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谢伟思同陈毅作了一次三个小时的长谈：谢：到了反攻时期，国民党军队进入新四军地区，他们是一定要打的。
你们怎么办？陈：以国民党在日军进攻之前招架不住的现状来看，他们的军队是决难实行反攻的，这是一；第二，如果在盟军配合之下进行反攻，一定需要调整一下全国国共关系和在华中与新四军的关系。
如果没有新的调整，国民党军队进入解放区，我军有各种理由拒绝他。
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他后来不承认我们。
谢：即使有个调整，但恐怕国民党将来还会食言又打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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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秘密走向公开（2）
我是很知道国民党的反动做法的。
陈：如果国民党又食言向我们进攻，我新四军单独的力量可以制止其反动行为。
谢：有把握吗？
陈：有的（并举出理由）。
谢点头同意，问：国民党在反攻未到之前会不会垮台？
陈：我们是坚持抗战，实行民主，要求战后和平的中国、和平的世界为目标的。
抗战几年来，中共顾全大局，相忍为国。
这是有目共睹的，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
谢表示赞成。
陈毅为打消美国不少人士中以为中共力量有限，才不得不迁就国民党的顾虑，强调：无论国民党如何反动，也改变不了中国民主和平的发展方向。
我党有力量打破逆流！敌后连大地主、大资本家、地方军人对我军都很同情。
谢：我一定要到华中去看一看。
你们的办法和成绩很好。
陈：欢迎你们到华中看看。
谢：这次来是想商量用空降办法是否可到华中。
走陆路要四个多月，太慢。
陈：空降完全可以做。
谢：夜间降落最好。
陈：如果夜间能降落，则更无大困难。
谢：好！我回去跟包武官商量后，即可向史迪威提议办，并且一面通知国民党。
这次会见后，包瑞德提请陈毅尽快把已经同意提供给他们的《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真相》两个文件写出来。
陈毅连夜写好这两个文件和一封致包瑞德的信，并一并呈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当即回信给陈毅：“各件均好。
略有增改，请再酌……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
毛泽东8月23日约见谢伟思，作了一次六个小时的长谈。
这次会晤，使谢伟思对中国的事情、国共两党的关系和中国军民抗战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8月27日，谢伟思向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总指挥部报告了此次陕北延安之行的情况。
其中提到：“许多迹象表明，共产党认为不久的将来他们对未来的行动将作出重大决定。
现在大多数重要领导人正聚集在延安，其中不仅有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人，而且有基层的野战部队的领导人。
这些人包括彭德怀、叶剑英、陈毅、林彪、贺龙、聂荣臻等。”
从谢伟思后来的回顾看，他同毛泽东不仅谈到国共关系、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而且还涉及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
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和合作抗日。
战后，中共将珍视战争期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将继续寻求美国的了解，为增进中美友谊而不懈努力。
同时，毛泽东不掩饰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担心和不满，批评美国人的眼睛只看到蒋介石，只给蒋介石提供援助，并警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搞不好会怂恿蒋介石选择发动内战的道路。
陈毅作为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接待成员之一，工作是出色的，坦诚的，受到所有被接待者的好评，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打破了国民党的长期封锁，使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逐渐增加了了解。
中外记者团的记者们不仅访问了延安，其中不少人还到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和其他一些根据地。
他们所到之处，无不感到耳目一新，惊喜地发现他们来到了一个有别于国统区的欣欣向荣的地方，真有“世外桃源”之感。
他们每个人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情不自禁地写起自己的观感来。
以严肃著称的福尔曼居然写成一本政治倾向明显的名为《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的书，斯坦因所写的书也以颇富革命色彩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来命名。
这两部书问世后，引起较大反响，使得更多的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抗日军民寄予同情。
毛泽东对这些外国记者的反映表示关注。
他在对党内指示中不止一次指出：这些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发展甚感兴趣，对国民党腐败专制甚为不满，对国共关系甚为关心。
