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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纳克？我们向书致上的敬意仅仅为了说明，当代科技不足以剥夺书的声誉。我们也许还应该从某些方面说明，这些科技号称能够带来的进步只是相对的。让—克洛德，我尤其想到你刚才讲到的雷斯提夫的例子，他在清晨印刷自己夜里见证的事件。
卡里埃尔？这是不可否认的成就。巴西大收藏家胡斯·曼德林向我展示过一个葡萄牙文的《悲惨世界》珍本，1862年在里约热内卢印刷出版，也就是说和法国初版同年。仅比巴黎版本晚两个月！雨果还在写作的时候，他的出版商黑泽尔就把书分章寄给国外出版商。换言之，这部作品在当时已经接近今天畅销书的多国、多种语言同步发行。有时候，相对化我们所谓的技术壮举还是有用的。在雨果的例子里，古代的效率高于今天。
母鸡用一世纪学会不过街（4）
艾柯？同样的，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在1827年出版《约婚夫妇》大获成功，这主要归功于世界各地的三十多种盗版，他本人从中没有赚到一分钱。他想和都灵木刻画家科南合作出个插画版，由米兰出版商拉达利出版，并实行分册监督。有个那布勒斯的出版商每星期盗版一次，他的钱就这么给赔光了。这再次说明，我们的技术壮举只能是相对的。还有很多别的例子。早在十六世纪，罗伯特·傅勒德一年要出版三到四本书。他住英国。书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他收到清样，修改，审核木刻插画，重新寄回……只是，他怎么做到的呢？这可都是些带插画的六百页的大部头！我们不得不相信，当时的邮政运作比今天畅通很多！伽利略与开普勒、与他同时代的所有学者通信。他总是能立即获知最新的发明。
不过，我们的对比似乎在偏袒古代，也许应该折中一点。六十年代我当编辑时请人翻译索拉·普赖斯的《小科学、大科学》。作者在书中利用数据证明，十七世纪出版的科学著作正好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可能掌握的数量，而在我们今天，同一个科学工作者甚至不可能了解在他的研究领域里所发表的所有论文的摘要。尽管拥有更有效的通讯方式，他也许也不再拥有和罗伯特·傅勒德一样多的时间，以着手进行那么多的出版计划……
卡里埃尔？我们利用U盘或其他方式存资料带回家。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十八世纪末的贵族们外出时，把旅行读物装进小箱子里带在身边，三四十册，全是小开本。他们与这些正直的人必须具备的知识形影不离。这些图书当然不能以千兆来计算，但原理一样。
为此，我想到一种很成问题的“缩写本”。七十年代，我住在纽约某电影制片人为我找来的公寓。公寓里没有书，只有一架子“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这东西说来简直不可思议：《战争与和平》只有五十页，巴尔扎克全集只有一册。我看得惊魂难定。文学名著全在里头，却全都不完整，被删了节。如此荒诞的东西需要多大的工程呵！
艾柯？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摘要。1930—1940年，我们在意大利有一个奇妙的阅读经历，叫“黄金比例”。那是一套分成不同年龄层的图书。有七—八岁系列，八—九岁系列，一直到十四岁。整套书的插图精美，全出自当时最出色的艺术家之手。所有文学名著都收录在里头。为了适合特定的读者群，每部名著均由一位出色的童书作家重写。当然，这有点儿“皇太子专用”。比如，沙威没有自杀，而只是辞职了。等我长大以后读了原版的《悲惨世界》，才总算揭开沙威的真相。不过，我得承认，我还是能够领略小说的精髓。
卡里埃尔？唯一差别：那个电影制片人的公寓里的缩写本图书是给成人看的。我甚至怀疑，这些书只是为了被展示、被看见，而不是为了被阅读。话说回来，删节的事无时不有。十八世纪，德理伊神甫（abbé Delille）最早把莎士比亚译成法文，每一剧的结局都被改得合乎道德教化，就如你那“黄金比例”丛书里的《悲惨世界》。比如说，哈姆雷特最后没有死。除了伏尔泰翻译的几个片段（译文相当不错）以外，这个带点儿香甜气息的版本算是法国读者对莎士比亚的首次阅读。在当时，这个被评价为“野蛮和血腥”的作家，可是显得很风雅，如糖浆一般甜蜜。 。 想看书来
母鸡用一世纪学会不过街（5）
你知道伏尔泰怎么翻译“存在或不存在，这是问题所在”吗？“必须选择，并立即经历/从生到死，或从存在到虚无”。还不错，总的说来。萨特的书名《存在与虚无》说不定是从伏尔泰的译文里借用的呢。
