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这年3月中旬，我情报部门即已侦悉蒋帮特务密谋在香港、印尼暗害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成员的行动计划。
十五、“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以后（2）
离京前，周恩来指示主管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和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继续密切注意香港蒋特动态，及时向他和中央有关领导人及外交部等有关部门通报。
4月初，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于4月14日至16日访问仰光，与应邀届时去仰光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依姆共商亚非会议有关问题。
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这一盛情邀请。
此次中国代表团经重庆到昆明就是为的先访问仰光后再转赴印尼出席万隆亚非会议的。
因工作需要，另有中国工作人员8人（其中记者5人）、越南官员1人和奥地利、波兰记者各1人，拟由香港直飞印尼。
由于这时中国没有远程飞机，也没有开通直飞印尼的国际航线，决定无论从香港出发的人或是经由仰光去印尼的人，一律都乘坐包租自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
这次准备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尼和巴基斯坦倡议召开的，以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合作和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卡斯特罗阿米佐约致函周恩来总理，代表五个发起国政府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
2月10日，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复电印尼总理，表示中国“决定应邀派遣代表团出席”。
从亚非会议筹备召开之日起，美国政府和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就抱着仇视态度，并极力进行破坏。
会前，美国政府极力挑起一些与会国家对中国的疑惧，胡说什么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对世界安全和稳定的眼前威胁集中在亚洲”，煽动出席亚非会议的国家同他们一起“谴责以武力实现国家野心”的共产党政权。
蒋介石叫嚷现在是他们“外交最危险的时期”，除了指使所属特工对中国内陆和沿海地区加紧进行袭扰破坏活动外，还批准了蒋帮安全局直接针对周恩来的暗害计划。
北京传来的信息，说明美蒋策划的破坏活动正在加紧实施。
但这没能阻止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按既定计划安排活动日程。
4月9日，代表团一行按计划游览昆明风景区，先后到达玉峦山、竹寺、龙门、太华山等地。
在太华山，他们一行游览了殿宇宽敞、金碧辉煌的太华寺，又登望海楼小憩，居高临下地观赏湖光山色和田野村舍，兴致颇好。
望海楼上任可澄的题联引起许多人驻足观看，一个个啧啧称奇。
陈毅对这副题联也发生了兴趣，口中念出了声：“二十载重来，湖山大好”，不禁大发感慨。
他转过身来，对众人朗声说：“诸位，我提个建议：二十年后，我等当在这里再次聚会，再次享受这里的良辰美景。
谁有不同意见？”
话音未落，立刻引来满座的响应声。
“我有一个不同意见！”
这是周恩来的声音，大家顿时都把脸转向他，只见他不紧不慢地说，“君等届时再来，当追念故人于地下矣！”
又是一片开心的欢笑声，都说周恩来的话言过其实，到那时总理一定身体健康，与大家再次同游太华山不成问题。
反对最力的要数陈毅。
他认为周恩来远较同行诸人精力充沛，二十年内先入地下的不会是周恩来而应是他陈毅等高血压患者。
他故意粗门大嗓地打趣说：“信不信由你！请记下此言，让湖山作证吧！”
又是一阵阵开怀大笑。
随后代表团一行又驱车去昆明西南的安宁县游览，那里有被誉为“天下第一汤”的著名温泉和幽美的自然景色，使人流连忘返。
这时，只有陈毅最清楚，表面上轻松愉快的周恩来心事重重，对付蒋帮特务的阴谋破坏牵扯了他很大精力。
当晚回到昆明住地，周恩来就要通了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保密电话，要值班人员以他的名义向外交部通报蒋帮特务可能进行的破坏，要外交部将此情况火速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先期到达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要新华社香港分社人员立即向香港当局提出交涉，请他们保证中国有关人员的安全。
外交部办公厅当晚将周恩来的上述指示转告了香港新华分社和在港的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次日上午向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了交涉。
次日晚，香港新华分社接到周恩来指示后，向印度航空公司驻港办事处通报了有关情况。
远在北京的邓颖超心中牵挂着周恩来的安全，在写给丈夫的信中千叮咛万嘱咐：“这次蒋贼是蓄意决心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
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
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
你外出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也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
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地归来！”
周恩来读罢中国民航班机捎来的这封快信深受感动，促使他更加加倍努力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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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以后（3）
