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感震惊”。袁世凯被解职后两小时，美、德、英等国的驻华大使在英国使馆召开紧急会议，商议采取统一行动；次日，各国大使再次在美国使馆开会。德国外交部甚至宣布，鉴于中国局势不明朗，德国将推迟从中国撤回远征军的计划。国际上的媒体报道和评论了此事。《纽约时报》评论说，袁世凯被解职后，中国将会发生更多的“革命暴动”；《泰晤士报》指出，清廷解职袁世凯的公告冷淡无情；《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认为，袁世凯被解职标志着中国的新政（改革）将就此停滞……
外国人的判断并没有得到印证。被解职的袁世凯并没有利用自己掌控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向清廷发难，而是“温顺”地回到了河南安阳的洹上村，过起了“烟蓑雨笠一渔舟”的赋闲生活。他还将自己披蓑衣、戴斗笠，悠然垂钓的照片送到上海的《东方杂志》去发表，目的当然是向朝廷表态：我老袁很享受这种优哉游哉的赋闲岁月。
实际上袁世凯是在韬光养晦。他知道，当年的商朝名相伊尹在朝中遭人诽谤，不得已而选择隐居，隐居的地点就是洹上村。三年后，商王亲自到洹上村礼请伊尹回朝。在内心深处，袁世凯是以伊尹自比的。他为自己的“垂钓照”写了两首诗，名为《自题渔舟*二首》，其中的一首是：“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另外，他在1909年还写了一首《登楼》：“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这两首诗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他身虽隐居、心雄天下的心态。
袁世凯果然等到了机会。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不得不请袁世凯重新出山。这次，他坐收渔翁之利，一面逼着清帝退位，一面与革命党讨价还价，为自己谋得了大总统之职。看来，袁世凯在人生低谷时所写的励志诗并非虚妄。
同样是在1909年，22岁的蒋介石正在日本士官预备学校读书，他也写了一首诗《述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作者的志气亦为不小，“东来志岂在封侯”，后来的蒋介石成了“委员长”、“总统”，地位远在“封侯”之上。
还是在1909年，年仅16岁的毛泽东离开家乡，外出闯荡。离别之际，他给父亲写了一首诗《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诗中的那份志向、那种决绝丝毫不逊于前人。毛泽东后来成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其业绩妇孺皆知，不必赘言。
中国古代有“一诗成谶”的说法，三位大人物在1909年都写下了励志诗，他们后来都实现了自己的志向，他们的诗成了“谶语”。仅从这一点上看，1909年就显得很特别，因为此后中国几十年的命运，都与这三个人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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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封口费”
利用“封口费”来收买新闻记者，以达到“有偿新闻”和“有偿不新闻”的卑劣目的，这样的事情“古已有之”。远的不说，仅民国时期就出过好几起。
1915年，袁世凯要复辟帝制，为了取得舆论的支持，派帝制分子、《亚细亚日报》总编薛大可带30万元巨款去上海“运动报界”，同时还派人到广州去贿赂报纸和报人。当时，北京的《国华报》、《国权报》、上海的《大共和日报》、《时事新报》、长沙的《大公报》、广州的《华国报》都接受了袁世凯的贿赂。被派到广州收买报纸的人，到达广州后，对广州各报馆每家每月一律送银元“三百”（折合现在人民币约万元）。对报纸发行人、编辑、记者也大加笼络，发干薪、送宣传费、给红包等等。那些接受了袁世凯贿赂的报纸和报人，其论调便以筹安会的意志为转移，颂扬袁世凯的“雄才大略”，随后又声讨反袁的蔡锷将军。
当然，真正的新闻人是不会被金钱收买的。袁世凯曾派人携15万巨款贿赂著名报人史量才和他执掌的《申报》，遭到了史量才的断然拒绝。史量才拒绝之后还在1915年9月3日的《申报》上以“答读者问”的方式刊出《本馆启事》：“有人携款十五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所有馆中办事人员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并无反覆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是难赞同一日，特此布闻。申报经理部、主笔房同启。”用现在的话说，这不但拒绝了贿赂，而且还把行贿者给曝了光。还是在1915年，梁启超写了一篇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文章，批评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做法。袁世凯得知这一情况后，赶紧派人找到梁启超，要以20万元巨款买下此文。当时的20万元巨款超过现在上千万人民币的购买力，但梁启超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政论文章，随后又和他的学生蔡锷一起策划了护国运动，最后终于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
