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完本全集阅读-第5部分-人文书库

　　

翘头案
同样是案，也有很多形制。首先一种叫做翘头案，它属于供案的形式，腿部非常夸张，过去都是在寺院和祠堂里使用，它表示对神灵、对祖宗的一种敬畏。衙门里也用供案。这里的供案翘头非常高，非常夸张。它具有威严感，从心理上暗示你、警告你。今天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时，法官坐的椅子靠背都非常高，就是起到一种威慑作用。如果法官搬一个小板凳坐那儿，估计犯人心里就该想怎么逃脱法律的制裁了。用家具作为文化符号传递给你，这是案子重要的本意。那么，衍生出来的词汇就是“案件”，原义指案子上的文件。“审案子”，原义指在案子面前审理事情，最后简称为审案子。没有人说“审桌子”，审桌子就是要拍这桌子了。
　　对于文人而言，他设计出一种适合自己用的书案，非常温和，它也有翘头，但把夸张的气氛都去掉了，翘头很小。这个小翘头干嘛用呢？我们知道，中国有一种特殊的书画形式叫手卷，卷起来是一个轴。比如《江山万里图》、《清明上河图》，看的时候要横向打开。过去看手卷有讲究，你不能趴在地上看，也不能搁在方桌上看，就得在这种翘头案上看。为什么呢？如果在桌子上看，手卷打开时，它的轴很容易滚到桌边，你一把没抓住，它咣当就掉下去了，很可能就把画撕了。但你在翘头案上看，轴走到案子两头，就停住了，不会掉下去。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古人的生活非常讲究，看画时都要设计一个小小的机关。翘头的部分既可以产生视觉上的变化，又有实际的功能。
　　我当年在上海碰到过一个特别好的红木翘头书案，它的翘头极为特殊。一般的翘头，都是在案子的平面上单做翘头，那个案子的翘头是一木连做，就是用一块木头整挖出来。案面是瘿木芯。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它，漂亮至极，古人称为“满架葡萄”，是一种文学形容。瘿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木材，后面在讲家具用材中，会专门讲到。我当时非常喜欢，就跟人家磨。那人是想卖了条案，拿钱买电视。我跟他磨合了半天，最后都出门了，那人还说你能不能再加五十，一会儿吃西餐什么的，说明他很注重这种小钱。我想他今天一定很后悔，当年拿了一个上辈子留下来的红木大条案换了个电视，搁今天我估计能换一个快倒闭的电视厂。
　　

平头案　　卷书案　　架几案
还有一种跟翘头案几乎一样的案子，叫平头案。把翘头去掉就是平头案。还有一种叫卷书案。卷书案出现得非常晚，它两端的趋势是往下走。这种卷书形的案，过去炕上使用得比较多。炕上的案子称为“炕案”，比较矮。因为在炕上，不必担心东西掉下来摔坏，就不需要再去挡着了。卷书案到晚清以后，非常受欢迎。尤其江浙一带，卷书案非常盛行，而且尺寸比较大，外形比较圆润，可能跟南方人喜欢柔软有关。北方却并不多。
　　我们知道，案子一般是家庭里体型最大的家具，它比较长，所以在搬动中会有问题，你经常搬动会感到特别不方便。过去的案子，估计都上不去今天的楼房，楼梯那儿就拐不过弯儿来。古人也考虑到了这些，设计出一种很新式的案子，叫“架几案”。所谓架几案，就是两个几座上面架一块板。我们刚才说了，案是腿要缩进去，但现在大量的架几案是几座顶住两头摆。
　　案子腿部缩回来，相应的，案面两端就要伸出去一块，行话叫“担出去”，意思是像挑担子一样伸出去一块。我们过去通过单纯的语言来传达信息时，人家就会跟我说：那儿有一个案子，担出去的部分比较长。我就知道具体位置了。
　　架几案的尺寸相对来说都比较大，因为它是三件一组，便于搬动，当时也非常流行。早年我在乡下见到很多架几案，但是真正使用优良木材，比如紫檀、黄花梨、红木的，相对来说非常少，尤其紫檀。大号的紫檀架几案基本都在故宫，就没出过宫。我碰到过非常大的红木架几案，将近四米，原来是北方制作，后来被南方人买到上海。但它在上海没有市场，因为买回去要往家里放，谁都嫌这家具尺寸过大，没有地方搁。买的商人本来认为这个架几案很值钱，可是买到上海以后谁都不要，他搁了两三年都卖不出去。我当时看到就特高兴，因为我想用它来做展览。所以当我表示出兴趣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一个买主，就很便宜地卖给我了。这件红木架几案至今还在观复博物馆红木厅展览着，尺寸很大，也非常高。
　　

