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帝国的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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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帝国的涅盘-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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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法家谈制度、兵家谈征伐、道家讲无为、农家谈力耕……从思想上,技术上开列出了许多方案,有些方案即便是今天看来,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然而大一统帝国,也最怕没有统一的治理思路,一羊九牧,是要闹出大乱子的。秦始皇简单粗暴地采取了焚书坑儒的办法统一思想——可是历史证明,这也只是鸵鸟逻辑罢了,没能真正解决问题。

秦始皇仅凭经验治国,并未给他的继承者留下一套合用的理论,加之秦二世庸碌无为,秦王朝也就迅速地崩溃了。

然而初起的汉王朝,在这一点上也强不到哪里去,汉高祖仍然只能算是“经验主义”,甚至还走回了分封制的老路上去,给子孙留下祸患无穷的“七国之乱”。

惠、文、景三代,休养生息之余,开始反思治国的条理,废“挟书律”,把《春秋》、《尚书》等历史文献找出来重新整理,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审视和学习它们——这就是儒学兴盛的历史背景。

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终于确立了统治地位,在未来的两千年中成为统治国家的指导思想,在西汉一朝,则先表现为“公羊学”的兴起,后表现为“纯儒学”的鼎盛。

宣帝、元帝间,正是儒家思想甚嚣尘上的时代,各种依托于儒家基本理论的奇思妙想层出不穷——这不奇怪,“刑”“名”之学本来就是“公羊学”理论与世俗统治相结合的关键部分。

元帝受儒家理论熏陶至深,到了行为做事都要拿着书本对照一下的地步——这就走上了极端——从辩证地接受儒家理论的“公羊学”,跳到了盲从于儒家理论的“纯儒学”。

他父亲宣帝对此不以为然,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老皇帝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当时稚嫩的儒家思想虽然占据上风,理论上也确有可取之处,但其本身还处在与世俗政权的磨合过程中,一些激进的倡导,虽然托名于古之圣人,但是非对错还需要用实践去验证。

治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当时的人们免不了要小心翼翼地去探索,去实验;既然是探索、实验,自然免不了会有失败;一个王朝统治的失败,自然得有人为此负责,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我们应该反思,我们从这些失败的探索和实验中,得到了什么?

接下来的历史会告诉我们,走一条未经开辟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难!

大一统时代初期,人们认为新时代应该有新秩序,不再以“父传子,家天下”为天经地义,“禅让”之说流行一时。

早在汉昭帝时,就有儒者眭弘因灾异向皇帝上书,建议他:“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建议皇帝让贤,自己去当县长。

宣帝时,还有一位盖宽饶先生也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四序之运,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在后世儒家学者看来,这简直是离经叛道,不可与闻了,然而在当时,这是为儒家普遍接受的思想——尧、舜、禹三代禅让的例子,不是在《尚书》中传为佳话么,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效仿?

单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古中国没有“民主”思想,只有一团漆黑的专制——我们欠缺的,只是对“德先生”的合理理解罢了。

可这位眭弘先生运气不好,碰上了霍光辅政。霍光先生怕人家误会是他自己造舆论想篡权,为了避嫌,就把眭弘杀了,但他并不是当真反对眭弘的思想。

然而霍光不敢做的事,还就真有人敢做。数十年后,一个叫王莽的外戚子弟,在一片禅让的呼声中,接过了汉朝的符命。

他就是那个倒霉的实验者。

二、王莽篡汉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正是传统意义上的“外戚”。

关于王氏一族的起源,王莽在《自本》里说道:“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二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所以王莽以虞舜为皇祖考。

虽然出身外戚,并不算光彩,但王莽本人,确实是当时外戚诸子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的父亲王曼去世得早,没来得及赶上和诸兄弟一起封侯,所以王莽从小就很低调,不敢与诸王氏子弟自比,《汉书》称:“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他拜沛郡陈参为师,学习《礼经》,勤身博学,和儒生们穿一样的衣服,丝毫没有贵家子弟的架子。

对寡母、寡嫂、幼侄,他都能尽心赡养,还爱结交英杰俊才,对叔伯们也相当孝顺。

在修身齐家两方面,他都做得相当不错,颇为时人所称赞。长辈们都认为他虚心谨慎,孝顺谦恭,也经常替他在王政君那里说好话,叔父王商甚至愿意拿出自己的封地给他封侯用。

当时汉成帝在位,他是王政君的儿子,和王莽是姑表兄弟,因此在太后的授意下,授封王莽新都侯。从此,新都侯王莽逐渐成为西汉晚期政坛上治国平天下的风云人物。

然而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出手也愈大方,“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而自己的妻子“衣不曳地,布蔽膝”,被来访的公卿列侯夫人当成是僮仆。

