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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的话刚一落音，就有人按照饶漱石的授意向他猛烈开火，罗列了他一大堆错误。
接着，像预先经过演练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发言，矛头通通对准他，声色俱厉地向他提出责问，追究他何以消极怠工，何以同政治委员闹别扭，何以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等等。
陈毅发现，对他提出的问题有历史旧账，也有现在的所谓错误。
他们显然想新账老账一起算，无非要逼他承认一贯反对毛主席，一贯反对政治委员制度，同政治委员势不两立。
他很难过，他们的目的显然是逼他就范，逼他承认这些错误。
承认这些错误不仅意味着自己不能在新四军干，已经没有在新四军干的资格，而且也意味着违背自己的良心，屈服于压力。
他不能这么干，不能让他们达到目的。
他也看出来有些人是言不由衷的，是受人指使的。
他惊异于有些是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应该对自己是了解的，不应该人云亦云，更不应该对他放冷箭，为别人攻击他呐喊助威。
他相信将来有一天，这些人将对自己的行为后悔的。
最令他痛苦和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无中生有的恶意中伤，几次想跳起来予以反驳，甚至开口骂人。
但他终于克制住了。
在这关键时刻，他显得异乎寻常的冷静，一再告诫自己：“那样做正中饶漱石的下怀，于事无补，决不能意气用事”。
他十分清楚，饶漱石是想借众人之手打倒他，他一定得沉住气。
坚信多数人不会长期受蒙蔽，不会长期受人利用，迟早会觉悟的。
那时饶漱石的企图就会落空。
陈毅真诚地表示，大家对他提出的许多批评，虽然其中一些问题有待澄清，不能不持保留态度，但这是一面好镜子，今后经常对着照一照大有好处。
至于饶漱石、潘汉年和他之间的问题，希望借这次整风的机会好好谈一谈，以便沟通思想，消除隔阂，大家团结起来更好地为党工作。
饶漱石为这次精心准备的对陈毅的斗争会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没有使陈毅屈服，不免有些失望。
但又为这样多人起来反对陈毅，不仅大大煞了他的威风，而且使他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禁不住沾沾自喜。
于是大度地采纳陈毅的建议，愿意同陈、潘两人作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表现出他这个华中局和新四军的最高负责人是有恢宏气度的，并非不能容人的。
饶漱石没有食言，主动找陈毅、潘汉年谈心，彼此交换了意见，陈、潘两人再一次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了搞好团结的愿望。
二、黄花塘风波（5）
饶漱石没再追究陈毅反对毛主席的事，也没追究潘汉年反饶的事，还出乎意料地作了自我批评，说他性子太急，恨不得一天就把新四军的事情办好，以后不能重犯类似的毛病而影响领导人之间的团结，表示这次有伤感情的争论到此了结。
对于这样的结局，陈毅从维护全局利益出发，不再计较个人所受的委屈，大度地表示了接受，表示愿意同饶漱石搞好团结，尽最大努力为党工作。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他致电毛泽东报告了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对自己说话随便、嘴巴边没放个哨等缺点错误作了诚恳检讨，真诚地表示愿与饶漱石团结共事的愿望：“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
陈毅哪里知道饶漱石玩了一套两面派手法，正在他向陈毅表示和好的时候，背着陈毅整理一份诬告电报，拉了一些相当有影响的人在电报上签名，意在把陈毅从新四军赶走。
这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是直接发给毛泽东、刘少奇的，火药味十足。
电报说：“自少奇同志赴延安及中央委托我代书记与政治委员后，陈毅同志对刘对我（甚至有时误会毛对他不谅解），发生种种离奇猜测。”
“在处理干部与各师不团结问题时，常要我唱红脸而自己唱白脸。
但当我顺利说服解决后，他又暗中以极不应有的态度造成干部对我个人不满（如他对曾某某、张某某同志等）。”
“今年初军部到路东，陈脱离军部到四十里以外地方玩三个月。
待我俘韩请他回来讨论，才回军部。
不久他又赴四师。”
（作者注：揭发饶漱石反党事件时，陈毅说：“饶说我到路东玩了三个月，这完全是造谣。
少奇同志在华中时天天讲，你这个痔疮要治一治。
我说环境这样紧张，一开刀以后，假若有一个大‘扫荡’，用担架抬着怎么办？少奇同志走了以后，华中局决定我离开二十天去治疗，在医院还是很担心的。
后来决定我处理韩德勤问题，派担架接我到了四师。”
在事实面前，饶漱石承认陈毅所说属实。
）“当陈在医院时，即曾和潘汉年密谈，对潘方面广播反我的行为，不加制止，反秘密支持。
