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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面积减少，还产生了另外一个严重后果，这就是和国民党军作战，缺乏战略纵深，回旋的余地也大为缩小了。国民党军一直在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它最拿手的是打阵地战，而解放军则要千方百计地避免硬碰硬地阵地战，一般都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没有地方可供运动，这仗当然要难打得多了。
还有一个政治方面的因素，共产党人也不得不考虑。那就是国民党军占领延安，虽然是共产党主动撤出的，但还是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许多人断言，蒋介石已经稳操胜券，共产党像过早凋谢的黄花，开始枯萎了，就连支持中国革命的苏联，也认为撤离延安的决定是错误的，甚至在官方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丢失延安“中共显然失败了”。董殿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决战辽沈》，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3版，第314页。苏联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真考虑。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正在不动声色地统观全局，他觉得是到时候了，就在关键时刻拨动一下棋子，下了一招险棋，作为一桩冒险的“买卖”，那就是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从蒋介石向解放区伸来的虎口般的“钳铰”中央突破，扭转战局。
这一着让整个棋局变活了。
毛泽东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
中央决定，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企图与方针，作出了“三军挺进，经略中原”的进攻战略部署：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由刘邓亲自指挥，从国民党南线战略防御的中央实施突破，先战鲁西南，然后跃进大别山，以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平汉铁路以东，淮南铁路以西为作战范围，这样，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驰骋中原，就可以把敌人吸引过来一部分，山东、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担子，就可以减轻一些。这一军通称“刘邓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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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泛区（2）
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由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通称“陈谢大军”，从晋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以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为作战范围。
华东野战军主力，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亲自指挥，通称“陈粟大军”，先挺进鲁西南，然后进军豫皖苏边区，以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铁路以东，运河以西为作战范围。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是刺入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三把尖刀，这是共产党军队第一次大规模主动进攻，使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必将改变整个战局。
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也是共产党建立武装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向敌人统治区域进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都将是一起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大事件。
南京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战略转变一无所知。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进入鲁西南。对于这一事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之为“六卅事件”，认为“六卅事件决非好兆头”，但对共产党人的战略目的，他也是一无所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甚至不以为然地告诉记者：“###刘伯承回窜鲁西，对战局稍有影响。”蒋介石似乎也没有过
