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摆脱书”，第一章标题更声明“书永远不死”，看来两位对话人是很肯定地否决了书将消失于人类世界的预言。艾柯所说的“书”，其实是广义上的书，用“书写”来表达更确切。书写的历史既不开始于古登堡圣经，看来也不会终结于电子书的诞生。书写和轮子一样不死。
“不朽的书写”这一说法古来有之。艾柯和卡里埃尔虽然没有在对话中提到，但西方书写起源的神话，却是出自毕生从未著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话《斐德若》讲道，埃及有个古老的白鹭神叫忒伍特（Theut）发明了文字。然而，埃及王塔穆斯提醒他，有了这个发明，人们从此将信赖书写，不再练习回忆，“仅凭记号外在地记忆，而不再靠自身内在地回忆”，也就是说，书写使人“在灵魂里善忘”（《斐德若》，275a）。
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进一步把书写分成两种，一种是“农作的田间”，一种是“阿多尼斯的园子”。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专业写作和业余写作。前者是严肃的劳作，是智者写在灵魂深处的文字，“用知识写在习者灵魂中，它有能力卫护自己，而且懂得对谁该说、对谁该缄默”（276a）。专业作者用严肃的文字在他人的灵魂里播下不死的种子，正如苏格拉底以对话的方式把“爱智”的学问教授给雅典青年。至于后者，阿多尼斯是个美少年，连阿弗洛狄忒也对他倾倒不已，可惜他未成年就在狩猎时被野猪咬死。古希腊的妇人们在每年仲夏时节举办阿多尼斯节，把种子埋在装着泥土的篮子、贝壳或瓦罐里，这样开出的花儿特别容易凋谢。阿多尼斯的园子，其实就是容易凋谢、不会长久留存的业余写作。
网络与书籍——苏格拉底的预言（3）
书写有别，阅读也必然分等次。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书写，“没经过教，学生们就听说了许多东西，于是，他们就会对许多自己其实根本不懂的事情发表意见，结果很难相处，因为他们得到的仅是智慧的外观，而非智慧本身”（275b）。这段话值得今天的人们再三体味。人人都知道莎士比亚，也都能自诩读过莎士比亚，即便从传统的教科书中也能了解《哈姆雷特》的中心内容、思想内涵，等等。然而，据苏格拉底的说法，真正的阅读是必须教才能会的，单单读过并不一定能体会书中的智慧，没有正确方法的阅读更有可能让人只抓住智慧的外观并沾沾自喜。艾略特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经说过，从文学品质而言，《哈姆雷特》是一部混乱的悲剧，算不上杰作。但它变成一个谜，引发世人不断探索，它因经得起历代注释而成为杰作。只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书的历史上，只有一个莎士比亚，也只有一部《哈姆雷特》。
所谓的“阅读危机”，看来不只在于人们不读书，还在于不正确地读书。不正确有时是方法不对，有时则是没有读对书。我们从苏格拉底那里明白，一本书并不总是适合所有人：“一旦写成，每篇东西就以相同的方式到处传，传到懂它的人那里，也同样传到根本不适合懂它的人那里，文章并不知道自己的话该对谁说、不该对谁说。要是遭到非难或不公正的辱骂，总得需要自己的父亲来帮忙；因为，它自己既维护不了自己，也帮不了自己”（275e）。如果说网络确实带给书籍什么危机性的冲击，那么这大概尤其表现在，网络时代的书籍更显著地体现了苏格拉底当初的忧患：一方面，书无法选择读者，也不能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摆在读者面前的不再只是一篇看似高妙的吕西阿斯辞赋，而是网络时代无穷无尽真伪难辨的信息，而再也没有一个苏格拉底像当初那样拦住天真的斐德若，耐心揭穿智术师吕西阿斯的欺骗本质。
