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联流着泪听着母亲讲着往事，安慰着母亲。但母子两人也只是在一起呆了一天，三纵要行军了，只能把老太太再留下来。陈锡联把自己的毛毯、被子送给了老人，强忍心中悲痛，带着部队走了。部队一直到转出大别山，他再也没能见到母亲一面。
也有人说，六纵转出了大别山，在攻打襄阳时又见到了陈锡联的母亲。当时部队包围了襄阳，在城西北角见到了一个讨饭的老人，到处在打听“陈锡联”。战士们赶紧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原来老人在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后，“小保队”疯狂迫害红军、解放军家属，老人只得又被迫出门讨饭，一路上找着儿子，听到哪里打仗了，别人跑还来不及，她偏偏还要往那里赶，等到她赶到了，部队已经走了。追了几个月，终于又在襄阳遇到了六纵，六纵实际上也没什么办法，安慰了一下老人，留下了一些粮食和银元就又走了。这件事1950年在战士们学文化时读到曾克的《挺进大别山》一文时，广泛流传着。
三纵副司令员郑国仲也回了趟老家。他的老家在麻城白果镇西北方的郑家塘，郑国仲参加红军离开家乡已经20年了，到了郑家塘时，已经是黄昏了，村庄变化很大，他几乎认不出来了。这20年里，他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再也没有听到老家的任何音信，他不敢肯定自己走了这么多年，家里还有没有人，所以他按印象先找到了自己婶娘的家。屋门外站着一个头发全白、穿着破烂不堪的老太太，郑国仲看了一眼，没有认出来她是谁。他印象中这是婶娘的家，万万没有想到这其实是他自己的家，站在屋外的老太太就是他母亲。他母亲也没有认出他，村庄里住上了解放军，老太太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对这支陌生的大军充满了疑惑，解放军到了家里，她就赶紧走到了屋外。她看了一眼郑国仲，忙又慌慌地把目光投向了一边。郑国仲走进屋里，这里已经住下了别的部队，他七十多岁的父亲正坐在屋角里，两腿中间夹着一个火炉，低着头烤着火。他和其他乡亲一样，对陌生的解放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态度既客气又透着冷淡，轻易不会主动过来搭话。郑国仲仔细地看了看他，没有认出来这是自己的父亲。20年的变化太大了。他主动过去问他：“老板，这是哪个的家啊？”
他父亲抬头看他一眼，充满了戒心说：“这是我的家啊。”
回家（5）
郑国仲看看他，这个老人自己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他又看看四周，这里既熟悉又陌生，应该是自己的婶娘家啊。于是，他说：“这不是你的家。”
老人的戒心变成了惊惧，他瞪大了眼睛问他：“这怎么不是我的家了？”
郑国仲很肯定地说：“这不是你的家，你认识不认识我？”
老人看了看他，郑国仲取下了军帽，满怀期待地看着他，他最后却摇了摇头。
郑国仲又看了看四周，有点疑惑地说：“这应该是长庆的家啊。”长庆是他的伯父。
老人愣了一下，抬头看着郑国仲，惊惧变成了好奇，态度也和缓了：“是的，这是长庆的家。你是谁？”
郑国仲的乳名叫“祖福”，他忙说：“我是祖福。”
老人看了看他，目光又冷了下来。他不相信是自己的儿子回家了，儿子当了红军走了以后，一直没消息，刚开始那几年，他还盼着儿子能突然回到家里，5年过去了，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老人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现在郑国仲站在了他面前，但穿的衣服不是当年红军穿的衣服，老人认为这不是红军的队伍，别人给他解释，解放军就是原来的红军，但村里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他还以为是坏人在打他主意，试探他的，就重重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不吭声了。
郑国仲知道这是老人不相信自己，但他肯定了一点，这个老人即使不是自己的亲人，也是村里的乡亲，并且也应该认识他。他就在老人对面坐了下来，详细地讲了自己当年参加红军离开家乡时的情景、自己家里的情况。听着听着，老人呼地站了起来，抓住了他的肩膀，一下子哭了：“祖福，你真的是祖福，你可回来了……”
屋外的母亲也听清楚了，急忙跑进来，喊着自己儿子的名字哭起来了。郑国仲扑通地给父母跪了下来，两行热泪流了出来……
伯父和许多邻居听到哭声也惊慌地跑了过来，询问着。整个村子也立刻轰动了，乡亲们奔走相告：“祖福回来了，祖福回来了！”许多老年人跑来打听着与郑国仲一同参加红军的儿子，许多童年的伙伴来探问自己久离家乡的弟兄的消息……
大别山是人民军队的“老家”，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途中，在部队宣布了跃进任务后，许多当年从大别山出来的老红军，说起大别山时，都是眉飞色舞：“到了大别山就等于到了家，这里是老根据地，到了那里群众就会欢迎我们。”家乡在北方的战士们一听也很高兴，觉得大别山有群众基础，到了那里就像鱼儿到了水里一样，打起仗来也顺手。
他们并没有想到，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别山人民的革命热情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激情澎湃了，他们更现实，也更实际了，他们只想守住土地安静地生活。这也不能怪大别山人民，任何一个连续经历了20余年战火的地方，人们再有激情，也会对战争或多或少地感到厌烦，不管这种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