当政治首长来讨论工作时，潘则多方广播我好个人独裁，好打击人，军长无事可做终日下棋等，而陈更以不严正之态度来证实潘的言论。”
“我虽苦极，但仍力持严正与忍耐的态度，并决心下乡调查，将一切工作交给陈负责。”
“我下乡不久，陈、潘活动即表面化，一方面设法疏远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对我的关系，一方面示意政治部各部长正式批评华中局对军政治部的领导，最后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二十余名各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军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
在会议中潘做全面系统发言，陈做总结，指出潘完全是正确。”
“陈、潘活动造成我军直极大混乱。
当我回部后，即有很多同志向我声明上当，并质问军长的企图究竟如何？我则力求镇静严肃，说我们与军长关系极好，待查明后再说。
我即找陈恳谈，陈仍以整风的……（作者注：此处有漏字或错字）间接劝我采取民主态度，我始后召集华中局常委、军分委由我本人具体反省报告后，要同志们对我批评，但同时发言指出军直会议对我攻击的不对，要求潘立即修正小广播行为。
潘在会上痛哭数次，但陈仍无认错的表示，仅在反省会上批评，我仍忍耐接受。”
“经军直会后，我加紧整风工作，军政治部、军司令部与华中局各负责干部看见我态度始终镇静，不对外做任何解释，均能自觉，并先后向我坦白暴露陈、潘秘密，且多表示义愤，最后我始将全部材料与陈做两天两晚通宵恳谈，陈谈事实俱在，干部义愤形成，而我又始终对他抱爱护真正诚恳态度，在华中局常委会及军政师长以上会议上承认错误。”
（揭发饶漱石反党事件时，饶承认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议，纯属捏造。
）“我现在正设法助陈把一切不好影响与误会消除下去，把问题缩小到潘一人身上，以挽回陈的声誉，对各师首长不致影响，亦在将来扩大会我适当的解决之。
在此处党员中曾山同志处境甚苦，但始终站在真正党的立场，对陈对我帮助极大。
赖、张、军政治部各负责同志能精诚团结在正确原则下，我们是帮助陈、潘改正错误的，请勿念。”
电报末尾说：“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
我在德的方面虽可保证无愧，但在才资双方均不宜。
我现在劝陈来电中央简要报告此事经过，他已同意，后我仍勉励他这样做。”
电报末尾是全篇点睛之笔，饶漱石不仅毛遂自荐地称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而且显然以“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架势教训起人来了，一会“劝”陈毅这样，一会又“勉励”陈毅那样，把自己装扮成一贯正确，陈毅只不过是靠他拉、靠他扶的阿斗，否则“一切不好影响与误会”消除不了，“陈的声誉”挽回不了，真是一言难尽，把陈毅贬得一钱不值。
二、黄花塘风波（6）
饶漱石的两面派手法做得十分隐密，陈毅一直不知道背着他搞了这样一份诬告电报，直到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暴露后才真相大白。
在揭发饶漱石的会上，当着饶漱石、潘汉年等当事人，陈毅揭发说：饶漱石那时扮演着“牧师”的角色，他是牧人，别人是迷途的羔羊，全靠他指引一条光明的道路。
陈毅说：饶漱石下乡回来后，“他和我谈话的态度声色俱厉，深深得意。
他说：我知道我下乡你们一定爆发斗争，果不其然！”
“现在很多同志还可以证明，他故意布置了一个陷阱，十年来我念念不忘这件事情。”
“把我和潘汉年联系起来，这完全是冤枉。
我今天还是喊大老爷冤枉！潘汉年在白区，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
他到新四军是做客，不是新四军的干部，我怎么能向他讲反毛反刘的事情呢？相反你们（指饶与潘）两个在莫斯科是很好的朋友，一起做鬼脸，讲笑话，非常亲近。
后来处理这个问题时，你不指责潘汉年，要我指责潘汉年。
我做红脸，我批评潘汉年，你装做白脸，说潘汉年没有什么，他是个老同志，讲话随便。
来了这一套！潘汉年在下面反饶根本与我不相干。
我不向张云逸、曾山、赖传珠同志讲，不向谭震林、黄克诚同志去讲，对这些负实际责任的同志我不讲，向潘汉年去讲有什么用呢？从这些关系看，饶完全是个阴谋：就是借着反对潘汉年，有意无意地把这联系在我头上。
表面上打潘，但是暗里打在我头上。”
陈毅当面责问饶漱石：你给中央的“电报说在医院跟潘汉年密谈。
既是密谈，你又没有参加，你怎么晓得呢？难道密谈还要找一个记录？这完全是假想。”
饶漱石当着众人承认说：陈毅与潘汉年在医院密谈，是他凭空想象；陈毅对潘汉年反对他未严加制止属实，但说“支持”潘汉年起来反对他，并“证实”潘的种种论点，则是他的捏造；他所谓“下乡调查”是有意让事态扩大和收集炮弹，以便伺机发动对陈毅的斗争。
一贯提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没有偏听偏信饶漱石的一面之词。
