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得保证他们的安全，环境舒适，又能堵住林彪、江青一伙的嘴，避免他们再找麻烦。
最后选定了中央文革划定为“斗批改”的样板单位——六厂二校。
周恩来亲自对前往这些单位支左的中央警卫团领导人交代，要绝对负责这些老同志的安全，照顾好他们的衣食住行，无论白天下车间，夜间外出，都要有可靠的人随时保护。
不能让他们单独行动，以免发生不测或被造反派阴谋劫持揪斗。
如军代表出现不方便，可选择工宣队中政治可靠的人担负此项任务。
1969年2月初，陈毅按照周恩来的安排来到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报到，受到中央警卫团驻厂支左干部、厂革委会副主任老韩的热情迎接。
老韩从小参军就分在延安中央警卫团，进北京后，继续负责警卫中央首长，对陈毅早就熟悉。
如今，他身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根据周恩来的亲自交代，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不徇私情的严厉面孔，暗地里却处处护着陈毅，关怀备至。
他给陈毅身后派了专人警卫，寸步不离。
陈毅要与工人“三同”，非到大食堂同工人一起排队买菜、啃窝窝头不可，他却拉下脸下命令：“陈老总，你说我是副主任，你是普通一兵，那就请你服从我的命令，请你立即回自己房间吃饭！”
这位老韩不顾工人们一双双怒视的目光，尾随陈毅而去。
可是趁人不注意，他转身进了厨房，不大功夫，一碟红辣椒、一碗热汤面和几个冒着热气的细面馍馍送到了陈毅的住处。
陈毅手捧热汤面，却难以下咽。
难道这是历史的巧合吗？49年前，陈毅作为一个到法国不久的勤工俭学生，被分配到巴黎郊区一家工厂做工。
那是巴黎有名的法国200家公司之一的施奈德公司，主要制造汽车、火车头、耕田机、铁甲车等，那年他19岁。
不久，他身负工伤，工厂里狠心的资本家只给他三天假，发很少一点养伤费。
许多法国工人却非常关心爱护他，纷纷赶远路来安慰他。
来自湖南的好友蔡和森也来看望他，还特地给他带来了《共产党宣言》。
蔡和森同毛泽东是好友，他们同是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并经常保持通讯联系。
陈毅从这时起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初步研究，“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通过蔡和森，对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有了一些了解。
在工厂，陈毅逐渐认识到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认识到“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他的同情在法国工人阶级一边。
法国工人举行“五一”劳动节大规模游行示威，他和厂里的其他中国学生都自发参加。
当游行途中遇到巴黎骑警的武力镇压时，法国工人置自身安全于不顾而主动掩护中国学生，加深了中国学生同法国工人的友谊，使陈毅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工人阶级没有国界的道理。
三个月后，他由杂工提升为令人羡慕的技术工，工资也由每天12法郎增加到18法郎，比起在巴黎华侨协社地下室里靠啃面包喝凉水打发日子那阵，真是天壤之别。
为了在法国处于困境中的1000多名中国勤工俭学生，他却放弃自己的优越工作，勇敢地投身到为中国学生“争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和反对北洋政府卖国大借款的正义斗争中，惹恼了中、法当局，最终被安上煽动“赤化”、“参加布尔什维克活动”等罪名而被武装押送出境。
但陈毅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
正是经过这些挫折的锻炼，使他经受了一次洗礼，逐渐变得成熟起来。
1922年秋，经蔡和森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1月，由颜昌颐、肖振声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逐渐变成一个职业革命者，开始具备坚定的革命立场。
对于早年在法国的这段经历，陈毅对自己作了恰如其分的概括：当时，“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头脑中高扬，于是我逐渐参加政治活动，向革命方向靠拢了。”
如今，陈毅来到长城脚下的南口机车车辆厂，犹如又回到了40多年前的岁月，自己又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感到既新奇又亲切，巴不得马上就同工人师傅们一起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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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到工厂蹲点调查（2）
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几位老帅每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工厂“蹲点”三天，其余时间由老帅自行支配。
陈毅把到南口机车车辆厂蹲点当成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
每次下厂之前，总是早早做好准备，就像过去在巴黎做工那样，总是按时到达，风雨无阻。
陈毅在工厂里处处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经常深入到车间班组，或是同工人师傅们一起干活，或是同他们一块儿学习开会，跟工人们非常合得来。
大伙儿也不把他当外人，有事无事都愿意亲近他，甚至把心里的话掏给他。
一些工人师傅惊奇地发现，他对工厂里的事情不但不说外行话，甚至连一些技术活儿也会两手，很有点行家里手的味道，都不禁啧啧称奇。
