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于我们的特点。一个克隆人的记忆将是怎样的？
我是信息史研究者。我深深知道，我们该以何种程度怀疑那些所谓的提供历史事件的确切认知的资料。我可以通过我本人的故事来说明这个传播问题。我太太纳阿勒的父亲是位伊朗学者，他曾研究过一位生活在十世纪的巴格达的书籍装订人，阿尔纳底姆。你知道，伊朗人发明了装订术。装订术通过完整地包装作品来保护作品。
这个装订人同时也是书法家，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对自己正在装订的书很感兴趣，乃至替每本书都作了摘要。他所装订的书如今大都已佚失，我们只能看到装订人留下的摘要名录，标题是《书目》。从事这一研究的塔贾杜德提出如下问题：通过这一个人的过滤，也就是装订人的宝贵工作，我们能否真正了解装订人拿在手中的那些书，尽管我们只是通过他才知道这些书的存在？
艾柯？多亏了相关的文字说明，我们才得以知道某些古代雕塑和绘画。这些文字说明被称为“图说”。在米开朗基罗时代，人们在罗马发掘出泛希腊时代的一组群雕，正是依靠老普林尼的记载才确认作拉奥孔群雕。。 最好的txt下载网
说出滑铁卢战役所有参战者的姓名（2）
卡里埃尔？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在终端上拥有一切的一切，毫无过滤、无限数量的可取资料，那么记忆是什么呢？这个词的意义何在？既然我们身边有了这么个电子仆人，能够回答我们的全部问题，乃至我们提不出来的问题，我们还需知道什么呢？既然我们的仿生体知道一切，绝对的一切，我们还需学习什么呢？
艾柯？综合的技艺。
卡里埃尔？是的。还有学习本身。因为，学习是学来的。
艾柯？对，学习控制某种无法核实的信息。这显然是教师们面临的难题。为了完成作业，中学生和大学生在网上搜索必需的信息，但不知道这些信息是否准确。他们又如何能知道呢？我要给教师们提个建议。他们可以要求学生在作业里进行如下调查：就某个主题找出十条不同的信息，并加以比较。这是在练习面对网络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且不要为了现成的利益而接受一切。
卡里埃尔？过滤的问题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决定我们阅读的东西。报上每周给出十五部“不能错过的”杰作，而这种情况发生在各个创造领域中。
艾柯？在这个问题上，我形成了某种“十选一”的理论。只需在十本书中读一本。至于其他的书，你可以立刻看出参考文献是否可靠。倘若有部著作真的有趣，你也没有必要读它，因为，它肯定会在别的著作里得到解释、援引和批评，当然也包括你决定要读的著作。何况你若是大学教员，就会收到大堆出版前的印刷品，其数量之多让你不再有时间在出版后重读一次同样的著作。无论如何，等你把书拿到手上时，内容往往已经过时。更不用说那些被意大利人称为“煮熟吃完”的应景书籍，让人无意义地浪费时间。
卡里埃尔？五十或五十五年以前我还是历史系学生的时候，我们在做某个命题研究时都会收到一份必要的年表，这大大缓解记忆负担。我们不需要在练习作业之外记住那些不相干的日期。如果借助在网上搜索到的信息进行这个练习，从逻辑上讲，我们必须核实这些信息的可靠性。网络工具让我们方便地找到一切信息，真实的和不那么真实的，但事实上也让我们陷入某种极端的困惑之中。我想，有关安贝托·艾柯的网上信息一定充满谬误，至少是不确定性。未来我们是否需要有个核实秘书？我们是否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职业？
艾柯？但是，一个核实员的工作不会那么简单。你和我，我们可以核实和我们自己有关的信息。但是，谁能胜任核实涉及克莱蒙梭或布朗勒的全部信息这个工作呢？谁来付这份薪水呢？不是法国政府，否则它就得调遣出核实法国历史上一切官方人士资料的人员。
卡里埃尔？我想，从某种方式而言，我们对这些核实员的需求将越来越高。这个职业将越来越普及。
艾柯？但是，谁来核实核实员呢？从前，核实员是一些大文学机构、科学院或大学的成员。当某某研究院的某先生出版克莱蒙梭或柏拉图研究著作时，我们应该相信，他提供的资料确切可靠，因为他一生都在图书馆里核实这些信息来源。然而今天，某先生很有可能从网络获取资料，一切都变得不可靠。说实话，这一切早在网络之前就已存在。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同样不是过往事件的真实写照，而是重构。
卡里埃尔？你和我一样知道，国家主义的约束在何种程度上歪曲了我们对某些事件的看法。直至今日，历史学家们还常常屈服于本国或公开或私密的意识形态……阿塔蒂尔克命人改写土耳其历史：早在罗马时代，土耳其人在罗马人入侵以前就在土耳其生活了几个世纪。诸如此类的事情处处都有……我们即便想核实，又上哪里核实呢？我们一般认为，土耳其人事实上来自中亚细亚，现今土耳其的最早居民没有留下任何书写遗迹。怎么办？
说出滑铁卢战役所有参战者的姓名（3）
艾柯？地理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长久以来，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下，非洲的疆域被严重缩小，我们正确划分非洲还是不久以前的事。