这一天，他闭门不出，同代表团主要成员一起废寝忘食地工作，争取在离开昆明前最后检查一遍出席万隆会议的有关准备情况，力求做到万无一失，同时再次要北京有关方面密切监视蒋帮特务的动态，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大意。
陈毅知道，周恩来因急性阑尾炎刚刚作完手术，按讲应该尽量卧床疗养，宜静不宜动。
现在，他为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大利益，而把个人的小利益摆在一边，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令陈毅十分敬佩。
此时，陈毅惟一能够做到的，就是默默地承担大量繁重工作，尽量为周恩来分忧，使他从事务中解脱出来，能够得到片刻的休息。
人们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4月12日清晨，陈毅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就听到了可怕的噩耗：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后，于北京时间4月11日12时15分起飞，前往印尼雅加达转赴万隆，飞行五个小时后，当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海面时飞机爆炸坠海，乘坐该机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共11人，以及该机机组人员下落不明，恐已全部遇难。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后来查明，这次事件是蒋帮特务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的一名地勤人员，趁飞机加油时在机翼下的油箱附近安放了定时炸弹，飞机爆炸坠海后，除三名机组人员获救外，其余的人无一幸免。
蒋帮特务破坏阴谋得逞以后，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安全自然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
公安部长罗瑞卿多次从北京打电话到昆明，无论对周恩来总理还是对陈毅副总理，都一再重复同一个意见：“请务必缓行。
我这里又收到新的情报，国民党特务还有一系列暗杀计划，不能不多加小心！”
陈毅又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说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对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安全极为关心。
过不多久，陈毅又得到中央通知：毛泽东主席已经前往杭州，听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终日不出游，要各方尽快查明情况后上报，同时再三转达他最为关怀总理和代表团的安全，要陈毅务必将此意转达全团。
云南党、政、军领导人和代表团中部分人员，得知蒋帮特务的破坏阴谋以后，也竭力劝说周恩来暂时放弃去印尼的计划，认为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至于通过出席这次万隆会议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合作关系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来日方长，将来并非没有补救的机会，那时再去也不迟。
周恩来却表现得极其镇定，根本没有考虑推迟或放弃这次万隆之行的问题。
他在4月12日凌晨给邓颖超的复信中就表达了这种坚定不移的决心。
他在信中说：“来信收阅。
感你的好意和诤言。
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
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
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面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
望你放心，再见。”
他对劝他暂时不去万隆的人，回答得也非常干脆：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不足为惧，没有什么了不起。
陈毅同周恩来竟不谋而合。
他们几经商议，一方面决定以外交部名义发表一个声明澄清事情真相，一方面仍决定按原计划如期出发。
4月12日下午，新华社向世界各国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声明指出：“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
“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我们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害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
对于安全问题，两人的认识也极为一致。
陈毅谈起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为他们的安全焦虑不安时，周恩来深感内疚，不愿中央为他们操更多的心而分散精力。
周恩来说：“在前线的人，反而比在后方的人更少顾虑，有时难于被人理解。
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前线的人对周围环境一目了然，知道哪里危险，哪里不危险，顾虑自然就少了。
请告诉中央，我们一定谨慎行事，尽量做到胆大心细，决不让敌人钻了空子。
请中央放心！”
陈毅赞成周恩来的见解。
他补充说：“外交同军事作战一样，没有什么百分之百的安全，有时也难免有牺牲，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次出事后或可因祸得福。
因为港机失事以后，印尼方面不能不更加注意。
港机失事是最为不幸的事情，我等却可以因此而教训我们自己，教训我们的朋友，反可予敌人以有力地打击。”