当后来听说40多年前他就是法国一家造汽车、火车头的大工厂的技术工，而且受到法国工程师的赏识时，更对他刮目相看，把他看成他们中的一员。
每当夜深人静时，厂革委会副主任老韩常常不请自来，一来就坐上一两个钟头。
一天深夜，老韩又蹑手蹑脚地来到陈毅的房间。
“陈老总，现在要办成点事情真难哟！您得给我出出主意。”
老韩一落座就倒开了苦水。
南口机车车辆厂虽然是北京乃至全国响当当的“斗批改”样板单位，名气很大，可是问题不少，只不过有个盖子严严实实地捂着，不为外人所知罢了。
厂里有那么一些人“左”得出奇，革命口号满天飞，动不动对别人采取“革命行动”。
揪斗党员、揪斗干部的事情，时有发生，还有老工人被不明不白打死的。
这伙人很嚣张，最近工厂大门口和厂区大道两侧墙壁上刷出了“打倒二月逆流”的大标语，不知又要搞啥鬼名堂。
大多数工人对他们这一套很反感，敢怒而不敢言。
也有不信邪的，敢于同这伙人斗，或是把他们的大字报、大标语覆盖起来，或是干脆撕掉。
他们就派人到上面告状。
工厂去年的任务没有完成，今年想把生产抓上去，却无从着手。
老韩为此很犯难，希望陈毅为他想想办法。
陈毅是看着老韩从普通战士成长为领导干部的，领导这么大个工厂也是头一回，肩上的担子是够重的。
陈毅毫不拐弯地告诉他：作为一个领导干部，首先得有信心，敢于负起领导责任，学会尊重和依靠工人阶级，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要相信工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要革命的，有的受蒙蔽只是暂时现象，真正的败类、工贼，只是个别的。
只要讲清道理，让大家认清形势和自己的责任，绝大多数人都会有辨别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
一番话说得老韩心明眼亮。
他有些难为情地说：“陈老总，我文化水平低，常常干着急。
就说形势报告吧，工人们都想听，希望我作报告。
可我是个大老粗，实在讲不出什么道道。
唉！”
“文化低就学嘛，没有什么了不起！”
陈毅回答得干脆，“别的可能我不在行，要说作形势报告，我多少还会一点。
我们就来个互帮互学吧！”
第二天下午，陈毅和老韩在厂革委会办公室闭门不出，为给全厂职工作一次形势报告而煞费苦心。
他们根据全厂实际情况确定了这次形势报告的内容，列出一个个大小题目，逐一准备有关的材料。
陈毅像一个很有修养的老师，不厌其烦地耳提面命，遇到重要的人名地名，便一字一顿地反复解释，甚至一笔一画地写下来。
老韩则极其投入，嘴勤手勤，不清楚的事情总是问个明白，问清了便在小本子上记下来。
谁也没想到平日朴实憨厚、寡言少语的军宣队长、厂革委会副主任老韩，不但作了一次令人耳目一新、口服心服的形势报告，国内外形势既讲得精辟透彻，又讲得生动有趣，颇能打动人心，而且结合实际好，群众听了以后很有鼓舞作用。
散会后，不少工人主动迎上来同老韩打招呼，说这样的报告听了很过瘾，希望今后多安排。
陈毅在南口机车车辆厂很快扎下根来，许多人见了他都笑脸相迎。
进厂一周后，他就给中央写了情况调查报告。
他准备继续按计划在这里干下去，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待条件成熟时，再向中央写第二份调查报告，提出自己更有价值的建议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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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个改变世界格局的建议（1）
就在陈毅等老帅奉命下去蹲点调查的前后，国际、国内发生了几桩大事，世界为之瞩目：1969年1月29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3月2日晨，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军人员多名；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尼克松上台伊始，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是否打算同“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时，在他列举了不少中国对美国的所谓“敌对行动”之后，明确宣布，“在他们未作某些改变之前，我们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
这就是说，美国尼克松政府将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
在行动上，美国侵越战争继续扩大，在南越美军短期内由50万人剧增至54万多人，美机、美舰不时侵犯中国领空、领海，这些都对中国构成了威胁。
3月初，苏联边防军侵入珍宝岛打死打伤多名中国边防军人员后，竟反诬中国边防军侵入苏联领土，抢先公布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照会，组织反华游行，冲砸中国驻苏使馆。
3月15日，苏联武装部队又一次侵入中国珍宝岛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大大恶化了两国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林彪作政治报告，引人注目地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绝对正确”和“丰功伟绩”，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规定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上，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说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号召“决不可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
大会通过的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