卡里埃尔？我最近去了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住在一家不认识的酒店，名叫“塞迪卡的圆形剧场”。一进门，我就意识到酒店建在一座废墟之上，透过巨大的玻璃可以看见废墟。我询问酒店里的人。他们解释说，在那个地方原先有一座罗马圆形剧场。多么奇妙！我原本不知道罗马人在索非亚建过圆形剧场，据说这座剧场的直径只比罗马剧场小十米。换言之，剧场相当大。在圆形剧场的外墙上，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一些雕像，原本用来宣传剧场里上演的节目。我们可以在这些雕像中看到舞者、斗士等，还有我从未见过的狮子斗鳄鱼的场景。就在索非亚！
几年前，色雷斯宝藏的发现就颠覆了我对索非亚的记忆，那次发现把这片土地抛回古远的历史，比希腊还古远。如今我对索非亚的记忆再次被深深打乱。为什么在索非亚有如此大型的剧场？人们告诉我，因为那里有罗马人非常喜欢的温泉。于是，我想起来了，可怜的奥维德忍受流亡生活的地方离索非亚不远。于是，在我心目中具有无可争议的斯拉夫风格的保加利亚成了罗马殖民地！
历史不停在让我们吃惊，比现在更甚，也许比未来更甚。在结束这个突然罗马化的保加利亚的例子之前，我想向你援引巴伐利亚喜剧家卡尔·华伦廷的话：“在从前，未来也更加美好。”他还说过这句充满智慧的感言：“一切都已被说出来，但不是被所有人。”
无论如何，我们进入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可以派定智能机器——从我们的角度而言是智能的——替我们记住所有好的和坏的事情。米歇尔·塞尔在《教育世界》杂志的一期访谈中也提到这个问题。他指出，倘若不再需要付出记忆的努力，“我们只剩下智慧”。
艾柯？当然，在机器比人可靠的时代里，学习乘法表没有多大意义。不过，还存在我们的“锻炼”能力的问题。开车显然比走路快得多。但是，每天还是要走走路，跑跑步，以免变成一株植物。你肯定知道那个美妙的科幻故事，在未来世纪里，社会上的机器人代替人类思考，庞大固埃如何发现有人还能熟记乘法表。于是，在世界处于全面电力故障的那一天，军方一致把他视为战争时代极其宝贵的天才。
还有第二个目的。在某些情况下，熟记一些事情会让人具备某种优良的智识能力。我很同意，文化不在于能够准确说出拿破仑的逝世日期。然而，毫无疑问，任何我们自己知道的东西，包括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都会带给我们某种知识的自觉性。
这个问题并不新颖。印刷术的发明已经提供一种可能性，就是把人们不愿充塞于脑中的文化保存起来，保存在“冰柜”里，在书中，我们知道在临时需要时从哪里能找到信息。因此，人类的部分记忆就寄存在书中，在这些机器里，但还必须知道如何从自己的工具里抽取最好的部分，也就是如何管理自己的记忆。
卡里埃尔？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为了使用这些诡辩式工具，这些如我们所见在加速过时的工具，我们必须不停地学习新用法和新语言，并记住它们。我们的记忆得到强烈需求，也许还是前所未有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说出滑铁卢战役所有参战者的姓名（4）
艾柯？当然。自1983年第一代电脑以来，若不是持续地更新计算机使用知识，从软盘到小格式盘，再到硬盘和如今的U盘，我们很可能已经丢失好几回局部或全部的数据。因为，如今的电脑已然无法读取那些属于计算机史前阶段的第一代磁盘。1984—1985年间，我本该将《福柯摆》的初稿保存在盘中的，如今再拼命去找，始终也没找到。当初我若是把这部小说输入电脑，稿子就还会在那里。
卡里埃尔？有些东西也许不会消失，我们在人生不同阶段所感受到并加以保存的记忆。有关感知、情绪的珍贵记忆，偶尔还是虚假的记忆，情感的记忆。谁会卸除我们的这些记忆呢？那样做又有什么意义？
艾柯？这种生态记忆必须日复一日得到练习。记忆若像一张软盘，人到五十岁都会得阿耳茨海默氏症。远离阿耳茨海默氏症或其他各种老年痴呆症的方法，就在于持续不断地学习，比如每天早起背一首诗。也就是做各种智力练习，甚至字谜或换位组词游戏。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学还必须背诵诗歌。但接下来的几代人越来越少这么做。很简单，熟记的过程也是在练习记忆能力和智力能力。今天，我们已经不是非要这么做不可，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恰恰要强迫自己进行这种日常练习，否则就有过早患老年痴呆症的危险。
卡里埃尔？请允许我区分你所说的内容中的两种细微差别。从某种意义而言，记忆确如肌肉一般可以锻炼，想象无疑也是如此。但我们不至于变成你刚才提到的博尔赫斯的福内斯，一个记住一切，因而也就丧失遗忘的温存天赋的人。问题在于，戏剧演员背诵的文本大概比任何人都多。但是，尽管从事这种工作，尽管一生都在做这样的练习，还是有许多戏剧演员患阿耳茨海默氏症的例子。我常常自问其中原由。在存储于电脑、看似没完没了的人工记忆的发展和阿耳茨海默氏症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巧合，就仿佛机器踩在人类之上，让我们的记忆变得无用而混乱。我对此大感吃惊，想来你也一样。这实在惊人，有些可怕，不是吗？