他们还在一起商量了有关这次港机失事的沉痛教训，是否继续包租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客机的问题，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中缅边界上空遇到敌机前来偷袭怎么办等问题，很快取得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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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以后（4）
他们认为，这次飞机出事，印方同样是受害者，决定继续包租印度的飞机，同时对“克什米尔公主号”机组人员中受难者的亲属表示慰问，争取同印方一起共同促使英国政府指令香港当局早日破案，还决定通过外交途径同缅甸政府取得联系，由中缅双方共同确保两国边境上空的飞行安全。
他们还谈到，美蒋的破坏证明他们对这次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怕得要命，越是这样越不能让他们的企图得逞。
周恩来说：“美国的《路易斯邮报》曾说得简单而直露：‘美国希望根本就不召开亚非会议’，这次破坏，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会议，我们不去，正好就让美国力图阻挠这次会议的企图得逞。
参加会议的二十九个亚非国家，虽然与我们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六个，但是有共同遭遇的亚非国家，是有共同的利益的，能够共同努力把会议开好！”
陈毅很有同感地点点头。
此刻，这两个共产党员心中装着的只有亚非人民的团结解放事业，只有代表中国人民出席这次重要会议的崇高责任和对美蒋特务的藐视，早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了。
4月14日清晨，印度“空中霸王号”飞机载着周恩来、陈毅等中国代表团成员飞离昆明。
飞机进入缅甸领空后，缅甸空军飞机立即起飞护航。
当天上午10时30分，飞抵仰光，受到缅甸总理吴努盛情迎接，并被接至总统府下榻。
中国代表团到达仰光的日子，正赶上缅人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泼水节。
陈毅和周恩来像当地人一样，高高兴兴地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很快跟缅甸民众完全融为一体，在一阵阵欢声笑语中，互相泼水祝福。
看他们那欢笑嬉戏的样子，很难想像他们刚刚经历过一次美蒋特务的破坏，而精神上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4月15日，中国代表团频繁地出现在许多公开场合，游览了仰光大金塔等名胜古迹，出席了缅甸吴努总理的欢迎午宴和巴宇总统的盛大国宴，同缅甸领导人一起同到机场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和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达尔·穆罕默德·纳伊姆汗，又分别与纳赛尔、吴努、尼赫鲁和越南总理范文同等会谈，彼此交换有关亚非会议的意见，处处显示出中国顾全大局、友好亲善的外交风格和正义压倒邪恶的大无畏气概。
陈毅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参与了这些会谈，在让世界了解中国，特别是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和平意图方面，在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面，都发挥了恰到好处的作用，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同情。
他同周恩来密切配合，不厌其烦地强调中国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也决不容许别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是过去内战的继续，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不允许外人指手画脚。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军没有理由留在那里。
如果美军从那里撤走，就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如果蒋介石愿意和平统一，愿意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即使是他本人也会受到宽恕的。
中美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是美国自己造成的。
只要美国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中美关系便可望改善。
他们还谈到“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认为敌人的阴谋破坏，并不等于他们的强大，相反，恰恰说明他们色厉内荏，说明他们对亚非会议的担心和害怕。
越是这样就越要想法开好亚非会议。
亚非国家有相似的经历和遭遇，又面临相同的建设任务，没有理由不携起手来为创建美好的未来而和睦相处。
分歧是难免的，也并不可怕。
一家人有时还吵架哩，何况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由于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不应该也不可能强求一致，遇到问题只要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着友好协商、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去处理，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通过这些直接接触，消除了一些人对新中国的疑虑，他们亲身体验了中国领导人是讲原则的，通情达理的，愿意同中国人交朋友，使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挑拨离间和恶意中伤不攻自破。
这天，印度“空中霸王号”机组人员下榻的旅馆里笑语喧声，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他们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的高级领导人陈毅副总理会突然出现在这些普普通通的机组人员中间，既感到惊讶，又喜不自禁。
他们已经是老熟人了，早已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