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完全不合适。隔壁的一扇门，我们一致认为那里肯定是凯尼恩的房间，许多男孩子的东西散落在屋里。我认出了凯尼恩的眼镜，就在床边的书架上。但是床上没有人，虽然看起来像是有人睡过一样。我们走到走廊的尽头，最后一扇门，在那儿，在床上，我们发现了克拉特太太。她也被捆着。但不同的是，她的手是在前面绑着的，所以看起来她好像正在祈祷一样，在一只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手帕。也许是克利内克斯牌纸巾？捆住她手腕的绳子一直连到膝盖，膝盖也被捆在一起，然后绳子又拖到床底下，再绑在床脚上，干得多么复杂而巧妙。想想吧，要这样做得花多长时间啊！她躺在那里，吓得灵魂出窍。她还戴着首饰，两枚戒指，为什么我总不同意这是谋财害命，其中一条理由就在于此：穿着一件浴衣，一件白色睡衣和一双白色袜子。她的嘴被胶带紧紧粘住，脑袋的一侧被近距离平射击穿，子弹的冲击力撕裂了胶带，使胶带变松了。她的眼睛是睁开的，睁得老大。仿佛仍在盯着杀人者，她一定是不得不目击凶手的动作———用枪瞄准。大家默默无言。我们都太过震惊。我记得司法长官四处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散落的子弹壳，但是杀人者非常狡猾和冷静，没有留下类似的线索。
“很自然，我们感到奇怪，克拉特先生在哪儿？凯尼恩在哪儿呢？司法长官说：‘我们到楼下去找找。’我们找的第一个地方是主卧室，克拉特先生睡觉的地方。床单被拉开了，有只钱夹丢在床脚的地方，从钱夹里撒出一叠弄得乱七八糟的卡片，好像是有人要通过卡片搜寻什么东西，一张便条，一张借据，谁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呢。事实上，钱夹里一分钱也没有。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是克拉特先生的钱夹，他是从来不带现金的。这一点就连我这个搬到霍尔科姆仅仅两个多月的人也知道。我知道的另一件事是，无论是克拉特先生，还是凯尼恩，不戴眼镜就什么也看不见。而克拉特先生的眼镜就放在写字台上。所以我判断，不管他们去了什么地方，都不是自愿的。我们仔细察看，一切都很正常，没有搏斗的痕迹，没有任何扰乱的迹象。只有办公室是例外，那里的听筒没有挂在电话机上，电话线也被割断了，和厨房里一样。司法长官鲁滨逊在壁橱里发现了几支猎枪，用鼻子闻了闻，查看最近是否打过。他说没打过，我从未见过比他更迷惑的人，只听他说道：‘真要命，赫伯到底在哪儿？’这就那时，我们听到了脚步声。从地下室里传出楼梯的响声。‘谁在那儿？’司法长官问，好像他已经做好了射击的准备。一个声音说道：‘是我，温德尔。’原来是温德尔·迈耶，副司法长官。他进屋时好像没发现我们，就径直跑到地下室去调查了。司法长官告诉他，声音有点凄惨：‘温德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楼上有两具尸体。’‘唉’，他叹了口气，温德尔也叹了口气，‘下面还有另外一具尸体。’于是我们跟随他走进了地下室。我想你也许会把那称为游戏室。那里并不怎么暗，有窗户，可以让充足的阳光照射进来。凯尼恩就在角落里，躺在一张沙发上。他的嘴被胶布封住了，手脚都像他母亲那样被捆在一起，绳子从手连到脚，最后绑在沙发扶手上，其过程同样复杂。不知怎么回事，凯尼恩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想是因为他最容易辨认吧，他看起来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貌，虽然枪是正对着他的脸开的。他穿着一件T恤衫和一条蓝色牛仔裤，光着脚，好像他是匆忙之中穿上衣服的，手头能抓到什么，就穿上了什么。他的头靠在一对枕头上，枕头塞在下面，好像是要使目标更容易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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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 第一章（28）