艾柯？当然，要区分物质载体的功能。走路让我的腿获得练习，但我有可能把腿摔断，不能走路。人脑也是一样道理。倘若人的脑袋患上某种形式的体质退化，每天背诵拉辛的十行诗显然不够。我的朋友乔治·普罗迪是罗马诺·普罗迪的哥哥，他是著名的癌症研究专家，但本人却死于癌症。当然他对这个话题无所不知。他曾说过：“倘若未来人类都活到一百岁，那么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死于癌症。”人的寿命越是延长，人的身体越是容易出毛病。我想说，阿耳茨海默氏症很有可能只是缘于人类越来越长寿这个事实。
卡里埃尔？反对，法官大人。我最近在一本医学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文中指出阿耳茨海默氏患者在年轻化。今天四十五岁的人也有可能得这种病。
艾柯？好呀。那我再也不背诗了，每天再喝上两瓶威士忌。多谢你给我希望。套用愚比王的话：“狗屎！”
卡里埃尔？我恰好还记得一句引文——我的记忆刚刚够用：“我还记得一个拥有非凡记忆力的人，但我忘了他都记住些什么。”也就是说，我只能记住遗忘。这样一来，我想我们的交流有助于区分法文中的“知识”（s*oir）和“认识”（connaissance）。知识塞满我们的脑袋，却不总是有用。认识则是把一种知识转化为生活经验。也许，我们可以把不断更新知识的这个任务交给机器们，而把精力集中在认识之上。这应该就是米歇尔·塞尔那句话的涵义所在。我们只剩下智慧——多么轻松！让我们再补充一点，倘若一场生态大灾难摧毁人类，或者人类因意外或损耗而消失，那么我们所提出并讨论的这些记忆问题将遭到虚妄和荒诞的打击。我想起了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的最后一句话：“换言之，一无所是。”“一无所是”（rien）是最后一个字。我们最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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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过滤者的报复（1）
托纳克？我想应该再谈谈人类运用网络这一无法控制的记忆所造成的处境。如何对待这种工具，这种多样性，这些矛盾而大量的信息？
卡里埃尔？网络提供了一种未加工的信息，毫无区别，也没有核实出处、加以分级。每个人不仅要核实这些信息，还要赋予这些信息意义，也就是整理，在言论的某个特定时刻安排他的知识。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书的书写往往从爱国主义倾向出发，从偶尔是短暂的影响出发，从在此处或彼处感受得到的意识形态的选择出发。任何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不是无辜的。丹东本是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们的伟人，到处可见丹东像和丹东街。后来他失宠了，被证明堕落了。阿尔贝·马蒂埃等*主义历史学家力证罗伯斯庇尔是廉洁的。于是在某些共产主义郊区有了几条罗伯斯庇尔街，在蒙特伊—苏—布瓦甚至有了一个罗伯斯庇尔地铁站。明天又会是谁？又会有什么动静？我们一无所知。为了在这个喧嚣的知识海洋靠岸，我们需要某种观点，或至少某些方向标。
艾柯？我看到了另一种危险。文化一边实行过滤，一边告诉我们哪些必须保存哪些必须遗忘。在这一点上，文化提供给我们某种共同理解地带，也包括谬误在内。我们只有从托勒密的理论出发，才能理解伽利略的天体运动理论。我们要先赞同托勒密的步骤，才能进入伽利略的步骤，同时认识到托勒密错了。我们的任何讨论只能建立在某一部百科全书的基础之上。我甚至可以向你们证明，拿破仑根本不存在——但问题在于，我们三个都已经知道他存在。这就是对话持续的保障。这种群居本能使对话、创造和自由成为可能。网络既提供一切，又正如你刚才所说，迫使我们实行过滤，不是通过文化的中介，而是通过我们各自的领头人。这样，我们从此冒着同时拥有六亿部百科全书的风险。这必然阻碍一切理解。
这有点儿科幻。总是有某些力量在促使人们信仰，也就是说，总是有被公认的权威，我们称之为国际科学团体，我们信赖它，因为它每天都能公开地审视、纠正自己的结论。正是基于对科学团体的这份信赖，我们深信不移，2的平方根是（我记不住，要在手提电脑上核实）。换言之，一个普通人需要得到数据精确性的保证吗？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科学真理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有效，因为，我们如果不分享共同的数学概念，就不可能建立一座大厦。
然而，只需略加浏览网上信息，就能找到一些群体，他们置疑一般被认为众所周知的概念。比如，地球是中空的，人类生活在地球的表面；再比如，创世在六天里完成。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我们有可能遇到好几种不同的知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