币升值的敏感程度，当时的日本也同严重依赖出口的越南“心有戚戚焉”。日本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高，市场有限，必然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1983～1984年，对美国的出口分别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92％和353％。过于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使得日本对本币升值格外敏感。这也是欧美等国迫切需要利用“广场协议”这样一份“卖身契”来给赛跑中的日本添上更多负荷的原因。
果不其然，在“广场协议”基础上的美元贬值和日元升值迅速削弱了日本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更糟糕的是，日本当时的产业结构相对较落后，产品除了价格优势，缺乏在科技含量、附加值等方面的竞争力。危机前，日本的主要支柱产业在二、三十年间几乎毫无变化，仍然是汽车、机电产品、钢铁、化工等，在技术引进方面仍然以消化、吸收、改良等渐进性创新为主。但是这些产业在日本国内已经产能过剩，在国际市场上也处于需求饱和状态，随后的日元升值更蚕食了成本领先的优势。在新兴产业，如信息产业中的软件开发和中央处理器研发等方面远远落在美国后面。这种产业结构的停滞持续不但加剧日本与欧美的贸易摩擦，恶化其政治经济环境，也从基础上削弱了日本经济上升的后劲。
日元大幅度升值和产业结构的落后，使得在技术水平与经济实力没有实质变化的情况下，以美元计算的日本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外需因为日元升值而下降，内需又受限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即推高了物价水平，又将大量资金推向股市和楼市，进一步形成泡沫。加之日本实行了与当时货币情况不符的宽松金融政策，促使流动性持续膨胀，无论企业还是国人都将大量的资金投入房地产业等“虚业”。从1990年1月初，日经指数在离4万点咫尺之遥后，调头大跌，到1990年10月跌到25194点，跌幅达35％；到1992年8月，跌到14309点，跌幅达63％；到1998年，达8000点，跌幅达79％。历史似乎已经重演——越南股市也正是2005年到2007年3月12日的两年多时间中狂涨了5倍，然后再一头栽落，在15个月的时间里下跌超过65％。
实际上，无论日本还是越南，在危机爆发之前都有一些机会可以“逃生”，但之所以迟迟没有采取正确的调整政策，是由于他们都犯了一个共同的失误——对泡沫经济缺乏必要的认识和充分的警惕。虽然1989年末的日经指数高达3891587日元，虽然这相当于1984年的368倍，虽然1989年末最后一天历史性地创下接近4万日元的新高度，虽然日本股市高达80倍的市盈率将其他主要股票市场远远甩在后面，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人都对经济充满乐观，如果当时有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危机的想法，那肯定会被大家看成疯子。日本人常常可以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论调：“把东京的地皮全部卖掉就可以买下美国，然后再把美国土地出租给美国人住。”这让我们不由得联想到少年越南发出的“超印赶中”的豪言壮语。
在这种乐观情绪的渲染下，虽然早在1987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已经出现过热征兆，建筑材料价格也不断上涨，日本仍然在1988年度财政预算中将克服“日元升值萧条”作为首要政策课题，大幅扩大公共投资，1989年又公布了总额达430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将泡沫经济推上了膨胀的顶峰。即使在泡沫的峰顶浪尖上，日本政府也没有对经济过热产生足够的警觉，而是过于关心景气的持续时间。1991年10月，日本经济企划厅发布月度报告，称景气已持续57个月，是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繁荣期，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重感冒与打喷嚏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本终究是日本，就好像一只大象得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重感冒，恢复过来之后仍然是庞然大物。相比之下，今天的越南危机还只是像小马驹打了个喷嚏，不管规模还是症状，都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上。
从整体经济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危机与今天的越南危机相比，是处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具有不同发达程度的经济体，由于不同的政治经济诱因导致的，发生在不同范围内的危机。
日本经济危机与越南危机比较
人们普遍认为，外部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日美经济关系冲突，是日本经济危机积累和暴发的直接导火索。而越南危机的积累与国际政治或贸易摩擦没有直接关系，是次贷危机带来的国际经济大环境的恶化，以及国际性通货膨胀的输入引燃了越南国内积蓄已久的泡沫导火索。