“司法长官接着问道：‘这个通向哪里？’意指地下室的另一扇门。司法长官在前面走，进去后伸手不见五指，好在埃瓦尔特先生找到了电灯开关。这是一间锅炉房，里面非常暖和。这个地方的人都在家里装一个煤气炉，然后将热气送到地面上，这花不了多少钱，这就是所有的屋子都热得过分的原因。我瞧了一眼克拉特先生，就不忍再看了。我知道单单开枪是不会流那么多血的。我猜得没错。他也被枪射杀，和凯尼恩一样，是正对着面部开枪的。但是也许在被子弹击中之前，他就已经死了。或者，不管怎么说吧，快要死了。因为他的喉咙被割断了。他穿着有条纹的睡衣，除此就没穿别的了。他的嘴被胶布封住；胶布还绑住了他的头。他的膝盖捆在一起，但手没有捆住，或者说，他设法挣脱掉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愤怒，也许是因为疼痛，反正是把绑在他手上的绳子给挣断了。他四肢伸开躺在炉子前，身下是一只很大的硬纸板箱，这只箱子看来是故意放在那儿的。这是一只用来装床垫的箱子。司法长官说：‘瞧这里，温德尔。’他指着箱子上两个带血迹的脚印。带圈圈的半圆形的脚印中间有两个洞，像两只眼睛一样。我们中的一个人，也许是埃瓦尔特先生，我记不清了，指出了一件古怪的事情。这件事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在我们头顶上有一条蒸汽管道，上面垂下来一条绳子，是杀人者用的那种绳子。很明显，克拉特先生曾被绑着双手吊在这里，然后绳子又被切断了。但是为什么呢？为了折磨他？我猜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原因了。不会知道是谁干的，为什么干的，那天晚上这幢住宅里发生了什么。
“稍过片刻，屋子里很快就挤满了人。救护车来了，验尸官来了，卫理公会派来了牧师，警方的摄影师，州警察，电台和报纸的记者，噢，满满一屋子人。大部分人是被教堂叫来的，装做仿佛克拉特先生家的人还在。屋里非常安静，只有低声耳语。仿佛谁都不相信一样。一位警察问我在这儿是否有公干，说如果没有，我最好离开这儿。在屋外的草坪上，我看见副司法长官正在和一个人讲话，是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农场的雇员。看起来斯托克莱因住的地方离克拉特家的房子不到一百码，两座房子之间除了一座谷仓外就没有别的建筑了。但是他说他从未听见任何声音，他说：‘我五分钟前才知道这件事，当时我的一个儿子跑回来对我说司法长官来了。我妻子和我昨天夜里连两个小时也没睡上，一直在忙上忙下的，因为我们的一个孩子病了。我们听到的唯一的声音是在大约十点半，十点三刻，我听见一辆小汽车开走了，我对妻子说，博比·鲁普走了。’我开始步行回家，大约在那条小路的半道上，我看见凯尼恩的那条老牧羊犬，那条狗吓坏了，夹着尾巴坐在那里，既不叫也不动。看见那条狗，不知怎的，又使我触景生情。我太茫然，太麻木了，竟没有感到整件事的荒谬邪恶。这痛苦，这恐怖，他们全死了，整整一家子。温和善良的人，我所认识的人，竟被谋杀了。你必须相信这是谋杀，因为这的确是真的。”
霍尔科姆每昼夜有八列直达客车匆匆开过。其中有两辆负责收发邮件，正如热心负责这一工作的人所解释的那样，办理这样的事务自有其困难之处。“是的，先生，你不得不保持警觉，这些火车打这里经过，有时时速达一百英里。光是那阵风，唉，就能把你刮倒。”当这些邮包飞出来时，真吓死人！就像橄榄球赛时抱住带球跑的球员一样：轰！轰！并不是我在抱怨，请注意。这是个好工作，是政府部门的工作，它使我保持了青春。”霍尔科姆的邮递员萨蒂·特鲁伊特太太，或者如镇上的人称她为特鲁伊特妈妈，看起来确实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她已经七十五岁了。