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思想”的人，当年是知识分子领导工农干革命，现在则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因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既然要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兵学习，知识分子原有的那些非工农兵的气质——包括优雅的举止、多愁善感的性格、丰富多彩的个性、细腻精致的审美情趣——就都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了。工农兵哪能这么“小资”？工农兵怎么能向“小资”学习？剩下的，就只有知识分子向劳苦大众靠拢了。于是，简单、通俗、朴素、粗犷直至粗糙、粗鄙成了“时尚”，“我是个大老粗”反倒成了一个炫耀语。至此，民粹主义者抬高民众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只是，民众的素质并没有真的提高——他们看上去很高，是因为知识分子在跪着。
知识分子跪倒了，他们日后的一切悲剧命运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跪倒的人所能做的事只有两件：歌颂与忏悔。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歌颂党、歌颂政府、歌颂领袖和英雄，到最后，文艺作品成了领袖思想的注释和政策的传声筒，知识分子本身也就成了被抽走灵魂的创造机器。因为不是工农兵，他们需要忏悔，为此，他们逆来顺受，甘做革命的“驯服工具”，老老实实地进行思想改造以加强自身修养，可是他们还是中了“阳谋”，成了“右派”，先是走进五七干校，接着是在*中成了“臭老九”，被戴高帽，被揪斗，被游街。至此，民粹主义在“反智”的道路上走到了极致。知识分子成了罪人，知识本身成了一种罪过——“知识越多越反动”嘛！
四
民粹主义从19世纪50年代在俄国萌芽，到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的极端化实践，其间经历过若干阶段，发生过若干悲剧性转换。分析民粹主义的几个发展阶段及相应的悲剧性转换，对今天的知识分子仍有警示意义。概括地讲，民粹主义在一百多年间，在中俄广袤的地域上，经历过以下几个发展阶段，完成了以下几个悲剧性转换——
其一，从心灵忏悔到“走向民间”阶段。俄罗斯的贵族知识分子“起源于怜悯和同情”，开始关注广大的穷苦农民，并进而良心发现，有了原罪意识，这本来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高尚的情操，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当他们急切地付出行动，“走向民间”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时，民粹主义者思想上的自我反省转换成了行动上的“革命运动”，这就混淆了思想彼岸与现实此岸之间的界限。对知识分子而言，思想和行动之间的界限在很多时候是不可混淆的。对此，钱理群教授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人文学者必须小心地划清‘此岸’与‘彼岸’的界限，清醒地认识自己思想的彼岸性，即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认清思想的合理性并不就是现实的合理性，而绝不越位将彼岸理想现实（此岸）化。这自然不是说可以脱离（不关心）此岸现实，他的超越性关怀必须建立在现实关怀的基础上，而他的作用也是通过对现实进行的批判而实现的。……他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揭示现实人生、社会现存思想、文化的困境，以打破有关此岸世界的一切神话，绝不能越位变成直接的现实行动。”⑥理想是美好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尤其美好，但是，如果思想者不顾现实条件，不惜以极端的方式使自己的理想现实化，就会陷入乌托邦与暴力革命相结合的危险境地。在19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认为，只要能推翻沙皇，公平地分配土地，就能在村社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个乌托邦，他们不惜采用暴力手段，策划暗杀行为，不能清晰地区分理想彼岸与现实此岸之间的界限，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当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悲剧性的泥潭。英国的思想家保罗？约翰逊说：“警惕人文学者，尤其要警惕带有权力倾向的雅各宾式的人文学者。一旦他们和极端权力、极权主义相结合，他们就可能把他们的胡思乱想作为终极真理加强于人。那时，他们不是引导人走上迷途，而是强迫人走上‘正路’。” ⑦反观20世纪人类的重大灾难，无论是德国的纳粹主义还是日本军国主义，无不是在一个美丽乌托邦的旗帜下，以信仰和“为了理想”的名义去杀人，去制造灾难。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我们必须汲取。
民粹主义的悲剧之路（5）
