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唐太宗李世民的想法并不错，实施之后也收到了效果，“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实为文化盛事，更关键的是，这里面还有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派来的弟子，“国际反响”也很好。可惜的是，唐朝后人并没有沿着李世民的这个思路走下去。《旧唐书》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则天称制，以权道临天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也就是说，到了唐高宗时，文化教育事业就不受重视了，等武则天称帝之后，她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不惜弄权，用官位来笼络读书人，学术尊严和学术气氛由此变坏，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
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但科举考试仍在进行，士子仍在源源不断地涌现，他们的就业渠道只剩下了一条：进入官场。官场接纳就业的能力本来不强，现在变得更加拥挤。恰在此时，武则天要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打击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于是她就另设机构，安插亲信。新机构产生，旧机构不取消，这样便开了机构重叠的口子。机构重叠势必冗员增多，冗员增多势必效率低下。更关键的是，重叠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不仅会消耗大量的国家资财，而且极容易引发官员之间的派系争斗。他们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在攀附和挤兑之中日渐消磨，而*奢靡之气却日盛一日。长此以往，官场风气焉能不坏？
最可怕的是，就在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官员日益增多、官场风气日趋*的情况下，唐朝官员的薪水却“芝麻开花节节高”。史学家钱穆计算，唐初俸制，官一品月俸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到开元年间，官俸数倍于唐初，天宝年间又数倍于开元，接下来，“大历数倍于天宝，而建中又数倍于大历。”屡次加薪之后，大历年间官一品月俸已达九千缗。此后，唐朝官员的薪水还在继续增加，直到最后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
唐德宗时的大臣沈既济曾痛陈官场之弊为“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沈既济的说法切中肯綮，可是，在末世悲风之中，有谁愿意听这样的逆耳忠言？再说，即便真听懂了这番话，此时恐怕也没人能“挽狂澜于既倒”了。因为这时的官场已经彻底烂掉，朝廷上下，文恬武嬉，哪里还有重新振作的机会？
唐朝前期之所以能开创盛世，官场的清廉之风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可是，官场的清廉之风培护甚难，而摧折甚易。一旦官员们丧失了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丧失了为民请命的精神情怀，他们是极容易成为逢迎拍马、结党营私、鱼肉百姓的腐朽集团的。而官员们一旦寡廉鲜耻，官场就会随之烂掉；官场一烂掉，即说明王朝气数已尽，只能苟延残喘地等待谢幕了。这一点，可以说是历代王朝衰落的铁律——强盛的大唐尚且如此，遑论弊端丛生的其他王朝？
殊途同归三诗人（1）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大诗人李白正奔走在前往庐山的路上。他经宣城，走当涂，过溧阳，辗转来到了庐山，在屏风叠隐居了起来。他在诗中写道：“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意思是说，自己现在无职无权，报国无门，似乎也只有隐居避乱的份儿了。
李白此时55岁，青春早已逝去，壮志豪情亦有所减弱。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他一度设想，外面虽然烽火连天，但庐山毕竟还是清静之地，自己不妨在此修道成仙。
诗人的设想常常会被残酷的现实所打断。这一次也不例外。
当时，大唐王朝正陷入战乱的烽烟之中。安禄山从范阳起兵，下博陵，至藁城，渡黄河，攻灵昌，陷洛阳，直指长安。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仓皇出走，逃往四川，行至马嵬坡，禁军哗变，杀死杨国忠，并要求唐玄宗处死杨贵妃。“六军不发无奈何”，唐玄宗只得令杨贵妃自缢。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马嵬坡事件。唐玄宗逃走之后，在朝里收拾烂摊子的是太子李亨，他后来在甘肃灵武称帝，就是唐肃宗。
唐玄宗在出逃四川的途中曾下诏，以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负责平定叛军，收复两京，同时命令永王李璘在南方参与平叛。李璘以*叛军为名，在江淮地区招募军队，收取租税，意在与李亨争夺皇位。李璘率领军队沿江东下，在经过庐山的时候，他得知大诗人李白正在山上隐居，就极力邀请李白加入到自己的帐下。
