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比较，我们不得不扼腕浩叹，中国古代难以诞生出现代民主观念，这是一块适合于专制的土壤与温床。如果没有交流融会、借鉴仿效，中华本土不可能原创性地建立起完备的民主政体模式。
也就是说，秦国统一六国，无论是谁，他无法超越脚下的这块封闭而独特的生存土壤，无法拒绝前辈留下的遗产，无法改变既成的社会结构模式，一句话，他建立起的大中华帝国，只能是一个带有宗法性质的封建专制帝国。
这一表面看来难有多大发挥余地、似乎无法改变的国家体制，其实在确定与建立的过程中，却深深地打上了嬴政的个人烙印，他的性格、爱好、气质等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所做的，就是将封建专制集权的功能推向顶峰，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并凝成一套稳固的模式为后代统治者原封不动地效仿、运用。
嬴政说他的权威受命于天帝，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他把神降到人的地位，又把皇帝这一特殊的个体——人上升到神的位置，他是一个介于人与神之间的超人，他有意识地营造出一种迷信崇拜的氛围，在帝王与常人间隔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皇帝所下的“命”称为制，所下的“令”称为诏，皇帝的大印称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臣下向皇帝进言或上书要称“奏”，开首第一句必须写上“臣冒犯死罪启奏”或“昧犯死罪而言”，并作为一种固定格式不可更改；为了尊君抑臣，他为皇帝的衣冠、起居、朝仪、巡游、乘舆、驻骅制定出一套威严的仪式，为的是让臣民感到皇帝的居所是 “天庭”，皇帝的面目是“天颜”，而广大民众，不过是连蝼蚁都不如的一粒尘埃而已；他要老百姓更名为“黔首”；他严格实行避讳制，比如他的名字叫政，政与正同音，那么正月就得改为端月；他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将天下奇珍异宝、稀世佳丽汇集宫中以供他一人挥霍享受；他“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郦戎之山”，仅皇陵的附庸陪葬品兵马俑的出土，就在当代引起强烈的轰动，被后人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仅就他个人——皇帝的有关规制，我们就列出了这么一长串。而这些，大多都被后来的新的皇帝们继承了，比如朕、诏书、上奏、玉玺等称谓，比如皇帝的威严仪式、避讳制、生前大肆挥霍民脂民膏、死后建造高大陵墓等等等等，即使有所改变，也是小打小闹的修修补补。
而他在政体方面登峰造极的改变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废分封，立集权。大一统帝国诞生，百废俱兴，秦始皇所要求的就是要在政治体制、结构形式上保证他的高高在上与独断专权。为此，他在中央建立了一个以三公九卿为中心的集权官僚机构，它的全部政务活动就是以秦始皇的个人意志为依归、为转移；在创建地方政权组织方面，他废除了自商代以来的分封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过去的国中之国局面彻底消失，实行垂直管理，郡守、县令直属中央，由皇帝直接任免。这套宏大而严密的政治机构，后来基本上都为历代的统治者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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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11）
二、推行“四大统一”。所谓四大统一，就是统一道路，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道路：秦始皇曾两次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 “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墙”，宽阔平坦，气势雄伟，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将全国紧密地连成一个整体；统一货币：秦帝国选择了一种易于规范铸造，便于携带贮藏的圆形方孔的铜币为标准货币在全国推广，这种“孔方兄”不仅自秦至清在我国流行了两千多年，还流传到亚洲、东非等地，并为某些国家、地区所模仿；统一度量衡：战国时期，各国独立，有关计量单位如尺、斗、秤等标准不一，混乱程度达到了人们不能容忍的地步，为了统一，秦始皇郑重地颁发诏书，并制定了专门法令，当今出土的有关秦代标准量器与衡器，即使用现代技术重校它们的精确度，也只有百分之二三的误差；统一文字：由李斯有原有七国文字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创造出一种新型字体——小篆向全国推行，同时还将一种更新的字体——隶书作为非官方正式文字予以认可，流行使用。中国幅员辽阔，语系复杂众多，相互交流十分困难，一种共同、共通的凝固语言——统一的书面文字是联系各民族、各地区的一条坚韧纽带，也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饱受战乱、历经分裂而后总是能够实现国家一统的重要内在因素之一。