盲目的代价
案的基本形制，就是翘头、平头、卷书、架几这四种。我早年寻找案子的时候，城里很少见，农村多，越偏远的地方越多。因为过去乡下住的房子相对比较宽敞，放得下。而城里的房子，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部分比较窄，因为人口增长速度太快，大部分家庭都把这占地儿的家具淘汰到农村了。
　　有一年，一个朋友找我，那时我还年轻，他比我大，管我叫小马。他说北京门头沟那边发现了一件黄花梨大条案，要带我去看。当时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要知道，那时北京没有随街就能打的出租车，要专门到出租车站去叫车。他就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了我家。我很奇怪，觉得他那么奢侈，还打的！那时打的是很少的事，我以前都不记得自己打过。但他说：“没事，这大案子买了，什么便宜都有了。”我家当时住在东四十二条，我们从那儿开车奔了门头沟。快到的时候，越走路越窄，两边都是山，我多少有点儿害怕，因为没去过这些地方。我就老跟那人说：“今天没带钱，就是先看看。”最后终于找到那家了。
　　一进屋，老太太正包饺子呢，按住我，非让吃饺子。我哪儿有心情吃饺子呀，就想看那案子。老太太还说不着急，吃完饺子再说。可那饺子刚擀皮，我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啊！我执意要先看案子，就拉着老太太上人家后屋去了，一看，好！一个柴木的大案子，特柴，根本不是黄花梨！我一下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觉得白跑了。于是我们一路无话，开着车就回来了。
　　路过东四路口，我朋友就喊：“停车停车！”车停了，他下去说：“小马，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就走了。车拐过弯儿来，就是东四五条。五条就是出租汽车站，车停了，我得结车钱去。最后我结了200多块钱，那时我每个月才挣不到100块钱。我当时脸都红了，心里恨死这件事了。所以这案子没记住，事情记住了。所以说，人不能办事盲目，盲目是要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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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案
我在福建莆田的一个祠堂里，曾经看过一张非常大的黄花梨案子。福建人的宗祠观念特别重，所以每个村里都有宗祠。那张案子非常巨大，长米，案面是一块独板，俗称“一块玉”，就是说整块板跟玉似的，漂亮至极。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案子。这张案子几百年来都在这个宗祠里，受无数人的礼拜。可惜最后还是被拿出来卖，整个村里的人都在场院上坐着，买的人点好钱，全体村民一人分一份。以我当时的能力，没有办法买下这张大案。这案子现在在美国丹佛博物馆展览。我去丹佛博物馆讲课时，又看到这张案子，非常震撼。
　　这张黄花梨大案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在村子里起到一种凝聚力的作用。但村里人为了分笔钱，把几百年的案子卖掉了，最后辗转到美国，被人家珍而重之地供起来了。以后有机会去丹佛的人，一定要去看看这张“天下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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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
由于案子的陈设功能越来越大，它的实用功能就相对降低；相反，桌子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大，陈设功能越来越低。所以，桌案从功能上有了区分，这是在使用中发生的区分，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比如过去的人家，一进屋就放着一张大条案，靠着主墙，上面摆两只掸瓶。我小时候，去我的外曾祖母家，她在北京有一个大院。我那时候很小，觉得这张案子非常高，根本看不见案子上面的大掸瓶。这就是我对案子的第一印象，那时是20世纪60年代，后来这案子上哪儿了，我就不清楚了。
