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老婆调动工作的事情，戴向军就有些恼火。本来在转业的时候，说得非常好，老婆是可以一起调到南都来的，但是，当时老婆对南都这边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担心这边的教学质量马虎，耽误儿子的学习，于是就让戴向军一个人先过来，等到他在这边稳定了，情况也熟悉了，儿子也正好放假了，他们才跟着过来。但是，等到儿子放假的时候，老婆却并没有顺利调过来。主要原因是具体工作要自己找，等他们找好了，人事局负责给予办理。这与戴向军他们想象的不一样。按照戴向军和他老婆的想象，既然是按政策随迁过来，当然就是人事局给安排一个地方，大不了老婆不挑剔，组织上安排哪里就在哪里，如果让他们自己联系具体的单位，人生地不熟，上哪里联系？结果，拖到现在老婆也没有调过来。他本来打算找柯正勇帮忙的，去看望过柯正勇几次，但几次都没有开得了口，一方面觉得这种事情组织上应该按政策给解决的，所以不需要麻烦柯秘书长，另一方面则觉得自己与柯秘书长其实并没有很深的交情，只是初步取得一点好感和信任而已，这个时候一提出自己的要求，弄不好会把秘书长吓得与自己疏远了，所以，宁可现在和老婆继续分居两地，戴向军也没有敢去麻烦柯正勇。自己老婆调动的事情尚且如此，搞批文的事情能开得了口吗？
“认识是认识，”戴向军说，“但让他帮我搞批文没有把握。”
“让他帮你搞批文当然是不可能，”陈四宝把“你”说得很重，“但是，如果是帮他自己搞呢？难道也没有把握？”
“帮他自己搞？”戴向军问。
“对，帮他自己搞。”陈四宝说。
戴向军看着陈四宝，不理解，起码没有完全理解。
陈四宝继续点拨戴向军，说：“柯秘书长在这个位置也就是最后一班岗了，按照正常的情况，他应该希望在大权在握的时候为自己搞点积累，但作为大领导，很多事情他是不能自己出面办的，最好是有一个他信任的人帮他实现权力向金钱的转变，而他来南都的时间并不长，除了你之外，大概还没有可以信赖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你出面，通过搞批文，帮他做点事情，是完全有可能的。”
。。
第五章 一起做（8）
戴向军显然是被陈四宝说服了，起码，他认为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值得尝试。接着，他们又商量了具体细节，也就是怎样试探柯正勇。商量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恩惠在先，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决定先找个机会给柯正勇送钱，只要他敢收钱，就敢帮戴向军搞批文。
这个主意是陈四宝出的，但戴向军很快就接受了，因为他想到他自己，他自己不是在接受了陈四宝的信封之后双方关系才实现实质性突破的吗？这么说吧，在发生金钱交往之前，双方的关系是面子关系，也就是只停留在表面上的，只有当一方接受另一方的金钱之后，双方才好比是上了同一条船，什么话都可以说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既然自己是这样，戴向军想，柯正勇大概也会是这样。不过，他仍然不是很放心，他问陈四宝：万一他接受了我们的好处，但又没有给我们办批文怎么办？
“应该不会的，”陈四宝说，“将心比心，你自己愿意无功受禄吗？”
戴向军摇摇头，表示他不愿意。
“还是啊，”陈四宝说，“你都不愿意，柯秘书长那么大的领导能愿意吗？”
戴向军信了，脸上露出信服的微笑。但是，笑过之后，又有一些难堪，仿佛有什么想法不好意思说的样子。
陈四宝是什么人？一看他这样，马上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说：“钱的事情你放心。我说过了，我们一起做，你只要出力就行，钱的事情我包了。我相信你，即便最后事情没有办成，我也绝对不会说一个‘不’字。”
戴向军再次露出微笑，并且使劲地点点头，说好，我这就着手。
第六章 批文（1）
“但是作为大领导，很多事情他是不能自己出面办的，最好是有一个他信任的人帮他实现权力向金钱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你出面，通过搞批文，帮他做点事情，是完全有可能的。”
戴向军又去看望柯正勇，柯正勇正在家里练习打领带，一问，才知道柯秘书长马上要出国考察。戴向军感觉这是一个机会，于是联系陈四宝。两个人一商量，决定以帮助秘书长换外汇的方式送他一笔美金。事不迟疑，陈四宝立刻张罗着换外币，戴向军则再次赶到柯正勇的家，问他要不要带一些美金出去。
“不用吧，”柯正勇不是很确定地说，“外事办那边应该有安排吧。”
“他们准备的那一点哪里够，”戴向军说，“最好还是自己带一点，万一您想买些家电或金银首饰什么的，没有外币怎么行？”
秘书长还在犹豫，旁边他夫人已经开腔了。
“我觉得小戴讲得对，”夫人说，“国外的家电质量好，价格便宜，能带干吗不带一点回来？现在哪个出去不带些东西回来？只是不知道人民币怎么换外币。”
