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很多优秀的东西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例如，在《邮递员》中作者借马里奥和聂鲁达的对话，对诗歌中常常使用的“比喻”，做了极好的铨释，而精彩的比喻在他的其它作品中也比比皆是，在短篇故事“相好”中，男主人公把他捧在手里的姑娘的脚比作“一小块阳光”，就是很好的例子。总之，在作者的笔下，词汇成了他讲故事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词汇是桥梁，通过它，可以包容心灵间分离的距离，语言是媒介，它使有形的物质世界和无形的精神世界结合在一起。
在《叛乱》和《邮递员》中，除了生动和形象化的语言，另一极其重要和显而易见的风格就是幽默和大量的嘲讽。生活中的作者本身就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不但喜欢嘲讽别人，也喜欢自嘲，他的“秃顶”总是他自嘲的“道具”。而在这两本书中，他用嘲讽的手段无情地打击敌人，也用同样的手段，善意地嘲弄他所热爱的主人公们。作者坦言：“‘嘲讽’是我的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无论是嘲讽他人还是自嘲，它使故事中的一些提法、话语、情节能够保持在和读者形成一种共谋关系的状态，‘嘲讽’也避免了作者主观、武断、强加于人的口气。”他还真诚地告诉我们：“作为作家，很好地使用这一文学手法，它是我追求的理想，也是我喜欢采用的一种手段，通过它，我们极力从‘压力’中得到解脱”。斯氏文学创作对这一手段的运用；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有充分的展示；事例生动形象；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总之，《邮递员》是作者巧妙地安排了动人的情节，把诗歌、柔情和嘲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作了一个有深厚生活基础的美丽故事。电影放映后，在意大利的街头出现了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的体恤衫上写有电影中主人公的一句话：“诗歌属于使用它的人而不属于创作它的人”。这种武断和有失公正的态度不正是作者借读者之口表达了他本人的文学立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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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其人其作（9）
作家本人认为，他从事写作，是出于想写些什么的冲动，他自认为他并没有以故事来教育他人的目的，他又酷爱想象，以高超的想象自娱和娱人。他笔下的对象经常是小人物、边缘人物，学生、冒险家、日常生活中的弱者，也不乏大千世界的“小英雄”，他们就生活在大街小巷里、在沙滩上、在竞技场上，和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和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作家用他们的语言描绘他们，同时加上作者的艺术的联想，于是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时，往往需要在他语言描述的导引下，去想象一幅幅画面。特别是他笔下的有些主人公在梦幻中、醉酒态、昏迷时，作家大胆地使用充满诗意。缺少理性的联想；更确切地说；体现了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联想；用语言成就了纷乱复杂的形象；有时让人不知所云。但是它的好处在于产生了自然、生灵活现的效果，完成了沟通的目的。作者认为，这也是讲述生活中高度紧张状态的“秘密武器”。每当读到他的这些章节时，都令人不禁联想到他和上一代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难分难解的渊源。
美国出版的一本关于拉美现代文学作家辞典中，在智利的条目下只提及三个作家，即何塞·多诺索、伊萨贝尔·阿连德和斯卡尔梅达。有人认为，他是继鲁尔福、加尔西亚？马尔克斯、奥内迪和科塔萨尔之后拉丁美洲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从最近这些年来他频繁地出现在北美、欧洲和拉美文坛上的现象可以看出，目前他是拉美国家文坛上最抢眼的作家之一。我个人认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优秀作家集中涌现形成的“爆炸文学”逐渐衰退后，由于这一代作家的强大实力，对后来的作家来说，仍然不失为一股强大的挑战势力；因此；很多“爆炸文学”后的作家；虽然他们才华横溢；仍然不可挽救地在上一代作家杰出“技艺”的风浪中翻船沉没；而斯卡尔梅达；凭借自己的力量；他的写作主题、不循规蹈矩的选材、他笔下的人物、他对“魔幻现实主义”巧妙的发展和使用，特别是因他的作品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语言，使他在众多“爆炸后文学”沉船覆没的作家中不但是位幸存的，而且是位名副其实的佼佼者。
译者后记（1）
那是在１９９７年吧，我的一个从事文学研究并很有成就的同行刚从拉美归来，递我一本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的小说，书名译成中文是《火热的耐心》，她对我说，把它译成中文，这个作家和这本小说在拉美、北美和欧洲火着呢，她说她已经拜访过作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作家。
