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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鞅一直在公叔座的手下打工，《资治通鉴》上说公叔深知商鞅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只是还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就重病不起。这个说法，我觉得有待商榷。从吴起事件上，我们对可以对公叔的品性察知一二，这个人应该不会允许一个有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人爬到自己的头上。而从后来卫鞅在秦国干得那些事，足以证明，卫鞅是有潜力爬到公叔座的头上去的，并且只要给了卫鞅机会，他一定会这么做，在权力的道路上，卫鞅同样不是善类。
因此公叔座不可能在自己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向当时的魏惠王推荐商鞅。
第一，这会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敌人。历史告诉我们，人的本性中更多的是忘恩负义，一旦与权力沾上边，父母兄弟尚且可以不管，更不必说一个外人。如果让卫鞅得到重用，他很有可能取代公叔座的地位，这不是公叔座希望看到的。
第二，让自己少了个得力干将。对于卫鞅的才干，我想没有什么人会怀疑吧。这样的人才放在自己的智囊团中，有事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出谋划策，没事的时候，可以给自己说个笑话解解闷，多有意思啊——聪明人拍马屁总是拍得不显山不露水，既让你舒坦了，又让你觉得是那么回事。
公叔座在魏武侯和魏惠王两朝任国相，是一个政治老油条，当然深知这些，因此他只有在临死前，才可能给卫鞅出头的机会。当公叔座病重之时，他和魏惠王有过一番关于商鞅的交谈。
在叙述这段交流之前，我想插叙一段内容。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公叔座所任的两届政府，其最高元首的称呼是有差别的。前者称作侯，后者称作王。在那个讲究血统身份的时代，这种称呼的变化是有其特别的意义的。
周天子取得天下后，分封天下诸侯，各诸侯国的元首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每个诸侯国内部又有卿、大夫、士三个级别。《孟子&；#8226；万章篇》中就有这方面的论述：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
各诸侯国的首脑是不可以称王的，他们一般只能以公或侯称呼，比如春秋五霸里的齐桓公、秦穆公，上文提到过的魏文侯等。从权力和地位上来说，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礼节上则有差别。当然了，我们知道，通常一般矛盾和特殊矛盾是并存的，总有那么一些人比较的有个性。比如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他的称呼就是王，而不是公。难怪至秦国统一六国，唯有楚人不服，尚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楚人的叛逆精神。
那么魏武侯到魏惠王的变化是怎么产生得呢？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魏、韩、赵三国正式接管了晋国的江山，这家股份制公司被彻底瓦解，晋静公被废，晋国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周烈王五年（前371），魏武侯病逝，因为没有立太子，他的儿子魏和公中缓争位，国家陷入大乱。韩赵两国趁机落井下石，攻打魏国。然而在最后的决战中，赵成侯和韩懿侯的意见相左。赵成侯认为应该杀死魏，立公中缓为国君，这样就可以割地赔款，大大的捞一笔。而韩懿侯则想得更为长远，他认为应该让魏和公中缓各领魏国半壁江山，从而相互制衡，再不能对两国产生威胁，用心极为歹毒。最终两人搭不成协议，各自领兵回国，无功而返。
魏乘这个机会杀死了公中缓，即位为君，是为魏惠王。
在这个事件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
第一，储君的重要性。不论是世袭制还是选举制，不论是国家还是公司，未来领导人的培养和确立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将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权力，这个东西就像某种神秘的药品，明明知道一旦沾染就无法摆脱，但是还是有无数人心向往之，恨不能得。储君之位未定，这就给了大股东们一个机会，你可以称王，我也可以称王，大家都是两个眼睛一张嘴，凭什么让你做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因此争夺就不可避免。如果确立了储君，相对就好了许多。尽管这仍旧难以避免权力的争夺，像康熙的十几个儿子，闹得还是很凶，但是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名正言顺总还是有些作用的，毕竟既敢当婊子，又敢树牌坊的人不多。
