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金像奖同名电影：邮差（精选） 作者：＇智＇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前言（1）
献给給予聂鲁达创作的灵感的玛蒂尔德·乌鲁蒂亚，也表达那些受益于聂鲁达诗歌的“卑微的抄袭者”对她的敬意。
那个年代我在一家五等的小报里作文化编辑。头头的文艺观念指导在我所任职的部门的工作，由于他在“圈子“里认得几个人，为此而感到特别得意。他要求我进入那些不正经的演出公司约见女明星，报道她们的逸闻轶事。让我给那些曾经做过侦探的人写出的书作报道介绍，发表有关流动马戏班子的简讯，或者是每周就某个街坊的儿子发明的某种时尚给予过分的吹捧。
在编辑部潮湿的办公室里，每个夜晚；我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都遭到扼杀。常常是直到黎明时分；我还在开始动笔写新的小说，又总是中途撂笔，于是；我对自己的才能和懒惰倍感失望。与我同龄的作家在国内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赢得了国外的大奖：拉美文学之家奖、塞意斯·巴拉尔出版公司举办的图书文学奖、南美文学奖，头版面文学奖等。这一切；于我来说；与其说是羡慕，更是一种强烈的激励，它像冷水浴一样浇向我，让我下定决心在某一天也能完成一部小说。
在那段日子里，从时间顺序来看，也就是书中的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未来的读者会发现这本小说开始时雄心勃勃，结束时的气氛非常压抑——头头发现我的懒散作风已经非常危险地发展到使我面带菜色，他决定让我到去趟海边组稿子，这使我可以在一周的时间内，享受海岸的太阳、带有咸味的海风、吃贝壳、鲜鱼，此外，和一些人物的接触；会对我的未来发展有非常意义。那就是打扰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大海边的宁静生活，通过和他的会面，用我们头头的话说，给我们小报的那些读者搞到诗人“全方位情史”。总而言之，按智利人所说的那样，让他以最生动的方式讲出他所甩掉的女人。
住在黑岛王子路的小旅馆中，从赫兹租车公司租来的小车，从头头那借来的奥里维第牌手提打字机，所有这些都是引诱和说服我把这件不光彩的活儿完成的理由。除了上述的好处，出于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我还抱有另一想法，带着写到２８页的手稿，我设想，每天的下午用来写聂鲁达的情爱生活，晚上，听着大海的波涛声，用来写我的小说，直至写完。还有呢，我有了某种打算，最后竞使坚持到了执著的地步。我对马里奥·赫梅内斯，我书中的英雄很有好感，我设想能通过这件事，让巴勃罗·聂鲁达给我的小说写序言。带着这个伟大的战利品；我将扣开那斯西曼多出版社的大门，根据那样的事实，我那被极其痛苦地迟迟拿不出的小说将得到出版。
为了让这篇序言不是无止无休地写下去，也避免让我那些遥远的读者陷入不切实际的期待，我作以下几点说明。第一，读者拿在手中的这本小说，不是我在黑岛时想写的书，，也不是我在那个时期已经开始动笔写作的书，而是我对聂鲁达突击采访的副产品。第二，尽管有些智利作家仍然在品味着这部作品成功的美酒（这是一个编辑对我说过的诸多话语中的一句），我绝对对此一向不以为然。与此同时，另有一些高明的作家用第一人称写作抒情故事，写出小说中的小说，写出抽象语言，扭转空间和时空，而我还在那些克里约作家已经大有斩获的领域里，搬弄那些老掉牙的比喻，不搭调地使用误读了的博尔赫斯的形容词从事写作，特别是一位文学课的教授带着厌恶的口吻曾经断言：一位全知的叙述者。