三、专任刑法。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在原有成文法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修订、充实，云梦睡虎地《秦律》的出土，使我们大致知道了秦代成文法典的主要内容。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与现代的民主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民法，是统治者与人民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人民赋予统治者以权力用行政的手段施行，并有一套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而封建社会之法，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政权、压迫民众而制定的，它并没有经过老百姓的同意，就采取暴力行动予以强制执行。《秦律》就是中国封建法律的一部代表作。为了加强权威，巩固统治，秦始皇实施严刑峻法，“轻罪重罚”成为秦代法制的指导思想，动不动就是腰斩、枭首、弃市、戮刑、磔刑、坑刑、定杀、镬烹，还有什么脸上刺字、割鼻子、斩左右趾、男子割势、女子幽闭、诛灭三族、祸连九族等，真是不胜枚举，刑罚之烈、刑名之多，旷古未闻。秦朝上下，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监狱。这也为历代统治者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他们民主的东西、好的事物学不到，可对付治下的百姓民众，却是一学就会，一点就通。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是的，嬴政就是一条变态、凶残到了极点的猛虎，而广大的民众，不过是虎口下供他食用的一道道美味佳肴。
如果是六国中的任何一个王国统一天下，如果是另一个具有常人之心的秦王统一天下，尽管施行的也是专制统治，那就极有可能是温和的带有仁政性质的专制。毕竟，中国的封建专制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的，宗法注重的就是血缘关系，讲究的就是亲情、仁义、礼治。可是，中国传统的融宗法与集权于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却被秦始皇撕成了两半，他抛弃了温情脉脉的宗法制度，将专制集权推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
秦始皇所要做的，就是将人变成非人。他九五至尊、至高无上、俯视天下、主宰万物，是一个具有“神性”的超人；而百姓臣民，是另一个极端的非人，不过一群会说话的动物而已。整个国家、社会、民族，经了嬴政的改变，都变得不是人了。这种非人的局面直到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下台，才稍稍有所改变。
当然，极端的专制集权在给国家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总会留下一点可资纪念、可供炫耀的文明遗产。然而，就是这些闪烁着古代人民智慧之光的文明遗产，也是一份尴尬而痛苦的堆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对嬴政似的专制残暴添上任何光明的注脚。
六
秦始皇在童年时期所受的虐待与欺视烙印在他的心灵深处，变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有机构成。他的补偿与报复对中华大地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已积淀在民族的心灵深处，代代相传。这种补偿与报复所采取的手段不仅仅是武力征服，还表现为对精神文化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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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12）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
嬴政儿时的丑陋与难解的身世之谜总是遭到人们的怀疑猜测与纷纷议论，这些议论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窃窃私语，它们总是隐隐约约的，你说听不清吧，又不时地在你耳中灌注那么一两个关键性的词语，比如杂种、野种、丑八怪，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在议论你；待你想听个清楚明白吧，那些叽叽喳喳又变得遥远而模糊了，任你怎么搜寻也无法捕捉。因此，他只要一听到人们的议论，就有一股莫名的怒火，就想发泄，想骂人，想杀人，他恨不得将这些人的舌头全部割掉，炒成类似猪口条之类的“人口条”作为一盘下酒菜全部吃掉。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将全国天下的臣民之口封住堵住钳住，将古往今来的所有“窃窃私语”扎住箍住锁住让它们变成永远的沉默。他寻找着，忍受着，等待着。
机会终于来了，在一次庆功宴上，已升为丞相的李斯与齐国博士淳于越之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舌战”。在辩论中，李斯将矛头指向了天下儒生，他说：“现在天下平定，法令归于一统，普通百姓安居乐业，一片繁荣祥和，可是，儒生们却无事生非，以古非今，挑拨离间，惑乱民众。朝廷若不及时禁止，上则危及皇帝权势，下则形成朋党之争。”
李斯一番话虽然说得耸人听闻，却正中嬴政下怀，他不禁却听得连连点头，并鼓励李斯继续说下去，希望他能够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对策，为秦国立下大大的一功。
于是，李斯顿了顿，眼珠转了几圈，又继续说道：“我建议，除开《秦记》一书，除开医药卜筮植树之书，应将天下所有其他书籍全部焚毁！除开博士掌管的国家藏书，其他收藏《诗》、《书》及诸子百家著作的，应统统送交地方官员烧掉；有敢于两人谈论《诗》、《书》的立即处死，借古讽今的灭族，知情不报者同罪；焚书令下达三十天后再不烧书，则处以黥刑，罚做苦役；严禁私学，鼓励臣民学习法律，以吏为师……”
