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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久，有人来传言，这位林师长在医院日夜号泣，说是每晚被鬼魂所打击，疼痛非凡，次晨全身都是紫血块，医生认为是神经痛和血管栓塞。他渐渐半身不能转动，筋脉抽搐，言语模糊，举止怪诞，两目直视，后来一夜呕血不止而逝。
关于这件事情，知道的人极多。虽然事情有些近乎迷信，但是他的死亡经过，却完全是事实。我觉得鬼魂之说，并无根据。可是因果之说，是很科学的。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这是不可磨灭的“循环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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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三友 制造成药
我开诊之初，三友实业社请我做他们的常年医生，每月致送车马费三百元。这个数目在当时已相当高，对我医务的开展大有帮助。
“一·二八”事件的发生，其起因据说是三友实业社工厂墙外，日夜出现几个日本和尚，一面诵经念佛，一面五步一跪倒，十步一叩首，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有一天半夜时分，突然有一个和尚被人家殴打致死，埋在三友实业社的墙脚之下，传说是三友实业社的工人做的。因此，日本人就借着这个原因，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严重交涉，但是没有确实的证据；日本人又以另一借口，引起“一·二八”之战。
三友实业社经理陈万运心中明白，日本人一定认为是他厂中工人所为。一经开战，日本人第一件事，就是炸毁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和全沪藏书最丰富的东方图书馆。再要炸的话，可能会轮到他的三友实业社工厂，因为他们的棉织业，原是日本实业上的劲敌。
陈氏是吃素人，每星期必然请各部门的部长在大新街（今湖北路）一家素菜馆吃素斋，一边吃一边讨论公司的事宜。我是他们的常年医生，因为与工人接触甚多，也在被请之列。我很少说话，往往吃了就走。有一次，陈氏对大家说：“我们的棉织品厂要被迫停止或被毁坏，三千工友如何维持生计？现在只有一条路子，要请陈医生出来想想办法。”我听了大吃一惊。后来陈氏说：“从前逢到工友发热痰厥，你总是用马宝，三分马宝末要大洋一元。后来你提议应该向药材行买一整只的马宝，重达七八斤，不过大洋八元。经研磨后，可以分成五分一包，共达二千几百包。因此本社就出售‘真马宝’，每盒三元，赚了不少钱。现在我们要转移目标，专门出品中国成药，其利润之厚，要比棉织品加工多十倍以上。陈医生，我现在决定要出十种中国成药，其名目与药方都由你负责拟订，至于宣传推销，我自有办法。”讲到这里，在座各部部长一致赞成。
我说：“制造成药出售，我遵师训切不可做，因为医生一做成药之后，容易分心，对于应付病家，不易集中精力；最好是不做，而且未必每种成药都可以赚钱。”
陈万运说：“一、只要你处方；二、不用你的名字；三、我们在上海拥有三百多块路牌广告，倘然不做药的话，亏耗更大。所以我计划已定，请陈医生勉为其难。”