刘邓大军如今已经胜利进入大别山，但他们期待的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义师的场面并没有出现，相反，更多的是疑惑、惶恐、不安的目光。等待刘邓大军的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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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威（1）
刘邓大军深入敌区千里，无后方作战，将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对跃进大别山的前途，曾作过三种估计：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他要刘邓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
刘邓首长立即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心乘敌追堵部队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相对比较空虚的时机，便命令第三、第六两个纵队，分别向皖西、鄂东展开，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发展地方武装，歼灭分散之敌正规军和地方团队；以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在大别山以北阻敌，就地坚持，掩护展开。
但问题接着就来了，大别山给了刘邓大军一个下马威。
许多战士都是北方人，到了大别山，地形、地貌、气候、人情、风俗都变了，刚开始都不习惯。当年六纵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营副教导员侯建军回忆起那段生活时说：
刚到大别山，我们就感到不习惯，山上蚊子多，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蠓虫，往那一坐，脸上、脖子里到处都是，叮得人浑身难受。我有个被套，休息时，用它盖着头，蚊子都能把它咬透。有些同志就开玩笑说：“三个蚊子能炒盘菜。”北方人没见过水牛，那么大的身子，眼睛也很大，有的还以为是啥怪物，看见水牛就躲得远远的，不敢接近它。我们营有个小鬼，到了一个村子，拐了一个墙角，一下子踩在水牛身上，水牛呼地站起来了，大眼睛盯着他，吓得小鬼扭头就跑，还哭了鼻子。晚上睡觉，就睡在稻草堆里，南方蛇多，稻草里也有，很让战士们头疼。还有啊，大别山的老乡是用木桶方便的，木桶做得很好，有的像个箱子。老乡的房子一明一暗，堂屋很亮，里面的房间就很暗，有些战士趁老乡不在，以为木桶里是腌鸡蛋或泡菜，偷偷伸进去，手一抓，就抓了一手大便，几乎每个旅都出了不少这类洋相。老乡在屋外搞了个瓷缸，埋在地上，就算是粪坑。屋里木桶里的大小便满了以后，就倒在外面的瓷缸里，有些瓷缸就搞在路边，往地里运着方便。夏天太阳一晒，里面发酵了，颜色灰暗，就和地面一样。他们本地人知道那里有个粪坑，我们可不知道，夜里行军，到了一个村子，要到村里找向导，部队原地休息，大家把被包一放就坐在上面，有的就一下子连背包带人坐到了粪坑里，浑身上下都是大小便。这事我们营有，其他营也有。以后就有了经验，每个人拿根棍子，坐下之前，先用棍子在地面捣捣，如果安全了，这才再坐上去。
“大别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冷的冬，热的雪——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
这都是小事，虽然不习惯，但也能忍受，最受不了的就是吃饭。北方人是吃面食、小米、山药蛋的，几乎没人吃过什么大米。从前不知道，听说到大别山能吃大米，都还挺高兴。谁知道真吃上了大米，结果却是“盼大米，想大米，吃了大米光拉稀。”大米那东西呀，真不叫粮食，吃了4碗大米干饭，走不到半夜肚子就空了，身上出虚汗，浑身发软，走不动。几天下来，一个个膀大腰圆的北方大汉就蔫了，脸色蜡黄蜡黄的。这还是有吃的时候，后来没吃的了，就出去借粮，大米找不到，都是些稻谷，北方人也不懂，就是懂了也来不及，要赶着行军，来不及把稻壳去掉，一袋子稻谷倒在大锅里，怎么煮也煮不烂，做得半生不熟的，盛了就吃，稻壳刺得嗓子疼，有的食道都被划破了，可又不能饿着肚子行军，还得硬着头皮吃，一边吐着血一边吃着。这还不算，吃了还拉肚子，拉出来的大便也是红的，稻壳还在。生病的也很多，就是拉肚子。不是十天半月地拉，是整月地拉。我就拉了整整一个月。战士们掉队的很多，那队伍真是没法带了，稀稀拉拉的。有一天我们行军，纵队杜义德政委看到了，很生气，叫住我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忙说是五十二团二营的。他问我：“怎么这么多掉队的？”我给他讲了，大家都在拉肚子，好汉架不住三泡稀，身子都淘空了。杜政委也知道这事，脸色缓和多了：“你们怎么不想想办法？”话是这么说的，可又有什么办法？部队缺医少药，医疗条件也不好。就是打仗负伤了，给伤员洗伤口，也只能用盐水，俗话说，在伤口上撒盐，疼痛可想而知。药品都是靠打仗缴获来补充，说没有就没有了。所以有时有的重伤员，没办法抢救，只能在他跟前放些干粮、银元，让他自己找条活路。拉肚子就更不是个什么大问题了，只能靠自己硬撑着，说来也怪，大部分战士都撑过来，后来有的同志都习惯了，再吃稻谷也没事了。在大别山时间长了，我们也有经验了，看看老百姓是怎样舂米的，学学人家，这才慢慢好些。但还是不行，断粮也是经常的，就只好搞些盐水汤喝，生活是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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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威（2）
