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的非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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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的非常之路-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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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
  这年6月,他率领第一支队由皖南进入江南敌后,先后取得在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军车和火烧京沪线上日军据点新丰车站等一系列重大胜利,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声威大振。
  韦岗,也叫卫岗。
  卫岗初战告捷,人心大快。
  陈毅一时高兴,随口吟成《卫岗初战》七绝一首: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陈毅的名字连同这首诗很快在江南敌后传开,后来也传到了上海。
  卫岗一仗规模虽然不大,影响却不小,蒋介石也跑来凑热闹,通过新四军军部发来嘉奖电:叶军长:所属粟部,袭击卫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仍希督饬继续努力,达成任务。
  1939年二三月间,周恩来到新四军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陈毅坚决拥护中央东进北上的计划。
  陈毅找叶飞谈话,派他率第六团越过京沪路到江阴、无锡、常熟一带地区活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义开展工作,立即着手组建一个新六团继续留茅山地区坚持斗争,“这可是到敌人窝子里打转转,吃饭拉屎都能碰到几个敌人。
  你们敢不敢去?”
  叶飞说话毫不含糊:“谁说不敢去?这个任务我们包了!几时出发?”
  “准备好了就出发!”
  就这样,陈毅一锤定音。
  5月下旬,叶飞的第六团一切准备就绪,待命出发。
  不巧,准备动身的前一天,军部突然来电命令停止东进。
  理由有二:六团到了日伪军众多的东路地区有被消灭的危险;六团越界会刺激国民党三战区而影响国共统一战线。
  陈毅找来叶飞征询意见。
  叶飞说:只有冲出狭小的茅山地区到路东求发展,才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江南敌后根据地才能巩固和发展。
  只要过去了做好工作,不必顾虑军事上会被消灭。
  至于三战区,刺激他是那样,不刺激他也是那样,只要对抗战全局有利,就不妨放手去干。
  陈毅听后非常满意,当即郑重宣布:部队照原订计划按时出发,军部追问起来由他来挡。
  叶飞他们到了路东,正式打出“江抗”的旗号。
  他们依靠群众,严守纪律,捷报频传。
  部队由500余人剧增至5000余人,枪支弹药翻了几番,除改善自己装备外,还源源不断地运回茅山和皖南军部。
  “江抗”的活动,引起国民党三战区的疑惧,他们断定是陈毅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茅山的新四军主力派过去了。
  三战区总指挥、江南挺进司令冷欣又是写信又是发电报追查此事。
  陈毅告诉冷欣:此事须派人去路东清查。
  但人少恐怕不行,起码得去一个营。
  为有利于执行任务,得配备电台。
  冷欣怕这样一来,新四军路东的人更多,而且合法化,偷鸡不着蚀把米,只得不了了之。
  7月下旬,吴副团长和廖政国营长带领“江抗”一支精干小分队,利用夜色掩护悄悄摸进上海虹桥机场。
  他们躲过敌人哨兵的眼睛,将机场里睡梦中的伪警察、伪办事员等悉数俘获。
  随后他们继续分路搜索,发现机场跑道附近的停机坪上影影绰绰地现出四架飞机的黑影。
  吴命令:以一个排炸飞机,其余负责掩护,解决战斗后迅速撤出,任何人不得因贪图战利品而延误行动。
  说时迟,那时快,日寇的四架飞机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立即腾起冲天大火,霎时映红了半个天空。
  整个虹桥机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哨子声、枪声、喊叫声响成一片。
  鬼子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晕头转向,只能躲在暗堡里和掩体里乱放枪。
  敌人的援兵赶到时,“江抗”的健儿们已去得无影无踪,日寇的四架飞机只剩了一副副歪七扭八的骨架。
  “江抗”火烧上海虹桥机场的消息很快传扬开来,名声大振。
  一连几天,消息越传越神,一会万名“江抗”夜袭虹桥机场,一会儿一批新四军的天兵天将正整装待发,随时可能光临上海……各家报纸也不惜版面地一再登载新四军的消息。
  在传递这些消息的同时,新四军中一些传奇人物的名字也在群众中流传开来,其中就有陈毅。
  打这以后,上海各界慕名向新四军捐钱捐物的络绎不绝。
  有的医生带着药品、医疗器械来找陈毅,表示愿意加入新四军。
  更有一批批青年学生和文化人,结伴找上门来,表示愿意参加“江抗”。
  陈毅所预言的1949年进上海并受到夹道欢迎,果真成为事实。
  这既是一个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
