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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三品论。董仲舒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所谓的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他的三性说对后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逐渐演变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在南宋朱熹手中又变成了“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宋明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便可在董仲舒身上找到清晰的发展脉络。
四、义重于利。董仲舒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那就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一思想为历代儒者所推崇，朱熹曾将这两句写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之中。重义轻利，在中国古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五、三纲五常。董仲舒认为：“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后世儒家据此概括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除仁、义之外，董仲舒还强调了智的重要，加上礼、信，便是仁、义、礼、智、信这所谓的“五常之道”。三纲五常，是其后封建宗法统治的思想主线，广大民众特别是妇女深受其“吃人”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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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11）
六、以《春秋》为准绳。儒学以《周易》的无所不包为源，一到孔子手中去掉形而上的内涵，再到董仲舒手里仅以《春秋》一经为标准来衡量世间一切物事：他以《春秋》中的“爱人”反对一切战争，以《春秋》之褒贬明华夷之辨，从《春秋》中体会仁义之法，以《春秋》为例裁定诉讼、判断案情，以《春秋》的用词谨慎表达是非观念及好恶情感……一句话，《春秋》就是儒教的根本，他一辈子耗尽心血为之研究的就是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定儒家于一尊，其他诸子百家的身影便模糊了、消失了，天地也因此而局促了；他只重儒家六部经典中的一部《春秋》，使得探索的空间更为狭隘；最后又缩小到只选择、研究《春秋》三传中的其中一门公羊学，那进入的孔洞与探讨的范围实在是窄之又窄了。董仲舒框定的这一研究模式与发展轨道无形中限制、束缚了一代又一代后人的目光与手脚。
由原始的宗教儒学而孔子的世俗儒学，再到董仲舒设立的政治儒教，儒家的视野日渐缩小、道路越走越窄。当它在宋明时期变成理学之后，就完全沦为统治者的“杀人”工具了。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在它的束缚下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含恨而终，不知有多少妇女被那“存人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夺去了鲜活的青春，不知有多少生命被它奴化变成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谁也没有想到，曾经具有健康活力，诞生于中华本土、有着合理内核的儒学，竟走向了它的反面：
一、儒教成为虚伪的象征。它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片面观念，实际上就是在告诉人们怎样做假。一部二十五史，弄不清哪里是真，哪儿为假，让人莫名所以。儒教的一套灭绝人性的伦理道德，就连他们本人都难以做到。比如大儒朱熹曾白字黑字地写有“革尽人欲，尽复天理”之语，可据他的同僚叶绍翁揭发，朱熹不仅引诱尼姑二人为妾，还使得一名寡妇怀孕。朱熹无法抵赖，只得向皇帝谢罪说：“臣乃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识明时之用。”儒教只能空言，不能实行；只能教人，不能律己；只有幼辈道德、家庭道德与国民道德，没有长辈道德、社会道德与政府道德。
二、表面文明，实则野蛮。儒教的“男女授受不亲”，发展到后来连夫妻也不得随便亲近，特别是把妇女不当人看待，要求女性缠足，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知有多少青春男女在礼教的幌子下受到戕害。世界历史表明，越文明的民族，就越为开放；儒教的特别注重礼教，隔离男女，其实仍是一种野蛮习性的残留。
三、反民主、反自由、反科学。儒教提倡贵贱尊卑的等级制，要求臣民认君王为父亲，不允许思想、行为有任何自由：“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儒教只重人伦，鄙视科学，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重政》中特别强调“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孔子也是只知“其所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反对寻根究底、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
四、门户之见严重。儒教看似中和、中庸，其实最讲极端，容不得别人提出半点争辩与非议，“道不同，不相为谋”。韩愈有言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
五、因循守旧、思想凝固。儒教信奉的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思开拓进取，一味陶醉于往日的“荣光”之中，日益教条化，容不得半点创新与改变。徐桐曾说过：“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