其二，从知识分子的个人反省到政党的政策性阐述阶段。民粹主义从俄国传到中国，最初仅限于知识分子个人反省、忏悔这个层面上，五四时期，鲁迅先生《一件小事》中的道德反省就是一例。在这个阶段，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是自愿自发的，是真诚的也是朦胧的，一方面，他们看到了劳苦大众道德高尚，知识分子在皮袍下面有自己的“小”，应该向大众学习；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劳苦大众愚昧、麻木的一面，这又要求知识分子要负起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的任务。这两者原本是结合在一起的，以文学形象而论，民众道德高尚的一面体现在《一件小事》中车夫的身上，而民众愚昧、麻木的一面则体现在阿Q的身上。可是到了后来，由于政党力量的介入，民粹主义以文化政策的方式被确定，这时，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之间的关系变得无比清晰——知识分子必须仰望大众，口气不容置疑，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这其实是没有分清个*利与政权需求之间的严格界限，政权需求已经严重越界，侵犯了私人的精神空间，尤其是知识分子思想自由的神圣权利。至此，“人的忏悔”转换成了“忏悔的人”，词序的颠倒意味着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自主精神空间的彻底丧失，在“人的忏悔”阶段，知识分子是以一个站立者的姿态在审视、反思，他们的头颅是高昂的，脊梁是挺直的，虽然他们的判断不够清晰，但人格和精神都是独立的，自主的；可在“忏悔的人”阶段，知识分子是跪倒在劳苦大众脚下的，他们的头颅不得不低下，脊梁不得不弯曲，此时的他们是不能自主的，他们只能以跪倒的姿态忏悔自身的罪孽，同时讴歌“人民”的伟大。
其三，在政权结构内，民粹主义也经过一个从策略性表述到原则性规定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几乎全是知识分子，可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先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可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要依靠劳苦大众，特别是广大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为此，知识分子就得“走向民间”，向民众宣传革命。在发动民众的初期，主要是知识分子影响大众，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宣传，中国的劳苦大众哪里会懂得“无产阶级革命”、“布尔什维克”之类的政治术语？然而，为了消除劳苦大众与共产党组织之间的隔阂，知识分子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宣传上强调“劳工神圣”，强调劳动人民“最崇高”，“最可爱”，“最具有革命性”。这些抬高民众的说法在当时是一种手段，一种策略，可是，随着革命队伍的壮大，劳苦大众出身的人在革命队伍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劳苦大众成了革命的主体力量，知识分子成了点缀。与之相对应，民众的思维方式、接受水平、审美情趣甚至是生活方式——民众话语——成了革命的主流语言，而知识分子话语则日益边缘化。至此，最初的策略性表述被固定下来，成了政党的原则性规定。在这个过程中，革命知识分子使用的手段也随之转换成了革命的目的。
策略转化成了原则，手段转化成了目的，乍一看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弄假成真的事实在太多了。许多人在读书之初是要立志做学问的，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地考试，考来考去，学习的目的也就逐渐变成是为了考试，为了拿学位，为了评职称。对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学位、职称、学衔不但是一种诱惑，有时分明就是一个个的门槛。跨越一个个的门槛成了治学的必经阶段，这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让自己的目标在手段处止步，也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原则在现实的策略性应对中迷失了方向。
让我们再回到民粹主义的话题。民粹主义之所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俄中两国都发生了悲剧性的转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丧失。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精神独立和人格独立既是他们最宝贵的人生品格，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自主判断和自由言说是他们对社会最重要的贡献。有了这些，他们足可以挺直脊梁，高昂头颅，无愧天地，根本用不着自责，更用不着靠抬高别人、贬低自己来“赎罪”；可是，如果丧失了这种独立性，他们即使低头忏悔，即使受苦受难，也无法拯救自己——悲剧在丧失独立性的那一刻就已注定。这，或许就是民粹主义悲剧之路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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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段柔软的自由（1）
――读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最近几年，谈论自由主义的文章和书籍不少，不过很多都是从政治理论的视角来阐述的。钱满素的《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一书则从历史的视角切入，通过美国的具体历史实践来考察自由主义的确立和成长过程，为人们更深入地理解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份鲜活的标本。正因如此，这本书才有特别的意义：这除了能让人从学理上领会自由主义的思想魅力外，还能让人看到自由主义在实践层面上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一
