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不知道！你的脑袋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一向自信满满的秘书，顿时产生了一种严重的挫折感。
这些人真的是脑袋不够用了吗？我们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人类的脑容量究竟有多大？能够储存多少信息？我们必须承认，即使一个人再聪明，他一生中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信息毕竟是很少很少的。尤其是对于目前人类生产的难以准确计算的信息总量来说，单个体人类的脑容量及其短暂的生命时间，根本来不及完全吸收理解，也根本不可能全部运用于实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知识的增长和分化，已经超过人类所能承受的限度。这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海水不可斗量！”
人的脑袋，似乎真的不够用了。
钱钟书的“照相机”还管用吗？（1）
也许更大的问题并不在于人类的脑袋能不能够储存人类生产的全部知识。最大的问题是——就算能够全部储存，又有这个必要吗？
著名学者钱钟书有着“照相机”式记忆力的赞誉。其实，何止于钱钟书先生，中国自古以来，就从不缺少以博雅为高的文人学者。远者，如韦编三绝的孔子、《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著名宰相王安石、大文人苏轼等等。据《三国演义》第六十四回载，益州张松初见杨修，杨修出示《孟德新书》，以夸曹丞相大才。张松看了一遍，说是战国无名氏所作，曹操“盗窃以为己能”，于是从头至尾背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杨修大惊说，“公过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又据说，王安石在一次与下属官员闲聊时，听到其中一个官员话里的偏僻典故有些错误，于是脸色有点忿然，说：“尔辈坐不读书！” 中国古代文化人对知识记忆的准确性，可以说苛求到了极至。近代以来，拥有“照相机”式记忆的大人物也不少，如林纾、梁启超、康有为等等，无不如此。但是，当“照相机”的记忆发展到了极端，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束缚创造力。
有一位与钱钟书同样著名的学者陈寅恪，也有着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在青年时代，陈寅恪就感叹中国“无书可读”。于是，陈氏负笈西渡，遍游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十几年后归国，又再一次感叹世界“无书可读”。在陈氏的大作《柳如是别传》中，他引用了经、史、子、集以及散落于各处的野史传说书籍多种，又结合了政治史、经济史、世界史、考古学、文献学、民俗学等多门学科的论据，对明末清初的名妓、“秦淮八艳”之一柳如是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诸如此类的事迹，还有陈氏颇被学界非难的一件事：利用博古通今的学问，考证唐代杨贵妃进宫之前是否处女的学术研究。其记忆力之惊人，恐怕也只有钱钟书等极少数人可以媲美。
在惊叹这些著名文人、学者难以企及的“照相机”记忆力之余，我们产生了这么一个疑问：尽管拥有着这样惊人的记忆力和这样渊博的知识，但是，他们的学术成果却更多地产生于文学、史学、考据、经学、伦理学等领域，而不是在思想领域，更不用说自然科学领域了。中国之所以长期停留在中世纪，而没有产生“文艺复兴”，没有催生出“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一直得不到飞速的发展，与这样一种读书方式和文化风气不能说是没有一点关联的。就像宋代文人，读书极多，文化极高，议论起来口沫横飞，排山倒海，但是到敌人兴兵犯境的时候，却拿不出一点应对之策，最终国家不免亡于异族之手。我们承认，他们这些人在文学、史学、考据等方面，以及文化创建等等方面是一流的，不可取代的。但是，这种读书方式值得进入现代化、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第一任务的所有中国人学习吗？我们是应该反思一下了——“照相机”式的记忆力，真的那么管用，那么无往而不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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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照相机”还管用吗？（2）
据说，钱钟书先生在一次访问美国时，参观了美国的国家图书馆。他对记者说，我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书不需要读。在钱老先生的话中，我们其实听到了他对知识记忆的一种深刻反思。
中国秦代以前的文化典籍之所以得到保存，据说是因为一位名叫伏生的老人能够把那些书全部背下来。当人类进入 21 世纪的信息社会，已经掌握了比印刷术更方便、更快捷、储存量更大的信息储存与传播的技术——电脑和网络，利用人脑储存知识的“伏生”们已经圆满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可以彻底地告别历史了。
历史不需要“两脚书橱”！
假如爱因斯坦在今天
也许爱因斯坦是第一个反对大量记忆知识的人，而他也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不对无用知识进行记忆的理论观点。