有关儒教的偏激缺陷以及对国民的遗毒残害，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董仲舒罢黜百家，定儒家于一尊，影响并决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历史、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民族的柔弱、虚伪的盛行、科技的落后、官员的腐败、教育的奴化……一切的一切，我们似乎都可以在这一决定民族历史命运的转折关头找到渊源与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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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12）
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思想，原始儒学诞生于奴隶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封建社会，因为它们同为等级社会，其基础与体制如特权、礼教、宗法、世袭、分封等大致相同，并无根本性的区别与变化。然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如果后人仍像董仲舒说的那样“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味拘囿于儒教信条，那就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了。美国当代哲学家郝大维与汉学家安乐哲在他们合作完成的《孔子哲学思微》中写道：“孔子哲学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性的失败……《论语》所反映的孔子的哲学完全不是文化的教条，但当人们被动地领会它，不向它赋予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不把它人格化时，它就成了一种文化教条了。孔子的失败，也是那些对文化传统负有责任的人的失败。他们未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创造精神，未能很好地维持这些规范来反对统治者强加的专制主义。”若论责任，儒学失败的最大责任当归于董仲舒身上，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蔡尚思在《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中也曾阐述过类似的观点：“我并不怪孔学的不合新时代，而只怪新时代的人们的尊孔学；又不怪封建派的尊孔帝，而只怪反封建派的尊孔学。”
然而，今天仍有大量的人们对儒教抱住不放，认为它是一济救世的灵丹妙药，值得大力“弘扬”。前些时，就有不少儒教信奉者为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而欢呼，将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的经济成功视为儒学复兴的象征，认定儒学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千古不衰的永恒，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结果儒学还没有席卷全球，却有一场金融大风暴席卷了东南亚，于是，一阵刺耳的喧嚣与鼓噪也就烟消云散了。即使“四小龙”仍然如日中天，也不是什么现代新儒学的功劳。
儒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确曾不可否认地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存在着某些方面的价值与精华，但就其本质而言，儒教不仅束缚人们的思想，也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因政教而成风俗，因风俗而成心理。”儒教在历代统治者的倡导与推行下，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主导思想，早已积淀在民族心灵深处，成为遗传基因密码中的分子代代承传，贯注于广大民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只要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于不经意的一瞬间死灰复燃。如何彻底消除两千多年的儒教遗毒，与新时代同步，与普世文明接轨，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还得一番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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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1）
一
曹操从古到今，名气都一直很大，大到了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地步。只是他的这种“名气”往往作为诸葛亮、刘备、关羽等三国人物的反面陪衬而存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脸”奸臣。
其实，与诸葛亮的“完人”形象——那高风亮节的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智慧力量、意志力量相比较，曹操也算得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完人”——集文治武功于一身的“完人”。论治国方略，三国时的政治、文化当数曹魏贡献最大，蜀、吴无甚地位；论军事业绩，曹操扫平群雄统一北方，虽然在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回，但全国一统最终还是由他亲手创建并奠定了坚实基础的魏国完成；论聪明才智，就连智慧的化身诸葛亮也曾坦率地承认“曹操智计，殊绝于人”而为自己所不及；论个人成就，曹操不仅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还是一名伟大的文学家，他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一直流传至今。像他这样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且成就卓著的“准帝王”，不唯三国时代，即使翻开整部中国古代历史的漫漫长卷，也难有超出其右者……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全才”，经过文学家、艺术家千百年来的“加工改造”，却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派”人物。