当世名士如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等人,都和王莽有交情,四处替他造舆论,树声名。

权贵至亲犯法,王莽也不姑息。他姑表兄弟淳于长犯法,因他检举伏诛;他的儿子王获杀死奴仆,王莽也逼使他自尽偿命。

王莽一生有起有落,然而无论在朝在野,人们对他的称赞从来没有停止过。

后人说“王莽谦恭未篡时”,然而修身齐家这些东西,是很难几十年如一日作假的。虽然王莽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他一生都是在骗人,没做过一件体面事。

在末世的靡靡之风里,他的确算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公元前一年,哀帝崩,王莽以援立平帝功,晋为大司马,平帝年仅九岁,委政于王莽。

公元一年,王莽被封为太傅、安汉公。

公元四年,王莽号宰衡,位上公,加九锡。

公元五年底,平帝崩,孺子婴立,王莽逼元后王政君封他为“假皇帝”,代理皇帝之职。

公元九年元旦,王莽“即真”,成为“真皇帝”,国号“新”。在这一系列过程中,社会舆论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王莽篡汉是一次异常成功的民选运作范例。

连站在王莽对立面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王莽当权执政期间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人心安定:“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外百蛮,亡思不服,休征嘉应,颂声并作。”

让老百姓满意的执政成绩,为王莽造就了篡汉的民意基础。

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只有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王莽偏偏就是个失败者,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三、新莽朝失败的改革

王莽篡汉,实在说不上有多少罪恶。

闹灾荒了,他带头捐献钱粮;土地兼并严重,他带头把土地捐献给国家;儿子杀了奴仆,他逼着儿子自杀偿命,贵戚犯法,他也决不姑息……

这样的人,老百姓能不喜欢吗?

儒家不是讲天命有盛衰,人间有禅让么?刘氏德衰,他王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也都符合经典上的传统道德么?所以王莽篡汉,谶言符命之说以数十万计,这固然不是天意,但也绝不是简单的造假,而确乎可以反映当时的民意。

古中国的阴谋家多了,可还有谁能够像王莽这样成功地引导舆论?所以,我们大可以把王莽篡汉,看作是民选政治在古中国的一次成功典范。

儒家自战国以来所倡导的“禅让”,终见于今日。

王莽的创举,本可以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使以和平方式表达的民意成为王朝兴替的决定者。

王莽篡汉,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潮:大一统王朝可以通过和平方式由涅槃而重生。wωw奇Qìsuu書còm网

一个衰败的大一统王朝该如何走向重生?陈胜与王莽,开辟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陈胜的道路叫做“革命”,而王莽的道路叫做“重组”,虽然都立足于变革,但变革的方式却有天壤之别。陈胜的方式是彻底推翻旧时代,在一张白纸上重塑新时代;而王莽的方式则是依据可利用的旧时代资源,重新整合国家体制。

前者不可控,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难以猜测;而后者理论上可控,但也不是那个时代的技术能力所能把握的。前者粗暴但是简单易行,缺点是社会成本高昂;后者社会成本低廉,但是技术难度太大。

王莽的失败就在于急于求成,高估了社会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过犹不及。从更深层次上讲,王莽新政的失败,使古中国在前行的道路上失去了一种可能的选择,后世虽有所谓“禅让”,但那都只是变戏法,并没有尊重“禅让”的精神。

从此中国只剩下了陈胜这一条道路。

这也是一种民意的表达,然而不是用和平的方式,而是用鲜血来投票。

从此古中国的王朝兴替,变得血腥而又诡谲。

然而王莽的失败,并不能仅仅归咎于改革中的重重阻力,更应该归咎于他好大喜功的性格缺陷和十足的书呆子气。“杀君马者道旁儿”,王莽就是在一片颂歌中,迷迷糊糊地断送了大好江山。

我们知道,王莽本人是学《礼经》专业出身的,在理论上相当内行,所以他建立了新王朝后,面对群众高涨的改革呼声,头脑发热,企图全面修改既有的制度体系,建立一个全新的王朝。

然而,他进行改革的理论依据,却是全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周礼》等儒家经典。

也就是说,王莽改革,是建立在书本上的。他依照《周礼》设计了一整套对社会进行复古改革的蓝图——看起来都是很不错的。

其一是针对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提出了“王田”政策,其二是针对奴婢的人权问题提出了禁止买卖奴婢的法令,此外还有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以及数不胜数的礼制改革措施。

然而这些措施,太书呆子气,实际上大都无从落实。有些措施则过于超前,其本意虽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过是徒增扰攘罢了。