于是我再思再想，三友实业社历年来待我不薄，我应该在此危急时期加以援手。我就说：“好的，请陈经理推举一个负责制药的人来。”结果由该社×部长担任。我思索了三天，就开出两张药方，一张药方是通大便的，题名为“方便丸”，第二张药方是滋补身体的，名为“三友补丸”。陈万运看了之后，大为赞成，说：“方便丸定价应该便宜，每包绝不能超过三角钱；三友补丸，定价以二元为宜。”于是三友实业社就开始制药卖药。
陈万运是一个极风趣的人，他想出许多动人的广告语，如“大便不通，心事重重；大便一通，周身轻松”。而且这个方便丸，我在处方时，就顾到不能腹痛，不能狂泻，结果都被我做到了，所以效果非常之好。陈万运兴致也越来越高，在马路旁的大幅广告牌上，写了三个大字“黄、长、松”，下面接着写出方便丸的功效，能使大便色黄、条长、质松。见者莫不作会心之微笑，因为这三个字本来是瘾君子对最佳烟泡的形容，因此人人都争先恐后地买来一试，销量直线上升。
越剧名伶 半生多病
至于“三友补丸”，因为定价二元，销行甚缓。其时在上海的广告界收到最大效果的，就是无线电台。当时“老九和”绸缎局聘请朱耀祥、赵稼秋两位弹词名家说《啼笑因缘》，一时轰动全沪。陈万运说：“我们的广告也要打进播音界，还要别创一格。”于是他做了一张测验表格，上面写出许多游艺节目，发给三千职工，要他们与家人圈出最喜欢的节目。等测验表格收回之后，检点全部票数，竟然圈定越剧的最多。
那时候，上海演越剧的场子不多，地方都很狭小。越剧中当时较为有名的演员，老一辈的有施银花、王杏花、赵瑞花等，后一辈的有姚水娟、筱丹桂、傅全香等，后起之秀有马樟花、袁雪芬二人。于是这晚他就去订了两排位子，专门看马樟花和袁雪芬。那个场子是在北京路顾家弄一座木楼中，座位全是长板凳，演员服装极为平常，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初时陈氏意欲坐一坐就走，但是她们的唱腔非常动听，唱词又很通俗，越听越有味道，竟然坐到散场。陈万运觉得这种越剧确有魔力，就决定请马樟花和袁雪芬到电台上去为三友实业社播音，而且约定两家电台分别播唱，我只记得其中有一家名为华东电台。“三友补丸”因此也大为畅销。这个宣传攻势获得成功之后，陈氏就请人编剧，并且代她们租定“湖社”（即陈英士纪念堂）演出，加上布景、灯光和全新服装，这下子，七天座券全部订光，打破了越剧演出的新纪录。可是麻烦事情也来了，陈英士纪念堂的董事们认为湖社大礼堂不宜长期演越剧，不合纪念堂的原则，七天之后，便不肯再续。后来又改在湖社底层搭台演出，名为大来剧场，演出了相当长的时期。当时一班戏院商人，纷纷出重价聘请，于是越剧就登上了正式的戏院。记得马樟花、袁雪芬第一家演出的正式戏院，就是福煦路上的九星大戏院。三友实业社除了特约电台播唱之外，还将戏院中现场演唱的戏剧，经过电台转播出去，当然也是为了宣传三友实业社的药品。
“三友补丸”的功效也相当的好，因而日益为人们所信赖，当时全上海出售香烟杂货的烟纸店有数千家，家家都代售三友实业社出品的成药。所以三友实业社在这方面赚到的钱，足以维持职工的生活。
不料，与袁雪芬一同演出的越剧小生马樟花，结婚后不久突然死亡，而袁雪芬又因日夜演出两场，由开场演到完场，因而常常发热。我去为她看病，都是到后台去看，常见她穿了戏装躺在衣箱上。我诊过脉后，觉得她屡次发热，实在是肺病的潮热，非长期休息疗养不可。我便将这个情形告诉陈万运，他也觉得极端困难，说是“慢慢再想办法”。果然过了四五天，袁雪芬竟吐起血来。那时节陈万运便着慌起来，因为那时我住在白克路崇敬新村，旁边恰巧是三友实业社高级职员宿舍，于是就把宿舍二楼改为袁雪芬的疗养之所，我每天早晚去诊视一次。