小时候，受民间文艺的影响，曾有很长一段时间， 曹操在我心中也是一名“盗贼”、“小人”与“奸雄”。直到接触他的诗文之后，才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实在难以想象，对百姓疾苦有着强烈忧患与哀怜情怀的人会是一名盗贼；“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怀着这样远大志向与昂扬进取之心的作者会是一名小人；再看他的一首《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诗言志，歌咏怀。没有广阔的胸襟、澎湃的激情与历史的沧桑，写得出如此气势磅礴的优美诗篇吗？如果曹操是名奸雄的话，我倒想见识见识，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旷世奸雄”！
其实，历史上一直流传着两个不同形象的曹操，一是以陈寿的《三国志》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笔下的曹操，其叙述、描写与评说较为客观、真实而公正；一是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文学家、艺术家笔下的曹操，脸上被涂抹了一层厚厚的白粉，扮演着窃国盗贼、奸臣小人的角色。而脸谱化的奸相曹操在民间所产生的力量、影响与效果要远远超过历史学家笔下的真实曹操。
曹操曾以一己之力在战乱纷纷、群雄割据的三国时代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与走向，而历史又以一种潜在而深刻的力量改变了曹操的真实形象，这种互动发展滚雪球般地向前滚动着一直滚到了今天，乃至在我们眼前构成了一道真真假假、虚虚幻幻、奇异别致的独特“风景”。
曹操的真实形象到底如何？ 他脸上的白粉是怎样被后人涂抹上去的？是否与他本人有关而“咎”由自取？他对历史的改变以及历史对他的改变又是怎样构成了一种颇有趣味的互动关系？……探讨并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本文的目的与主旨之所在。
二
曹操生前死后一共留下了三大谜团：一是身世之谜，二是评价之谜，三是墓葬之谜。
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一名宦官。宦官，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独有的畸形“产物”，一个正常的男人被阉割后在宫廷中专门侍奉皇帝及其家族成员，并赐予一定的官职官品，这种变态男人、王朝“家奴”就叫宦官，也称太监。宦官没有性生活与生育能力，哪来什么后代？也许是为了让这些“家奴”们更好地为皇族驱使、“服务”，东汉规定宦官可以娶妾养子，养子与亲子一视同仁，享有袭爵传封之权。当然，这娶来的妾不可能有正常的“夫妻关系”，只能算是聋子的耳朵——一个摆设而已；而养子没有血缘关系，也只能是名义上的。宦官们就在这种所谓的“家庭”与“亲情”中获得一种虚幻的情感慰藉与心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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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2）
曹腾早年就进宫当了宦官，侍奉过东汉末期五个帝王，是一名颇有资历的宦官“###”，在桓帝时被封为费亭侯，任大长秋。曹腾虽为宦官，但有权有势，能够被他收为养子，这对许多穷苦人家或家庭没有多少“背景”的孩子而言，肯定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因此，曹操的父亲曹嵩被曹腾收为养子后，顿时“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官至太尉三公。曹腾死后，他又依例承袭费亭侯。
东汉时宦官弄权，作威作福，民怨甚大；又因他们带有耻辱的生理缺陷，常为人们所不齿。曹操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家庭，虽然得到过不少实惠，但其身世总不是那么光彩，特别是与刘表、袁绍、袁术那样的显赫皇族、世族、望族一比，就更是显得相形见绌了。
若以国人历来“攀龙附凤”的传统考稽曹操远祖，也有黄帝之后、姬姓之后、虞舜之后三说。可是，不管抬得多高，那都不是曹操具有血缘关系的真实远祖，而是他“干爷”曹腾的远祖。既然做了曹腾的养子，他父亲自然得将过去的名字改头换面，连原来的姓氏也一并抛弃了。于是，曹操的真正远祖也就无从考稽了；即使能够考究个所以然出来，恐怕也难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史册。因此，有关曹操的身世，就有了“莫能审其生出本末”的说法。于是，曹操自打娘肚子里一钻出来，就背上了身世不明的“黑锅”，这在讲究祖先崇拜的古老国度里，恐怕要算得上一桩“大逆不道”之罪了。这口“黑锅”沉沉地笼罩在曹操头顶，官渡之战袁绍发布的讨曹檄文中就曾称他为“赘阉遗丑”，尴尬的身世背景在他心灵深处抹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也促使他一生都在进行着打破“黑锅”的努力，以期一展宏图扬眉吐气。因此，他有时不得不矫情饰志，以赢得世族集团的支持，不惜一切手段以达到跻身其中的目的。“名”与“实”的关系，几乎折磨了他整整一辈子，最终也没能彻底突破两者之间的纠缠，只能以类似周文王的“准天子”身份撒手归西。
曹操性格的形成，应该说也与这种不明不白的身世及特殊的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一首名叫《善哉行》（其二）的诗歌中追忆儿时的生活教育等情况时写道：
自惜身薄祜，夙残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
曹操出生在一个称得上有钱有势的宦官之家，而他却在诗中认为自己出身微贱，可见他对自己的身世颇有一股“深恶痛绝”的意味，其态度、认识与当时士族清流对宦官集团的抨击与鄙薄十分一致，他后来背叛自己的家庭走上了宦官集团的反面便是一个最好的明证。在诗里，他还感叹从小既没有得到慈母的关怀，也没有受过严父的训斥。因此，所受的儒家传统教育也少，相应地就没有儒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