托纳克？让—克洛德，你刚刚讲到，十八世纪的文人们在旅行时随身携带那些最初的U盘。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大多数发明是在实现人类的古老梦想？
艾柯？自远古以来，飞翔的梦就萦绕着人类的集体想象。
卡里埃尔？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发明是在落实一些非常古老的梦想。我曾对两位科学家朋友让·奥杜兹和米歇尔·卡塞说过同样的话，当时我们在准备《不可见的对话》。举个例子：我最近重读《埃涅阿斯纪》第六卷的著名篇章，埃涅阿斯到冥府寻找亡魂。对于古罗马人而言，亡魂从前活过，将来有一天还会再活着。时间在此被废止了。维吉尔笔下的亡魂的国度预言了爱因斯坦式的时空。我一边重读这个篇章，一边在想，维吉尔已然落入虚拟的世界，落入一台庞大电脑的内脏之中。在那里，各种化身簇拥在一起。在那个世界里，你遇到的每个人物，要么从前是某人，要么将来可能是某人。在《埃涅阿斯纪》中，玛尔凯鲁斯是个俊美超群的少年，为众人寄予厚望，不料却过早夭折。当有人对着这个少年说：“你将是玛尔凯鲁斯！”这时，读者都知道了，这个少年已经死去。我从中看到了虚拟的全部尺度，看到了一个人的各种潜在可能，他原本可以永垂不朽，成为众人守望的那个上天安排的救世主，最终却只是一个年轻的死者玛尔凯鲁斯。
我们乐在其中的这个虚拟世界，维吉尔似乎老早就预见到了。游历冥府是个很好的主题，世界各地的文学对此做了不同诠释。这是唯一的方式，让我们同时赢取空间和时间，也就是说，深入死者或亡魂的国度，同时在过去与未来、存在与虚无之中旅行。由此而获得某种形式的虚拟的永生。
还有一个例子总打动着我。在《摩诃婆罗多》中，有个叫甘陀利的王后怀孕却总生不出来。但她必须在其嫂之前分娩，因为，最先出生的孩子是王。她命令一个强壮的女仆拿着根铁棍，使劲敲打她的肚子。于是，从她的*跳出一颗铁球，滚到地上。她想丢掉它，让它赶紧消失。但这时有人教她把球分成一百小块，把每一块装入一个瓶中。这人预言她将会有一百个儿子。事实也是如此。这难道不是一幅人工授精的场景吗？这些瓶子难道不是预示了我们今天的试管吗？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轻易地举下去。《摩诃婆罗多》中的精子总是被保存、传送、再利用。有天夜里，圣母玛利亚在伽兰达为一个西班牙农夫换掉断腿：这已然是移植手术。有多少无性繁殖，多少男性死后精子再生？有多少传说中的怪兽——羊头、蛇尾，狮爪，本以为消失在远方的云端，却一再现身于实验室的梦想之中？
艾柯？《摩诃婆罗多》的作者们没有预见未来。只不过，当下实现了从前人类的梦想。你讲得完全正确。比如说，我们仿佛正在把青春之泉变成现实。人类越来越长寿，并且有能力以某种不合乎习惯的方式结束生命。
卡里埃尔？五十年以后，我们都将成为仿生人。比如说，安贝托，我现在就是用人工的眼睛看着你。三年前我动过一次晶体手术，因为发现了白内障，我生平第一次用不着戴眼镜。手术结果可以保障五十年！如今，我的眼睛状况好得像中了魔法，但有个膝盖又不听话了。还有一次补形手术等着我。至少一次。 。。
母鸡用一世纪学会不过街（6）
托纳克？未来不可预见。当下进入了某种持续的变化之中。从前已然退避，原本它还被视为参照和慰藉的基础。我们是不是该谈谈非持久性？
卡里埃尔？未来与过去无关，也同样与当下无关。飞机制造者们正在造的飞机预计二十年后完工，但煤油作为设计使用的燃料可能到那时已不存在。真正令我震惊的在于当下的完全消失。我们从未如此着魔于仿古风尚。过去在全速追赶着我们，很快我们就要服从于前一季度的时尚。未来永远不确定，当下却渐渐在缩短和退避。
艾柯？说到追赶我们的过去，我在电脑上装了全世界最好的电台，收藏了四十多个怀旧音乐频道。除了有几个美国电台推出“1920—1930年风”的节目以外，其他所有电台都致力于关注1990年代，这已然被视为很早以前。最近有个民意调查把昆汀·塔伦蒂诺评为史上最优秀的导演。被询问的人们显然没有想到爱森斯坦、福特、威尔斯或卡普拉等人。这类民意调查的缺陷就在于此。七十年代，我写过一本关于如何做大学论文的书，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我在书中给出了各种建议，其中第一个建议就是永远不要选择当代课题。否则参考书目要么不全，要么根本靠不住。我建议总是选择一个古典课题。然而，如今大多数论文都在研究当代问题。我收到过无数研究我的作品的博士论文！真是疯狂！一篇博士论文怎么能以一个还活着的家伙为题目呢？