分地注意这件事，1947年7月，他坐着专机，行色匆匆地奔波于全国各战场，7月1日飞到北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19日飞到开封，21日又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就在刘邓大军开始跃进大别山的前一天，蒋介石又飞到了延安，部署夹击西北人民解放军，然后任命孙立人取代顾祝同代理陆军总司令兼陆军训练总监，放手让顾祝同坐镇陆军总部徐州指挥部，集中精力指挥45万军队进攻山东。蒋介石放眼全国战场，却没有看到南渡黄河后的刘邓大军，正在磨刀霍霍，枕戈待旦，随时都准备作为一把尖刀，刺向他的心脏。
集结在黄河滩上的刘邓大军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大手笔，但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根本连想都没想过共产党人还有这个胆子，十几万人马，连后方都不要，从黄河岸边一跃而饮马长江，从晋冀鲁豫的老解放区一下跳到他在南京的卧室门口。这个从军事常识角度出发，怎么看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共产党人偏偏就这么干了。
不按常理出牌，有时反而是最厉害的杀招。
从这点来说，棋还未下，南京已经先输一着。
如果说战争真是一场生意的话，共产党已经稳赚不赔了。
1947年8月7日黄昏，晋冀鲁豫野战军的12万多大军开始浩浩荡荡地向大别山进军了！
为了保密，刘邓大军每个部队都更换了代号，以参谋长的姓氏加村庄为代号，野直参谋长是李达，就叫李家庄，一纵参谋长是潘焱，就叫潘店，二纵参谋长是王蕴瑞，就叫王家园，三纵参谋长是曾绍山，就叫曾家庄，六纵参谋长是姚继鸣，就叫姚关屯。
原三纵七旅二十一团二营副教导员刘伟回忆说：
我们刚开始跃进大别山时，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刚开始是只传达到了旅一级，也没有进行动员。下面要是问了，就给他们讲，要打到敌人的地盘去，不能让敌人打到我们家门口，我们要去打碎它的坛坛罐罐。也有人猜测，我们这次是要去延安，因为延安情况紧急，要去保卫毛主席。部队也没发地图，也没行军路线，我问教导员：“我们到底是去哪里？”他说：“你别管这事，可能向东，也可能向西。”老百姓问我们：“从哪里来的？”上边不让我们说是从北边来的，说是“从东边来的”。到了第二天，又变了一种说法，说是“从西边来的”。
刘伯承在对旅以上干部进行千里跃进大别山动员
也不让说正式番号，三纵改成了“曾家庄”，可能是个地名。我们下边今天是一支队，明天可能就是二支队了。这和解放区不一样，在解放区，老乡问我们，我们就说实话。
黄泛区（3）
刚开始的几天非常顺利，在中原广袤的原野上，没有遇到过一支国民党的正规军，民团等国民党地方武装，一击即溃，我军很快就跨过了陇海路，向敌人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
而此时的蒋介石依旧在做着鲁西南会战的春秋大梦。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在8月3日日记中写道：“刘伯承部向临濮集进攻，罗广文攻新集，遭刘伯承部坚强抵抗。”5日记道：“鲁西会战，战略上的胜负，即将决于此时。余颇觉戒慎恐惧。”
就在8月7日这一天，刘邓大军已经开始南下，国民党陆总徐州司令部还认为：“###主力似已北渡黄河，如未能渡过，则明日必在郓城一带发生战斗。”“如明日不在郓城一带发生战斗，则匪军主力似已北渡黄河，山东战事已接近尾声。”
刘邓大军已经南下了，蒋介石却认为是他的大军压境，把刘邓吓跑了。他得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结论：“###溃不成军，向南流窜并判断###以北渡黄河之公算为大”，所以他作出了错误的军事部署：一方面仍命国民党军队向郓城、巨野一线前进，尾追“###”；另一方面让罗广文部去水集，防止“###”北渡黄河。
这为刘邓大军南下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使刘邓大军得以从容南下。
刘伯承在若干年后曾回忆说：“敌人在鲁西南扑空了。由于连日暴雨，河水猛涨，敌人又错误地判断我军只是在其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北渡不成而南窜’。所以，除从蚌埠抽调小量部队插到太和，协同地方民团在沙河沿岸扼守渡口，控制船只，防我南渡以外，急令其鲁西南的主力兵团尾我追击。敌人以为黄泛区这一天然障碍可以阻滞我军，妄图赶上来一举把我歼灭。可是，我军已先敌两天跨过陇海路，进入黄泛区，把敌人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这时的蒋介石依旧蒙在鼓里。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还在《中央日报》发表讲话：
山东###败北，已了若指掌，为策应山东而窜鲁西南之刘伯承残部又陷入泥潭，一部在黄河南岸成了死棋，一部在单县、曹县、虞台彷徨，一部抱头鼠窜误入睢杞包围圈内。强大国军已完全控制鲁西南局面，最后决战即将展开。聚歼顽敌计日可待。此乃委员长之英明决策，顾总司令亲自指挥者。
而此时，刘邓大军已到达黄泛区。
8月12日，刘邓大军跨过陇海铁路，然后马不停蹄，兼程向南疾进。
8月14日，刘邓发布命令，16日向黄泛区开进。
黄泛区并非古已有之。1938年6月，蒋介石为阻止侵华日军南下，在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使黄河改道，夺贾鲁河、颍河河道，在皖北颍上注入淮河。1947年3月，蒋介石下令黄河复归故道，实行所谓“黄河战略”，
刘邓大军越过陇海铁路，向大别山挺进
企图阻止解放军南北机动。结果大水一退，形成鹿邑至项城间宽约40里的黄泛区。当年国民政府决定掘堤也是在抗战形势极端危险的情况下采取的不得不为之的非常措施。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经过郑州沿平汉路南下，围攻徐州的日军准备向西经淮河边追边打，华中派遣军主力沿长江西上，三路日军的目标都指向了当时国民政府抗日统帅部所在地武汉，国民政府此时正在组织武汉会战，