那时他手中除了上面提到的诬告电报之外，至少还有陈毅的电报和潘汉年代众人转交的报告，对这次被称之为黄花塘事件的是非曲直大致有个了解。
他很快去电对陈、饶二人作出了明确回答：陈毅同志，并告饶：（一）来电已悉。
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
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
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他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饶漱石不禁大失所望。
本想置陈毅于死地，叫他永不得翻身的，毛泽东却说得轻巧，说事情“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更不能容忍的，本想把陈毅从新四军赶走，毛泽东却叫陈毅像刘少奇那样去延安参加七大，明明白白地说“七大后仍回华中”。
更有甚者，居然还要由陈毅来“传达七大方针”，他岂不成了延安来的中央代表了吗？！饶漱石弄不清，事情何以弄到现在这步田地。
但他并不太失望，毕竟通过这次事件显示了一次自己的力量，即便像陈毅这样的“庞然大物”，最终也败在自己手下，不得不暂时走路。
这确实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此后不少人见了饶漱石都不禁心中发悚。
现在，他又在动新的心思，决不能让陈毅去延安时走得体体面面，一定要叫他像打了败仗一样落荒而逃，以证明自己是惟一的胜利者，是一贯正确，绝对正确。
陈毅这时心明如镜。
他手捧毛泽东的来示，心潮起伏：知我陈毅者，毛泽东也！天大的委屈对他来说也算不得什么了。
想起延安的召唤，他心中充满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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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斗住延安”（1）
与刘少奇离开新四军军部去延安相比，陈毅这次离开新四军军部的情景显得冷冷清清，使人备感凄凉。
许多人都躲起来不见面了，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个人前来送行。
这时的饶漱石不可一世，人们见他都须仰视，谁还敢对陈毅表示一点点亲近。
有一本新四军高级领导干部的日记就客观地反映了新四军军部许多人对陈毅的感情变化。
由于陈毅的崇高威望，先前许多人都亲切地以“军长”或以代号“一一”“五一”相称，对饶漱石则直呼“小姚”，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
这位领导干部的日记行文记事时，对陈毅的称呼由“军长”、“一一”、“五一”、“陈军长”演变到后来就只剩了一个“陈”字，而饶漱石则由“小姚”逐渐上升为“饶漱石”、“饶政委”、“政委”。
由于饶漱石极其冷淡的态度，军部有关部门不得不再三降低陈毅的送行规格，起先准备派军部司令部参谋处一位副科长叶超和一队人护送，后来竟无缘无故地取消了这一计划。
有人意识到这样做太不近人情，才在临动身前一天仓促决定派一个参谋、一个伙夫护送，而且限于送到四师，到后即返。
这同刘少奇走时90多人组成的护送队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如果不是饶漱石排挤，陈毅这时不会离开军部去延安，中央事先并没有类似的安排。
从个人和家庭的实际情况来看，陈毅此时也不宜远行。
夫人张茜独自拉扯着两个幼子，一个刚刚一岁半，一个尚在襁褓中，是最需要人照应的时候，当然急需他留在身边。
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少。
这时实行供给制，他作为军长，虽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但有他在事情总要好办一些，他一走，全部生活重担都压到了张茜一人肩上。
但如今只有一种选择，他便横下一条心来，把个人和家庭的诸多困难完全抛在一边，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
1943年11月25日，陈毅一行离开黄花塘军部。
走的人和送行的人加在一起，寥寥可数。
大家相对无言，感情凝重，更增加了分别时的悲怆气氛。
这些同志不管别人说什么，也不管饶漱石对他们怎么看，冒着危险来送行，使他深受感动。
就是这些相知甚深的战友，在他眼前最困难的时候，不仅从经济上、物力上给了他最急需的帮助，还对他表示了最大的信任，叮嘱他早去早回，善自珍重，多忍耐，少开口，要经受得起挫折的考验，像松柏那样挺直高洁，不畏风雪严寒。
有感于华中诸战友的一片深情，临行前陈毅作《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组诗一首，以倾诉衷肠：战斗相依久，
初别意怆然。
长记叮咛语，
早去复早还。
知我二三子，
情亲转无言。
去去莫复道，
松柏耐岁寒。
时局纵谈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