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箭射了过去，正中他的胸部。刘邦忍住疼痛，摸着自己的脚说：“项贼射中了我的脚趾。”又在张良的献计下坐上战车，在整个军营里巡视了一番，向汉军将士频频挥手，表示自己未受重伤，以此稳定军心。等他表演完这一切回到营帐中时，身子一歪躺在床上就不能动弹了。左右赶紧脱去他的外衣，发现内里的衣衫早已变成了一片凝结的殷红，而箭伤之处，鲜血还在一个劲地汩汩涌流不止。只有赶紧让他脱离战场，送到后方去养伤治病。
刘邦为了摆脱困境，为了逃命，为了取胜，真是不择手段，有时简直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可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韧性，他打输了，逃跑了，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再向项羽挑战。他就像一张“狗皮膏药”，一旦黏身，就很难揭掉。而项羽又是一个急性子，莽性子，粗性子，常常被他的这种黏黏糊糊的绵劲与韧性弄得疲惫不堪、不知所措。项羽像是进入了一个无物之阵，你全力对付吧，对方总是不堪一击，眨眼间就逃得无影无踪了；你不理睬吧，他总是在你的周围挑衅造成一种压迫的环境与威胁的氛围，令你防不胜防。最为关键的是，诸侯各国都在闹叛乱，项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与之周旋。遇到刘邦这样的敌人，也真叫“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王奈何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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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7）
刘邦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地惨败逃跑后很快就能卷土重来，关键在于他占据了关中平原这块肥沃富庶的大本营作为后盾，更由于萧何与韩信的努力。刘邦东进时，萧何留守关中，总能及时地征募新兵、聚积粮草弥补刘邦的损失；韩信的足智多谋、善于用兵总是使得项羽疲于奔命，他攻下的华中之地使得刘邦在荥阳建立起一块根据地。刘邦每次惨败之后，在他生命的低潮时期，总能适时地得到韩信的帮助，后来又为刘邦成功地争取到华东大部分地区的支持。而韩信原来却是项羽的部下，因得不到重用才投奔到刘邦麾下，一颗棋子有时候还真能起到改变天下大局的作用。刘邦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地能钻空子，他总是利用诸侯反叛、狼烟四起而项羽焦头烂额、无暇兼顾的时机突击偷袭。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为了达到消灭项羽的目的，用尽了心机，耍尽了手腕，采取了种种阴柔的手段，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你可以把这些手段称为策略计谋，也可以叫做卑鄙下流，各人的理解不同，解释与称呼也就迥然有别了。
其实，远古先民即使在决定命运的战争之时，也以仁义、信义为先。交战前一般先下战书，选定时间地点，双方布阵准备就绪，击鼓为号，互相攻击。不论胜负，双方都显得光明磊落，正气凛然，透出一股令人肃然起敬的正直与高尚。只是到了春秋之时，大国小国林立，战争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人们也就不那么讲究信义了，奸诈与诡计逐渐占据上风，军事文化也变得面目全非了。
翻阅有关历史典籍，我们可以将春秋时期的宋楚泓水之战视为中华军事文化的一个转折与象征。严阵以待的宋军本可以趁楚军渡河的混乱或渡河上岸后军阵尚未部署之时趁机进攻，可宋襄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等到楚军过河完全部署好了，才对垒交锋。宋军惨败，国人将战败之罪全部归咎于宋襄公。宋襄公辩解道：“仁义道德之人，不忍加创已伤之敌，不俘虏头发斑白之人；自古用兵，敌军处于狭窄危难之地，不要趁机进攻；我虽然是灭亡了的商朝后代，也不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后人都将宋公视为拘泥不化、顽固愚昧的代表予以嘲讽，毛泽东就曾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告诫人们道：“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似的仁义道德。”
宋襄公虽败，他的信义与磊落作为一项早已失落的民族遗产却永远值得我们缅怀与珍惜。
宋襄公之后，“兵不厌诈”作为一个成语凝聚成所谓的民族智慧，在政治、军事、生活等领域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而大加使用，而刘邦更是将它推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
随着刘邦的“流氓”手段运用得越来越娴熟自如、游刃有余，项羽不禁一天天捉襟见肘，昔日的优势早已荡然无存。韩信与彭越开辟了两条战线，先后攻占齐赵旧地、侵入梁地；刘邦主力在汜水大败司马曹咎率领的楚军。项羽对刘邦实在没有办法，不得不答应他提出的相当苛刻的条件，两军以鸿沟为界，达成一项划分国土的停战协定：鸿沟以西，属汉王刘邦管辖；鸿沟东面，属楚王项羽地盘；项羽将俘获的曾经做过人质的刘邦家人全部归还；两军各自撤回自己的地盘。
协议签订后，久已苦战的双方军士皆为即将到来的和平高声欢呼。率直的项羽也就天真地以为一纸和约可以换来天下的永久太平，遂引军东归。