在柏拉图对话《斐德若》中的某个夏日的正午，雅典城外的伊利索斯河畔，苏格拉底快活地躺在梧桐树下，向少年斐德若传授书写的秘密。苏格拉底对书写做出的种种预言，如今一一得到验证，阿多尼斯园子式的书写（和阅读）处处绽放，侵犯着“劳作的田间”，原本界限分明的两种书写方式被混淆了。在笔者看来，混淆二字才是书的真正危机所在。在当下“全民写作”的文化气候里，撇开多数网民如阿多尼斯园子般的博客写作不谈，真正的危险始终来自吕西阿斯式的写作，混淆界限，名不副实，如苏格拉底最后在祈祷时所称，“身外之物与内在的东西闹了别扭”（279c），随时可能迷惑没有防备的斐德若们。从某种程度而言，所谓书的现代危机，无非是人类又一次面临苏格拉底当年的忧虑；现代学人呼吁“书永远不死”，也无非是响应柏拉图当年所开启的真正意义的写作——柏拉图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了一生没有留下任何著述的老师的言说，这尤其值得深思。看来，讨论书的命运，无论如何不能避开苏格拉底的预言。
从*到虚妄，《别想摆脱书》的对话由此进入华彩部分：为愚蠢和谬误正身。在人类历史上，不仅有智慧和精神丰碑，更有愚蠢和谬误。人类一直都在真诚地犯错，愚蠢和谬误也始终横贯人的历史和书的历史。不说别的，我们对古代作者和古代民族的了解，岂非往往从其反对者的记载开始？从恩培里柯的批评认识廊下派哲人，从艾提乌斯的笔记发现前苏格拉底哲人残篇，从恺撒（《高卢战记》）了解高卢人，从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了解日耳曼人……
从前玄奘要穿越西域，前往天竺取经，欧洲中古学者为了意大利修道院里的一卷珍本，要横穿英吉利海峡，越过阿尔卑斯山；如今，网络在弹指之间提供了近乎无穷的阅读可能。古人在抄写经文时会小心翼翼地依样照抄前人笔误，手抄本上的一个笔误也会得到膜拜；如今人们一边怀疑着网络上未加分辨和过滤的信息，一边又随时随地有条件添上新的信息。这是人类的进步还是退步呢？无论如何，谬误和愚蠢像影子一般忠实地追随着我们。但有一点大概可以确定，网络与书籍并不是非对立不可。
不先接受托勒密的谬误的地心学说，我们将无从理解伽利略的正确的天体运动学说，同时认识到托勒密错了。艾柯自称只对谬误和愚蠢感兴趣，因此，他收藏谬误的托勒密珍本，却没有正确的伽利略著作。这让人不由想到列奥·斯特劳斯强调*对写作技艺的根本影响以及文本阅读的隐微理念。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两位学者的研究路向分别指向苏格拉底预言里的两极，一个关注多数人如何“凭借记号外在的记忆”，一个倾心于少数人如何重建“内在的回忆”，究竟谁更有说服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吴雅凌？ 2009年10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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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永远不死（1）
让—克洛德·卡里埃尔（以下简称“卡里埃尔”）？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有关未来十五年影响人类的诸种现象，某位未来展望学家在被提问时指出，有四个根本现象在他看来确定无疑。首先，原油价格上升至五百美金。第二与水有关，水将在未来成为和原油一样的可交换商品。期货市场将出现水的牌价。第三个预言是非洲必将在未来十年形成强大的经济力量，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期待。
