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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此时对这个问题，杜威并无结论。他依然抱有两种看法，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在推理重演犯罪过程中，形成了两个设想：“单人作案的设想”和“两人作案的设想”。在前一种设想里，凶犯被想象成这家的朋友，或无论如何，有人对这所住宅和居住者的情况相当了解，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个人知道克拉特家的门很少上锁，知道克拉特先生单独睡在一楼的主卧室里，知道克拉特太太和孩子们分别睡在二楼的卧室里。因此，杜威设想这个人很可能是在半夜前后步行接近了屋子。窗户是黑的，克拉特一家都睡了，至于农场的看门狗特迪，唉，谁都知道它怕枪怕得要死，一见到入侵者手里的武器，就瑟瑟发抖，呜咽着偷偷溜走了。在进入屋子后，这个杀手首先破坏了电话，一部在克拉特先生的办公室，一部在厨房，在切断电话线后，他摸进克拉特先生的卧室，把他弄醒。克拉特先生在持枪者的威逼下，被迫服从命令，陪着他走上二楼，叫醒了其余的人。然后，克拉特先生用凶手提供的绳子和胶带绑住妻子并封住她的嘴，又绑住女儿（无法解释为什么他女儿的嘴没有被封住），然后把她们拴到床上。接着，父亲和儿子被押到了地下室里，在那里克拉特先生被迫封住凯尼恩的嘴，并把他捆在游戏室的沙发上。然后，克拉特先生被带到了锅炉房，头部受到猛击，嘴被封住了，手脚也被捆住了。现在，凶手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他一个接一个地杀死了他们，每次都把散落的子弹壳仔细地拣起来。当他完成这一切，就关掉所有的灯，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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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 第二章（3）
事情可能就是按这样的步骤发生的，这种可能性很大。但是杜威有一些疑点：“如果赫伯认为他的家人处于危险之中，面临致命的威胁，他一定会像老虎一样奋起搏斗。而且赫伯不是傻子，而是身体状态处于最佳的强壮的男人。凯尼恩也是，像他父亲一样强壮，个子还更高些，是个宽肩膀的小伙子。很难想象一个人，不管有没有武器，能同时对付他们两个。”另外，有理由认为这四个人是由一个人捆起来的：四人身上的绳套都是同一种类型，都是水手用的绳套。
杜威，以及他的大部分同事，都倾向于第二种假设。第二种假设在很多要点上与第一种一样，但重要的区别在于凶手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同伙，这个同伙帮助他制服克拉特一家，用胶带封嘴，用绳子捆绑。但是，第二种假设仍然有漏洞。比如，杜威就发现很难理解“两个人怎么会同样地愤怒，怎么会在同样疯狂的暴怒状态下实施犯罪”。他继续解释：“假设凶手为克拉特家所认识，是社区的一员；假设他是个普通人，一个有着怪癖，对克拉特一家或某位家人抱有邪恶嫉妒之心的普通人，但他从哪儿找到一个足够疯狂、愿意帮他的同伙呢？这讲不通，也不合理。这样，一接触这个问题，就讲不出个所以然了。”
新闻发布会后，杜威返回自己的办公室，这间屋子是司法长官临时借给他的，里面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把笔直的靠背椅。桌子上散乱地放着的东西是杜威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法庭上展示的：胶带和从受害者身上解下来的绳套，这些东西现在都封装在塑料袋里（这两件物品作为线索都不能寄予太大希望，因为二者都是大路货，在美国随处可得），桌子上还放着警方摄影师拍摄的犯罪现场的照片，二十张放大了的照片：克拉特先生破碎的头盖骨，他儿子被毁容的面孔，南希被绑着的手以及她母亲虽已死去但仍然睁着的眼睛，等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杜威将花大量时间研究这些照片，希望能“突然从中发现什么”，也许某个有意义的细节会不言自喻：“犹如那些拼图。叫你猜猜‘在这张画里能找到多少野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我所要做的，找出隐藏的野兽。我觉得他们肯定在那儿，如果我能看见他们的话。”实际上，一张克拉特先生躺在装床垫的纸箱上的照片已经令人惊奇地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脚印，带有钻石图案的鞋底留下的模糊足迹。这些脚印虽然肉眼难以辨认，但是在闪光灯的照射下却逼真地显露出来。这些脚印，再加上在同一个纸箱上发现的另一个脚印，猫爪图案的前脚掌留下的清晰的血脚印，是侦查员们目前所能宣称的唯一“重要线索”。但是他们不打算公之于众；杜威和他的小组决定保守秘密，不透露这些证据的存在。