刘邦与项羽达成的楚河汉界，直到今天还赫然明确地标示在每一张中国象棋的棋盘之上。可是，还没等到项羽返回彭城，刘邦又耍起了无赖手段，单方面撕毁和约，引兵尾随楚军日夜追袭。
他封王拜将，信口许诺，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笼络在自己的周围，在垓下摆开强大的阵势，与项羽的楚军主力展开了最后一场正面生死大决战。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对这场垓下之战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项羽突破刘邦的包围之时，只剩下了二十八名追随者。逃到乌江渡口，项羽本可以过江摆脱追兵，像刘邦多次做过的那样，以图东山再起。可项羽不是刘邦，项羽就是项羽，他谢绝了乌江亭长摆渡送他过江的好意，大声笑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然后回身自投罗网，与追兵死战，奋起神威独自一人“杀汉军数百人”。杀着杀着，他突然在追兵中见到了汉骑司马吕马童，项王不禁大声叫道：“你不是我过去的一个朋友吗？听说汉王刘邦以千两黄金、封邑万户悬赏我的头颅，我把这发达的机会让给你吧！”话音刚落，锋利的钢刀往自己脖子上一抹，一颗脑袋就滴溜溜地滚到了地下，而那巨大伟岸的身躯，却石柱般地立于原地，久久没有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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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8）
每每捧读《史记》描写垓下之战项羽自刎而亡的场景，我的心中，就会情不自禁地涌起一股强烈的悲壮之情，唏嘘长叹不已。
项羽身经七十多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每战皆胜，只败了这最后一次，一败就不可收拾地遭致覆亡的命运，至死也找不到失败的根由，只能归结为“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刘邦自从与项羽相争，就似乎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可他在楚汉决战时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一直处于边缘的流氓行径从此进入历史的喧嚣中心，经过一番打扮，披上了堂而皇之的外衣，于是成为主宰民族命运的主流话语。
项羽之死，标志着中国最后一个真正贵族从肉体到精神的消亡。
在一个笼罩了几千年阴柔诈巧之气已然异化的社会里，项羽之死必为某些人不可理喻，在他们看来，他死得太不值了；同时，项羽那正直的人格魅力、强劲的阳刚之气与磊落的贵族遗风却一天天地在另外一些人们心中变得更加高大更加伟岸。
四
刘邦一生的参照系有两人，一位是死去不久的秦始皇，另一位便是曾经共同战斗尔后又反目为仇互相争战的项羽。
项羽虽然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最终并打败了他，但心头总是对他怀着一股无可言说的崇敬之情。项王死后，因他最初曾被楚怀王封为鲁公，刘邦便以鲁公之礼隆重地将他葬于谷城，并亲往祭奠，大哭了一场。刘邦此次痛哭，并非做做姿态而已，他没有必要以哭的形式来为自己脸上“贴金”，他之痛哭，一是出于怀念与尊崇，同时也是失去对手后的一种“虚空”表现。刘邦害怕虚空，他年轻时就常因心怀朦胧之志而茫然四顾，那无所依凭的虚空弄得他不知所措。楚汉战端一起，双方虽然打了四年，都弄得疲累不堪，可他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对手与攻击的目标，也就活得相当地充实。而自己的价值，常常在对手身上才得以体现，只有打败对手才有自己胜利的辉煌，对敌人的否定实质上就是对自己的肯定。对手，有时候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战友”。对手一旦消失，自己的存在也就显得有点多余了，自然而然的，下一个消失的对象便是自己了。这样一想，刘邦心中还会生出一种“兔死狐悲”之感。因此，他的祭奠痛哭，也算得上是他人生中难得的一次真情流露。
对待项羽的家属，刘邦也宽大为怀，不仅未加治罪，反而一一封侯，还要他们将过去的项姓去掉，赐给自己的刘姓。
好在项羽一死， 他所留下的“虚空”很快就被新的目标与新的对手填补了。
刘邦的另一参照系便是秦始皇。他并没有想到要去刻意推翻秦朝的统治，秦朝的残暴、压迫与束缚对他这个地道的流氓而言，感受并不怎么深刻，是一连串的偶然迫使他走上了反秦抗暴的起义之路，又一步步地走向胜利的峰巅走向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在咸阳见到秦始皇时，只是出于羡慕才情不自持地说了句“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语。他是一个有着自知之明的人，从未想到真正去当一个皇帝。出于好奇、好玩的游戏心态，在进军关中占据咸阳后他也美美地享受过几天皇帝的滋味。此后，他虽然经常回味不已，但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当一辈子皇帝。四年楚汉之争，其过程既艰难又漫长，可战事一旦结束，又显得那么短暂，胜利似乎还来得太快了一点儿。项羽一亡，各地降服，诸侯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聚焦在他的身上，大家都商量着推举刘邦当皇帝。你要刘邦耍点流氓，来点不正经的东西，可能是他最为拿手的好戏，而一旦真的要他当天下之主的皇帝，他可有点诚惶诚恐了，赶紧推辞不已： “听说圣贤才能成为一国之主，空有虚言虚名是保不住皇位的，我可不敢随便造次啊。”众臣自然又是一番劝进，刘邦又是一番推让，实在推脱不了，就说：“既然大家诚心推举，只要对国有利，对民有利，我就做吧。”公元前203年阴历二月初三，刘邦在汜水北面正式即位当了皇帝，朝代就以他的封号——汉王之“汉”命名，是为汉朝，刘邦被他的后继者尊为高祖。今日的汉族、汉人之称，即始于刘邦的汉朝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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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9）