据这位专业预言家的分析，第四个现象是书的消失。
问题在于，书的彻底消失——倘若书真会消失——是否给人类带来诸如水逐渐匮乏，或原油不可企及一样的后果。
安贝托·艾柯（以下简称“艾柯”）？书是否因网络出现而消失？我在当年写过文章，也就是在这个话题合理突显的时候。从那以后，每次有人要我发表观点，我所能做的无非重写一遍同样的文章。但没有人发现。原因首先在于，再也没有什么比已发表的东西更为人所不知；其次在于，公众舆论（至少是记者们）始终持着书必将消失的想法（要么这些记者们以为他们的读者持有这个想法），每个人都在不停歇地表述着同一个问题。
事实上，有关这个话题，可以说的东西很少。网络使我们进入字母时代。倘若我们曾自以为步入了图像文明，那么电脑又把我们引回古登堡的体系，从此人人必须阅读。阅读需要一种载体。这种载体不可能仅仅是一台电脑。在电脑上花两个小时读一本小说，你的眼睛就会肿得像网球。我在家里有一副宝丽来眼镜，专门保护长久盯住屏幕的眼睛。另外，电脑离不开电，我们不能在浴缸里用电脑读书，就连在床上侧躺着也没法用电脑。相比之下，书似乎是一种更灵活的工具。
两者必有其一：要么书始终是阅读的载体，要么存在某种与书（甚至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的书）相似的东西。五百多年来，围绕书这一客体的多样化，并没有改变书的用途或结构。书就如勺子、斧头、轮子或剪刀。一经造出，就不可能有进一步改善。你不能把一把勺子做得更像勺子。打个比方，设计师们试图改善开瓶器，但收效甚微，大多数新开瓶器根本开不了瓶。菲利普·斯塔尔克曾经尝试在挤柠檬器上搞创新，但他的挤柠檬器（为了坚守某种纯粹的审美效果）没法过滤柠檬籽。书多方证明了自身，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比书更适于实现书的用途。也许书的组成部分将有所演变，也许书不再是纸质的书。但书终将是书。
卡里埃尔？最新的电子书似乎和印刷书形成了直接竞争。迄今已有一百六十种“阅读”浏览器。
艾柯？当然，一件诉讼案子的两万五千个折状若能存为电子文件，法官就能更方便地把它们带回家。在许多领域，电子书极大方便了使用。我只是在不断地向自己提一个问题：即便在技术层面上最好地满足了各种阅读需求，用电子书阅读《战争与和平》是否合宜？我们以后会知道的。无论如何，我们将会无法阅读托尔斯泰和任何印在纸上的书，原因很简单，这些书已经开始在图书馆里腐坏。伽利玛和弗兰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大部分书均已消失。我当初写博士论文时大量参阅了吉尔森的《中世纪哲学》，如今我甚至不能用手拿起这本书。纸页都真的碎了。当然我可以再买本新版，但我喜欢旧的这本，上面有我用各种颜色做的笔记，它们构成了我当年每一次参阅的历史。。 最好的txt下载网
书永远不死（2）
让—菲利浦·德·托纳克（以下简称“托纳克”）？随着新的载体越来越好地满足随时随地阅读的需求和舒适度——不论百科全书还是在线小说，为什么不能想象人们将慢慢疏远作为传统形式的书这一客体？
艾柯？一切皆有可能发生。书在未来将只吸引一小部分爱好者，他们会跑去博物馆和图书馆满足自己对过去的趣味。
卡里埃尔？如果那时候还有书的话。
艾柯？不过，我们同样可以想象，网络这个奇妙的发明也会在未来消失。正如飞艇从天空中消失一样。自从兴登堡号在战前起火以来，飞艇就陷入绝境。协和飞机也是一样。2000年，协和飞机在戈尼斯失事，从此带来致命影响。然而，这段历史多么奇妙！人们发明了一架飞机，从前穿越大西洋要八小时，如今仅需三小时。当初有谁能想象这样的成就呢？可是，戈尼斯灾难之后，他们还是放弃了，认为协和飞机造价太昂贵。这个理由说得通吗？原子弹的造价同样极其昂贵！？