在日本危机发生前的很长时间里，美国将日本作为对抗前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与前哨，对日本政府采取的是特殊的扶植政策。日本也加紧利用美国在资金、技术、市场和军事等方面的支持增强国力。当时，日本经济振兴和对政治大国的渴求使美国感觉到了威胁，但暂时由于其仍有利用价值而使矛盾得以缓和。然而，冷战缓解和结束后，日本作为冷战盟友的利用价值如潮水退去，而两国在贸易领域冲突和地区主导权上的争夺则像礁石一样凸显出来。美国抛出了“日本异质论”，在经济贸易、技术竞争和政治等方面都给予日本前所未有的压力。
可以说，是日美关系的变化和美国内部经济形势走向，促使美国将经济压力转嫁给日本，逐步诱致日本泡沫经济的积累和破灭。日本怎么也没有想到，正是自己多年来引以为傲的贸易顺差招来了祸水，引起欧美等国的嫉恨和弹压（而越南则是常年贸易逆差的受害者）。1974～1985年，日本的出口对整个GNP增长的拉动上升至345％，经常项目盈余不断扩大。经过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不仅每年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维持在500 亿美元左右，而且还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而日本则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比价随着日本经济上升逐渐低估，直到美国为了解决巨额贸易赤字而炮制“广场协议”，使得在随后不到3年的时间里，日元对美元升值近100％，令日本政府头痛不已。相反，越南政府正在全力遏制货币贬值，因为恶性贬值不但没有推动出口的大幅增加，反而提高了进口成本，加重了负担。
……。（详细内容请见原书，支持正版打击盗版）模也如此有限。所以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所爆发出的破坏力，远远高于今天在越南出现的情况。
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比较
越南货币危机刚一爆发，人们就不由自主地想起1997年源于东南亚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众多研究报告和新闻分析中，也屡屡将越南的货币危机与东南亚金融危机进行比较。让我们的目光穿过11年的岁月，回到那个让全球陷入不安，充满金融动荡的时期。
源起泰国席卷全球
东南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于1997年，横扫亚洲，进而影响到全球经济，一直反复纠缠肆虐，到1998年底才逐步平息。而在危机中遭受重创的泰国、韩国等当事国则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来疗伤，直到进入新世纪才逐步走出金融危机阴影。
早在1995年，IMF的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坦就撰文说，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泰国，正面临与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类似的风险。不幸的是，这一预言在1997年果然成为现实。以索罗斯基金为首的国际对冲基金针对泰国楼市泡沫膨胀、贷款质量差的弱点，提前半年逐步建好了沽空泰铢的仓位，并于1997年初猝然发动攻击，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狂抛泰铢，迫使泰国央行动用120亿美元外汇储备吸纳泰铢。1997年初，泰国的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大量不良贷款涌现，导致金融机构陷入困境，进而引发挤兑风潮和股市暴跌，泰铢在国际游资的攻击下也跌到历史低位。6月份开始，对冲基金再次大肆抛售泰铢，泰国央行的300亿美元外汇储备弹尽粮绝。1997年7月2日，泰国被迫放弃实行了14年的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重挫20％，股市暴跌25％，外债猛增到900亿美元，泰铢陷入崩溃。
在泰铢的波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混乱中，对冲基金继续对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等发起进攻，整个东南亚陷入金融风暴。 泰国的陷落使得国际投资对东南亚失去信心，资金纷纷撤离。
7月2日～14日，印尼盾贬值14％。7月11日，菲律宾被迫宣布放宽比索浮动范围，比索应声贬值115％。8月，马来西亚林吉特失守。10月开始，对冲基金转而展开了对港币长达十多个月的攻击，并重挫香港股市，导致恒生指数分别在10月21日和27日下跌76533点和1200点，10月28日又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10月17日，中国台湾地区当局让新台币贬值098元，降至295元/美元的近千年新低，接着又在20日降到3045元/美元。