站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去眺望北美洲的那片土地，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家美国从建国之初就有着深厚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1620年，约翰？温斯罗普带领着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跨越了三千英里的大西洋，来到北美蛮荒，他们在登陆普利茅斯时签订的那份《五月花公约》就蕴涵了自由主义的种子――宪政和契约精神在这份历史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清教徒既不想当奴隶，也不想当主子，“他们将财富视为上帝恩宠的象征，是得救的外在迹象，因此以富裕为荣。同时他们又主张勤奋节俭，反对奢侈，两者相辅相成，就养成了一种独特的心态和行为方式，无意中非常有利于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发展。”
摆脱了英国的清教徒最初也是存有乌托邦幻想的，他们认为，自己跨越大西洋的迁徙之举是完成与上帝的约定，当踏上北美土地的时候，“上帝的子民”就已经获得了独立，剩下的，就是创建“山巅之城”――按照《圣经》去构建教会和政府，引导人民服从上帝，勤奋工作。为此，清教徒最初的组织建立在三大契约之上：天恩之约、教会之约和公民之约。天恩之约是信徒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约定，教会之约是信徒之间的约定，而公民之约是信徒作为公民在成立世俗政府时的约定。显而易见，在最初的契约中，宗教色彩十分强烈。在马萨诸塞殖民早期，只有教会会员才有在政府中任职的权利。可是，到了移民的第二代，美国人的宗教色彩大大减弱，清教徒的子女们对父辈视为特权的教会会员资格已经很不在意了。他们没有宗教体验可以汇报，不能取得会员资格。可是，如果不接纳他们为会员，他们的下一代又该怎么办？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日后又该如何维持？最后，美国人只好减低标准，在1662年搞“半途契约”，规定凡是会员的子女都能成为“半会员”，以使他们的子女能照样受洗，并有望成为会员。在教会不惜改变原则以迁就现实的时候，清教美国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也就开始了，而这一过程一旦开始就再也不能停下来了。清教徒“山巅之城”的理想在世俗压力面前失败了，可是一个迁就人性的良好传统却保留下来了。这一点十分重要。一个理论一旦被尊奉为万世不变的教条，那么它的思想活力也就丧失殆尽了，它距离被人们抛弃的时间也就不远了。
《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的确立，它意味着自由主义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下面这段人们耳熟能详的句子就是美国人两百多年来的共识――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有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身段柔软的自由（2）
《独立宣言》发表于1776年，到了1787年，美国人又以宪法的形式使自由主义思想体制化。
二
以宪法的形式将自由主义确定为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仅仅是自由主义思想“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在漫长的历史中，自由主义显然还要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考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种思想只有充分地经受得住自历史实践的各种考验，才能够真正地被后人认可。
第一种考验来自自由主义的内部。就在制定美国宪法的过程中，自由主义思想者的内部发生了“党争”，先是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争，其后又是联邦党与*共和党之争，最后一直发展为共和党与*党之争。在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争中，一派强调建立联邦政府的重要性，另一派则担心过于强大的中央政府会催生*者，削弱州权，并进而侵犯公民权利。反联邦党人的这种担心其实联邦党人也有，于是，联邦党人允诺将《权利法案》与宪法同时通过，以确保公民权利不被侵害。这样，反联邦党人接受了宪法，第一次党争结束了。
在反联邦党人从政坛消失之后，美国内阁是清一色的联邦党人，可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分歧。汉密尔顿是开国之初最坚定的强大中央政府的倡导者，他在担任财政部长后，推行国家主义、重工主义和精英统治，极力将美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可是，在《独立宣言》执笔人杰斐逊的心中，农业与美德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代表农业利益，反对强大的政府，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他虽然不相信人民能够直接治理国家，但相信人民有能力选出代表他们利益的合适的人来治理国家。与汉密尔顿相比，杰斐逊接近民众，接近*。这场争论的结果是杰斐逊回到了弗吉尼亚，组建了自己的党派――*共和党，这是美国历史上明确成立的第一个政党。
1800年，杰斐逊在竞选总统中胜出，政权在联邦党与*共和党之间和平转移。有趣的是，在竞选的关键时刻，是汉密尔顿为杰斐逊的当选做出了贡献。此举表明，两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