他们从延安发出的电讯，大多描述共产党实施民主、抗战工作及生产建设的成就，连夏南汉神甫也尽说边区的好话，使国民党企图利用他###的图谋破产。
这些外国记者在陕北高原走了一趟，就大说中国共产党的好话，使蒋介石十分恼火，把这些人所说的公道话，说成受了共产党的利用，被共产党“洗了脑筋”，充当了共产党的宣传工具，一发狠下令重新实行新闻封锁的死命令，今后绝不批准任何新闻记者进入陕甘宁边区。
其实对边区有好感的何止那些记者们呢，那些美军人员对在边区的所见所闻同样感到新奇和振奋，对中国共产党和边区军民表示友好。
那些负有特殊使命的美军人员一到延安就受到了真诚接待，彼此相处融洽而自然。
美军观察组成员私下反映，中共方面是坦诚友好的，提供协助是周到得体的，不卑不亢，无可挑剔。
他们认为，中方提供的有关情况、材料、资料和文件等等“超出了他们的希望”，不愧为友好的合作伙伴，对此他们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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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秘密走向公开（3）
包瑞德的评价更是直言不讳：“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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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痔疾再次发作（1）
因为接待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连日奔波，陈毅再次受到痔疮的折磨。
按讲应该卧床休息的，但有些活动无法临时改变，只得强撑着参加。
1944年9月12日，他带病赶到王家坪与包瑞德、谢伟思晤谈。
或许是精神高度集中吧，彼此谈得很好，对方和他自己都没发现任何异样，都为这次会见满意，在回杨家岭的路上他就受罪了，疼痛难忍，冷汗淋漓，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简直是一步步挨回自己的窑洞的。
毛泽东得知此事，当即批准送他到延安和平医院进行手术治疗。
进医院的第二天，医生就给陈毅开了刀。
陈毅惊人的忍耐力令医生们吃惊和难以置信，一是嗔怪他不该拖到这个地步才来开刀，给手术增加了困难，给自己带来了痛苦，二是奇怪伤势这样严重，自己怎么走回住处的。
手术后恢复良好。
在第四天上，即能在病床上勉强翻身和稍稍抬起上半身。
陈毅开刀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毛泽东写信：“归来第二天即开刀，经过良好。
现在已是开刀后第四日，刀口已开始愈合了，再躺几天即可起床，十日内外可出院。
和平医院技术很不错。”
这次在和平医院住院，正好同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住一个院子，窑洞挨窑洞。
陈毅能下床以后，有时就慢慢摸到王稼祥的窑洞里来。
王稼祥虽然也是养病，他的窑洞有他夫人朱仲丽的收拾料理，处处充满家庭的温馨，使陈毅乐意停留。
王稼祥也喜欢陈毅常来小聚，有时还主动到陈毅住的窑洞看望。
他们两人在一起时，总有谈不完的话题，谈大事也谈身边琐事，谈理想抱负，也谈个人情趣爱好，总是那么意气相投，随意自然，不用顾虑有谁抓辫子，给小鞋穿。
陈毅说：“小小的痔疮让我吃够了苦头。
打仗我不怕，枪林弹雨我不怕，就怕痔疮捣乱，疼痛不说，还淌血不止，真比打仗难对付！”
王稼祥劝慰说：“过去你忙，顾不得好好治疗。
这一次是毛主席批准住院手术的，就要下决心彻底根治，打一个歼灭战！既来之，则安之，不要辜负了主席的一番好意。”
王稼祥见陈毅躺在病床上有时难免寂寞和闷气，就经常借书给他，还要夫人朱仲丽同他下围棋。
陈毅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朱仲丽的，几经交手才知道她不仅舞场上很有风度，而且棋盘上也不示弱，要想赢棋决非易事。
从此陈毅除了日常治疗外，有时就同人谈心、看书或下棋，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这自然使陈毅想起一年多前在淮南大刘郢新四军二师医院住院的情形，两次反差却如此强烈。
一想起饶漱石，陈毅就有些耐不住性子了，他恨不得早些治好痔疮，早些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
未等病愈出院，从华中淮北抗日前线传来噩耗：1944年9月11日，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在河南夏邑县八里庄指挥部队与日伪军作战时中弹牺牲。
这是新四军新军部组建以来为国捐躯的师一级重要军事指挥官，在延安引起震动。
陈毅也深感震惊和悲痛，为中国丧失了一个民族英雄，党和新四军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干部，他自己也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战友，而无比痛心。
许多往事不禁在眼前浮现：他们相识于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之际，他任赣西南特区区委书记，主要从事地方工作，彭雪枫任红三军团二师政治委员，两人为商量发动民众配合红军作战的事情曾有过难忘的合作，给他留下了“少年英气扑人眉宇”的极好印象。
在第四次反“围剿”前的宜乐战役中，陈毅任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彭雪枫来到宁都江西军区所在地，请他协同处理郭炳生的叛变问题。
彭雪枫临危不惧，沉着镇定，迅速扭转了危局。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他作为江西军区总指挥兼西方军总指挥率部转战赣江两岸，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彭雪枫此时奉命调任江西军区政治委员，两人仅来得及简短交接工作，随后一个奔赴前线，一个留在后方，独立处理军区后方全部工作，直到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此后一人留下打游击，一人随军长征，两人从此分手。