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不少亲信和追随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李富春、陈云、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谭震林等原政治局委员都被排除在新政治局之外，只当选为中央委员，原八届中委、候补中委留下的不足1/5。
因所谓“二月逆流”而靠边站的老同志中，只有叶剑英、李先念进入了政治局。
正当林彪、江青一伙为他们的得势而弹冠相庆、得意忘形的时候，陈毅不声不响地回到了长城脚下的南口机车车辆厂。
如今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了，外交部的工作也不由他管了，但他还是中央委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决心在这里蹲下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有益工作，为中央决策作参考，决不能辱没了共产党员的称号。
一天，周恩来打电话要陈毅回去一下。
陈毅到后一看，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也在。
周恩来开门见山说：主席交给你们一个新的重要任务，除了继续蹲点搞调查之外，就是你们四人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并提出你们的建议。
主席之所以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他认为有此必要。
他一贯认为，主观的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变化，不应被老看法框住。
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面”，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
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来的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思考国际形势。
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他参考。
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
你们也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去拼老命，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
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
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再转呈主席。
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周恩来还告诉四位老帅，蹲点调查和研究国际形势，是并行不悖的两个任务，每星期除星期二至星期四蹲点外，其他时间都可用于研究国际形势或自行支配。
他已经告诉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将涉外文电及时分送他们，请每位老帅各自阅读和研究这些材料，有什么研究心得先记下来，然后由陈总主持座谈，彼此交换看法，每月讨论它两三次。
四位老帅欣然接受这一任务。
他们闻风而动，除了蹲点的日子，都废寝忘食地阅读外交部和有关外事部门送来的文电资料。
每天新华通讯社编印的那两大本《参考资料》，也是他们的必读内容。
作为座谈的主持人，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了一次座谈会，四位老帅无一人缺席，他们的秘书作为工作人员列席旁听。
大家兴致很高，畅所欲言，认为这样的座谈确有必要，表示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期望，争取交出满意的答卷来。
陈毅向周恩来汇报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
周恩来听后非常高兴，给予充分肯定，但也提出了批评。
他说：“你们四位老帅座谈，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许其他人参加。”
三十、一个改变世界格局的建议（2）
陈毅知道，总理对他们的批评是出于对他们的爱护，表示完全接受。
因为座谈时难免不放炮，万一传出去了，确实不好，不能不谨慎。
作为补救，周恩来很快把曾经担任过驻英代办的熊向晖和外交部欧美司司长姚广调出来协助他们工作。
1969年6月7日下午3时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出席的座谈会在中南海武成殿举行，熊向晖、姚广列席。
座谈会由陈毅主持。
他没有客套，直切正题。
他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
平时各人看材料，用不着我牵。
上次我们谈过，材料很多，有价值的不多。
一些单位的调查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做注脚。
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
要重视第一手材料。
《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
香港、台湾的几家报纸杂志，有时透露一些内幕消息。
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过细看。
对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
总理让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
地点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