卡里埃尔？如果说我们的记忆过于短暂，那恰恰因为，这刚刚消逝的过去在催促、驱赶、打乱现在，朝向一个化身为巨大问号的未来。也许已经是感叹号了。现在去了哪里？我们正在活着的这个美妙瞬间，却被不计其数的密谋者试图从我们身上夺走。有时候，在乡下，我一边听着教堂的钟声一边度过这些时刻。教堂的钟在每个小时安静地敲响一声“拉”，那声响让我们回归自己。“呀，现在才五点……”我和你一样经常旅行，迷失在时间的走廊里，在时差之中，越来越需要与这个不再可企及的现在重建联系。否则，我会以为自己迷了路，甚至已然死去。
艾柯？你所说的现在的消失，不仅因为从前持续三十年的时尚如今只持续三天。这同样与我们讲到的事物的过时有关。从前，你花几个月时间学骑自行车，一旦学会，这就成了一件终生有效的家当。如今，你花两星期学用一个新的电脑程序，等你渐渐能操作时，新的程序又出现了，强制一般。因此，这不是集体记忆的丧失。在我看来，这更像是现在的不稳定。我们不再活在一个平和的现在之中，我们只是在没完没了地为未来努力做准备。
卡里埃尔？我们处于运动、变化、更新和短暂即逝之中，矛盾的是，正如刚才所说的，我们的时代却是一个越来越长寿的时代。我们的祖父母的一生显然要比我们的短暂，但他们始终处于恒久的现在之中。我叔叔的祖父从前是个乡下业主，他在每年的1月1日为来年理账。前一年的账目基本预示了下一年的状况。什么也没有改变。
艾柯？从前我们准备“终考”，它为某个漫长的学习阶段画上句号：在意大利叫“成年考”，在德国叫“高考”，在法国叫“毕业会考”。在此之后，除了那些上大学的精英们，人们再也不需要学习。那时的世界不会改变。你学到的东西可以使用一辈子，甚至还可以教给你的孩子们。人们到了十八或二十岁就在认知层面上进入退休状态。在我们今天，一个公司职员为了避免丢掉工作，必须没完没了地更新知识。这些重大毕业考试所具有的过渡仪式的象征意义，如今荡然无存。
卡里埃尔？你所说的情况同样适用于医生。从前他们毕业时带着的家当，可以用到职业生涯结束。你说人人被迫进行无休止的学习，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所谓的“退休者”。如今有多少老年人被迫学电脑呵？他们在工作时期显然不可能具备这种知识。我们被判处为永恒的学徒，正如《樱桃园》中的特洛非莫夫。归根到底，这也许是好事。在我们称作原始的那个没有变化的世界里，老人掌权，因为是他们把知识传授给后代。当世界进入永恒的运动之中时，孩子们反过来教会父母使用电子产品。而他们的后代又将教给他们什么呢？
说出滑铁卢战役所有参战者的姓名（1）
托纳克？你们刚才提到，如今很难找到可靠的工具，以保存必须保存的东西。只是，记忆的用途岂非保存一切？
艾柯？当然不是。记忆具有双重用途——无论个人记忆，还是集体记忆即文化，一是保存某些数据，二是让那些没用并有可能充塞我们脑袋的信息沉于遗忘。一种文化若不懂得过滤过去几个世纪的遗产，就会让人想到博尔赫斯在《博闻强记的福内斯》中的人物福内斯，那个能记住一切的记忆专家。这恰恰与文化背道而驰。文化是所有从此消失的书和其他物件的墓园。心照不宣地放弃、也就是过滤某些历史遗迹，同时把另一些文化元素保留在未来的冰柜里，有关这种现象的研究如今已经展开。档案馆和图书馆就如一些冰冷的屋子，我们把记忆储存在里面，以免文化空间充斥着所有这些杂物，同时又不至于彻底放弃这些记忆。在未来，只要愿意，我们总是可以再把它们找回来。
一位历史学家也许可以说出滑铁卢战役的所有参战者的姓名，但中学和大学不会教这些，因为，这样的细节没有必要，甚至可能很危险。我再举个例子。我们知道恺撒最后的妻子卡尔普尼娅的所有事情，直到3月15日那个谋杀的日子，就在那天，她还力劝恺撒不要去*院，因为她在前夜做了一个和他有关的噩梦。
恺撒死后，我们对她一无所知。她从我们的记忆里彻底消失。为什么？她的信息不再有用。这并不是因为她是女人，尽管也许有人会这么怀疑。克拉拉·舒曼也是女人，但我们知道她在罗伯特·舒曼去世以后的一切事情。文化就是这样一种选择。相反，当今的文化藉由网络为我们提供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卡尔普尼娅的细节，以至于倘若有个小孩子为了做功课在网上搜索，他会以为卡尔普尼娅和恺撒一样重要。
卡里埃尔？只是，如何为我们的后代做出选择？如何预知他们将会感兴趣的东西，那些对他们来说不可或缺、或者只是有用、甚至讨喜的东西？既然正如你所说的，我们通过电脑的迂回方式，毫无次序、毫无等级分类、毫无选择地获得这一切，那么如何加以过滤？换言之，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我们的记忆：我们同时知道这个记忆就是一个选择、偏好、差异、自觉或不自觉的疏漏的问题？我们同时还知道，我们的后代的记忆注定具有不同于我们的特点。一个克隆人的记忆将是怎样的？
我是信息史研究者。我深深知道，我们该以何种程度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