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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末新政显然是在内外交织的压力之下开始的。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戊戌变法，康梁的改革主张颇合光绪皇帝的心意，可是却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强烈反对，结果变法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京城而告终。可是，形势比人强，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起逃亡西安。在强烈的刺激之下，大清的高级官员认识到，大清帝国若要强大，就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就不能自强，不自强就无以抵御外辱。所以，京城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在1900年底纷纷上书，陈述他们对行政、军事、教育、财政等各方面的改革意见。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治方法则应顺应时代潮流，进行必要的改革。由此，为期十年的清末新政揭开了序幕。
清末新政的改革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了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法律等各个方面，我们不妨做一下简略回顾——
在教育方面，清朝于1901年废除了八股文，于1904年制定了一套模仿日本的学堂管理规章，最后于1905年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与此同时，清朝还鼓励创办新式学堂，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政治上，清朝开始进行立宪的准备工作，于1905年派遣以载泽为首的五位大臣出洋，到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考察立宪政治。1908年，清朝宣布实行宪政的计划，声明将在1916年颁布宪法，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同时还发布了“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是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宪法为范本的。1911年，清朝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责任内阁”，这就是后来遭人诟病的“皇族内阁”。
在军事上，清朝开始改革兵制，着手训练新军。新军被编为36镇，每镇12500人。为了培养军事人才，清朝决定在全国各地建立武备学堂，同时还派人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在法律方面，清廷设立专门机构，由法学家沈家本主持，检查《大清刑律》，废除了剐刑、枭首、文面等酷刑。此外，还完成了《钦定大清商律》、《奖励公司章程》、《破产律》等法律，对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txt小说上传分享
跌倒在变革的路上（2）
此外，清末改革还带动了民间结社、办报等新社会现象的出现。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渠道得以拓展，咨议局、资政院、自治会等反映民意的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和民众互动的格局初步形成。
总而言之，为期十年的清末新政确实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甚至还可以说，新政已经为原本奄奄一息的大清增加了几分活力。可是，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致命的体制缺欠，所以，它非但不能挽救大清帝国覆亡的命运，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大清政权的崩溃。这一点，着实耐人寻味，有必要做仔细的分析。
二
概括地说，清末新政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清朝最初的想法是：通过实行新政，一步一步地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样，不仅可以抵御“外辱”，而且还能加强清廷贵族的威权统治。这个构想当然是不错的，可是，世事难料，设想和现实效果之间往往会出现巨大的反差。清末新政正是这样。
在人心思变的时代，清廷有能力发动一场社会改革事业，但是，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已经没有能力控制这场改革了。换一句话说，清末新政最初虽然是朝廷发动起来的，可它后来的发展轨迹却超出了朝廷的设想。这一点看似难于理解，其实并不复杂。一场整体性的社会变革，它本身往往是有发展规律的，而这种规律并不以发动者的主观期许为转移。
以新政中派遣留学生一事为例。在新政时期，清廷一面在国内创办新式学堂，一面派遣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在派遣的留学生中，去日本留学的人数最多。据记载，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朝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仅280人，等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留日学生就已经达到了8000人。为什么要大规模地派学生去日本而不是别国？对此，张之洞的论述很有代表性：“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考，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应该说，张之洞的主张既表达了中国人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迫切感，又考虑到了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诸多具体方便——“同文、同种、省费”。对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张之洞给他们的临别赠言是：“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戴红顶，做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①由此可见，清朝对留学生是抱有厚望的——期待着他们学成归来，“戴红顶，做大官”，做大清王朝合格的管理人才。