杜威桌子上的另一件材料是南希·克拉特的日记本。他已经浏览了一遍，此时他开始仔细阅读每天的记录。这本日记从南希十三岁生日开始记起，到离她十七岁生日不到两个月时结束。这是一个聪明孩子感情的真实吐露，她极喜欢动物，并且喜欢阅读、烹调、缝纫、跳舞和骑马，是个讨人喜爱的漂亮的少女，她认为“谈情说爱很有意思”，然而“实际上仅仅对博比有真爱”。杜威首先读的是最后一天的记录。只有三行字，大概是她死前一到两个小时写的。“乔利妮来过了，我教她做樱桃馅饼。陪洛克西练习。博比来了，我们一起看电视。博比在十一点离开。”
年轻的鲁普是目前所知最后见到克拉特一家的人，他已经接受了详细的讯问，虽然他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自己“只不过和克拉特一家度过了一个平常的夜晚”，但是他仍然要接受第二次讯问，这一次将要对他使用测谎仪。事实很明显，警方不想轻易地把他从嫌疑犯中排除出去。杜威自己相信这个孩子“和案件没有任何联系”，但毫无疑问，在调查的初期，博比是唯一可以认为有犯罪动机的人，尽管这很牵强。在日记里，南希时不时提到的情形令警方认为可以使人产生作案动机：她父亲坚持要她和博比“一刀两断”，停止“频繁的接触”，他反对的理由是克拉特全家都是卫理公会教徒，而鲁普家是天主教徒，在他看来，这足以使他俩结婚的希望变成泡影。但是日记中最吸引杜威的不是克拉特家和鲁普家以及卫理公会和天主教的区别，而是一只猫，一只神秘死亡的猫。这只名叫布波斯的猫是南希最喜爱的宠物，据南希死前两个星期的日记，她发现布波斯“躺在谷仓里，死了”，她怀疑“是被人毒死的”。日记写道：“可怜的布波斯。我把它埋在了一个特别的地方。”读到这句话时，杜威觉得“这可能非常重要”。如果猫是被毒死的，那么这一行为会不会是谋杀者一次小小的、恶毒的预演呢？他决心找到南希埋葬宠物的这个“特别的地方”，虽然这意味着要找遍面积广阔的河谷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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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 第二章（4）
在杜威研读日记的时候，他的首要助手丘奇、邓茨和奈正穿街走巷，像邓茨所说，“和那些能向我们提供点什么的人谈话”。这些人包括霍尔科姆学校的教职员工，南希和凯尼恩都是载入该校荣誉名册的高材生；河谷农场的雇员（其人数在春夏之际有时可以达到十八名，但是在现在的休耕季节里，只有杰拉尔德·冯·弗里特和三位雇员，外加赫尔姆太太）；受害者的朋友；他们的邻居；特别是他们的亲戚。远远近近，最后大约有二十名亲戚赶来参加将在星期三早晨举行的葬礼。
三十四岁的哈罗德·奈是堪萨斯州调查局中最年轻的，他身材矮小，精力充沛，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透露出猜疑的神色；他尖鼻子、尖下巴，头脑敏锐，所负责的任务是访问克拉特家的亲戚，他称之为“该死的复杂的活儿”。“这对你是痛苦，对他们也是痛苦。一谈到谋杀案，你就不能尊重什么悲伤、隐私和个人感受了。你必须问那些问题。而有些问题会很伤害人。”但是，在他所询问的人里，在他所问的问题里（“我正在调查情感方面的背景。我认为，答案也许是另一个女人，一个三角关系。哎，想想看：克拉特先生春秋正盛，身体健康，但他的妻子却半死不活的，她和他分居，睡在不同的卧室里”），没有一个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就连克拉特先生两个活着的女儿也想不出凶杀的原因。总之，奈仅仅明白了一件事：“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里，克拉特一家是最不可能被谋杀的。”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时，三个侦探聚集在杜威的办公室里。邓茨和丘奇比“奈老兄”（这是他们对奈的称呼）的运气好。（堪萨斯州调查局的人都爱起外号。邓茨的外号是“老头儿”，这真冤枉，他还不到五十岁，身材魁梧，走路轻快，长着宽宽的公猫脸。而丘奇六十岁上下，皮肤是粉红色的，一副学者派头，但实际却“很强硬”，据他的同事讲，他是堪萨斯州拔枪最快的人，因为他的头发有点儿卷，所以被称为“卷毛”。）这两个人在调查过程中已经找到了“有希望的线索”。
邓茨的叙述牵涉到父子俩，这里称他们为老约翰和小约翰。几年前，老约翰和克拉特先生做了一笔小生意，这笔交易的结果触怒了老约翰，他觉得克拉特先生损害了他的利益。现在，老约翰和小约翰都成了“酒鬼”；事实上，小约翰经常因饮酒过度而被监禁。有一天，很不走运，约翰父子俩又喝醉了，在酒精的刺激下，他俩鼓足勇气，来到克拉特家，想和克拉特先生“说个明白”。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因为克拉特先生强烈反对饮酒和醉酒胡闹，他拿着一把枪，把父子俩赶出了自己的领地。这种无礼行为是约翰父子难以忍受的；就在一个月前，老约翰还对一个熟人说：“每次我一想到那个浑蛋，我的手就痒痒，我真想掐死他。”
丘奇发现的线索和邓茨的在本质上有点类似。他也听说某人承认对克拉特先生有敌意，不妨称这个人为史密斯先生（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名）。史密斯认为河谷农场的人开枪打死了他的猎犬。丘奇搜查了史密斯的农场住宅，在谷仓里看到椽子上挂着一根绳子，其打结的方式和捆绑克拉特家四口的方式一样。
杜威说：“说不定其中一件正是我们要找的。一件涉及个人的事———无法控制的仇恨。”