“这个好办，”戴向军马上接过话，“这个任务交给我，我有办法。”
于是，也不用等秘书长首肯了，夫人就忙着准备人民币。
当时人民币和美金的对价是八块三对一，也就是说，八块三毛钱换一美金。当然，这是官方牌价，黑市上比例大一些。秘书长夫人当时一共交给戴向军一万人民币，按当时的对价，大概能调换1200美金。戴向军和陈四宝一商量，决定给秘书长夫人5000美金。也就是说，按二比一的对价给她。本来陈四宝还想多给一些的，至少给一万美金，但戴向军不同意，说第一次孝敬秘书长，要尽量做得不露痕迹，太多了会引起秘书长警觉，反而把事情弄砸了，再说出国人员身上所带的外币有限制，太多了带不出去，弄不好会给秘书长添麻烦，那样就不好了。陈四宝接受了戴向军的意见，说行，就按你说的，先投石问路。
秘书长夫人本来对人民币和美金的对价不是那么很清楚，但自从她把一万人民币交到戴向军手上之后，就注意看报纸和电视上的外汇对价，知道美金和人民币的对价是一比八块三，所以，当戴向军把5000美金交到她手上的时候，秘书长夫人马上就知道里面有猫腻。但是，秘书长夫人不愧是秘书长夫人，她既不会像普通老百姓老婆那样大惊小怪，更不会像普通小市民那样装聋作哑，而是轻声问了一句：“有这么多吗？没有这么多吧？”
幸好，这一点戴向军早考虑到了，连怎么回答都想好了。戴向军当时的回答是：“多带一点，没坏处。”
这是一句标准的废话，多带一点当然没坏处，但人家秘书长夫人问的不是多带还是少带的问题，而是问一万元人民币怎么能换5000美金的问题，他回答“多带一点没坏处”不是所答非所问吗？
对，戴向军就是要所答非所问。既然你秘书长夫人不明确问，那么他就不明确答，回答“多带一点没坏处”，就是既要告诉秘书长夫人这美金确实是多了，又不告诉你为什么会多出来，这就叫含蓄，就叫一切尽在不言中。
秘书长从国外考察回来，戴向军再次去探望，发现他们家果然有了变化。不仅新添了一台日本东芝冰箱，而且两口子对戴向军的态度也有新内容。秘书长夫人明显对戴向军更加热情，居然亲自为他泡了茶，一下子让戴向军这个小下级享受到老上级的待遇。秘书长本人也不含糊，在紧张的出国考察期间，居然没有忘记他这个“黄埔二期”的小战友，特意为他买了一个立体声单放机。虽然并不值多少钱，但由于是秘书长亲自送的，意义非同一般。戴向军后来还专门让陈四宝戴在耳朵上听了，两边耳朵的声音不一样，组合在一起是绝对的立体声，音乐像是从天上下来的，由远至近，奇妙无比。
两个人感觉问路成功了，可以开展下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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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批文（2）
故伎重演。这次是秘书长的儿子准备考托福，虽然仅仅是考托福，离真正的出国八字还不见一撇，但戴向军还是以这个理由一下子送了两万美金。尽管钱是交到夫人手上的，但这种事情肯定瞒不过柯正勇本人。这一次数目比上一次大，而且行贿的意味更加明显，秘书长不能再装糊涂，也没有用一个小电器打发他，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第一次比较正式地与戴向军谈话。
“你发财了？”柯正勇问。
“这要看怎么比，”戴向军按照事先演练好的话说，“如果和以前在部队上比，托您的福，帮我调换了一份好工作，确实是发财了。但如果和其他人比，差远了。南都当地人就不比了，就说我们‘黄埔二期’的战友，许多人都买车了，但我这个专门给汽车发牌照的副主任还买不起车，所以，跟他们相比，我和您一样，穷着呢。”
“哦，”柯正勇问，“他们都买车了？”
“买车了。”戴向军说。
“都哪些人？”柯正勇又问。
戴向军就七七八八说了一大堆人。
听完，柯正勇半天没有说话，在思考。这样思考了一会儿，柯正勇问：“那美金是怎么回事？”
戴向军回答：“上次您出国那笔是我给换的。我承认，我有感恩的思想，又有一种义愤。您这么大一个领导，出国考察，才带一万人民币，换成美金才一千多一点，那些人怎么就那么有钱？所以，没跟您商量，我就自己贴了一点，凑成了五千美金给您。但这次不是，不是我没有这个心，而是我实在没有这个能力。这次是替陈四宝给您的。”
“陈四宝？”柯正勇问。
“对，陈四宝，”戴向军说，“我跟您说过的，是我的那个老乡，您还让我到他公司看看，看看他是真老板还是假老板。记起了吗？”
柯正勇把头向上仰了仰，嘴巴张开，但没有说话，只是又“啊”了一声，表示想起来了，戴向军确实曾经向他说过这个人，有印象。
“他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柯正勇问。
“也没有什么事情，”戴向军说，“上次我就是托他换美金的，他问我为什么换美金，我当时在义愤头上，就把情况说了。他听了也有同感，感觉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像您这样自身能力强对国家贡献大而且廉正的领导反而受穷，出国才带一万块钱，而那些素质不高不务正业甚至是劳改释放人员反而发了大财了，所以，这次听说毛毛考托福要出国，他就主动要求资助一点。”