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对于马上从下一页开始就要接受折磨的作者来说，肯定地说，他们更加愿意捧在手上的是有滋有味的巴勃罗·聂鲁达的情史报道，如能那样；我也许早就进入了另一行当而不再默默无闻。这份报道没有问世，绝对不是由于我的过失，而是诗人的原则所致。诗人带着与我原来低下的初衷所不配领受的友好之请对我说道，他的伟大的爱情就是他现在的妻子：玛蒂尔德·乌鲁蒂亚，他说道，他既没激｜情也没兴趣回顾那“苍白的过去”。至于我大胆地要求他为我一本还没问世的书写序一事，他开着玩笑，把我撵到门口说道：“等您写那本书时，我非常高兴为它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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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
带着写本书的愿望，我在黑岛停留了很长时间。每个夜晚，每个下午，每个清晨；懒散的作风都会向我袭击而来，我放纵自己，面对空空如也的白纸，我决定到诗人住处转悠，顺便结识那在这所住宅附近转悠的其他的人，就这样，我认识了这本书中的主人公们。
我知道，不止一位耐不住性子的读者都会发问，一个像我这样懒散到没治地步的人，怎么会完成这本书呢？即使它不算长。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是，我用了１４年写完它。想想看，在这段时间里，比如，巴尔加斯·略萨发表了《酒吧长谈》，《胡利亚姨妈与作家》，和《潘塔莱翁上尉与劳军女郎》《世界末日之战》，坦白地说，我真不为我所创造的记录感到自豪。
再补充一个感情方面的原因，由于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思到圣地亚哥的法院办事，我陪她吃过几次午饭，她让我给她讲述马里奥的事情，她说她“不在乎我用多少时间，也不在乎有多少虚构成分”，于是，以她讲的话作为托辞，我两个错误都犯了。
邮差1（1）
1969年6月，两个既偶然又寻常的原因使得马里奥·赫梅内斯改换了工作。首先，他不喜欢打鱼。干这个活儿，天亮之前就得起床，而几乎每在那个时刻，他都正在做着大胆的爱情的美梦，女主角是那样热情奔放，和他在圣·安东尼奥连续电影中看到的女郎一模一样。他的这副本事，外加上他一向对感冒“情有独钟”，无论是真病，还是装病，他都有了很好的藉口隔天留在家中为父亲准备船具，这样他就可以在那温暖厚实的奇洛埃毛毯里（智利南部的岛，译者注），在甜美的梦呓中觅爱寻欢，直至渔民何塞．赫梅内斯浑身湿透、肌肠辘辘地从远远的大海中归来。马里奥为了减轻自己的内疚心情，为他准备了一份丰盛的午餐。新鲜面包，由西红柿、洋葱头、外加芹菜、香菜组成的五颜六色的沙拉。马里奥还为自己准备了一份用来“演戏”的阿斯匹林药片，当父亲斥责讥讽的目光几乎射入他的骨髓中时，他便狼吞虎咽般把药片塞进嘴里。
父亲用谴责的目光瞪着他，足有十分钟之久，至少从未少过五分钟，直至最后用干巴严厉的口气扔出这句话：
“你找份差事干吧。”
“好吧，爸爸”。马里奥回答，用外套的袖子擦擦鼻子。
如果说这算是一个寻常的换工作的原因，还有一个非常幸运的因素，那就是他有一辆可心的雷佳诺牌的自行车。他骑着这辆自行车，离开渔民们集居的小海湾，到圣·安东尼奥这个不算大的港口城市去兜风，而与他的穷家陋舍相比，他觉得这里也算极其奢华，象巴比伦的宫殿。只要看到印有张着大嘴的性感的女郎和露出雪白牙齿嚼着雪茄的膘悍的男人的电影广告，他就会心驰神往。两个小时以后才会从影院出来，怏怏不乐地蹬上车，走上熟悉的归途。有时冒雨沿着海岸赶路，引发重感冒。父亲的慷慨大方远没达到能够使他享受富足生活的地步，有时一个星期内倒有好几天囊中羞涩，马里奥·赫梅内斯只能蹿到旧杂志书店，那儿可以抚摸他所钟爱的女演员们的照片。
那是百无聊赖、东游西逛的一天，他在邮局办公室的窗户上发现了一张告示，尽管那是手写的，用的是算术本上撕下的不起眼的一页纸，（算术是他小学时，一向成绩平平的一门课程），告示还是吸引了他。