“除非是抢劫。”奈说。抢劫作为动机已经讨论过了，但多少被排除了。反对的理由很充分，其中最有力的理由是：克拉特先生从不带现金，这在县里是尽人皆知的；他没有保险箱，也从不随身携带大量现金。而且，如果把抢劫作为解释，那么为什么劫匪没有拿走克拉特太太的金手镯和钻石戒指呢？但是这些疑问没有说服奈：“整个过程都充满了抢劫的味道。克拉特的钱包怎么样了？有人把它放在克拉特先生的床上，钱包被打开了，空的，我想不会是钱包的主人把它放在床上的。还有南希的钱包。她的钱包在厨房的地上。它是怎么到厨房的？是的，屋里确实连一毛钱的硬币都没有。哦，对了，有两美元。我们在南希书桌的一个信封里找到两美元。我们知道出事前一天克拉特刚兑换了一张六十美元的支票。我们认为屋里至少还应剩下五十美元。所以有些人会说：‘没有人会为了五十块钱杀人的。’还说：‘确实，杀手也许把钱拿走了，但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误导我们，使我们认为抢劫才是原因。’对此，我很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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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 第二章（5）
天黑了，杜威打断讨论，打电话给家中的妻子玛丽，告诉她自己不回家吃晚饭了。她说：“好吧，艾尔文。”杜威注意到妻子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常见的焦虑。杜威夫妇结婚十七年了，有两个年轻的儿子。玛丽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曾是联邦调查局的速记员，杜威在新奥尔良工作时认识了她。玛丽同情他的职业的艰苦，生活没有规律，一个电话就会突然把他叫走，奔赴州里偏僻的地方。
他说：“有什么事吗？”
“没事，”她要他放心，“只是，你今晚回家时只能按门铃了，我把所有的锁都换了。”
现在他明白了，说道：“别担心，亲爱的。把门锁上，打开门廊上的灯就行了。”
杜威挂断了电话，一位同事问道：“出了什么事？玛丽害怕了？”
“嗨，是的，”杜威说，“不仅是她，所有的人都害怕。”
并非所有的人都害怕。霍尔科姆那位守寡的女邮政局长、勇敢的默尔特·克莱尔太太就不害怕，她讽刺镇上的人都是“胆小鬼，吓得瑟瑟发抖，睡觉时连眼睛都不敢闭上”。在说到自己时，她说：“我这个老女人睡得和以前一样香。如果有谁想对我耍花招，让他来试试好了。”（她的话还真灵验，七个月后，一伙持枪的蒙面匪徒闯进邮局，抢走了她九百五十美元。）通常，克莱尔太太的观点只得到很少一部分人的支持。据加登城一家五金商店的老板说：“近来，锁头和铰链是卖得最快的商品。人们不在乎买的是什么牌子的；他们只要求这些东西牢固。”当然，想象力可以打开任何一扇门，转动钥匙，让恐怖趁机而入。星期二拂晓，一卡车从科罗拉多州来打野鸡的陌生人，不知道当地发生了惨案，在他们越过草原，穿过霍尔科姆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几乎所有的房屋所有的窗户都亮着，在灯光明亮的屋子里，人们穿着整齐，甚至是全家人一整夜都没睡，充满警惕，仔细倾听过往的声音。他们害怕什么呢？“谋杀可能再次发生。”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一位学校的女教师评论说：“如果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克拉特一家身上，而是别人，那么人们的情绪可能不会如此激动。无论哪一家都不能和克拉特一家相比，他家那么令人敬佩、那么富裕、那么安全。这个家庭代表了附近人们真正珍视和尊敬的一切，如果这样的事情也能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唉，那就等于告诉人们上帝不存在一样。这使得生命看起来毫无意义。我认为，与其说他们吓坏了，倒不如说他们陷入了深深的沮丧。”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最简单、最丑陋的一个原因是，迄今为止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突然终止，老朋友之间开始互不信任；可以理解的是，他们认为凶手就在自己中间，他们没有一个人不赞成死者的兄弟阿瑟·克拉特的观点，十一月十七日他在加登城一家旅馆的大厅里对记者说：“这件事水落石出之时，我可以打赌，无论谁干的，此人就在我们站着的地方十英里之内。”
离阿瑟·克拉特当时所站的地方大约四百英里，两个年轻人坐在堪萨斯城一个名叫伊格尔的餐馆的座位上。其中的一位是个窄脸，右手上刺着一个蓝色的猫，他已经吃掉了好几个鸡肉沙拉三明治，此时正在吃他同伴的饭———一个没有动过的汉堡包和一杯加了三片阿司匹林的饮料。
“佩里，宝贝儿，”迪克说道，“你不想吃那个汉堡包，我吃吧。”
佩里把盘子推到桌子的另一边。“上帝啊！你就不能让我集中精力吗？”
“你不必看上五十遍。”
迪克指的是十一月十七日《堪萨斯城星报》头版上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杀害四人的线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