在此之前，我所在的西班牙、葡萄牙拉美文学研究会曾和云南出版社合作，确定了在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计划中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出版拉美文学系列丛书。云南出版社为了出版这一系列丛书，花了很大的财力和精力，按计划出版了文学会确认的所有作家的书。从经济观点来看，出版社所获不多，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云南出版社在向我国人民推介和宣传拉丁美洲文学作品和作家这项工作上，不但是起到了先驱和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且可以说，他们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至今为我国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界人士所称道。文学会的很多同志是这套系列丛书的编委，他们慧眼识珠，在那个选题计划中就把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囊括其中。当时确定翻译的作品是作者的中篇小说《叛乱》。我记得拿到这本书后曾匆匆浏览，当时的感觉是没有特别可以吸引中国读者的引人入胜的情节，于是我和当时在我校任教的秘鲁专家胡安·莫里略说了这事，作为拉美文学的资深研究学者同时也是作家的胡安先生对作品和作家本人有高度评价，他不但支持介绍这位作家，还为这本译著欣然作序，对我们后来投入这部作品的翻译工作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从这件事来看，可以肯定地说，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的作品是在那个年代被介绍到中国的，虽然印数不多，印刷质量和用纸都远比不上现在，回顾起这个经历，我还是认为那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拿到《火热的耐心》后，我全力投入到翻译工作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作者的两部书的主题虽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但风格、手法却有很多共同之处，我对此是边译边有所感悟。作品于1998年在《当代外国文学》杂志发表。编辑陈凯先老师做了很好的工作，并把书名改成《聂鲁达的邮递员》。
1999年3月得到###国家基金委的资助，我奔赴地理位置距我国最遥远的国度――智利，去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拉丁美洲文学。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短短半年的时间里，除了在大学旁听文学课，参加智利文化界的一些诸如文学讲座、作品首发式的活动，我还有幸目睹了后来成为智利总统拉戈斯的风采（在智利诗人一部作品的首发式上，他作为先睹为快的阅读者，发表读后感言），此外，不虚此行的另一个原因是，有机会见到我所敬仰的智利当代当红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作为他两部作品的译者，经和他电话相约后，他热情地邀我去他家做客。
斯卡尔梅达住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富人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区叫拉斯·贡得斯。整个街区的房子都是低矮的一到两层的平房或小楼房。作家的住房是一座两层高的小楼房，外表朴实无华，栅栏门前是一片宽阔的草地，街区周围非常安静，按他提供的地址和号码，我找来找去竟然见不到一个人，只有几条流浪狗走来走去。当我敲开斯卡尔梅达的院门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作者笔下的人物叩响诗人聂鲁达的大门。跑出来迎接我的是作家年轻貌美的德籍妻子诺拉。我和作家一见如故，这是因为正如他的作品表现的风格那样，他是活泼的、健谈的、特别是极其幽默的。我拿住《叛乱》的中译本，和《当代外国文学》杂志，也就是发表《聂鲁达的邮递员》这一集送给作者本人，他说，他除了熟悉封面上他的头像以外，中文字他一个不识。他领我参观了他的图书馆，那是一个面积不大但藏书不少的书的世界，当他从书架上拿下《邮递员》一书几种文字的译本时，特别是制作精致的日文译本时，我看着自己的杂志和另一本纸张略显粗糙的中译本，很有“自惭形秽”的感觉。作家夫妇和他们当时只有九岁的儿子陪我在他家游泳池旁的院落中共进午餐，席间，他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他从未到过中国，看得出他对中国知之甚少，但是他说他会来中国。辞别时，他除了把《邮递员》原著送我以外，还有不少他发表的著作，其中有一本是他早期发表的短篇小说的集子，早已在市场上绝迹，是弥足珍贵的。就是有了它，我回国后才有可能翻译发表和评论了他早期发表的短篇故事。在他送我的《邮递员》原著的扉页，他写道：“送给李，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激你翻译了这本书”。
译者后记（2）
我在智利只停留了短短的半年时间，行前我不想再次打扰作家，只计划打个电话告别，然而作家热情地约我在行前的一个晚上参加他们夫妇参加的在文化界一个朋友家举办的聚会。按照智利人的生活习惯，聚会开始得很晚，晚饭九点后才刚刚开始，内容丰富，量也很大，让我十分惊叹的不止是智利人的好客和健谈，尤其是他们边聊边进食的好胃口，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让我这个中国人自叹不如。东道主是作家的一位女友，也是一份文化杂志的著名编辑。他们谈文学，谈政治，我通过谈话听得出他们都是拥护左派总统候选人拉戈斯的文化名人。聚会很晚结束，告别时，斯卡尔梅达的夫人诺拉将一套精美的智利特产天青石制作的首饰送给我，尤其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作家在西班牙已发行，在智利，将于我离开后一周举办的首发式上发表的长篇小说提前送了我，那就是《诗人的婚礼》。作家夫妇非常礼貌地开着车一直把我送到我所借住的街区，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丝毫没有感觉已是新一天的黎明时分。
我离开智利后不久，传来了拉戈斯当选为智利新总统的消息，我从个人感情上为智利人民再次选择了左派人物执政而感到欣慰，我还知道，拉戈斯上任后，派斯卡尔梅达赴德国担任智利驻德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我完全可以想象他会多么开心，因为于公于私，那都是一份好差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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