再次相会已是七年后的程道口战役，他是新四军代理军长，彭雪枫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长，久别重逢，彻夜长谈。
他更忘不了的正是彭雪枫无与伦比的艰苦工作，使新四军第四师这支抗战后组建的新军迅速发展壮大，在实战中越战越强，很快成为与华中其他老部队并驾齐驱的战功赫赫的英雄部队。
如今抗战胜利曙光初现、正急需军事指挥人才的时候，年仅37岁的彭雪枫师长不幸牺牲，怎不令陈毅悲痛欲绝！为表达对战友的无限哀思，陈毅含泪写下《哭彭雪枫同志》挽诗一首：淮北哀音至，
灯前意黯然。
生平供忆想，
终夜不成眠。
吾党匡天下，
得君亦俊才。
壮哉身殉国，
遗爱万人怀。
雄气压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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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痔疾再次发作（2）
英风断淮河。
荣哀何有尽，
万众泪滂沱。
整风事不易，
自省为更难。
洗濯冒冰雪，
钦君不畏寒。
吾人事革命，
生死本寻常。
所痛风云急，
中原丧栋梁。
服务人民事，
廿年战血红。
知君无限恨，
未得饮黄龙。
当年老战士，
今有几人存？
新生千百万，
浩荡慰忠魂。
尔我竟长别，
多年患难同。
我身惜后死，
永矢贯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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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把我党推上全国大舞台”（1）
陈毅病愈回到杨家岭之际，适逢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少将访问延安。
赫尔利此次为调停中国各界关系而来，所以成了陈毅每天注意的焦点，时刻留心他的行踪和与中方的接触情况，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变化。
这位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自称的赫尔利将军，1944年11月7日一飞抵延安就受到中共方面的隆重欢迎。
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连续几天与他会谈，经过充分协商于11月10日中午达成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
毛泽东、赫尔利分别代表中共和美方在协议上签了字。
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
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
赫尔利请求毛泽东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表明中共的态度，毛泽东慨然应允。
当天下午2时，赫尔利带着毛泽东致罗斯福的信件和刚刚签字的协议文本，与周恩来同机飞往重庆，包瑞德上校同行。
赫尔利返回重庆后，果真一再碰壁，国民党方面对中共与美方在延安达成的协议迟迟不肯表态，直到11月21日才提出了三条反建议，即所谓的《抗战建国政策》。
赫尔利将国民党的建议书转交给在重庆的周恩来。
国民党的顽固态度和可能采取的对策，早在预料之中，所以在重庆主持谈判的周恩来、董必武以及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中共最高决策人并不感到意外。
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目标，周恩来连夜起草了一个对国民党所谓建议书的复案报延安中共中央审议。
其主要内容是：改组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参加的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由其颁布各项新民主政策，改组行政院为各抗日党派的联合内阁，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各抗日军队组成的委员会；承认中共和所有抗日党派为合法政党；中###队编列为正规国军，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公平分配。
毛泽东收到周恩来从重庆寄来的“复案”后，立即批转中共中央诸领导成员和在延安的陈毅等军政领导人认真研究和提出建议。
12月1日，陈毅悉心研究了“复案”和有关材料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
信中说：第一个前途是蒋介石顺利在毛主席和赫尔利已签字的协定上签字。
即使如此，仍然挽救不了蒋介石统治西南的大局，反而增加了美国对蒋的幻想，帮助他骗骗人。
因为蒋介石的病症是一针强心剂所不能挽救的，它的整个封建腐朽的法西斯机构不会因签字而改善。
蒋签字后，允许共产党加入一两个阁员，已算是大大让步了。
但仅有共产党一两个阁员并不能挽救西南大局，要来一个带革命性的改良，就必须在几个部门起用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大批共产党员。
这一点蒋是做不到的，美国的压力再大也达不到。
第二个前途是照蒋现在提出的“对策”办，目前只在和缓一下国共之间的紧张空气，使全部腐烂的机构原封不动，其结果只会促进其腐朽，加速日寇的进攻。
如蒋决心改变，学唐德宗下罪己诏，起用良将，西南危局本来是可以缓解的，但蒋鉴于大革命和西安事变后两次控制不住中共的发展，这一回更是恐慌、动摇、害怕，他决心不这样做而宁愿走上反动的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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