李白以为这是一次为国效力的机会，就投到永王李璘的帐下，做了幕僚。他自信地写道：“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可是他哪里知道，李亨、李璘兄弟之间早已势如水火。很快，永王李璘兵败被杀，而李白也因为是“永王的人”而获罪下狱。这个时候，李白成了大*。朝廷中的很多人主张将李白处死，据说，大将郭子仪在唐肃宗李亨面前求情才使李白得免死罪。免死之后，李白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在流放的途中，他遇到了大赦。原来，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关中发生了大旱，朝廷大赦天下，所有囚徒，死刑改为流放，流放以下罪名全免。遇赦之后，李白心情大好，刚走到四川奉节的他赶紧调头东下，到江陵后他又写下了一首传唱千载的诗篇《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诗虽然写得明快奔放，可诗人已经老了。三年后，贫病交加的李白在安徽当涂李阳冰的家中病逝，一代诗仙客死他乡。
与李白相比，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选择则显得在政治上无比正确。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选择和最普通的人民一起经受苦难。在长安陷落之前，他和难民一起踏上了逃亡之路。途中，杜甫受尽磨难，后来又被叛军捉住，押回了长安。看着京城的残破，他痛心疾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杜甫后来伺机逃离了长安，再次去追寻官军。历尽艰辛之后，他到了陕西凤翔，在那里见到了唐肃宗李亨。李亨为了奖赏他的忠心，封他为左拾遗。可是善于写诗的杜甫并不善于当官，结果他上任不久就因卷入派系争斗而被贬官。此后，他干脆弃官，带着全家走上了四处流浪、颠沛流离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杜甫对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用诗歌记录下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他的诗因此被成为“诗史”，而他本人也被称为“诗圣”。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殊途同归三诗人（2）
王维在安史之乱中的道路选择又与杜甫不同。杜甫在战乱中坚定地追随官军，寻找官军，始终站稳政治立场，尽管为此吃了很多苦。可王维就没这么幸运了。王维，字摩诘，与李白同龄（均出生于701年），自幼聪颖，九岁时便能写诗，而且工于书法，娴于音律，擅长绘画，是个多才多艺的才子。他在青年时就已名动京城，得到皇族诸王的敬重。安史之乱爆发时，王维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了。长安被叛军攻陷后，他追随唐玄宗不及，被安禄山所获。被俘后，他曾吃药取痢，假称患病，以逃避麻烦。但因为诗名太大，安禄山派人将他送到洛阳。威逼之下，王维当了安禄山的给事中。出任“伪职”在政治上显然属于失节之举。所以，待唐朝的官军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后，王维和众多“陷贼之官”一起获罪，被关进了监狱。幸好有人替他求情，再加上他的弟弟王缙请求削己官职以赎其兄之死罪，唐肃宗李亨这才原谅了王维。
王维早年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安史之乱之后，他更是心向空门，吃斋奉佛，不问政事，“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他写诗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因为崇奉佛教，王维所作的诗和画都极具禅意，苏轼对他的评价是：“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本人由此被后人称为“诗佛”。
李白、杜甫、王维，一位是诗仙，一位是诗圣，一位是诗佛，全是唐朝大名鼎鼎的诗人。可是，三个人在安史之乱时所选择的政治道路却大相径庭。李白在骨子里信奉的是道家思想，他在战乱之中首先选择了隐居，可是他又有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所以后来投靠了永王李璘，并因此遭受入狱、流放等政治打击。杜甫是儒家信徒，在战乱来临时，他选择与普通百姓一起承受苦难，同时在政治上坚守节操。王维信佛，“随缘度岁月”，被迫任“伪职”也好，事后被追究也罢，对他来说都成了“无可无不可”的事——他的心思本来就没放在乱糟糟的政治上。
但是，这三位诗人又殊途同归。在烽火连天的战乱岁月，道家诗人浪漫的设想，儒家诗人艰苦的作为，以及佛家诗人的“随遇而安”，全都不能左右时局——反倒是他们自己的命运被战乱深深地影响了。在战乱的裹胁之下，不管如何选择，等待三位诗人的其实都是苦难。另一方面，在安史之乱的刀光剑影黯淡了之后，在影响过三位诗人命运的李亨、李璘、安禄山等人被岁月的风尘遮蔽之后，在曾经的政治是非被历史的长河洗涤得发白之后，李白、杜甫、王维这三位伟大的诗人却永远地活在了人们的心中。他们雄踞诗歌艺术的巅峰之上，握手言欢；而他们的诗篇更是穿越千年，被人们反复吟咏。
或许，历史本来就这样：攻城略地的从来都是兵戈，而征服人心的却只能是文化艺术；兵戈因屠杀而生锈、腐烂，而文化艺术却因启迪心智而熠熠生辉，永载史册。
晚唐的“权力偏房”