11月，韩国股市也开始下跌，韩元汇率持续下挫，创下10355∶1的历史性记录。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2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但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到12月继续降至173760∶1的新低。与此同时，此前饱受经济危机折磨的日本经济也再遭重创，11月有一批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日元对美元跌破130∶1。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甚至影响到了遥远的巴西、捷克、南非乃至美国金融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时伸出了“援手”，但经济援助附带了具有“IMF”特色的一系列改革条件，要求受援国在金融、财政、开放和透明度等各个方面作出改革。然而，进入1998年，陷入危机的东南亚国家并未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中获益。1月份，印尼盾汇率暴跌26％，印尼政府试图实行稳定印尼盾的联系汇率制时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欧美的一致反对，2月，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000∶1。受到波及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货币继续贬值，直到4月份才再次稳定。受到拖累的日元汇率继续一路下跌，一度逼近150日元兑1美元。
到1998年8月，对冲基金再次将枪口对准了香港，对港币发动新一轮进攻，一边散布利空舆论，一边大肆做空港币。8月13日，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600的低点。8月14日，香港特区政府调动960亿美元的土地基金和外汇基金，在股市和期货市场上予以回击，同时吸纳市场上抛售的港币，当天股指上涨564点，汇市也得以稳定。同时，金管局大幅提高银行间拆借利率，隔断国际炒家获取港币的渠道。其后，香港特区政府和对冲基金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在股市、期市、汇市反复争夺，最终国际炒家损失惨重，香港政府赢得了一场惊心动魄而成功的保卫战。
对冲基金在败走香港的同时，在俄罗斯又遭到巨大损失。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卢布随后一路贬值70％，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赌注的对冲基金大伤元气。
金融危机过后，受到影响的国家花了4～5年时间才真正实现复苏。2003年，泰国经济增长率达到668％，标志着金融危机基本收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今天回忆起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腥风血雨，我们仍能够感受到那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压迫感。2008年，越南危机之所以一经宣布就引起恐慌，也是因为它在成因与表象的多个方面与当年漩涡中心的泰国有众多相似之处，难怪会触动周边国家敏感的神经。
当时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泰国存在的房地产泡沫是引起索罗斯基金注意的最早祸根，也是被金融黑客用来攻击的“后门”。在金融危机之前的十几年中，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随之大幅上升，导致房地产价格暴涨。据统计，当时泰国银行信贷资金的25％都投向了房地产业，从而为房地产崩盘风险向金融体系的传导敞开了大门。
泰国房地产业的香味引来了嗜血成性的国际热钱。泰国早就开放了资本项目，金融自由化放任了国际资本轻松穿越国界进场。这些国外资金中不但有对冲基金，也有泰国民众通过各种途径从国外拿到的贷款，用来在国内放贷谋利或炒作投资。到1996年底，泰国全国的闲置住宅达85万套。过度的投资使得房地产供给远远高于实际需求，上涨得越高，积蓄的势能越可怕。当泡沫越吹越大，经验老到的对冲基金一边逐步获利退出，一边反手做空。结果泡沫破灭的效应就像山体滑坡，而被深埋其中的正是大量泰国本土资金和金融机构。房地产泡沫破灭大大削弱了泰国银行业的实力，也间接成为热钱洗劫泰国的幕后帮凶。
找准了泰国金融系统的薄弱点，加上长期预谋和准备，对冲基金的攻击来势汹汹，而泰国的弹药——外汇储备在战争打响不久就消耗殆尽，这早已在索罗斯高明的计算之中。出口逆转和外债过高侵蚀了泰国的外汇储备。要知道，在1995年之前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泰国的出口一直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然而，1995年国际贸易市场风云突变，东南亚国家具有优势的轻工业产品日趋饱和，区域内价格竞争激烈，而重工业则受到韩国、前苏联的威胁。出口竞争力的下降是产业结构升级滞后的恶果。虽然出口高速增长，但主要依赖的是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资料。随着泰国经济发展，生产资料成本上升，而周边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蓬勃发展又挤压了泰国的竞争优势。在劳动力素质提高较慢、创新投入得不到重视的情况下，出口产品结构单一、生产效率低下、产品附加值低等缺陷暴露无遗，加之币值高估、工资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