三友实业社与各电台包下的时间很多，在袁雪芬不能登台期间，就约定一位唐小姐去顶档。这位唐小姐名叫唐霞辉，口齿特别伶俐，声音具有磁性，专门在话筒中解答听众的问病信，每天总有七八十封。我介绍两位医友预先拟定答复稿件，经过唐小姐莺声呖呖的答复，倒也轰动一时。特别是有一位听众，要求她读一篇《桃花源记》，那时节的人，都熟读《古文观止》，听了唐小姐的朗诵，觉得过瘾得很，如是者又造成了一位“播音皇后”。
疗养了一个月后，袁雪芬认为自己已经痊愈了，屡次要求再度登台。我就带她到虹桥疗养院去照X光，结果照出她的肺尖部位还有两点黑影。于是她又继续请我医治。两年后再去照X光，黑影也已钙化。我说：“现在你可以登台了。”陈万运听到这个消息大悦，着令编剧的人，另外编出新戏。我就介绍名小说家包天笑先生的旧作《一缕麻》。陈万运看了剧本，认为太过文艺化，不能号召。倒是一个开药材铺的沈先生，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老剧本改为越剧，陈万运表示这部戏好极了，并且把剧本交给我说：“你看有什么地方要修改或增加。”我说：“这我可是外行。”陈万运再三要我改，我才把剧本看了一遍，觉得其中“梁哥哥”三字，在绍兴人口中念出时有些刺耳，就把它改为“梁兄”。不料经这一改，这段剧词竟十分动听，许多迷上越剧的太太们都能朗朗上口。
袁雪芬此时被公认为越剧界领袖，合作小生则为范瑞娟。因袁雪芬思想前进，大家又戏称她为“袁先生”。
我又要说明，许多唱越剧的人，根本连字也不识的，只是“班长”教她们怎样念，她们就照念，唯有袁雪芬是识字的，而且字也写得不错。我有一本小册子带到香港，上面都是名演员的手笔，袁雪芬也有一页，确属亲笔。
袁雪芬曾经到香港登台演剧，登台之前，包下了一间大酒楼招待各界人士。主持者问她有什么人要请，她说：“我只要请一个陈存仁。”可是我因事不曾去，她又着人到我诊所来，开了几张补方。临别又有一次宴会，我也没有参加。现在想来，她已入迟暮之年，据说已嫁给一位新闻记者。
医界讼案 皆因不慎
我在上海开业之后，中医团体首长不是丁仲英老师，便是谢利恒老师，两位老师对我，都另眼相看。他俩当会长，必然要我当秘书主任。而医界团体，除了领取开业执照，最忙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各会员医生纷纷发生讼案。两位老师都以为我早年随从姚公鹤老师，襄助他办理“法权讲习所”，抄写油印讲义多年，对法律问题知之甚稔。其实法律的范围甚广，我知道的很少，但是由于经手的讼案都告胜诉，因此他们认为我对法律研究有素。而且当时有一位老医生蔡清平，每逢一件事，便分为上、中、下三策，必要思前想后，预测到后果如何；对我拟的稿，他都经过慎重推敲，说出这件事的后果会如何如何；常常为我的稿件修改三五个字，结果皆不出他的所料。因此，人称蔡先生为“老诸葛”，而为我起了个外号叫“小诸葛”。后来江湾有一位教员出身后改行当医生的蒋君，动笔很快，但是他每做一件事，总要借此从中渔利，我和蔡老先生见他乐于处理这些事，便袖手不管了。
但是有一件讼案我们又参与了。就是外科名医顾筱岩，为人开刀之后，病者流血过多，死在他的诊所中。陪来的家人立即报告警察分局。警局一时也不知如何着手，就打电话给卫生局，由局方派来一位科长，一面令家属料理后事，一面着顾筱岩到警局办理交保，同时将顾氏的开业执照取下，交给卫生局。