　　桌子在越来越接近实用的时候，就跟案发生了分野。桌，最早写成卓越的“卓”，它是高起来的意思。比如卓然而立、卓尔不群。就是超出别人，高高地立在那儿。“卓”字后来才把底下“十”字变成了“木”字，写成了现在的“桌”字。
　　桌与案从功能上讲，差距不是很大。比如我们有条桌就有条案，有画桌就有画案，有书桌就有书案，有炕桌就有炕案。但有饭桌，就没有饭案。因为吃饭这件事虽然在生活中非常重要，但从精神层面上讲并不重要。过去古人从文化上还比较鄙视吃。他觉得天天去谈吃，层次太低了，得谈点儿文化，谈点儿梅花、竹子，才比较雅。所以，吃饭比较低，我们就在桌子上完成。
　　古人吃饭的桌子大多是方桌，为什么呢？这跟我们吃饭的制度有关。我们早年是分餐制的民族，一人一份。为什么有举案齐眉这件事呢？因为当时是分餐，我举一份给你，我这儿还有一份。如果当时梁鸿和孟光是共餐，就也犯不着我举着你吃，然后你举着我吃了，对不对？我们的分餐制度逐渐演化成共餐制了。采用方桌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是共餐制。这一点从我们的筷子上就可以看出来。早期凡是筷子长的家庭，都是富有家庭；筷子短的，都是相对贫困的家庭。
　　中国人的筷子有特别长的，是为了菜多的时候，能夹着远处的菜。今天餐厅有转盘，什么菜都能转到你跟前，过去没那事儿，你得去夹，所以筷子一定要长。日本的筷子短而尖。因为日本是分餐制，筷子不需要很长。它为什么是尖的呢？是因为日本民族吃生的东西，比如生鱼片，非常滑，夹的时候必须扎一下，才夹得起来。我们则不同，过去中国人吃饭很讲究，绝对不许扎。我小时候，记得姥爷就教育我说：“夹起来就吃，夹不起来就不吃，不许扎。”后来我大一点儿，人家告诉我说：“筷子扎馒头，是给死人吃的。”按照更严格的礼仪，过去在桌上吃饭，筷子绝对不许伸过中轴线，那边的菜再好吃，你也不许伸筷子过去夹，顶多是人家给你端过来，你才能夹一筷子。这就是中国饮食的传统习惯，所以中国人从小练就了一双灵巧的手，顺便把脑子也给练灵巧了。我们再看韩国的筷子，是金属的，因为韩国老烧烤，赶上咱这种筷子早就烧坏了，所以必须使用金属。从小小的筷子身上，我们就能看出民族文化的很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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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桌
方桌有个俗称，叫“八仙桌”，俚俗至极。八仙桌的来历不得而知，没有专家能够解释这件事，大概可以推测是在晚明嘉靖时期出现的名字。嘉靖皇帝是一个非常崇尚道教的皇帝，八仙则是道教里有名的神仙，铁拐李、吕洞宾、韩湘子等等，老百姓都知道。方桌有四个边，一边坐两人，正好能坐八个人，也许是因此而得名吧。其实，八仙桌上坐八个人非常拥挤，一般坐四个人最合适。
　　我见过一张超大的八仙桌，一边能坐四个人，十六个人围着桌子吃饭。我第一次看见都呆了。这桌子有多宽呢？边长大概有2米多，非常宽。这张大桌在一座寺庙里，所有的僧人在那儿吃饭。因为僧人是分餐制，所以才能在这张桌上吃饭。如果是共餐，这么大的方桌摆上菜，我估计得趴上去才能够得着。这种极为特殊的例子，只能在寺院里看到。我觉得那是“天下第一桌”，当时还想买，后来人家说不卖，还得天天吃饭用呢。
　　一般来说，八仙桌是吃饭的专属桌子，但后来在中国人的家庭陈设中，逐渐被放在了中心位置。过去的人家里，一进门，视线正中都是正面靠墙一个大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再有一边一个太师椅。为什么把八仙桌搁在正中呢？因为八仙桌在椅子的面前能伸出来一块，手和茶杯都可以搁在那儿。
　　中国的文化讲究两人聊天时，不能正视对方，要正视前方，直视人家的眼睛说话是不尊重人家，必须偏一点儿。但西方人却认为，你说话得看着人家，要不然对人家不尊重。这是文化上的差异。八仙桌因此应运而生，它就搁在主客中间，前面伸出来的这一块位置，正好能让你稍微偏一点儿，表示我们的礼节。
　　