特鲁伊特太太是一个身材矮壮、饱经风霜的寡妇，戴着三角大头巾，穿着牛仔靴（这是能穿在脚上的最舒服的东西，像潜鸟的羽毛一样柔软），她是霍尔科姆年纪最大的土著居民。“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人都和我有或多或少的亲属关系，那时我们管这个地方叫舍洛克。后来来了个名字叫霍尔科姆的陌生人。他是个养猪的，发了财，认为应该用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小镇。他做了什么呢？很快就揭晓了，他背叛了我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不是我们背叛他。我是在这儿出生的，我的孩子也是在这儿出生的。因此！我们！永远！在这里！”她的女儿默尔特·克莱尔，碰巧是当地的女邮政局长。“只是你不要认为这是我获得这个政府职位的原因。默尔特甚至不想让我来呢。这份工作你要竭力争取才能得到。谁投标最低就归谁；而我总是喊得最低，低到连毛毛虫都不屑一顾。哈哈！这肯定激怒了小伙子们。不错，先生，许多小伙子喜欢当邮递员。但是，当大雪积得有普里莫卡内拉老先生那么高，风刮得呼呼直响，而一袋袋邮包还得送时，我真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喜欢邮递员这差事啊！是吧！”
冷血 第一章（29）
在特鲁伊特的工作中，星期天和其他日子一样是工作日。十一月十五日那天，正当她等着十点三十二分的西去列车时，她吃惊地发现两辆救护车穿过铁道，向克拉特家驶去。这件不寻常的事使她做出了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擅离职守。就让邮件随便放下吧，这件新闻是默尔特必须立刻知道的。
霍尔科姆人都称他们的邮局是“联邦大厦”，授予一座透风的、满是灰尘的小屋以这样的美称似乎名过其实。天花板裂开了缝，地板也颤抖了，信箱门关不上，灯泡坏了，钟也不走了。“是的，这很丢脸，”这位说话尖刻、多少有点独到见解、令人印象深刻的女负责人承认，“但邮票还是起作用的，不是吗？不管怎样，关我什么事？我只干我自己的事，自得其乐。我有一把摇椅，一只不错的炉子，一把咖啡壶，还有许多书报杂志可以读。”
克莱尔太太在芬尼县是个著名人物。她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她目前的工作，而是她以前的职业，舞厅女老板，这个身份从她外表可是看不出来的。她面容憔悴，脸色蜡黄，穿着裤子，羊毛衫，牛仔靴，看不出年龄的大小（“我是知道的，你得猜一猜”），但心里藏不住话，大多数情况下说起话来嗓门又高又尖，活像公鸡打鸣。她和已故的丈夫经营霍尔科姆舞厅，一直到1955年才停业。由于本地区只有这么一家舞厅，方圆一百英里内的酒鬼和喜欢跳踢踏舞的人都被吸引过来。他们的举止有时引起了司法长官的注意。“我们的日子很艰难，确实如此，”克莱尔太太回忆说，“有些罗圈腿的乡巴佬，你给他们一点烈酒，他们就像印第安人一样，想把眼前看到的一切都一扫而光。当然，我们只出售混有威士忌酒的汽水，从不卖走私烈性酒，即使是合法的，我们也不会出售。我丈夫霍莫尔·克莱尔不赞成，我也一样。有一天，霍莫尔·克莱尔，在俄勒冈州动了五个小时的手术后去世了，距今已七个月零十二天，他对我说：‘默尔特，我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地狱里，现在我们死后要进天堂了。’第二天，我们就关闭了舞厅。对此我从不后悔。哦，起初我失去了夜生活，觉得怪寂寞的，想念那些曲调，那些欢乐。但现在，霍莫尔已经一去不返了，我很高兴能在联邦大厦里做着自己的工作。坐一阵子，喝点咖啡。”
事实上，那个星期天早晨，克莱尔太太正从壶里给自己倒上一杯新煮的咖啡，突然特鲁伊特老妈妈回来了。
“默尔特！”她喊了一声就再也讲不话来，直到喘过气来才接着说，“默尔特，有两辆救护车往克拉特家去了。”
她女儿说：“十点三十二分的那辆列车呢？”
“救护车，去克拉特家———”
“哎，怎么回事？肯定是邦妮。她又发病了。十点三十二分的列车在哪儿？”