第二，学会妥协，学会沟通。韩、赵两国本来可以就这个机会将魏国的实力瓦解，从而消除这个埋伏在身边的庞然大物。但是，他们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如果韩赵两国可以取得一个妥协性的约定，就不会有以后“围魏救赵”一类的事件了。其实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必定是存在冲突的，学会妥协才可能取得利益的平衡。在国际政治学中有一个模型，被称作“囚徒困境”，即被关押的一对囚徒本来可以死扛到底，打死不认罪，从而取得最轻的惩罚。然而由于被分开关押，信息交流不畅，担心对方出卖自己，从而交代了对方的犯罪事实，以取得相对较轻的惩罚。这个模型被用来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两个国家之间本来可以通过交流妥协，取得最佳的利益分配，但是由于彼此的不信任，从而导致不信任的安全危机。
第三，即当时周天子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在废除晋静公后，韩、赵两家还有些顾忌。魏国却已经不在乎了，因为魏国足够的强大。魏取得国君之位后，正式称王。有了魏国榜样在前，韩、赵两家最终也选择了称王。
第十三章 卫鞅入秦
现在我们来看看公叔和魏惠王交谈的内容吧。
魏惠王坐在公叔座的身旁，看着行将就木的公叔，说：“您如果不幸病逝了，国家大事应该交给谁去处理呢？”
公叔说：“在我府中任庶子之职的公孙鞅，年纪虽轻，却是一个奇才。我希望您将国家大事交给他。”
魏惠王听了，沉默不语，看来他并不想用这个人，又或者正在考虑该不该听公叔座的话，毕竟公叔现在病重，也可能是病糊涂了。用错一个人，他或许可以不在乎，但是听了一个老糊涂的话，这可就有损他魏惠王的英明神武了。这个问题他必须慎重。做皇帝做国君的大多将面子看得比国家重要。
公叔座见魏惠王不说话，怕他不用商鞅，急忙说：“大王，您如果不想用公孙鞅，那就请您杀掉他，千万不要让他去其他的国家。”
魏惠王心中翻起了嘀咕：“这个老家伙，一定是病糊涂了，一会儿劝我重要公孙鞅，一会儿又要杀了他，唉，人老了，也糊涂了。我还是回去吧。”想到这里，他和公叔座寒暄了几句，便离开了。
公叔座见魏惠王离开了相府，以为魏惠王一定听了自己的话。全然不知道自己在魏惠王心里已经是一个老糊涂了。他又令人招来公孙鞅，一本正经得说：“卫鞅啊，你别怪我。我所以建议大王杀你，也是为国尽忠啊。唉，我看你还是快逃吧。”卫鞅心里估计把公叔座的祖宗十八代都给问候了：“妈的，大王要杀我，我现在跑还跑得掉吗？”不过他知道魏惠王一定不会杀他的。只是淡淡笑道：“大王既然不肯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
这话说得颇有道理。魏惠王如果相信公叔的话，相信卫鞅真得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话，一定会重要卫鞅——因为他和公叔座谈话的目的，就是要求公叔推荐人才，而他若肯用卫鞅，卫鞅也必不会推辞。他若不信公叔座的话，就没有杀卫鞅的理由了。——当然也有些比较变态的皇帝，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精神，将所有可能构成威胁的人都给消灭掉。
我们要感谢魏惠王，如果他真这么变态下，历史也许就会改写。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
魏惠王不是卫鞅的风云，他要去另一个地方，一个可以施展他的才华和抱负的地方，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化作翱翔九天的飞龙。
那个地方叫做秦国，那个地方有一个被称作秦孝公的年轻人正等着他。
有关商鞅和秦孝公的第一次见面，《通鉴》里叙述的并不详细，只是说公孙鞅到了秦国后，托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推荐自己见秦孝公，陈述了自己富国强兵的计划，然后就得到重用了。然而根据《史记》的记载，过程没这么简单。事实上，商鞅与秦孝公见面三次之后，才得到秦孝公的赏识，这才有机会进行第四次深谈。司马光的《通鉴》未及细说，我不知道是为了《通鉴》的详略得当做了删减，还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我更倾向于后者。
先让我们看看这三次对话的全过程。
在景监的安排下，卫鞅和秦孝公有了第一次正式的会面。卫鞅是个精通各种政治权术的人，在没有明白秦孝公真正的政治意图前，他必须做一定的政治试探。《史记》中说，卫鞅见到秦孝公后说了很久，但是秦孝公不停得打着瞌睡，根本提不起半点兴趣。等卫鞅离开后，他把景监大骂了一顿，说：“你推荐的那个人脑子有毛病，只会胡思乱想，哪堪一用（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很郁闷，心想：“卫鞅啊，卫鞅，你都和大王说了些什么？”事后，他把卫鞅找来骂了一顿。卫鞅解释了一下。
过了五天，景监又一次找来卫鞅。卫鞅再次与秦孝公会面，结果景监又被骂了一顿。景监再次责备卫鞅，卫鞅又解释了一番。
等到第三次会面后，秦孝公的态度忽然变了，他对景监说：“你推荐的那个人说的话很有道理，可以一用。”景监赶紧再次去请卫鞅，这次卫鞅却说自信满满得说：“我知道大王一定再次召见我的！”之后，他与秦孝公有了第四次深谈，成了大秦帝国的重要谋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前三次谈话都分别说了些什么呢？每一次，商鞅是如何向景监解释的？
第一次：我和大王谈论帝道，但是大王没有兴趣。
第二次：我和大王谈论王道，但是大王依旧没有兴趣。
第三次：我和大王谈论霸道，大王对此深感兴趣，我知道大王一定会重要我了。
事后证明确实如此，秦孝公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等不了。”
秦孝公何以会对霸道如此感兴趣？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帝道、王道、霸道。