十年之后，1925年，著名报人邵飘萍支持郭松龄倒戈，反对军阀张作霖，并促成了冯玉祥和郭松龄的联合。他在《京报》上不断地发表通讯和评论文章，揭露张作霖的罪行。张作霖慌了神儿，赶紧汇30万元巨款给邵飘萍，想以此让邵飘萍“封口”。可是，邵飘萍断然拒绝了，他不但把钱退回了，而且还说：“张作霖出30万元收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这让张作霖非常气愤。张发誓：打进北京城就要枪毙邵飘萍！1926年4月，张作霖攻占了北京，邵飘萍果然被杀害了。
将民国时期军阀们收买报人和报馆的做法与今天的“封口费”事件作比较，我们不得不感慨：现实和历史何其相似乃尔！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捂住”，不要让外界知道，为此就要想方设法收买记者。面对金钱的诱惑，总会有一大批人放弃原则和操守，成为“端着新闻饭碗的丐帮”，这一点也是古今一致的。还有一点一致之处是：金钱固然可以收买一些人，但它永远不能收买所有的人。真正的新闻人不会为了“封口费”就泯灭了良知，就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操守。他们一定会秉笔直书，让人们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当年有一批新闻人拿了袁世凯的干薪和红包，对袁世凯搞起了“有偿新闻”，但是，史量才站了出来，他一个人就把这场精心策划的把戏全揭穿了，他一个人就破坏了一个大军阀和一批无良报馆之间的共谋。今天的“封口费”也与此类似，一批没有操守的记者拿了干河煤矿的“封口费”，可是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拍下了双方交易的照片，中国青年报随后的报道揭开了新闻界这耻辱的一幕。正因为有了良知和正义的坚守，所以我们才不会对未来过于悲观。
我们当然要进行反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记者去拿“封口费”？他们的新闻理想和职业操守到哪里去了？我相信，很多人在刚刚踏入新闻界的时候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学习新闻史的时候，他们佩服梁启超、史量才、邵飘萍等人，甚至还立志向这些人学习。可是慢慢的，一些人就蜕变成了拿“封口费”的角色。在转变的过程中，他们个人的因素当然是主要的，但是，我们的社会环境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我一直认为，金钱对新闻的腐蚀远不是最主要的，目前对新闻最大的干扰仍然来自强权势力。“强权新闻”和“强权不新闻”对中国整个新闻事业的摧残和伤害才是最致命的。中央电视台的敬一丹曾经跟*总理说过，“焦点访谈”的许多批评报道胎死腹中，被“说情”掉了。能够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去“说情”的，会是凡夫俗子吗？显然不是。中央电视台尚有这样的遭际，地方媒体的苦衷就更不用说了。
当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常常“不得不”向强权势力屈服的时候，新闻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其实就已经受到严重侵害了，新闻记者的理想和激情也随之受到了挫伤甚至是玷污。理想和激情丧失殆尽之后，职业道德的底线被突破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理想和操守往往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没有操守，理想很难实现；没有了理想，操守很难恪守。
现在的新闻记者，一部分需要被监督以恪守职业操守，更大的一部分则应从前辈那里汲取精神力量，自我提升，重新背负理想与激情上路。
选择合作者的智慧（1）
文幼章（1898——1988）是加拿大的一位传教士，他出生在中国的四川，12岁的时候回到加拿大读书，1925年的时候又来到中国，长期在四川传教和教书，很有声望。1934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江西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企图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这项运动先在江西发动，随后推向全国。1939年，蒋氏夫妇到四川抓新生活运动，他们要物色一个熟悉四川情况、有一定社会声望的外国传教士当顾问，当地的基督教组织推荐了文幼章。于是，文幼章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并被聘为“新生活运动”的顾问。
“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教育百姓要讲究秩序，服从管理，不犯上作乱；二、从改造国民的日常生活做起，规定了若干生活细节。如要拔上鞋跟，扣齐纽扣、走路要胸部挺起、邻里要和睦等；三、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四、以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特别是军事化）为目标，准备随时“为国捐躯”、“尽忠报国”。作为基督教传教士和汉学家，文幼章对改造当时中国颓废的社会风气、重建良好的道德规范有相当的认同。基于这个原因，他接受了“新生活运动”顾问的头衔，开始了他与蒋氏夫妇的合作。