马里奥·赫梅内斯从不扎领带，可是他在走进邮局办公室之前，象是佩戴着领带似的，整理了一下衬衫的衣领，又用小梳子着力梳理了两下头发，极力把这从“披头士”乐队的照片上“继承”来的发型弄得好一些。
“我是为那张告示来的。”他向办公室的职员坦言，脸上的笑容可以和伯特·兰开斯特（美国六十年代演员，译者）媲美。
“您有自行车吗？”办公室的职员不耐烦地问道。
他心里正想着，嘴上就蹦出来了：
“有车。”
“那好。”工作人员擦着眼镜回答他，“正需要一名邮递员到黑岛送邮件。”
“太巧了。”马里奥说道“我就住在黑岛附近的小海湾上。”
“那很好，可糟糕的是只有一位用户。”
“只有一位用户？”
“对，就一位，小海湾的人都是文盲，他们不识字，连数都不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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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用户是谁？”
“巴勃罗·聂鲁达。”
马里奥咽下了他感觉中足有一公升之多的口水。
“那好极了。”
“好极了？他每天收到好几公斤重的邮件。骑着自行车，后背上驮着个大口袋，就象在双肩上扛着一头大象。原来为他送信的那位邮递员，退休时背驮得象骆驼一样。”
“可我才十七岁。”
“身体健康吗？”
“我？我是铁人，连感冒也没得过一次！”
办公室职员的眼镜掉到鼻中隔上，他从镜框上边看着他。
“工资可没几个子儿，别的邮递员用小费找齐，而你只有一位客户，还不够你每周去一次电影院呢。”
邮差1（2）
“我要这个差使。”
“那好吧，我叫克斯梅。”
“克斯梅”
“你应当叫我唐·克斯梅。”
“是的，唐·克斯梅。”
“我是你的头儿。”
“是的，头儿。”
男人举起蓝色的圆珠笔，冲着笔吹口气温暖一下笔油。他眼神没有看着年轻人便问道：
“名字？”
“马里奥·赫梅内斯。”马里奥·赫梅内斯严肃地回答。
一旦把这个头等重要的信息告之对方，他立即走到窗子旁，撕下告示，把它深深地塞在了裤子的后兜里。
邮差2
浩瀚的太平洋用它那似乎是永无穷尽的耐心没能办到的事情，圣·安东尼奥那小巧而又温馨的邮局办公室却都办到了：鼻子线条也是流畅、运动型的马里奥·赫梅内斯不但在清晨吹着口哨早早地起床，而且，他如此准时地开始干活，当老职员克斯梅决心把他长久以来梦想的“伟业”付诸实现时，他会非常信任地把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他。克斯梅的“伟业”是，早晨起得这么晚，和午觉接头；午觉睡得这么长，和晚上睡觉接头；夜间的睡眠如此酣畅，以至于第二天才第一次感到想干那些马里奥颇想逞能，而克斯梅尚未全能的工作。
头一个月的工资迟发一个半月，这在智利是司空见惯的事。邮递员马里奥·赫梅内斯用它办了下列几件事：给他父亲买了一瓶克乌斯纽·马夸尔牌陈年老酒、给自己买了一张电影票，用它兴致勃勃地看了一场有纳塔利·伍德主演出的电影：“西部地区的爱情故事”、在圣·安东尼奥的市场上一个小商贩手中买了一把德国梳子，小贩用编好的顺口溜叫卖：“德国人仗打输，工业他可没有丢，快来买索林根牌不锈钢梳”，此外，购买了他的客户、也是邻居，巴勃罗·聂鲁达创作的、罗萨达出版社出版的诗歌《元素的颂歌》。
他打算找个机会，他觉得诗人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把书和信件同时递给他，设法搞到他的亲笔签名，就凭这，可以在圣·安东尼奥或圣地亚哥那些他极有可能结交的非常漂亮的女人们面前炫耀一番。他将用第二个月的工资到圣地亚哥去。有好几次，差一点他就要实现这一愿望了，但是诗人是这样慢条斯理地把信件收下，又是这样迅速地塞给他小费，（有很多次小费的数目相当可观）以及他那陷入无限深沉的思考的表情，都阻止了他去完成这件事。