据说，大发明家爱迪生想找一个助手，却总是找不着。爱因斯坦问他判定应征者合格或不合格的标准是什么，爱迪生把一张写满问题的纸条递了过来。“从纽约到芝加哥有多少英里？”爱因斯坦读完一个问题，便说：“这需要查一下铁路指南”。“不锈钢是用什么做成的？”爱因斯坦依然自问自答，“这得翻一翻金属学手册”。读完之后，爱因斯坦幽默地对爱迪生说道：“看来，我也不能做你的助手。我落选了！”
爱因斯坦对于具体知识的不热衷，还有两个特别有名的轶事。有一次，爱因斯坦出外散步，一边思考问题，不小心走迷了路。于是，他在公路旁用公用电话给电话局打了一个电话：“喂，我是爱因斯坦。我迷了路，不知道怎么走回家，也不记得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您能告诉我吗？”另一次，朋友向爱因斯坦要他家的电话号码。爱因斯坦说了一声“可以”，便开始翻出电话黄页查找。朋友大吃一惊，说：“难道你连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都不记得？”爱因斯坦却回答道：“我为什么要费脑筋去记这么容易就可以在黄页上找到的东西呢？”
此外，还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有一天，爱因斯坦在给学生们上课时突然忘记了一个数学公式。他非常自然地对同学们说：“等我到图书馆查到这个数学公式之后，我会在下一堂课告诉你们”。然后，爱因斯坦跳过这一段，继续讲课。假如爱因斯坦在今天，他很有可能会奇怪地发问：人们为什么要面对海量知识长吁短叹，抱怨自己的脑袋不够用？那些无用的知识，人们为什么非得装在脑袋里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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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减肥（1）
纵观人类几百万年的发展史，绝大多数时候食物都不够吃，所以人的基因里面就有了见食物就想吃的因子，就算吃不了也要分给朋友，以便自己没有食物的时候可以从朋友那里也分到食物。直到近代社会，美国的 20 世纪 50 年代，对于中国可能是 80 年代，整个社会第一次有了吃不完的东西，所以人类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没东西吃，而是解决食品过剩和不断想吃的基因之间的矛盾。于是出现了减肥。知识也是一样，漫长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人们总是感到知识不够用。长期以来，人们跑图书馆、做笔记、抄资料，想着如何存储一些知识。可是到了信息时代，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出现了永远消化不完的知识，读不完的信息，人们需要的却是如何通过只记忆最有用的知识来解放大脑。于是搜索引擎就成了信息时代的“减肥食品”。
研究机构在对世界 10 家跨国公司进行调查后发现，人们每天要处理的信息远远超过他们的分析能力，大大妨碍了决策效率，甚至导致决策失误，或者难以作出最佳决策。有专家分析认为，目前美国公司在收集信息方面花费的成本，已经超过了信息本身的价值。
在国际影星、武术大师李小龙身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原本练习空手道和泰拳的学生问李小龙，为什么自己总是不能领悟到截拳道的武学真谛，练习的时候总感觉不对劲。李小龙拿出两个水杯，全部倒满了水，然后问这个学生：“你怎么样才能把左边杯里的水，注入右边的杯子里”。学生想了半天，说：“这是不可能的”。李小龙微微一笑，把右边杯子里的水全部倒掉，然后再将左边杯子里的水注入右边杯子里，说：“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左边杯子里的水倒掉就可以了。你要学习、理解和运用一种新的武术，就必须把你脑子里的武学知识全部抛弃掉”。
各门学科知识的学习与运用，岂不也和学武一样？很显然，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知识不是不够用，而是太多了。臃肿的知识储存使我们的脑袋“内存”不能够灵活调用，致使人脑这台天生的“计算机”运行起来变得异常缓慢和迟钝。但是，只要我们暂时遗忘掉无用的知识，把它们抛到无意识的最深处，就可以接受新的有用知识，扩充我们的认知能力。
“知识减肥”概念，还涉及到一个知识运用的效率问题。
禅宗有个著名公案：宋朝有一个学禅的人，向大禅师和尚宗杲请教“禅”的真义。宗杲答了一句：“弄一车兵器，不是杀人手段。我有寸铁，便可杀人”。这句名言说得很漂亮，甚至连当时的理学大师朱熹也非常欣赏。在后世人编的《朱子语类》里，就曾记载朱熹引用这句名言，并对之加以发挥，以教导学生抛弃无用的知识，直达有用知识的彼岸，掌握最有效的学识能力，成就真正的学问。
知识减肥（2）
事实上，在这个时代，即使我们不主动对知识进行弃旧迎新，迅速发展更新的知识也会很快将我们遗弃。据统计，一个人所掌握知识的半衰期， 18 世纪为 80 — 90 年， 19 世纪为 30 年，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为 15 年， 80 年代以后缩短为 5 年。照此速度发展下去，我们目前掌握的知识，也许不到 1 、 2 年就全部被更新淘汰。这就意味着，“知识减肥”已经不仅是一种时代的风尚，抑或是一种人们寻找、容纳和获取有用知识的有效手段，更演变成了时代发展对人类能力的强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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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搜索引擎的蛋糕到底有多大