后来死者的家人，在法庭上供称死者向有心脏病，因惊惶过度而死。法院乃判顾筱岩无罪释放，可是卫生局扣押着不发还顾的中医师执照。那位蒋君做了七八次长篇的公文，向卫生局申请发还执照。但是卫生局高级人员是一位西医，看了公文不知如何批复，一百个不理，弄到顾筱岩几个月不能开业，向丁师仲英来哭诉。丁师着我另想办法。我就拟了一张呈文稿，文字简短得很，是向市政府作如下申诉：卫生局发给医师热照，是根据法规十四条，由第一条至第十四条，无非是如何考试，如何领执照，没有规定吊销执照的条款，因此呈请市长饬令卫生局局长立即发还顾君的执照。在这呈文之末还把十四条法规原文附录。呈文的措辞直截了当，并无恳求字样。丁老师心想越级申请，是否会越弄越僵，于是把我的呈文稿交给“老诸葛”蔡清平研究。那时，蔡先生与丁老师已结为金兰之交。他看了我的呈文稿，说是“写得好，还不够强硬”。于是他又加上四个字，意思是卫生局不发还执照有勒索之嫌。因此呈文一到市府，市长认为卫生局局长越权，饬令立即发还。卫生局局长得到市长的命令也不敢拖延，就派了一位专员把执照送还顾筱岩。从此之后，医界讼案大小数十宗，我都参与其事。
大部分讼案，是因女性怀孕后小产，指责医生用药错误；其次是小儿惊厥而亡，也怪医生用药不当。我总是为他们拟稿而取得胜诉，因此我对中医界引起讼案的原因，知道得比较详细。
我离开了上海，易地开诊，见到这个地方常常有中医为人堕胎，被判徒刑。其实这种中医，并不是真正的中医，可能是地下西医及无牌护士，他们都是用钳子和刮宫的器具来操作，以及非法施用西药，手术做得不好，病人送入医院，医院便报告警局起诉，行医者便被判入狱。中医是不会动手术的。我看到这种新闻污及中医声誉，为之叹息不置。
据我所知，有一小部分黑帮人物，“滚”到了女性充当社女（妓女的一种。——编注），夜夜接客，一旦有孕，就要找医生。一天清早，有一位老妇，带了一个十六岁少女到我诊所来看病，说是这个少女十四岁月经初潮，只来了三次之后，已有十七个月没有行经。这种情况，是女性月经初潮后常有的。但是我诊脉之后，再看她的病情，发觉不是这么一回事，就问她：“你的女儿一定有男友。”那老妇竭力否认。我说：“这个病，我不收你诊金，你去请别人看吧。”那老妇说：“只求你用药替她通一下经就算了。”说完她坐着不肯走。我说：“好，诊金照收。”一方面叫一位女职员带了一个空樽，陪着那个少女到厕所中去取了一樽小便。我就说：“今天我不开药方，明天中午再来好了。”于是老妇才带了她的女儿离去。
我随将她的尿液送到隔邻一间化验所，一验之下，验出有孕。次日中午，母女俩果然再来，我就把化验报告给老妇看，并说：“你的女儿已有孕了，我对有孕的女病人，只开安胎方，别的方子我是不会开的。”母女两人听了我的话，相对无言而去。这是我医务生涯的洁身之道，也是遵守医德的必要条件。大概读者未必知道，做医生要是对这种病人不加警惕的话，是很容易身败名裂的。
最近五年来，因为治安不靖，我就停止出诊，以免被劫或身陷困境，这也可以说是我个人的自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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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迟暮 任性胡为
我对行医方面，事事小心，刻刻谨慎，想不到有一天，忽然接到一位女性打来的电话，那人声音细弱，说：“陈医生，我是谢家骅，我现在住在××大旅店×号房，请你即刻来出诊，救我一命。”我说：“我已很久不出诊，而且到旅馆去为女客看病，更为不便，你还是去请别的医生吧。”说完这句话，我似乎听到她的哭泣之声。我也顾不了许多，就收线了。不料两小时之后，谢家骅又来电话，讲话的声音更趋微弱。她说：“我危在旦夕，已写好一张纸条，上面写有‘陈存仁不来，我死了’。”我听到这话，感到分明里面大有文章，连诊病都没有心情了。于是我决定暂停门诊，率领门生二人，一个是男，一个是女，而且还带了药铺中两个彪形大汉状的伙计，飞车而去。找到她的房间，先由一个女门生入室视察一下，要她告诉我房中有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