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陈毅离开南京返回上海，张茜带着儿女们到火车站来接。
此事虽小，却使他深受感动，想起此次与家人一别又是四个月，想起繁重的家务和教育儿女的责任全都落到妻子肩上，又心疼又感激，竟一时不知从何处讲起。
他对跟着自己共过患难，尤其是共同经历过黄花塘那段往事的妻子，是非常挚爱的。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夜归已11时，春兰与我谈黄花塘往事，颇凄苦。
总结结婚十余年，我甚得她的帮助。
十四、“手莫伸”（2）
家有贤妻，男儿不遭忿事。
此语信然。
她近来工作方面已上轨道。
休息太少，健康可虑也。
”4月1日下午2时，华东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开幕。
谭震林主持会议，首先宣布这次会议的内容和日程。
他指出：这次扩大会议主要是以讨论贯彻四中全会决议和精神为中心，用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来检查华东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其目的主要是清算饶漱石在领导华东工作中的错误及其影响，同时联系到饶漱石离开华东后华东局的领导进行检查，对现在华东局的负责同志展开批评。
接着由陈毅传达四中全会精神。
他发言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要运用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和影响到党内的原理来学习与传达四中全会的内容”。
他说：“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和各种各样的问题，必然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
“按照事物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为其对立物的原理，我们可以从资产阶级队伍中分出一部分人来，同样的，资产阶级也可以从我们队伍中分化出一些人来作为他们的代理人。”
在这个大题目下面，陈毅联系思想认识回答了一系列问题：“历史久、功劳大，为什么会反党？”
“高、饶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有否组织联系？是不是他们派进来的？”
“斗争是不是过火？”
“高、饶都集中反对中央某几个领导人，这些领导同志是否也有缺点？”
“高、饶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反映，他们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因此他们的反党思想是有其一定的市场和基础的。”
“联系本身进行检讨，要有分析，要正确掌握界限。”
“‘知人不易，知己亦难’，不要迷信别人，也不要迷信自己。”
陈毅发言的第二个题目是“根据四中全会精神，来谈一谈我自己的问题”。
他回顾了自1922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30余年的经历，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一贯是勇敢的，但不讳言在工作上和党内斗争中也曾有过某些严重缺点或错误，并“高价征求批评”。
他还谈到他的一条重要经验：“必须‘自己管自己’。
人的欲望是愈来愈高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这种欲望，而在于自己能不能管自己。
如果不‘自管’，将来就要被‘人管’，高岗就是这样。
如果能‘自管’，再加上同志式的帮助和群众的监督，就不致犯大错误。”
华东局扩大会议闭幕后，陈毅又赶赴南京出席中共华东军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后再次应召赴京。
4月26日，陈毅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会议。
会上，毛泽东讲到三反、五反和高饶联盟问题，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这些运动和事件，指出都属于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和改造；新旧社会制度交替，必有一部分人拥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又一次引人注目地提及“伸手岂止高饶”的问题。
这些讲话对陈毅触动颇深。
他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和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的两次发言，本来想从理论上作些探讨，但比之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就相形见绌了，使他更加认识到进一步学习革命理论的必要。
陈毅这样想，正说明他有学习和掌握理论的自觉，对理论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
其实他早从青年时代起就有志于学习和运用理论，几十年来未曾间断。
在十###岁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就曾反复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20多岁上大学和从事革命活动期间，不但继续重视学习理论，而且开始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在报刊上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论战。