可是，随着“新生活运动”的不断发展，文幼章发现问题远不是他想象得那么简单。光从表面上看，“新生活运动”的主张似乎是好的，可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蒋氏夫妇是要用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用对民众生活细节的要求来转移人民对国民党政治*、军事无能、财政危机、文化钳制的不满。更关键的是，蒋介石还在“新生活运动”的各级领导人中间安插特务，并以“新生活运动”的名义打击中国的*力量和言论自由。文幼章认识到：自己选择与蒋介石合作、担任“新生活运动”顾问的做法实在是一个错误。于是，他给宋美龄写信，批评“新生活运动”，说“这是在搞法西斯主义，毫无价值可言。”1940年，文幼章断然辞去了“新生活运动”顾问的职务，中断了他与蒋介石的合作。这之后，文幼章除了继续教书外，还于1944年秘密接受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任务，在中国搜集情报。
1945年1月，文幼章在重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结识了周恩来。周恩来向文幼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提出建立经常的联系，以便让更多的外国人正确地了解中国的情况。文幼章坦率地告诉周恩来：“我还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谍报人员。”周恩来回答：“这个，我们早已知道。但这并不妨碍你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此次谈话之后，文幼章果然更加“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他在进步学生的*上发表演讲，批评国民党的*统治。1946年，他应周恩来的邀请，推迟了回国的时间，留在上海，帮助共产党编辑英文刊物《上海通讯》。这份刊物免费发放给英语世界的知名人士，向他们介绍国民党搞*统治、*人民的罪行。1947年，文幼章回到加拿大，此后一直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选择合作者的智慧（2）
作为一个有声望的外国传教士，文幼章曾与国民党合作，后又与共产党合作。他的这种转变意味深长，有着相当的象征意义。从大的方面讲，文幼章的选择再次印证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历史规律——国民党 “失道”，所以“寡助”；共产党“得道”，所以“多助”；从小的方面讲，我们可以看出文幼章选择合作者的智慧——他没有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看到了本质，看清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个人能够在纷纭复杂的社会上正确地选择合作者，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本事。很多人，往往就是因为选错了合作者而导致失败的。范增本来也是一个不错的谋士，可惜，他辅佐了项羽。假如他选择的合作者不是项羽而是刘邦，那么结果肯定大不一样。李敖曾说，选择跟什么样的人一起战斗有时比为什么战斗还重要。此言甚是。譬如，一个成年人，想找个异性结婚实在是一件极为正当的事。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找个什么样的人结婚，远比结婚本身更重要。可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想找到一个好的合作者容易吗？
答案是：不容易。
孔子当年坐着牛车周游列国，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位合适的君王，然后与之合作，实践自己的“仁政”思想。孔子最终也没有找到好的合作者，所以才在晚年选择了著述和讲学。孔子之后，孟子也是如此。在战国七雄中，孟子最看好齐国。在齐威王时期，孟子就曾到齐国宣传自己的“仁政”主张，齐威王送给孟子“上等金100镒”，但不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孟子拒绝了馈赠，失望而去。到了齐宣王时期，孟子再次来到齐国。这次他享受到了统治者给予的优厚待遇，“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他与齐宣王进行了多次交流，“推销”他的“仁政”思想。碍于孟子的学术威望，齐宣王口头上表示要“尝试”孟子的思想主张，可实际上并不行动。孟子见自己的思想主张难于在齐国实行，准备再次离去。齐宣王开出了更优厚的条件——“养弟子以万钟”——来挽留孟子。可是，他挽留孟子的目的是为了让孟子和其门徒成为道德楷模，以供齐国人学习。孟子要的是自己的思想主张得到真正落实，所以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去。可是，等真要离开齐国的时候，孟子又犹豫了，他说：“千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而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虽然，岂舍王哉？……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怀着幻想和期待，孟子在齐国的边境上逗留了三天，等待齐宣王来追他回去，然而，齐宣王没有来。在我看来，孟子的这段际遇堪称中国思想家与统治者之间貌合神离的经典范例。它告诉后人，作为一个人文学者，能否被当权者赏识、礼遇是一个层次，自己的思想主张能否被当权者接纳则是另一个层次。做到前一个层次很难，做到后一个层次就更难了。
由此可见，选择合作者，除了个人的智慧之外，机遇也很重要。在这一点上，文幼章要比孔子、孟子幸运得多，在离开了蒋介石之后，他还能遇到周恩来。不过，文幼章也好，孔子、孟子也罢，他们在选择合作者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是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