六纵参谋长姚继鸣是个知识分子，看地图、打仗很厉害，字也写得好，会编顺口溜。他编的顺口溜不但在六纵广为流传，其他纵队也几乎人人所知，这说明他的顺口溜还是很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其中这几句流传最广：“吃大米，铺稻草，一不小心就摔倒”、“大路不能行车马，小路不到一尺半”、“大别山多小道，无数英雄光摔跤”，说的就是大别山的路。
提起大别山的路，当年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老人们都摇头。国民党军九江指挥部编写的《大别山区兵要简志》中也曾记载：大别山地区，“山脉重叠、绵亘，其在英山东西延线地区，南向斜面较缓，多属丛林，茨蔓杂生，故名阴蔽地，部队通讯与运动均困难”；“其在立煌东西延线，属山脉之山峰地区，北向斜面急峻，大都荒山僻地，通视较易，攀登困难”；“至潜山、霍山、立煌、英山间地区，均属崇岭深谷，人烟稀少，近似不毛之地”。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初，不少纵队首长看地图，发现大别山中也有公路，就把一些重炮也带上了。还没到大别山，就被迫在黄泛区和几条河流之间扔掉、炸掉了一部分，但还是有许多人舍不得，千方百计地保留了几门。到了大别山一看，都傻了眼，这里到处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好不容易才能见到一块平地，也都是稻田。所谓的道路，也就是稻田埂，别说是炮，就像一些马和骡子都走不了。
原六纵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回忆说：
现在想想，我们去大别山是太仓促了，准备得不充分，主要有两点，一是所有重武装、辎重部队应该留在解放区，但我们还是带走了，到大别山就成了包袱。纵队有个辎重营，打羊山时发个“小洋财”，搞了几百辆运送弹药的车，就是那种一匹骡子拉一辆的两轮车，跌跌撞撞地到了麻城腾家埠，那里河多桥多，桥都是用石板搭的，车子从上面过时，一下子就卡在石板中间了，一辆车都得花上半天工夫才能过去。部队要行军，时间耗不起，只好把辎重车烧掉、炸掉了，动员排以上干部、党员背炮弹，这也不行，天天行军，有时一夜要走上百里，吃的又没吃的，谁能受得了？只好把炮弹又埋掉了。迫击炮也很重，带不走，只好挖个坑，上面盖上土，处理掉了。辎重营也就没了，全编到纵队炮兵营了，炮营实际上也没多少炮了，几乎都成步兵了。十七旅在麻城严家河也把几百辆辎重车推下了水塘，重机枪也埋了不少。我们十八旅是在麻城和英山之间，把多余的武器砸掉，把枪拆开，枪栓埋个地方，枪筒埋个地方。枪都是好枪，埋了很可惜，可不埋了又没办法带上，许多人都流着泪把枪埋了。再一个就是该准备的没准备，主要就是马掌，北方的马到处都是，马掌哪里都有，所以大家也没在意。到了大别山一看，人家用水牛，根本就没有马，你问人家有没有马掌，人家还不知道马掌是啥东西。马没掌不行，打一鞭跳两下，就是不走。营以上干部配有驮马，副营级是两个人用一匹，上边也来了命令，把驮马杀吃了，一来是没吃的，二来是行军不方便。越往里面走，路越难走，只好又把驮枪驮炮的也杀了。饲养员都是华北的，对马有感情，可不杀又不行，要杀马时，他也不拦，先给马磕个头，然后再洗一洗，看着就让人心酸。车马炮全扔了，可还解决不了行军的问题。大别山那地方，秋天雨下个不停，整天都是阴雨绵绵，田埂上像抹了油，一步三滑，三步一跤，走着走着，哧溜一下，一个人不见了，再一看，掉到稻田里，浑身都是泥水。没掉下去的，摔跤时是两腿劈开，骑在田埂上，大家说这叫“骑马跤”。一个晚上行军下来，没有人不摔跤的，许多人的屁股都墩肿了。有个晚上，我就整整摔了四跤。
六纵在大别山行军
路再难走，咬着牙都还能忍受下来，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没鞋穿。到了大别山，几乎所有的战士脚上穿的布鞋都磨透了，没有袜子，就赤着脚行军。大别山的老百姓又很穷，家里有双布鞋也舍不得穿，走亲戚了，路上就拎着，快到亲戚家了，才把鞋穿上。大别山的老百姓脚底下的功夫是从小练出来的。北方的战士就不习惯了，他们不是没有打过赤脚，那是在北方的平原，脚下都是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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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威（3）
战士们在打草鞋
土地，也不觉得苦。大别山的石头又很多，一天下来，脚板底下都是鲜血淋漓，路上都是鲜血点点，看着触目惊心。
六纵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政委杜义德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有天行军，他看着一个营从营长到战士，都清一色地赤着脚在行军。他跑过去，怒气冲冲地问那个营长：“你们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