红军初创时期，他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对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影响的“九月来信”，更可以看出他探讨革命理论的自觉性和理论上的成熟。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那么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别的东西都丢掉了，惟独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这本书舍不得丢，一有空就认真地琢磨，因而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有充分的自觉，而不是任人摆布。
在刚刚召开的华东局扩大会议上，他在发言中把理论问题作为专门一条来讲，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他对自己的估价却是相当谦虚的，仅仅说：“对理论有兴趣，也可作些理论研究工作，但钻得不深。”
在6月8日夜颐年堂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众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讲到了陈毅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和华东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这立刻引起陈毅的注意。
他知道这两次会，毛泽东都不在场。
开四中全会时，毛泽东名为出京休养，其实只不过换一种工作方式、工作环境的说法而已，他为起草宪法草案做了大量工作，根本没有好好休息。
开华东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已经返回北京，又回到了日理万机的环境中。
十四、“手莫伸”（3）
陈毅非常惊奇，毛泽东哪有时间阅读他的长篇讲话记录稿呢？越往下听，陈毅越惊喜。
他发现毛泽东不仅全文读过这两篇讲话稿，而且读得极其用心。
毛泽东说，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已能概括，有点理论了，只是其中有一点尚要与他谈一谈。
又说四中全会上的发言他也看了，认为很好。
陈毅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在日记中接连用了这样的警句：“余闻之甚惭悚”，“使余更觉不安”，“余入党三十一年矣，进步仅此，有何可以自负之处”。
6月22日，毛泽东电话邀请陈毅去玉泉山住处谈话。
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广泛，涉及山东问题、福建问题、高饶反党阴谋案件问题等等。
他们还谈了陈毅检查山东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完全赞同这次检查山东工作的方针。
给人的印象闲谈的成分多于讨论严肃的工作问题。
陈毅高兴地发现，毛泽东的兴致极好，许多话题随手拈来，妙趣横生。
毛泽东说：《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就是山东淄川蒲家庄人氏。
听说莱芜战役后你们华野前委在那里开了扩大会，鼓起了劲头，以后就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很快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蒲松龄乃苻坚之后。
古代苻、蒲二字相通，其实就是一个字。
他又说：你注意过没有，聊斋的恋爱观，女的总占主动，想爱就爱个死去活来，决不忸怩作态。
女子都是大脚，即天脚，不人为地缠成三寸金莲，而且以天脚为美。
他盛赞《席方平》一篇写得精彩，值得一读。
《公孙九娘》写了一个冤魂，那个冤魂生前受农民起义的株连而惨死，有反清的含义。
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讲起蒲松龄本人的故事，说蒲松龄在杭州做过小官，浙江人看不起山东人，他便动心思找机会报复，这便有了《五通》等文章。
《五通》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江南一带的人，一向任凭五通这伙妖孽逞凶为害而不图驱除，后来靠一个壮士万生才一举剪灭三通，击伤一通。
另一则故事说依靠龙女之助，才又除掉一通之害，于是江南一带只剩下“一通”或“半通”，不足挂齿了。
据说，蒲松龄写这些故事就是为的挖苦那些看不起山东人的浙江人的，讽刺他们别自以为多么神通广大，其实只不过是一通半通。
他们还谈了别的许多话，约好陈毅回南方时，再谈一次。
末了，毛泽东请陈毅同家人一起共进晚餐。
分手时，毛泽东一改方才轻松自如、诙谐风趣的神态，忽然变得庄重起来，不禁深沉地感叹道：“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陈毅深知毛泽东，不相信这天邀请他相聚仅仅为了跟他谈天说地和讲聊斋故事。
他认为，毛泽东感叹才道出了真意，是毛泽东承认无论饶漱石还是他陈毅，过去都看得不够清，而要看清楚一个人，确实是需要时间的，承认对饶漱石有失察之责，使陈毅受了委屈。
这天对陈毅的特殊礼遇，显然是按照毛泽东的特有方式对长期受到伤害的陈毅的一种精神抚慰和充分肯定。
陈毅回南方前，毛泽东果然邀请他同去玉泉山住处一谈。
一到住处，毛泽东将事先准备好的文件卷宗拿出来，里面存放的正是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上的发言稿。
他手里不时翻动着稿纸，一面称赞文章概括正确，有理论味，一面指出几点不妥帖的地方。
他说全文赞成，只提个别意见，希望今后多搞理论工作。
陈毅当然从这话里听出中央有调动他工作的含义，当即表示接受毛泽东对这篇讲稿的修改建议，并说学理论是多年的志愿，当勉力去做，希望最好派他去马列学院工作，那里更适合搞理论研究。
毛泽东看来早有腹案，不假思考地说：“不应去搞学院工作，希望今冬与震林同来中央工作。”
这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饶漱石利欲熏心伸手要官被捉，结果弄了个鸡飞蛋打。
陈毅不伸手要官，毛泽东偏偏要把他从下面调到中央来工作，让他负更大的责任。
闽西古田会议以后不久，他就离开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了，从此以后一直在下面。
如今要到中央工作，又要回到毛泽东身边了，陈毅的心情自然十分振奋。