在中国的帝制时代，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才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不过我们也必须清楚，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与史实不完全吻合。如果认真翻阅中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真正能把军国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的皇帝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的皇帝都避免不了大权旁落的悲剧，还有一些皇帝为此丧了命。针对这种情形，晚清时的著名学者郭嵩焘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番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权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郭嵩焘明确指出，皇帝的权力实在太大，不管愿不愿意都得与他人“共享”（天下大事那么多，皇帝一个人根本管不过来）。这些与皇帝分享权力的历代政治势力，堪称中国政权谱系中的“偏房”——他们有其实无其名，手中握有实权，可在理论上却没有治天下的“正式名分”。没有正式名分，就可以不承担责任，所以，“偏房”们往往更贪婪、更无耻、更肆无忌惮。
需要指出的是，郭嵩焘所说“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之语，符合唐朝前期的状况，用于晚唐则不符。晚唐时，后妃的政治势力已大不如前，倒是宦官的势力日甚一日，成了名副其实的“权力偏房”。
唐朝最有名的宦官大概要算高力士，他是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贴身侍卫。晚年的李隆基沉湎于享乐，这给善于拍马屁的高力士以极大的弄权机会。作为皇帝的“身边人”，高力士威慑朝野，连太子李亨都唤他“二哥”，公主驸马们甚至尊称他为“老太爷”，可见其权势之大。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皇帝对在外统兵的将领愈发不信任，于是就发明了“监军”制度，派自己的“身边人”宦官到军队中做监军，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军队解决困难，实际上是监督军事将领及军队的作战行动，防止叛变。监军系统置身于军事系统之外，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
“监军”制度实施之后，宦官系统开始走出皇宫，插手军事。宦官们虽然不懂军事，但却可以通过“告密”的形式陷害军事将领。著名大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因为没有满足监军宦官边令诚的勒索，边令诚就诬告高、封二人谋反，致使二人被朝廷处斩。
由于可以左右将领的生死，宦官监军在军中的势力开始坐大。他们把健壮骁勇的战士选拔出来作为自己的卫队，而把剩下的士兵拨给将帅。作战的时候，如果胜利了，宦官监军立即派人飞马回长安汇报，功劳归宦官监军；如果作战失败，他们就被罪责归于将帅。这样自私贪婪的监军非但不能防止军队叛变，反而会把军队逼得不得不叛变。
军队越叛变，皇帝越信任宦官监军，宦官监军越胡作非为，军队就越容易叛变，晚唐的政局由此恶性循环，一发不可收拾。唐宪宗李纯根本就不相信宦官会诬陷大臣和将领，他夸口说，宦官不过是家奴而已，差使他们办事只是为了方便，他们怎么敢诬陷大臣和将领呢？如果他们敢违法乱纪，拔除他们就像拔掉毫毛一样容易。可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早在唐德宗时期，宦官就已经控制了皇家卫戍部队“神策军”，此时的宦官虽然名义上还是皇帝的家奴，可实际上他们已然控制了皇帝的生死，控制了朝政。曾经夸下海口的唐宪宗李纯最后被宦官陈弘志谋杀。临死之际，李纯可能才明白，主人和家奴之间的关系有时是会发生逆转的。
从唐宪宗开始，唐朝以后的皇帝不是为宦官所杀就是为宦官所立，总人数达11位，时间近百年。所杀所立的史实均说明，晚唐的皇帝是傀儡，倒是名义上的家奴——宦官集团——成了皇宫中的真正主宰。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唐王朝，至此内困于宦官，外困于藩镇，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向没落。
晚唐的政局比较典型地演绎了宦官集团从家奴转变为主子的全过程，很好地说明了“权力偏房”一步步地坐大，最终反客为主、操控皇帝的历史逻辑。需要指出的是，“权力偏房”一旦养成、坐大，它就会成为政治格局中的一部分，很难轻易剔除。唐文宗李昂不甘于做宦官们的傀儡，就与亲信大臣密谋，试图利用“天降甘露”之机发动突然袭击，一举铲除宦官势力。可惜，事情在关键的时刻失败了。宦官集团疯狂反击，借机对朝臣展开了大屠杀，包括丞相在内的上千名高级官员全成了宦官们的刀下之鬼，朝堂之上几乎为之一空，而唐文宗自己则更彻底地成了宦官的傀儡——连他自己都称“朕受制于家臣”。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
说到底，“权力偏房”是集权时代不可避免的现象，皇权太大，单靠皇帝一个人无法承担，所以必然要与不同的势力集团一起分享。可是，帝制时代没有清晰、合理的权力分配机制和制约机制，所以，权力分享的过程也就必然会发生可怕的扭曲、裂变和衍生。“权力偏房”说到底也就是一种权力衍生品。金融衍生品泛滥，可以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那么，“权力偏房”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也会“绑架”正室，操控皇帝，裹胁朝廷，让正当权力为他们的邪恶目的服务。仅此一点，也足以证明专制制度的罪恶。
以古为镜说“裁员”
金融风暴来临之际，一些企业的日子不好过，情急之下，裁员便成了一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