帝道：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天下共举，依然辞让，仆人之出，天下庆幸
王道：一心行仁，泽及百姓，万国景仰，莫不愿为平民，征伐一地，多地盼王师
霸道：修刑厉法，富国强兵，使民怀刑畏威，以法服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三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别，所谓帝道，大抵有无为而治的味道，老子曾在《道德经》中说：“最好的君王，百姓不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君王，百姓亲近并称誉他；再次一等的君王，百姓畏惧他；更次一等的君王，百姓反抗他。”（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中国古代很崇尚这样的一种政治，治大国如烹小鲜，给百姓们最大的自由，才是最好的君王。这种观点在汉初时得到了广泛的推行，这才有了文景之治。客观来说，这种治国理论，在今天的社会依旧有他的积极性。最好的政府就是要创造这样一种状态，政府的运行是隐匿的，人民不知道政府的存在，但是却可以感受到政府的功效。
何为王道呢？儒家最为推崇的就是王道。以仁治国，以百姓之心为心，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王道从根本上来说，是有为而治的。按照老子的说法，可以算第二等的君王。王道要求施仁政，给百姓恩惠。如果有必要，君王可以牺牲自己。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事实上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对于王的尊重是有限的。“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而“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董仲舒之后的《*通义》中。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结合了法家、阴阳家、道家的学说，创立他所谓的“独尊儒术”。如果儒家也有原教旨主义的话，董仲舒的思想必定属于异端。
那么什么是霸道呢？霸道是法家最为推崇的。也是战国时代最流行的思想，至于说儒家、道家什么的，在诸侯的面前都是非主流。像吴起、商鞅都是法家的著名人物，而集法家之大成者，莫过于韩非子。所谓的霸道，在我看来是某种程度上的依法治国，当然这与现在的依法治国不一样，更多强调刑法的作用，有国家恐怖主义的味道。君王和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百姓只能按照君王和政府制定的政策，像机器一样为国家服务。
当我们明白什么是帝道、王道、霸道后，就很容易明白秦孝公的心态了。
让我们返回到上文，秦孝公说卫鞅是一个妄人，不堪一用。但是这是他的真心话吗？显然不是，否则第一次会面，他也不会听了很久，才让卫鞅离开，更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召见卫鞅。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霸道？
这也很容易解释，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战乱连连。在这样的时代里，施行所谓的帝道或王道是不现实的，有些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味道。霸道可能会导致一些民怨，但是最容易见成效，而帝道、王道虽然可以获得长久的效益，但是见效太慢。可能还没等你把仁政推广下去，你的国家就被灭掉了。如果要推行帝道、王道，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不受威胁的中央王朝做后盾。而这个条件是战国时代任何一个诸侯国都不具备的。这就很好的说明了为什么孔孟之道难以流行了。
当商鞅将自己最擅长的法家思想倾囊相授时，秦孝公的积极性被彻底调动了，这正是他需要的人才，也正是他要做的事情。 。。
第十四章 卫鞅变法
在经过四次的深入了解后，卫鞅完全得到了秦孝公的信任。卫鞅也将一展他的抱负，在秦国进行一场变法。
可是变法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将触及到无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自古以来，很少听说变法而不流血的，其中的阻力和压力是难以想象的，想要变法，绝对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想王安石变法，下了多大的决心，花了多大的力气，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丢官流放的人一批一批——好在太祖皇帝有遗命，“不得杀士大夫”，否则还真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而千百年后的另一场变法，更是惨烈，不但涌现出可歌可泣的戊戌六君子，连当时的光绪皇帝都搭了进去。
可见变法不是什么人都玩得起的。
好在秦孝公不是光绪皇帝，卫鞅似乎也比六君子幸运。
一场有关变法的辩论在秦国展开。《通鉴》对这场辩论只做了简单的交代，但是我相信当时的情景一定远比《通鉴》中来得惊心动魄。
卫鞅对秦孝公说：“一般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