褡裢桌　　写字台
八仙桌在南方不叫八仙桌，它叫方台。这个“台”很有可能是受宗教中莲花台的影响。影响到北方的词汇，首推“写字台”，是今天非常流行的一个名词。写字台是个桌形。我们一直说桌的等级偏低，用来写字有点儿不够高。但它又不是案形，也不能叫“写字案”，所以只好叫“写字台”，借用了南方的一个称谓。
　　写字台是非常西化的家具。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家具，南方人叫“马鞍桌”，北方人叫“褡裢桌”，它是写字台的前身。今天的写字台大部分是活插结构，就是两边可以活拿。褡裢桌则是整体结构，不可活拿，这个品种在中国的明式家具里也非常罕见。
　　

圆桌
方桌分主次尊卑。比如，正对着门的位子是主位。后来出现了圆桌，就不分主次了。圆桌是一个非常西化的概念，比如我们常说“圆桌会议”，这时就要回避主宾地位，大家都在一个级别上开会，很平等。圆桌会议就成了政治词汇。
　　我国古代的圆桌也有多种形制，比较常见的是独腿圆桌，南方人俗称“百灵台”。为什么叫百灵台呢？养过百灵鸟的人都知道，它的特性是不上架，老在地上跑。所以在鸟笼子当中要立起一个圆台，百灵鸟才能站在上面引吭高歌。我们的桌子叫“百灵台”，是一种很形象的叫法，而且也显得非常有诗意。
　　

紫檀大画桌
桌子品种由它的功能来表明。比如画桌一定是宽的桌子，因为作画要铺开宣纸，所以一定要宽。画桌的存世量非常少。过去有文化的人跟今天比较起来，要少得多。今天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让每一个人都有认字的机会。过去不是，所以从前会画画、写字的人很少，直接导致画桌相对数量比较少。
　　20世纪80年代，我曾经跟着李翰祥导演，看过北京硬木家具厂的紫檀大画桌。李翰祥是著名电影导演，拍过《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他酷爱家具，也有钱。我们那时跟着他去硬木家具厂，看到在卖一张紫檀大画桌，巨大个儿，看得眼都直了。这张桌子售价4000块钱。对我们来说，当时整个国家的口号还是“争当万元户”呢，4000块钱是望尘莫及的数字，根本买不起。然后李翰祥就买走了，一直搁在他家。
　　我跟他认识很多年了，我老去看这个桌子，非常喜欢。一直到我中年的时候，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马先生，好久没见了，咱们能不能见个面？”因为后来的事情非常残酷，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所有的时间。李翰祥给我打电话是上午，他说要和我见面，我说：“我今天下午已经约了人，你或者12点以前来，或者下午4点以后来。”他说：“那我4点以后来。”结果我吃中午饭时，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等不及了，已在路上。我只好在博物馆等着他。
　　他来了以后，说：“我所有买过的家具，剩下的这部分，都想给你。”他给我写了一个清单，上面都有价钱，其中就有这张我梦寐以求的紫檀大画桌�

《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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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 第5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