特鲁伊特老妈妈平静了下来；像往常一样，默尔特知道答案，她最后一句话说到了她的心坎上。但不久她想起了一件事。“不过，默尔特，如果只是邦妮生病了，为什么会来两辆救护车呢？”
默尔特太太凡事讲究逻辑，虽然解释得有点糊里糊涂，但她承认这是一个明智的问题。她说她会给赫尔姆太太打个电话。“梅布尔会知道的。”她说。
和赫尔姆太太的谈话持续了几分钟，特鲁伊特老妈妈很扫兴，除了女儿含含糊糊的几个单音节的回答之外，什么也没听到。更糟的是，当克莱尔挂断电话的时候，她并未试图消除这位老妇人的好奇心；相反，她平静地喝着咖啡，走到桌子前，开始给一堆信件盖邮戳。
“默尔特，”特鲁伊特老妈妈说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梅布尔说了些什么？”
“我不吃惊，”克莱尔太太说，“你想想吧，赫伯·克拉特是怎样在匆忙中度过了一生；急匆匆奔到这里取走邮件，从来舍不得停留一分钟说声早上好和谢谢你，像只到处乱跑的无头小鸡，加入俱乐部，管理每件事情，获得也许别人想得到的工作。可是看看现在，这一切都与他同去了。唉，他再也不用急匆匆地奔来奔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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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 第一章（30）
“为什么？默尔特？为什么他不用急匆匆的了？”
克莱尔太太提高嗓门：“因为他死了。还有邦妮，还有南希，还有那个男孩，有人开枪杀了他们。”
“默尔特，别那样说话。谁杀了他们？”
克莱尔太太一刻也没有停止盖邮戳，她回答说：“飞机里的人呗。就是被赫伯控告他开飞机撞了他的果园的那个人。如果不是他，那也许就是你了。或者街对面的某个人。所有的邻居都是响尾蛇。流氓们正在找机会把门砰的一声摔在你的脸上。全世界都一样。这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特鲁伊特老妈妈说着用手捂住了耳朵，“这些事我从来都不知道。”
“一帮歹徒。”
“我害怕，默尔特。”
“怕什么？命中注定，眼泪也救不了你。”她发觉母亲开始洒下几滴泪。“霍莫尔死的时候，我身上所有的恐惧和悲伤都没了。如果有人想开枪、想割断我的喉咙，我祝他走运。这有什么不同呢？来世都一样。只要记住：如果一只鸟带走一粒沙，一粒又一粒，飞跃海洋，在它把所有的沙都搬到大海的彼岸之时，也就是来世开始之日。所以你就擤擤鼻子吧。”
残酷的消息通过教堂的牧师，电报，加登城的KIUL广播电台传播开来，（“一起惨案，难以置信，骇人听闻，星期六夜里或今天一早，赫伯·克拉特一家四口被人杀害。谋杀，惨无人道，动机不明……”）在普通人中引起的反应和特鲁伊特老妈妈的反应类似，而比克莱尔太太明显：吃惊、茫然，令人打颤的恐惧瞬间便加深了。
哈特曼咖啡馆内有四张做工粗糙的桌子和一张午餐柜台，可以容纳那些愿意在此聚会、心怀恐惧、爱说流言飞语的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男人，不过咖啡馆里只能装下其中的一小部分。店主贝丝·哈特曼太太瘦瘦的，一头灰色和金色相间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一双绿色的眼睛明亮而灵活，为人精明；她是女邮政局长克莱尔太太的表妹，其直率的脾气和克莱尔太太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我很精明，但克拉特的那笔交易肯定从我手上飞走了，”她后来对一个朋友说，“想想竟会有人那样耍花招！当大家蜂拥而至纷纷谈论各种各样狂暴的故事时，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邦妮。当然这是愚蠢的，但我们不知道事实如何，许多人认为，也许是因为她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