总之，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内，每当按响诗人的门铃，马里奥都不可避免地想到自己正在扼杀诗人的灵感，诗人差点就要写出天才的诗句了。聂鲁达接过邮包，给他两个埃斯库多（智利币名，译者），然后道别，脸上露出和他的目光一样缓缓的微笑。从这一时刻开始，直至全天结束，邮递员整天背着《元素的颂歌》，期盼着某一天能够攒足勇气。多少次他把诗集背来背去，多少次他抚摸着它，多少次在广场路灯下，把诗集放在膝盖裤子上，在那些不认识他的女孩子面前，摆出知识分子的架势……最终，他开始阅读诗集了。在他的人生履历中，发生了这件事后，他自认为值得引起诗人的一丁点儿注意。冬日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把书夹在信中给了诗人，说出了他在很多玻璃窗前反复排练过的一句话：
“署上您的大名吧，大师！”
对诗人来说，满足他的愿望就象履行一个常规手续，但是，他刚刚完成这个简短的义务，就以他所特有的简洁的礼貌方式道别了。马里奥开始琢磨签字，然后得出结论，如果再写上“诚挚问候，巴勃罗·聂鲁达”，还是匿名式的签字，也不算过分吧。他准备和诗人建立某种关系，使他在某一天得到一种殊荣，即在致词中至少诗人用真正的绿墨水写上他的姓名，马里奥·赫梅内斯·s当然，如果诗人能写上“献给我亲爱的朋友马里奥·赫梅内斯，巴勃罗·聂鲁达”，那就最好不过了。他把自己的这些愿望告诉了报务员克斯梅，克斯梅批评他智利邮电局禁止邮递员以无理要求打扰用户之后，还告诉他，一本书不能写两次题词。也就是说，无论怎样，要他（即使是共产党员诗人）划掉他原来写的话，而写上另外一些话也是不体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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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赫梅内斯认为他的批评是对的。当第二个月的工资袋到手的时候，他便采取了一个在他看来理所当然的行动：买了本罗萨达出版社出版的《元素的新颂歌》。由于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放弃了梦想中的圣地亚哥之行，而当狡猾的书商对他说：“下个月我给您留着《颂歌第三集》时，他越发变得惴惴不安了。
然而，手中的两本书，没有一本得到写有他的姓名的诗人的亲笔签字。冬日里的一个清晨，和以往冬日一样的一个充满阳光的清晨，题词的事早已被他置诸脑后，而吟诵聂鲁达的诗可片刻没停。
邮差3（1）
在渔民中长大的年轻人马里奥·赫梅内斯怎么也没料到在那天的邮件中居然有一只“鱼钩”，用它可以钓到巴勃罗·聂鲁达这条大鱼。他还没有把邮包交给他，诗人已经准确地认出在他眼前一闪而过的一封信，诗人从未有过这种举动，他一反平日惯有的平静、谨慎的常态，这促使邮递员鼓足勇气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既是出于友情，干嘛不说呢？
“您为什么先拆那封信？”
“因为信是瑞典寄来的。”
“除非是瑞典女人，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尽管巴勃罗·聂鲁达长有一双不大动情的眼睛，此时却闪烁发光。
“诺贝尔文学奖，孩子。”
“他们会授予您。”
“如果他们授予我，我是不会拒绝的。”
“给多少钱？”
全神贯注在看信的诗人漫不经心地答道：
“十五万零二百五十美元。”
“五十美分。”马里奥想开个玩笑，他又本能地控制住了自己这种常犯的不礼貌的习惯，而以另外一种最文雅的口气问道：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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