  这一次是以胜利之师的姿态,堂堂正正、威武雄壮地进入上海,真正受到了万人空巷的夹道欢迎,到处是鲜花彩旗的海洋和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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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上海情结(下)(2)
陈毅就是这支受到热烈欢迎的胜利之师中的一员,是这新诞生的东方大都市的首任市长。
  然而此时此刻陈毅并没有在这支有着许多神秘色彩的队伍之中。
  人们惊奇地发现,行进在他们面前的这支浩浩荡荡的不见头尾的队伍,未见得有什么特别。
  无论走过来的骑兵也好,隆隆开过的坦克、战车也好,或是从面前走过的扛着机枪步枪的步兵纵队、骡马拉着的炮车纵队也好,全都平平常常,谁也不是三头六臂,怎么国民党汤恩伯集团二十余万人的装备精良又有美国人撑腰的军队那样不经打?说完蛋就完蛋了?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支受到倾城欢迎的军队,以非常独特的方式进入上海。
  上海市民从睡梦中醒来,看见街道两边人行道上,无遮无盖地睡着一排排解放军。
  江南5月的夜晚,风吹在身上依然寒意逼人,睡在冰凉的地面上当然不会好受。
  可是这些对他们似乎丝毫没有感觉到。
  许多市民禁不住触景生情,眼睛湿润了,一下缩短了同解放军的距离。
  “解放军困马路”的新闻迅速传开,其政治威力胜过千百颗威力无比的重型炸弹,把国民党政权多少年来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的种种诋毁和恶意宣传,通通击个粉碎。
  解放军向上海市中心区攻击时,陈毅远在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所在地的丹阳,同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一起在那里坐镇指挥,当然不可能出现在最初接受市民欢迎的入城部队的队列中。
  但困马路这件事,找根源得找到陈毅那里。
  早在渡江战役前,三野司令部还住在徐州贾汪,陈毅要城市政策组的曹漫之组织起草一份“入城守则”。
  后来,不知他从哪里找来几本古书,说不知在哪本史书上有过军队“不入民宅”的记载。
  你们查一查,这一条得写上。
  经过一番考证,“不入民宅”这一条终于正式列入总前委讨论通过的“入城守则”中。
  像任何新事物出现一样,有人赞成,必然有人反对。
  个别师长、团长也想不通,提出诸如遇到下大雨怎么办?战士生病进门要个水、伙房烧饭进去借个火总行吧?等等。
  陈毅知道了斩钉截铁地说:“这一条一定要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中共中央肯定了总前委通过的有关入城守则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批了八个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正是解放军官兵心中装着人民,他们才对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处处想着维护人民利益,宁肯自己受苦受冷睡马路,也不愿给群众添麻烦。
  当时新华社派驻第二十七军的随军记者艾煊所写的两则战地通讯,披露了那些解放军中普普通通的官兵的真实感情:队伍一面搜索一面前进。
  提着冲锋枪的战士,在林森路上静静地向前跃进……行进队列里,时时发出轻微的欢笑声,虽然前面指挥员时时发出“摘下枪帽”、“不要说话”等口令,虽然我们还有严肃的战斗任务,可是急切和上海人民见面的心情,是无法掩盖的。
  市民都在安静的睡梦中,楼窗口偶然探出头来,望望这一平凡的行列,我们真想高叫:“解放军来了!”
  可是战斗情况马上压抑了这种兴奋,让喜悦的血流,在自己浑身冲击。
  战争给人们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生活式样……有时,接连着一两个昼夜都是在硝烟塞鼻、震聋耳朵,在反复冲杀中度过的。
  从苏中七战七捷到淞沪前线的三年解放战争的漫长日子中,这些卫国的战士们,睡过满天风雪的地洞,在倾盆大雨中坐宿,在浓霜晶莹的田野里依枪而眠,在整夜不停地行进征途中打瞌睡,指挥员睡在猪圈里指挥作战。
  今天,战士们甜蜜地躺在马路上作短暂的休息。
  大家在躺下时,都轻声地笑道:“呱呱叫,平得很,就是凉一点。”
  这些勇敢和智慧结合的战士,他们深深的自觉的知道,为什么在沂蒙山我们要睡乱石刺背的山顶,而在上海还要睡这冰凉的马路,这就是战士们思想中早就肯定了的:我们是来解放人民,而不是来享福;我们愿意生活过得更舒服,但是要在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提高之后。
  没有战斗任务的部队,一排排地躺在人行道上,灯光温暖着这些安详熟睡的人民战士。
  慈祥的老太太,热情的青年学生,商店的老板、店员,都恳切地请求战士们到他们房子里去休息一下。
  可是战士们婉谢了,他们不愿擅入民宅,他们不愿在这一小事上,开了麻烦群众的先例,开了违反人民军队传统的先例。
  陈毅是5月25日傍晚冒着蒙蒙的细雨,从丹阳乘火车到达上海南翔镇的。
  这是解放军对上海市区发起总攻的第三天,苏州河北岸一些据点还控制在少数国民党军手里,不时传来时疏时密的枪炮声。
  这次战役是5月12日正式发起的。
  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集团所属的八个军20余万人,部署在上海市区及其周围地区,凭借预设坚固工事负隅顽抗。
  至5月22日,陈毅所指挥的第三野战军第九、第十兵团肃清上海外围国民党军,并部分地突入守军的主阵地。
  