柯正勇听了一笑，说：“没有这么简单吧？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托我办？如果有，尽管说，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而我又能办到的，就凭他和你的关系，只要你开口，能办的我自然会帮着办。”
戴向军没有立刻回答，故意停顿了一下，仿佛他不好意思说，等秘书长再次催问之后，才说：“肯定不涉及原则问题。他一个个体老板，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是改革开放才让他发财的，对党的政策拥护着呢，哪里有什么原则问题。无非是想争取一个公平的生意机会。”
“说，什么机会？”柯正勇问。
“他是做汽车生意的，”戴向军说，“做汽车生意需要批文，而现在能搞到批文的都是一些高干子弟，像他这样没有背景的人就只能看着别人吃肉，自己啃骨头，甚至有时候连骨头都啃不到。所以，他想通过您看能不能搞到批文，不求特别照顾，只求能与别人得到同等的生意机会，哪怕一次也行。”
戴向军自认为自己表达得非常有水平了，既表明了想搞批文的意思，又把这种搞批文的行动说成是正义的行为。说实话，这番话说完之后，戴向军多少有些得意，因为这番话并不是他和陈四宝事先商量好的，而是他临时发挥出来的，他对自己的说法比较满意。他甚至认为这样说了之后秘书长一定就会爽快地答应，因为答应帮他们搞批文就相当于答应做一项维护正义的事情，维护正义的事情秘书长能不答应吗？
第六章 批文（3）
但是，他没有想到，柯正勇听完之后，并没有马上表态，而是沉默了半天，最后才说：“这事情不归我管。”
戴向军把秘书长和他的对话一字不少地重复给陈四宝听，本以为陈四宝会相当失望的，没想到他听了之后并没有失望，而是蹦出两个字：“有门。”
“有门？”戴向军不理解。
“你想想，”陈四宝说，“什么级别的领导交什么级别的朋友，柯秘书长怎么可能没有能管批文的朋友呢？只要他想帮我们，或者说只要他把我们的事情当做他自己的事情去办，就肯定能找到相应的关系。从你刚才的描述看，他是非常想帮我们的，是不是？”
“是。”戴向军说。
“那不就行了，”陈四宝说，“不相信你看，他肯定有办法。”
果然，没过两天，柯正勇主动给戴向军打电话，叫他晚上到他家去一下。
戴向军不敢耽误，马上就向陈四宝通报。陈四宝立刻就从九江赶回南都，两个人凑在一起商量。
当然，所谓的商量其实就是分析，分析柯正勇这么紧急召见他到底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按照戴向军的判断，可能是好事情，也可能是坏事情。好事情当然是告诉他有办法了，他已经找到某某人了，搞到批文了。坏事情是说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你把美金拿回去吧，无功不受禄。戴向军本人更倾向于是坏事情，因为如果是好事情，那么不必去他家，电话里面就可以说，而只有坏事情，不能在电话里面说，只能当面说，并且当面说完，立刻就把美金还给他，弄不好，还把上次的一起还给他。
“如果要是这样，我怎么办？是接还是不接？”戴向军问。
陈四宝不做声，他在想，想了半天，也没有一个结论。
接肯定不好，送出去的礼，哪有收回来的道理？但如果秘书长执意退还，不接过来他生气怎么办？
但是，陈四宝又不能不回答戴向军的问题，因为说到底，这美金是陈四宝出的，陈四宝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戴向军是很难做的。最后，逼得陈四宝下定决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天下哪有打送礼人的道理？我相信秘书长。即便秘书长这次确实没有帮我们搞到批文，他也一定把我们惦记在心里，今后一旦有机会，还是会想办法帮我们的。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哪怕他发火了，你都不要接。”
他们两个都没有分析对。柯秘书长那天紧急召见戴向军既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坏，而是给了一个活口。
柯正勇告诉戴向军，他有一个朋友恰好在北京主管进口车的审批工作，姓陆，叫陆方舟，但他和这个陆方舟的关系一般，达不到给批文的那种交情，所以他特意拜托另外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因为另外这个朋友和陆方舟的关系深一些，估计多少会给点面子。说着，柯正勇就把那个朋友的信交给了戴向军。戴向军一刻都没有耽误，出了机关家属大院就把那封信交给陈四宝，并且在车上就详细汇报了柯正勇所讲的每一句话。
陈四宝仔细看了信，又认真听了戴向军的描述，最后提出一个要求：你和我一起去一趟北京。
陈四宝说得很认真，让戴向军不好轻易拒绝，但是，他不明白陈四宝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相貌，”陈四宝说，“我的相貌不行，一看就是在社会上混的，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