来自艾瑞的搜索引擎报告
根据IRESEARCH的调研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搜索引擎用户9706万人，占互联网用户总数的87。4％。比2004年增长。比2002年翻了倍。2006年，中国使用搜索引擎的用户将达到11900万人，201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亿。
2005年，中国搜索引擎用户的日均搜索请求量达到40650万次，2006年，将达到72900万次，2010年将增长到24亿次。
2005年，中国搜索引擎用户日均使用搜索引擎次数为次；2006年，这一数字将达到次；而2010年，搜索引擎日均使用次数将达到次。
阿拉伯迷宫
大文豪博尔赫斯曾经写过一篇小说，故事取材自阿拉伯寓言。
巴比伦国王为了戏弄来访的阿拉伯国王，把他带进一个迷宫之中，自己偷偷溜走了。阿拉伯国王走了一天，都没有走出迷宫。于是他祈求上天，让他走出迷宫。上天答应了他的请求。阿拉伯国王从迷宫里出来之后并没有抱怨，只对巴比伦国王说：“如果可以，下一次我请您参观我的皇宫里的迷宫”。当巴比伦国王应邀前来，阿拉伯国王立即命令武士把他绑起来送到沙漠深处，再给他松了绑。巴比伦国王面对没有墙、没有门、没有路的沙漠迷宫，找不到任何出路，终于饥渴而死。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人类生产的无穷无尽的知识就是这个寓言故事里的“沙漠迷宫”。无穷无尽的知识，也就是无垠的沙漠，有人陷身其中，迷失了方向，既不知道身处何地，也不知道出路何在——因为在沙漠上，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成为道路，但又极有可能并非成功的道路。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否定迷宫的道路是存在的，迷宫的出口是存在的，生存和胜利的希望也是存在的。在这里，人们面临的难题就是，哪一个方向才是正确的方向，哪一条道路才是走出迷宫的道路，怎样才能找到那条隐藏着的成功道路？
如果可以把包围着我们、却又不能为我们所用的海量知识比喻为迷宫，那么，迷宫的出口就是那些对我们有用的知识。
恰好又是博尔赫斯，写了一个关于知识海洋——无穷无尽的图书馆的故事。在这个题为《通天塔图书馆》的故事中，人类社会被比喻为一个无穷无尽的图书馆。在这个图书馆里，所有的人都在对知识孜孜以求，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一本能够解答人类奥秘的圣书，或者能够找到这本圣书的目录索引。但是，大多数人找到的都是些废弃、无用、垃圾的书籍和资料。这个寓言故事，正好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享受知识带来的乐趣同时，也要面临被知识迷宫包围的危险，而唯一的出路，就是必须努力寻找属于对自己有用的那一部分知识，得到我们人生际遇、人生问题的各种答案以及解决方法。自以为非常了解迷宫，对一切迷宫都不放在眼里的巴比伦国王，最终困死在阿拉伯王国的沙漠迷宫之中。如今的我们，面对着比沙漠迷宫更为广袤、更无方向的知识迷宫，是否能够找到一条通向出口、通向有用知识的路径呢？
忒修斯与袁世凯
在希腊神话中，准备杀死迷宫中吃人牛怪的英雄忒修斯，在面对迷宫时也不知所措。他曾经以为，自己在杀死牛怪之后，必定也被困死在牛怪藏身的迷宫之中。但是幸好，在一位公主的帮助下，他终于得到了一种走出迷宫的方法，那就是拿着一个线团，在进入迷宫时放出长长的线，待杀死牛怪之后，再循着这根长长的线走出迷宫。通过这个方法，忒修斯终于在杀死牛怪之后没有被困死，而是英姿勃发地走出了被牛怪精心设计的迷宫。
我们从忒修斯的故事中想到，人们在知识的迷宫里找到一个出口，也许需要的只是一条小小的线索，而这个线索又往往是可以自己制造和发现的，就像忒修斯用线团放出长线一样。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个道理就显得非常简单了。一个初次进入图书馆的人，总会对成千上万的图书望洋兴叹。但是，当他学会使用目录索引，一切知识就向他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目录索引，就是引导我们既能进得去又能出得来的知识迷宫的忒修斯线团。
不独知识如此。人的生活和经历，也像是一个一个的迷宫，只要找到那个小小的线索，就可以找到出路，解决问题。但是，社会生活往往没有目录索引，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出迷宫的。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一个故事。1898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归国后，清政府为平息众怒，撤消了他的一切职条。但是，慈禧太后放眼满朝文武，竟没有发现一个人可以担当李鸿章卸任后空缺下的北洋大臣职务。作为淮军最有才干的高级将领，袁世凯以为机会来了。于是他到处钻营，企图获得北洋大臣的顶戴，掌握大清军权。袁世凯先是背弃了一手把他栽培起来的李鸿章，向李鸿章的政敌翁同龢靠拢，然后向多位王公大臣送钱送礼，苦心巴结。但是，奔波劳碌的结果却是一无所获。最后，他找到了慈禧太后的亲信、新任九门提督、军机大臣荣禄。荣禄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事，老佛爷只听李中堂一个人的”。袁世凯一听这话，立刻懵了，后悔不该背叛李鸿章。很显然，在面对人生转折点时，袁世凯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线索和道路。
你看，在进入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