可是，事情的发展根本就不按照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朝廷大员们的设想进行。中国学生到了日本之后，眼界大开，很快就接受了新的思想洗礼。同时，对照日本，他们愈加发现祖国的落后，产生了强烈的改造国家的愿望。他们翻译书籍，创办杂志，用学到的先进思想启蒙国民。可是，大清朝缺乏足够的胸襟，它不愿意看到留日学生鼓吹“宪政、*”等新思想，对留日学生进行严密的监控、防范和*。这些做法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留学生在国外，控制起来毕竟不如在国内方便），反而激化了留日学生与清廷之间的矛盾，促使留日学生几乎一致地倾向了革命，成了后来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
跌倒在变革的路上（3）
更关键的是，留学生的新思想在国内得到了响应。1905年4月，湖南籍留学生黄尊三等一行60人抵达武昌，他们要在这里拜别张之洞，然后启程赴日留学。作为地方大员，张之洞要求学生们对他行跪拜之礼。这一要求遭到了学生们的拒绝。张之洞感到“很没面子”，就下令对留学生“不放行”，试图以此收到压服之效。期间，湖南巡抚端方与张之洞反复磋商，端方致电威胁学生：如敢对张之洞不敬，将取消其留学资格。学生们异常愤慨，表示宁肯不去留学，也不能牺牲人格尊严。双方僵持，致使学生在武昌滞留了十天之久。后经多方斡旋，双方接受了鞠躬之礼。接见之后，张之洞虽然以西餐宴请学生，但大家并不领情。针对此事，黄尊三在留学日记中写道：“中国大官，只顾一己虚荣，不知尊重他人人格，实属可鄙。以自命好士之张香涛，尚不免此辱人之行，他更无论，思至此又未免可慨。” 这批学生日后不但没有回国“戴红顶，做大官”，反而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党”，回国后干的正是推翻大清王朝的伟大事业。
张之洞与晚清留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耐人寻味。张之洞是促成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的一位重要的大员，按张之洞的理解，留日学生对他这位老前辈心存感激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朝官员的心态是：希望“学”成为“官”的传声筒和应声虫，成为没有头脑、不会独立思考、只会喊“喳”和“万岁”的奴才。可是，晚清的留日学生不这么想，在他们眼里，人格尊严比什么都重要。高贵的头颅和独立的思考是“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舍此，学者便不再是学者，只能是奴才！奴才靠跪拜“主子”而获得赏赐，而学者靠独立的思考和丰厚的学养赢得人们的尊重。这是有着本质的差别的。清廷希望通过新式教育培养出有着高超本领的忠臣孝子，可实际上，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绝大部分成了清廷的贰臣逆子。
军事改革也引发了与教育相似的效应。经过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侵略北京两件大事的刺激，清廷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组建新式军队的重要性。由此，朝廷命令各省改革兵制，取消旧式“武举”，创建新式的武备学堂，组建拥有西方武器装备和受过西式军事训练军队。这个想法本身是不错的，可是对清朝来说却隐藏着致命的危机。要训练新军，新式军官就必须有相当的学识（这才能保证他们使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接受先进的军事思想），为此，清廷派遣一批人到日本学军事，可是，这批人在日本学军事的同时也接受了先进的思想，不再“忠君”了。结果，当辛亥革命发生时，原来属于清朝的新军大部分倒戈，站到了革命的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末新政也可算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三
清末新政之所以失控、为大清王朝培养“掘墓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专制体制的弊端。晚清的统治阶层在总体上是没落的清廷皇族及*的官僚利益集团，这些人是专制政体的既得利益者。迫于内外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发动清末新政，试图通过改革来缓和社会矛盾，借增强国家实力之机来加强自己的威权，扩张自己的势力。所以，这些人发动改革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富国强兵”，使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东方，而是为了保住大清王朝，保住甚至扩大皇族和封建官僚集团的权势。正因如此，清末新政从启动的那一天开始就充满了矛盾，使得很多好的改革举措无法实施。 比如，清末新政废除了科举考试，提倡举办新式教育，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 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依然要求培养“忠君”、“尊崇孔教，爱戴大清”的“子民”，忠君教育始终是清廷不肯放弃的一条底线。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跌倒在变革的路上（4）