托纳克？我想援引赫尔曼·黑塞在五十年代的一段话，他在提到科技进步必然带来书的某种可能的“重新正当化”时说道：“随着时光，新的发明越是满足人们对娱乐和教育的需求，书也越是将重获其神圣性和权威性。我们尚未到达那一步，也就是具有竞争力的新发明如收音机、电影等，取代了印刷书籍的某一部分用途，而书恰恰可以毫无损失地丢掉这一部分用途。”
卡里埃尔？在这一点上，他讲得没错。电影和收音机，还有电视，丝毫没有取代书，除了那些书“毫无损失地”丢掉了的用途以外。
艾柯？在某个特定时刻，人类发明了书写。我们可以把书写视为手的延伸，这样一来，书写就是近乎天然的。它是直接与身体相连的交流技术。你一旦发明了它，就不再可能放弃它。刚才说过，这就好比发明轮子一般。今天的轮子与史前的轮子一模一样。相比之下，我们的现代发明，电影、收音机、网络，都不是天然的。
卡里埃尔？你刚才强调的一点很有道理：人类从未像今天这般迫切需要阅读和书写。不懂读写，就没法使用电脑。甚至于读写的方式也比从前复杂，因为，我们接收了新的符号、新的解码。我们的字母表得到扩充。学习读写越来越困难。倘若电脑可以直接转换我们说出的话，那我们必将回归口述时代。然而，这带来另一个问题：不懂读和写，人能否表达自己？
艾柯？荷马会肯定地回答：能。？
卡里埃尔？但荷马属于一种口述的传统。他通过这个传统的载体获得了他的认知，在那个时代，古希腊还不存在书写。我们能想象今天的作家不借助书写而口述自己的小说，并且对以往的文学一无所知吗？或许他的作品将充满天真、坦白和新奇的魅力。但我认为，他还是缺少我们差强人意地称为素养（culture）的东西。兰波是个天分非凡的年轻人，写下了无法摹仿的诗。但是，兰波不是我们所说的自动写作者。他在十六岁就具备坚实的古典素养。他那时就会用拉丁文写诗 了。
持久的载体最暂时（1）
托纳克？我们对书的持久性提问——在我们的时代，文化似乎选择了别的也许更有成效的工具。只是，如何看待那些本用于持久地保存信息和个人记忆的载体，我是说被我们抛弃了的软盘、磁带、光盘驱动器？
卡里埃尔？1985年，文化部长雅克·朗要我创办并领导一所新的电影视听学校，FéMIS。我借此机会召集了雅克·伽乔等一批出色的技术人员，并领导这所学校长达十年之久，从1985年到1996年。十年间，我自然要了解这个领域里的一切新鲜事物。
我们当时必须解决一个真正的难题，说来简单，就是放电影给学生看。由于研究和分析的需要，必须能够随时控制一部电影的播放，快退、暂停、快进图像。传统的拷贝做不到。当时我们有录像带，但损坏很快。用三四年就坏了。同一时期，巴黎录像馆成立，目的是保存所有与首都有关的摄影和录像资料。当时给图像存档有两种选择，电子录像带和光盘，我们称之为“持久的载体”。巴黎录像馆选择电子录像带，并从这个方向加以开发。别的地方则试验了软盘，那些发起者们竭力赞美它的好处。两三年后，加利福尼亚出产了光盘驱动器（CD…Rom）。我们终于找到解决措施。许多地方先后做了奇妙的演示。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的光盘播映内容与埃及有关。我们惊诧万分，全然被征服。所有人都为这次革新而倾倒不已，它似乎解决了我们这些图像和档案专业人员长期以来遇到的所有难题。然而，制造这些奇迹般产品的美国工厂在七年前就关门了。
不过，手机和iPods产品有能力不断拓展成就。据说，日本人用以创作和推广小说。网络变得可移动，能穿越空间。不久还将成功推出视频点播技术（VOD）、可折叠屏幕和诸多奇迹。谁知道呢？
我似乎在讲述一个漫长的过程，仿佛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但这至多只有二十来年。人们遗忘得很快。也许还将越来越快。我们说的无疑是一些平常的思考，但平常是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