比如说,他立司市、泉府,就有点现在工商管理部门和银行的雏形了,用以管理市场,平抑物价;他还收取新莽版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拟用于社会福利或是工商信贷,甚至还考虑用于按揭——这一套今天看来不稀奇,可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啊!这构思也太超前了一点。

又比如说,他想搞土地再分配,订的标准是一夫一妇受田百亩(这个一百亩,是孟夫子在《孟子·梁惠王上》里拍脑袋拍出来的,缺乏现实依据),然而按当时的全国土地平均算,每户不过才能摊到六十八亩,这里还没考虑地区差异,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则连六十八亩都远达不到。这就是黄仁宇所诟病的“缺乏数目字管理”了。

再比如说,他还搞了好几次货币改革。

第一次是在居摄二年造大钱,文曰:“大钱五十”,又铸造契刀、错刀、与五铢钱并行。

第二次币制改革是在新朝建立后的始建国元年,废除了错刀、契刀和五铢钱,专用大小钱,小钱值一,大钱值五十。

第三次改革在始建国二年,行宝货制,制订了五物六名二十八品。所谓五物,即金银铜龟贝;六名,即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这么多主辅币,谁记得过来?

想想我们今天商业如此发达,主辅币才几种?老百姓拿着王莽的“宝货”,用起来不头昏眼花才怪。而且,十种布币,每一级只相差一铢,简直难以辨别,至于龟贝之类的货币就更得随时测量了。

这一制度引起很多麻烦,所以老百姓干脆拒用“宝货”,只用大小泉。于是改革家王莽被迫废除龟贝布属,遵从民意,复行大小钱。

第四次改制在天凤元年,废大小钱,改用“货布”、“货泉”两种新币。

这样改来改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对工商业打击尤其巨大。当时人称:“每易一钱,民用破业……工匠饥死,长安皆臭……”

王莽的货币改革,从根本上背离了货币流通的客观规律,仅凭着一腔书呆子气和手里的权力,就冒冒失失地搞起复古实验来,不失败才是怪事。

所以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评价道:“中国历代币制的失败,多有别的原因,而不是制度本身的缺点。只有王莽的宝货制的失败,完全是制度的失败。”

王莽金融改革的失败,确实是因为缺乏起码的货币常识,可是人们对金融学常识的了解,起码也得等到亚当·斯密的时代啊!王莽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具备这样的知识水平,这就是所谓“技术水平的欠缺”了。

后人从王莽的失败总结出的教训是:不要去碰这些地雷。从此古中国的金融制度在千余年中裹足不前。

然而,传统史学观念仅仅看到了王莽冒进的一面——却遗漏了他的新政中,那些远远超越了时代的闪光点。

四、绿林赤眉之起

王莽书呆子气十足的改革,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使西汉末年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

而在当时国际问题的处理上,王莽也表现出了浓郁的书呆子气。

公元九年,新莽朝与匈奴等多个少数民族爆发冲突,起因是新莽朝强行将这些原本相当于“诸侯王”地位的少数民族领袖降级为“侯”。

公元十年,王莽更是突发奇想,将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不但在口头上占人家便宜,还发兵三十多万人征讨匈奴。在东北,新莽朝则诱杀了高句骊侯,将其国名改为“下句骊”。

一时间新莽朝在东西南北四面开打,持续了十余年之久。王莽屯重兵于四境,征战不休,使原本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雪上加霜。

这一局面,与秦末危局如出一辙。明清间大思想家王夫之,对这一段评价道:“莽之招乱,自伐匈奴始,欺天罔人,而疲敝中国,祸必于此而发。”

公元十四年,“沿边大饥,人相食”,灾荒和疾疫迅速由边境向内地蔓延,而王莽还在醉心建设他源于《周礼》的大同世界,为祖宗建造穷极壮丽的九庙。

他也不是全然不救济灾民,但用的居然是“煮草木为酪”这样的荒唐方子,也亏这个呆子想得出来。饥民当然不能拿草木充饥。翻开当时的历史,人吃人的例子俯拾皆是。各地民不聊生,“盗贼”蜂起。

这样的王朝,也就快到头了。

公元十四年,琅邪郡海曲县爆发了吕母领导的起义。

吕母之子为县吏,因小罪为县宰所杀。吕家家产丰饶,资产数百万,其母遂破家财结交亡命少年,攻破海曲县城,杀死县宰,游击于琅邪附近海上,众至数万人。

公元十七年,王匡、王凤、马武、成丹、王常等人也在绿林山起事,迅速发展到七八千人,号称“绿林军”。绿林山在今湖北江陵和河南南阳之间,后世所称“绿林好汉”,即源于此。公元二十一年,绿林军与新朝荆州牧的两万军队会战于云社,大败新莽军,杀数千人,尽获其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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