再比如，资政院和咨议局的创设本是为了广开言路，为宪政做准备工作，可是，清廷却愈加严格地控制人们的言论。当清朝宣布接受立宪思想的时候，作为响应，中国的知识界要求召开国会。梁启超还在日本东京组织政闻社，促进宪政运动。按说，这是一种正常的互动，但清廷却对此十分害怕，警告人们不要议论政治，“绅商不得干预立宪”，甚至要求人们不得公开发表演说，同时指出，主权仍然属于皇帝，决策权仍然在朝廷。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庶政公诸舆论，而实行庶政，裁决舆论，仍自朝廷主之”。由此可见，尽管是在改革时代，专制政体依然惧怕民意，惧怕舆论。而所谓的“公诸舆论”，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一旦人们真的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专制政府就会立即露出真实的丑恶嘴脸，打压言论自由。
在“立宪”这个问题上不尊重民意，剩下的一条路就是既得利益集团闷着头自己搞。殊不知，没有舆论的推动，统治阶级内部的政体改革就缺少了必要的压力，所以就动作缓慢，1905年派大臣出洋考察立宪政治，结果到了1911年才成立一个所谓的“责任内阁”，而这个内阁便是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它的13名内阁成员中，汉人只有4名，满人却有8名，而这8名满人中，皇族又有5人。也就是说，这个内阁成员绝大部分是满人，而满人中又以皇族为主。至此，清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本意暴露无遗：他们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不过是在借“立宪”之名集权于皇族。政治体制改革的精髓就是“分权”，可是，清末新政中的政治改革非但不“分权”，反而借改革之名行集权之实。这样的改革，怎能不遭唾弃？不改革不行，改革得太慢也不行，打着改革的旗号骗人更不行。腐朽的晚清皇族可能至死都不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深刻理解这番道理的任务就落到了今人的身上。
清廷不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挤压人们参与改革的空间，而且还在经济上剥夺民众分享改革成果的权利。改革需要大量的资金，可是，清廷在宣布实行新政时并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它筹集资金的办法就是榨取——以强制捐献和额外税收等名目榨取公众的钱物。这样，改革的“阵痛”大部分由老百姓承担了。许多百姓因此流离失所，成了游民，这些游民最后成了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要数保路运动。1911年5月，清廷以“铁路国有”为名，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然后又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此种公然侵害民众权益之事自然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于是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在与清廷交涉无果的情况下，领导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团结广大民众，对清廷施加压力。他们巧妙地把经济目的和政治权利联系在一起，要求清廷遵守当初的许诺。在1901年的新政诏书中，光绪皇帝明确表示“铁路准归商办”，可是现在，清廷竟然又说铁路必须“国有”了，这等于剥夺了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权利。当年的新政诏书还宣称“庶政公诸舆论”，可现在，民众的舆论明明要求清廷收回不合理的命令，可清廷就是不接受。保路同志会在成都设祭坛，焚香祭奠光绪皇帝，以此来给清廷施加政治和道德压力。可是，清廷依然置民众的合理要求于不顾，拒绝与保路同志会协商解决。清廷的粗暴做法导致冲突升级，保路同志会于9月1日做出了抗税的决定，而清廷则下令*保路运动。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蒲殿俊等9名保路同志会会员，还枪杀了数百名请愿群众。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这激起了人民更大的愤怒，同盟会的龙鸣剑、王天杰等人借机掀起了武装暴动，四川局势由此不可收拾，这时清廷才答应给铁路投资者以足额赔偿，但为时已晚。起义活动四处蔓延，当局根本无法控制。清廷只能从湖北调军队前往四川*起义，结果恰在此时，湖北又爆发了武昌起义，大清朝由此轰然坍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跌倒在变革的路上（5）
不许民众参与改革过程，不愿意让民众分享改革成果，改革最终就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场分赃。清末新政就是对这一点的最好诠释。实际上，无论是训练新兵还是创办工矿企业，无论是修建铁路还是铸造钱币，参与清末新政的官员全都中饱私囊，借机*。在新政时期，清廷的高级官僚和商人联合，创办了一批新式资本主义企业，可是，官员插手企业的结果是，搞得中国的企业产权混乱，官商不分，*丛生。对此，《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作了精彩的分析：“中国官僚是从来不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们的态度多半取决于这项事业经营的结果。如果经营失败，他们就把自己的失败转嫁给其他股东，而不是自己去偿还贷款；如果有红利可分（在1900——1911年间经常分红），官僚们总是认为他们投了资，利润都应归自己。最后，甚至在经营方面，由于官僚们越来越多地亲自插手而不是托给商人管理，官方企业就更像私人企业了。”
当然，从物质层面上看，新政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吸引很多有作为的汉族大员——如张之洞、袁世凯等——参与其中，似乎给晚清带来一些起死回生的迹象。但我们必须明白，他们之所以热心于新政，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清朝，忠于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