十一、上海情结(下)(3)
5月23日晚,第九、第十兵团发起总攻,迅速占领除苏州河以北一带地区的全部市区和高桥、吴淞口等要地。
  汤恩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丧失了抵抗到底的意志,带领5万余名残兵败将慌不择路地登上停泊在吴淞口的舰船,仓皇出逃。
  陈毅带领一批接管干部到达南翔镇时,整个战役已接近尾声。
  陈毅再一次同饶漱石走在一起。
  他们同时在丹阳登上火车东行,同车到达上海南翔镇。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饶漱石除了在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担任书记和政治委员两个职务外,华东野战军和后来的第三野战军都没有他的职务,而分别由陈毅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由于华东局和华东军区不具体管战时的军事工作,有关作战计划、部队调动、军事指挥、战时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等,都由野战军组织实施,陈毅和饶漱石在一起的时间实际是很少的。
  这种安排倒有其高明之处,少了相互掣肘,对保障战争的胜利确有好处。
  后来,陈毅奉调中原工作,虽然仍旧兼着华东方面的职务,实际上与饶漱石已无多少瓜葛了。
  现在,陈毅放眼全局,为了迎接全国的最后胜利,为了迎接整个上海的彻底解放,迎接即将开始的堆积如山的工作,他愿意在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领导下,尽最大努力同作为华东局第二书记、上海市委书记的饶漱石搞好关系,做到步调协调一致,而真心诚意地愿把某些个人想法摆在一边。
  这是关系全局的利益所在,不能有丝毫含糊。
  他决心身体力行。
  就上海而言,他这个市长和饶漱石这个市委书记搞好关系就更加重要了。
  他经常提醒自己,凡是涉及饶漱石的事情,事先多冷静想一想,说话避免直来直去,尽量不造成新的误解。
  陈毅、饶漱石一行刚刚穿过雨雾和满是积水的烂泥路来到灯光明亮的南翔中学校园内,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刘长胜等人随即赶到。
  刘晓、刘长胜曾经化装到丹阳向总前委和华东局汇报过工作。
  陈毅一见面就动情地说:“你们辛苦了!你们立了大功呀!看,仗打得这样厉害,还到处灯火通明!真了不起,你们的护厂护校工作组织得好!”
  刘长胜、刘晓二位分别汇报了上海人民急切盼望解放的情况。
  他们正在做苏州河北一带国民党青年军和交警的策反工作,力争火车站、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等主要设施不被破坏,尽最大努力做到城市生活的正常运转。
  随后陈毅等人在刘长胜、刘晓的引导下驱车到沪西中山公园后面的圣约翰大学。
  这里校园宽阔,教职员工多已离校,很多房子空着。
  他们立即着手在这里建立临时指挥机构,为尽快开展接管工作作准备。
  在前往圣约翰大学的路上车开得很慢。
  陈毅看到几起冒雨行进的队伍,看到露宿街头的官兵们挤挤挨挨地躺在湿地上,衣服全淋湿了。
  他要驾驶员停下车来。
  有人认出陈司令员来了,一个个赶紧从地上爬起来。
  他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睡在雨地里冷不冷?大家回答得又脆又响:“不冷,不冷!”
  “这点苦算不得什么!”
  “为了上海人民,再苦再累也不怕!”
  汽车经过威海路黄陂路时,他要驾驶员把车开到二十七军军指挥所。
  车到横陂路一个小弄堂口停下。
  他看到弄堂口空地上用两块雨布支起一个小棚子,有一张帆布行军床,几个电话兵正在忙着收电话线。
  电话兵们认出了他,赶紧给他敬礼。
  他问:“聂军长呢?”
  他们抢着回答:聂军长随军指挥所刚刚转移了。
  打进市区以后聂凤智军长就是在这个弄堂口指挥作战的,他跟大家一样睡马路,后来下雨了才支了这个小棚子,又不知从哪里搞来这张行军床。
  陈毅听了非常满意,连声说:“很好,很好!”
  第二天,邓小平率领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干部由丹阳乘火车来上海,陈毅、饶漱石、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等人前往火车站迎接。
  从这时起,圣约翰大学成了名副其实的指挥作战和接管工作的临时最高指挥部,并从这里发出了肃清上海残敌的命令。
  5月27日上午,闸北一股国民党军通过策反宣布投诚缴械,其余负隅顽抗的敌军全部消灭。
  6月2日,第十兵团一部解放崇明岛,游弋在长江口一带的最后一批悬挂着美国、英国旗帜的军舰,很快消失在灰蒙蒙的海面上。
  上海战役至此结束,共消灭国民党军15万余人,并避免了大的破坏,整座城市基本上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这为日后的恢复和新的崛起准备了条件。
  为了更好地指挥上海的接管和恢复工作,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等三位书记随华东局机关于5月28日由圣约翰大学迁入市中心区瑞金二路三井花园办公。
  这里原是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有两座法式楼房和宽阔的庭院,作为临时指挥中枢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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