刘邦当了皇帝，自然面临着确立国体、制定国策的大事。秦始皇自然而然地再一次进入他的视野之中。他对秦始皇所采取的态度是，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
汉朝的行政措施几乎在所有方面继承了秦始皇的专制集权机构：设立三公九卿，官仪礼制“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员，少有变故”，并采纳了秦朝的宗教仪式，宣布恢复法律、秩序、安全等措施，尊重并接受各级爵位阶层的特权并授予尊贵的社会标志……
秦汉政府制度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地方组织方面：楚汉之争中，刘邦的一批盟友已经取得了列国的某些领土并自称为王，刘邦只得尊重现实承认他们，正式封他们为王，并赐给一块早就属于他们的领土。
刘邦建立的政体，是一个集权与分封结合的独特产物。皇帝直接控制位于中央的十四个行政区域，而北面与东面的大片土地上是他封给功臣们的十个相对独立的王国。
政体“皆袭秦故”，而在政策方面，刘邦就基本上是在与秦始皇“对着干”了：秦始皇将专制集权推到极点，从上到下管理得犹如铁板一块，刘邦就实行黄老之治，与民休息，让长期绷紧了弓弦的民众吁一口长气；秦始皇横征暴敛，他豁免人民的某些赋税；秦始皇动不动就强迫人民服兵役劳役，刘邦实行部队总复员，让他们回乡与家人团聚，守着几亩田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秦朝强调严刑厉法治民，刘邦主张“德刑相济”，提倡“刑不厌轻”、 “罚不患薄”，不仅颁布大赦令，还废除前秦苛法及肉刑；秦始皇箝民之口，限制思想言论，刘邦在意识形态方面容许人民有较多的自由……
刘邦想当皇帝，可不想当秦始皇那样的皇帝。秦始皇不仅苛刻自己，也推己及人地苛刻大臣与广大民众。刘邦所看重的是皇帝的挥霍享受、无拘无束与自由自在。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那么刘邦想当的皇帝，只是那具有流氓性质的一面。其实，中国古代皇帝大都是一些足可以称为高级流氓的流氓头子与流氓大师。当然，始作俑者非刘邦莫属。有时候，流氓的因素常与皇帝的成分构成一种正比关系。
刘邦俨乎其然地坐上了皇位，顿时显出一副尊贵、尊严的凛然之态。他自然是得意非凡，就跟孙悟空一旦得意就会忘形地露出猴子尾巴一样，刘邦也是稍不留神就会露出他那骨子里的流氓本性。一次，与他一同打江山的同乡、官拜御史大夫的周昌奉诏面谒刘邦，适逢刘邦搂着心爱的妃子戚姬逗乐。周昌前来晋见，刘邦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依然故我地与戚姬调笑。周昌气得不行，掉头就走。刘邦见状，马上推开戚姬，追上前去，抓住他的脑袋往下摁，右腿一跨骑在他的背上大声说道：“你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啊，到底觉得我这个皇帝当得怎样？”周昌使劲地往上抬了抬脖子愤愤地回道：“跟夏桀、商纣王差不多。”刘邦一听，也不跟他计较，只是哈哈大笑而已。
刘邦当上皇帝后，最喜欢做、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寻找一切机会炫耀自己，以满足内心的虚荣。
他派专人寻找那个曾经预言吕雉“天下贵人”的神秘老人，折腾了好久，终是没有找到。刘邦寻找的潜在动机，无非是想在感恩的形式下有意地炫耀一番。
刘邦当上皇帝后，首开封赏父亲刘太公为太上皇的先例。未央宫落成时，刘邦大朝诸侯群臣，他捧着一杯酒为父亲太上皇祝寿，不无炫耀地说道：“当年，你不是常常骂我不务正业不置产业没有出息的吗？你总是说我不如二哥，还一个劲地强求我向他学习，要我专心种田。我要真按你说的做了，今天能当上皇帝，你能当上太上皇吗？老头子，你倒是说说看，我今天创建的事业、添置的产业跟二哥相比，到底哪个要强一些、多一些呀？”殿上群臣闻言，皆高呼万岁，大笑为乐。
刘邦当了皇帝，更想回故乡去炫耀一番。他要让过去的那些老人、同伴看看今日的汉高祖是副什么模样。后来终于寻到了这样的机会，他召来故人父老乡亲饮酒，并挑选了一百二十个男儿教习歌舞。数杯醇酒下肚，饮至酣畅淋漓之处，刘邦不禁感慨万端，当即击筑自作歌词放声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那首传之后世的《大风歌》。一百二十名男儿齐声唱和，刘邦边唱边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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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10）
就是这位汉高祖刘邦，由此而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等观念上升到了延续不息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范畴之列。
刘邦刚开始当皇帝，一切都显得十分随意而随便。上朝时，大臣们要么是过去的同乡，要么是生死与共的患难战友，虽然各有其职，并有严格的君臣等级，但大多出身草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