而打完台儿庄战役撤出徐州的部队此时正在路上，如果日军占领武汉，不但武汉会战会成为泡影，还有可能包抄国军徐州会战的主力，夺取从京、沪等地转运来的重要物资。在这种情况下，当年在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还是有效地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使日军两个月后才和国民政府武汉守军接触。这时的国军已经早有准备，精心组织的武汉会战长达4个月，以伤亡22万人的代价，消灭了10多万日军，并且顺利地从武汉转运出大量重要物资，使日军占领的武汉成为一座空城。但黄河掘堤，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河南、安徽、江苏三省1250万人因此陷入洪水之中，广阔肥沃的田野，变成了一片汪洋，89万人死于非命。当年的《中央日报》也曾报道说：“洪水猛溢，尸漂四野；赤地千里，饿殍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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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泛区（4）
刘邓大军赶到黄泛区时，这里依然是遍地积水污泥，没有人烟，没有道路。为了争取时间，把敌人甩得更远，部队当天晚上就开始过黄泛区了。但到第二天天亮，部队才走了10多里。原三纵七旅二十团三连连长王永庆回忆说：
刘邓大军南征部队正在通过黄泛区
黄泛区一眼望去，茫茫一片，偶尔会看到一棵枯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太阳出来了，闷热的蒸气从黄水污泥中升起，腐烂腥臭味扑鼻而来。最要命的是这些淤泥，浅则及膝，深则没脐，一脚下去，深粘难拔，前脚走后脚陷，越使劲陷得越深，一不小心跌进了河水里，再站起来，浑身都是污泥，只有两只眼睛还在闪闪发光。战士们臂挽着臂，手牵着手，踏着没膝的污泥，像“拔慢步”似地走一步，拔一步。即使这样，还是有些战士走着走着就陷进去了，一会儿工夫污泥就漫到胸口了，战士们去救他，看着是干泥巴，没有水，脚踩在上面，像是走在木板桥上，一弹一弹的，陷在泥里的战士喊道：“不要过来，这里是泥潭！”其他战士就用几条绑腿连起来，扔给他，让他抓着拖了出来。人还好办，一般都能拖出来，那些马和骡子就不行了，一陷进去就使劲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它陷进去不见了。慢慢地战士们就有了经验，发现不对劲，就赶紧仰面朝天地倒下去，增大着地面积，这样就不会沉下去了，慢慢地再爬出来。最苦的是那些炮兵和汽车兵，汽车开进污泥里，就在原地吼着不动，战士们只好推的推，拖的拖。许多重炮陷进了泥里，炮兵们就把零件拆卸了，一件一件扛着走。有些实在弄不动的汽车和重炮，也只好忍痛扔掉了。
原六纵十七旅司令部参谋张方山回忆说：
我们旅有一门用13匹骡子拖着的榴弹炮，陷进了泥潭里，任凭战士怎么推，骡子再用力挣扎，那门大炮都一动不动。榴弹炮可是宝贝，扔了又舍不得。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弄出来。这时，旅长李德生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过来了，他果断地命令道：“把炮扔掉，赶快行军！”战士们舍不得，但又没办法，只好忍疼把它扔在了那里，一个炮手抚摸着这门炮呜呜地哭了。李德生肯定也很难过，但他笑着拍了拍那个炮手的肩膀说：“小鬼，哭什么？今天把它扔了，将来我们再打几仗，不就又搞回来了？”这个炮手这才一步三回头地恋恋不舍地走了。
从小米加步枪发展到拥有榴弹炮这样的重武器，共产党人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从首长到普通战士都对像榴弹炮这样的重武器充满感情，打仗时，只要炮兵一上来，部队的情绪立即就调动起来了。打扫战场时，都抢着要重火炮，甚至为争一门火炮，有些部队还会发生口角，甚至动手抢炮。在进行千里跃进大别山准备工作时，也曾有纵队领导提出，大别山山大路小，行动困难，不如把这些相当笨重的重型火炮集中起来留在华北根据地，将来打大歼灭战时再调归前方。但他们看到大别山军用地图上，纵横交错着不少公路，认为缴获的这批重火炮不易，还是带上的好。实际上这些重武器基本上都在大别山损失了。
二纵司令员陈再道后来回忆过黄泛区的情景时说：
走了一夜，行程过四十华里。其中三十多里是黄泛区的积水区。天亮后，回头北望，一片汪洋，见到的村庄不见人烟，未倒塌的房屋只能看到屋顶，真是惨不忍睹。红军时期三过草地，还能见到青草，这个黄泛区内，什么青绿颜色都见不到。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146页。
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上将，当时是二纵六旅政委。他是湖北大悟人，10岁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成为党员之间联系的交通员。13岁入党，14岁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任红十五军团宣传科长时；他和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一起；编创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以后几十年里，这首歌经过不断地修改，成为人民军队的一首著名歌曲，至今还在部队传唱，可谓影响深远。刘华清后来又先后担任旅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他还担任过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等职。他既当过军事干部，指挥过重大战役战斗，也当过政工干部，是解放军里军政素质俱佳的优秀人才。1947年8月，他也参加了千里跃进大别山，若干年后他回忆说：
黄泛区（5）
从炸花园口算起，快10年了，黄泛区仍然是遍地积水，淤泥无际，浅处及膝，深处及脐，没有人烟，没有道路。在这一宽达20公里左右的地带只能隐约看到一些被淹的民房屋脊和掠空而过的野鸟，真是悲惨凄凉。
黄泛区不能硬闯，我们派人探路设标，并在当地群众帮助下选择了前进道路。15日傍晚，部队出发，又赶上阴雨连绵。踏进黄泛区时，指战员们手牵手，臂挽臂，踩进没膝的淤泥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