十五、“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以后（1）
由于毛泽东的亲自点将，陈毅到中央工作这件事很快变为事实。
1954年9月3日，陈毅作为上海市选出的人民代表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这次全国盛会上产生了国家最高领导人，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其后经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委员会决定，分任常务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工作，也参与国防工作，上海市市长职务不变。
国庆之夜，天安门城楼上张灯结彩，欢声笑语，共赏绚丽多姿的节日焰火。
在宾客满座的贵宾休息室里，陈毅副总理在座位上时而左顾右盼，时而若有所思，他正在等待机会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交谈。
后天他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欧洲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些事要当面请示与商谈。
此行对陈毅来说意义重大，意味着以此为开端，他的阵地将逐渐转移到外交战线上来了，这是他人生道路的又一次重要转折。
这一出访东德的使命，是五天前邓小平在中南海勤政殿通知陈毅的，并被告知此后他的工作将转向外交方面。
当晚陈毅在日记中写道：“我之工作转到政府方面和外交方面，已完全解决了。
瞻念前途，实有绠短汲深之惧。”
“绠短汲深”，是陈毅自谦之辞，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他所说的“惧”，正是这种严格要求的表现。
他不把自己看成天生合格的外交人才。
他曾这样描绘过自己：“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
“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
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
其实毛泽东是知人善任的。
他喜欢陈毅的正是这种“临事而惧”的长处，这种如履薄冰的谨慎。
他早就对陈毅的外交才干有所了解。
他听人说过，陈毅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曾同中国驻法公使多次据理力争，弄得那个老外交官竟然私下向这位年轻的学生代表讨饶。
他还听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率领濒于崩溃的起义军余部辗转来到粤北韶关西河坝。
时值严冬，部队无处挡风御寒，号房子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可以投宿的教堂，却受到一位外国神甫的严词拒绝。
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由于陈毅的及时出现，事情很快有了转机。
陈毅用法语同神甫交谈了几句，那位神甫居然高高兴兴地敞开教堂大门，欢迎部队官兵们进住。
在井冈山，有一天毛泽东和陈毅漫步在山道上，陈毅忽然心血来潮地说：“将来革命成功之后，我就去搞外交，你看如何？”
毛泽东随即朗声笑道：“我看很好，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请你出任外交部长！”
他对陈毅在延安期间表现出的外交才干和在统战工作方面的成功经验，更是记忆犹新，有些事情仿佛就在眼前。
在天安门城楼上，陈毅终于等到毛泽东与外宾应酬的间隙，上前请示，问此次东德之行有何指示。
毛泽东说，除参加他们国庆，增进中德两国人民友谊外，请你注意对整个德国的情形做一番考察研究。
10月5日，陈毅率代表团抵达柏林，开始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友好访问并参加其国庆五周年庆典。
陈毅对毛泽东的指示心领神会。
他知道以前毛泽东提出过“中间地带”的理论，后来因为国际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接受了“两大阵营”的理论而实行“一边倒”。
现在毛泽东对整个德国发生了兴趣，陈毅敏锐地意识到一种战略思想新因素的出现。
在东德期间，陈毅对了解整个德国的情况特别是联邦德国情况方面舍得下大力气，对德国工业恢复情况、科学技术水平、产品竞争能力、与美国和西欧各国的经济联系、移民、战俘、外国驻军、知识阶层情况等等，都一一详细摘记和认真分析，还邀请了一大批教授、学者、艺术家、工人代表进行交谈，尽量了解第一手材料。
访问回国后，陈毅向中央上报了有关德国情况的全面而详细的报告，对东、西德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作了中肯分析，受到中央的好评。
1955年4月7日，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飞离北京，下午3时飞抵重庆，当晚住宿曾家岩，第二天继续飞昆明，上午11时半抵达。
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为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顾问为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为王倬如。
陈毅虽然是首席代表周恩来最重要的副手，而陈毅则自谓：“我这回老老实实当一回练习生，跟代表团出去学习！”
一到昆明，就接到北京传来的电讯：据悉，蒋帮特务拟于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代表团途经香港时实施爆炸破坏，请代表团注意安全。
这一消息原在意料之中，没有给中国代表团带来大的震动。
早在这年3月中旬，我情报部门即已侦悉蒋帮特务密谋在香港、印尼暗害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成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