嬴政听着，大声叫好。于是，一场规模浩大的焚书令从咸阳宫中通过四通八达的驰道飞向全国各地。一本本价值连城的典籍、一册册珍奇孤本很快就变成了碎屑灰尘与缕缕青烟，在中华大地上空飞舞着久久不肯散去。这场焚书活动“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一个多月，其余波更是延续到秦代灭亡。
嬴政首开大规模焚书之举，为此后愚昧而颟顸的封建帝王提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给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灵造成的浩劫与创伤怎么也不能挽回与弥补。他使得封建政治权力对精神文化的干预更直接、更迅速、更野蛮、更加表面化了。在绝对的高压文化专制政策之下，人民的思考自由被禁止、聪明才智被扼杀、理性惨遭践踏，于是，从古到今的中国，都习惯了只有一种声音，只准读一种书，只有一种生活模式，除此“正统”，其他都是左门旁道的歪理邪说与歪门邪道。没有竞争，没有争鸣，没有探讨，从上到下死气沉沉，正如闻一多所描写的一潭“死水”。一个民族如此退缩、老迈、阳痿，其生机与出路何在？
另一件则是一直遭到后人非议的坑儒事件。
其实，嬴政所杀，是他在追求长生不死过程中那些欺骗了他的方术之士。为了泄愤，他大搞逼供信，结果株连了四百六十人之多。秦始皇一怒之下，将他们全部坑杀。对此，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写道：“焚书是初统一时的政治使命，坑儒则不过始皇个人的发脾气而已。”然而，方士与儒生并无明确区分，他们往往身兼二职，儒生就是方士，方士就是儒生。方士儒生们虽没有多大的本事，但制造舆论、摇唇鼓舌、在白纸上涂写黑字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嬴政胆敢与他们作对，也就注定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不会有什么好的形象与口碑。千古留名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流芳，一种是遗臭。秦始皇当然渴望流芳，却被儒生们给断送了，只落得个永久的骂名。
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13）
一把焚书的冲天大火，一场坑杀方士儒生的残忍行径，不仅使秦王朝的暴政发展到极致，也使中上层统治人士离心离德，更使得嬴政丧失了民心，于是，一统中国后的秦王朝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社会基础。
做了这一切，嬴政似乎还兴犹未尽。秦国灭了六国，似乎并没有容纳天下的地盘，那天之涯海之角、那天边的尽头到底在哪儿？得将它们全部纳入囊中才是。于是，秦始皇又开始南征北伐了。
平定百越，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南征虽然艰难，但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可###匈奴却不是那么顺利。公元前215年，燕人卢生奉命寻仙归来，献上一本所谓的仙书，其中有一句写道：“亡秦者胡也。”这胡，不就是匈奴么？朕正想出击消灭胡人呢，他们还胆敢亡秦？真是太自不量力了！于是，嬴政派遣秦国名将之后蒙恬统率三十万精兵进攻匈奴。大军所至，匈奴望风而逃，很快就占领了河套地区，设置九原郡。但是，这场征战只是将匈奴赶到了无迹可寻的大漠深处，并未将他们消灭与征服。虽然胜利了，可那些剽悍的匈奴骑兵来去如风，行动诡秘，谁晓得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突袭南下，劫我大秦之国呢？看来，只有修筑一道西起高山东至大海的巍峨而绵延的长城，将他们拒之门外，才能抵御那防不胜防的侵袭掠夺，才能躲在“家”中睡睡安稳觉，才能保住大秦不亡。
长城对中华民族的影响这些年谈得够多的了，我只想说，修筑长城，是嬴政变异心态的一种外在物化反映。秦始皇的扩张，是以内敛为基础的。他通过超越自卑的方式达到唯我独尊的顶峰，而内心深处，却十分孤独。他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亲人，没有一个可以托付的大臣，他无法与他人交流、对话。一些念头想法、喜怒哀乐只有埋在心中，独自一人咀嚼。越孤独就越没有依靠，越没有依靠就越是害怕。其实，秦始皇一直处于外强中干的状态之中。他害怕刺客，害怕别人议论他，害怕别人瞧不起他，害怕突如其来的惊扰，害怕死亡……一旦他的目的无法达到之时，他就在心底害怕了，就想退缩了。修筑长城，是他心态由外向征服转向内在收敛的一个转折与象征。对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秦始皇虽以一世之雄，并吞六国，统一中原。然彼自度扫大漠而灭匈奴，有所未能也，而设边戍以防飘忽无定之游骑，又有不胜其烦也，为一劳永逸之计，莫善于设长城以御之。”
秦始皇的心态在收敛，而个人行动似乎还在外延。
公元前220年，也就是秦国统一六国的第二年，嬴政就开始远途巡游。其目的不外乎巡视郡县、游山玩水、挥霍享受、宣扬“皇威”。每到一地，他就要刻石立碑歌功颂德，还长途跑到泰山去“封禅”。而这些，都被后来的封建帝王模仿得唯妙唯肖，民间不知流传着多少某某皇帝下江南，某某皇帝微服私访之类大同小异的故事。每代帝王，都要为自己立碑颂德，而千秋功过总是要由后人来予以评说的，于是，最聪明者如武则天就为自己立了一块无字碑，以其独一无二的姿态凸现在后人眼中。而跑到泰山去封禅，将这一融宗教与政治活动为一体的玩意儿搞得有声有色的后代皇帝，就更是层出不穷了，并日渐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心态与“共识”：若是不登临泰山之巅装模作样地表演一番，就无法显示皇位承续之正统。
秦始皇一共有过五次巡行。
在外人眼里，他日理万机，像一台“永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