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杰斐逊在竞选总统中胜出，政权在联邦党与*共和党之间和平转移。有趣的是，在竞选的关键时刻，是汉密尔顿为杰斐逊的当选做出了贡献。此举表明，两党的共识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分歧，这一点恰如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所说：“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在杰斐逊八年的总统任期内，他也确实接受了许多联邦党人的大部分政策。可以说，杰斐逊在政治上矫正了汉密尔顿的精英统治，可在经济上则使美国一直沿着汉密尔顿国家主义和重工主义的道路发展。由此可见，美国的两党历来就有既斗争又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传统。
1812年，联邦党因为在反英战争中持反战立场而瓦解，*共和党有过短暂的“一党独大”时期，可是，到了1817年，安徳鲁？杰克逊带领着自己的人马从*共和党分裂出去，组建了*党，余下的*共和党则改成国家共和党，后又改成辉格党。*党更多地代表底层，而辉格党则更多地代表上层，*党代表南方利益，而辉格党则代表北方利益。此后，在南北内战中，*党因支持奴隶制而遭受重创，辉格党也适时淡出，北方成立*――共和党。至此，形成了美国共和、*两党相互竞争的格局定型，一直延续至今。
几次党争不但没有使美国政府土邦瓦解，而且还有效地整合了思想和政治资源：联邦权与州权的冲突以联邦的胜利而告终；南北冲突以奴隶制度被彻底埋葬、北方的胜利而结束；工商业与农业的矛盾以美国的工业化实践而完结；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权力之争以精英的彻底妥协而告终。美国为这些争执付出过大大小小的代价，但有一点是足可欣慰的，那就是：所有争执的解决最终都有利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蓬勃发展。
身段柔软的自由（3）
三
在政治上废除了奴隶制，在经济上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这使得美国的社会发展高歌猛进，至20世纪初，它就已经跃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不会出现危机，也不意味着它奉为立国之本的自由主义就不会再遇到更为严峻的挑战。挑战就在眼前。
在一个自由放任的社会里，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社会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分化，可如果分化过大就会出现危机。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可少数人的消费毕竟有限；大部分人没有购买力，不足以刺激经济发展。如此，就造成了产品积压，最终导致了经济大萧条。
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出现在1929年，当时的总统胡佛近乎虔诚地信奉自由主义的执政理念，相信“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所以他始终不敢迈出国家大胆干预经济这一步。在一个经济大萧条的时期，政府不敢干预经济也就无力保障人民的基本福利，于是，人民对胡佛失望了，甚至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也产生了动摇。这个时候，富兰克林？罗斯福出现了，他于危难之际大胆启动新政，从而给美国的自由主义赋予了新的内涵。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3月至6月间敦促国会通过了15个主要法律，其中包括银行紧急法、经济法、联邦紧急救急法、农业调整法、紧急农场贷款法、田纳西流域整治法、保险真实法、家宅贷款法、全国工业复兴法、银行法等。这些新政一方面开启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另一方面也开启了福利主义的大门――政府要直接地对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负起责任。
在罗斯福新政之前，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人并不认为政府应该对经济危机承担责任，也不认为政府应该负责人民的生活保障。在崇尚个人奋斗的国度，个人对自己的成败负责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在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自由主义的原有理念捉襟见肘，无力应对。可以说，是罗斯福新政在扩大了政府职权的同时也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内涵。一个显见的例子就是，罗斯福总统阐发的“四大自由”理论――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如今理所当然地成了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新政在很多地方都突破了原有自由主义的理论底线，但是，罗斯福依然以自由主义者自称，他说：“我们说文明是一棵树，在成长的过程中会不停地产生朽木。激进派说：‘把它砍了。’保守派说：‘别碰它。’自由派妥协说：‘让我们来修剪它，这样就既然不会损害老树干，也不会损失新树杈。’
就这样，罗斯福使自由主义从自由放任的古典阶段过渡到国家有限干预的现代阶段。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的概念变得有些含混、复杂。好在美国人讲究实用，不那么教条。只要罗斯福能带领国家走出经济大萧条的危机，人民就不会为捍卫所谓的“意识形态”而去打倒他，相反，在1936年第二次竞选总统时，他所到之处受到了“连他自己都感到过分”的热烈的欢迎。
四
自由主义的力量不仅在于它能在非常时期培养出非常之人以采用非常手段带领国家度过危机，比如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更在于它有着超强的宽容精神和试验品格，允许各种不同的思想存在，甚至还允许他们把思想付诸实践。这样不但可以让整个国家保持活力，而且也让人民对各种政治思潮有切实的比较和选择。这一点，非常突出地表现在美国社会对待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态度上。。 最好的txt下载网
身段柔软的自由（4）
19世纪初，美国的工业革命彻底地改变了原来以农业和小手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工业化导致大批雇工出现，他们没有土地，只能接受资本家的“剥削”，成为“工资奴隶”。与此同时，社会财富高度集中，贫富差距急速扩大。严重的社会问题促使很多有识之士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在这种情况下，空想社会主义一度在美国很有市场。在内战前的一段实践里，美国是一个乌托邦盛行的时代，正如爱默生所说：“每个读书人的背心口袋里都揣着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这些“理想社会的蓝图”当然与美国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格格不入。如果是在专制国度，这些“不同政见者”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可是，美国人不这么干，他们邀请这些人到美国来“试验”。
1824年，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罗伯特？欧文来到了美国，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他花15万美元在印第安纳买下3万英亩的土地，改名为“新和谐”，开始建立他美好的公有制社会试验。在“新和谐”里，财产公有，决策*，所有的人在店铺里各取所需。医疗和教育当然也是公费的，文化生活也搞得丰富多彩。可惜好景不长，“新和谐”的内部就出了问题，大家对财产的使用争吵不断，生意亏本不说，还有人贪污。不到一年，欧文就被迫出售财产以维持生计，不到三年，“新和谐”就彻底失败了。
欧文的蓝图失败之后，傅立叶的“法郎吉”构想又吸引了美国人，于是又有美国人建立了34个“法郎吉”，当然最后也失败了。类似的试验一度层出不穷，可惜都失败了。对此，爱默生发问：小范围内尚不能实行，如何在大范围内实行？此后，乌托邦思想在美国失去了市场。
在以后的岁月里，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美国历史上还一度出现过“老左派”、“新左派”等激进思潮，甚至是亲苏组织。但是，奉行自由主义的美国社会具有超强的包容性，这些激进分子最终被“体制”吸纳，汇入了主流社会。美国体制这种“化敌为友”的能力实在让惊叹不已。宽容是自由主义带给现代社会的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宽容虽然不等于价值中立，但是宽容确实能保证多元文化的存在与发展，而这恰恰是保持社会活力的重要因素。
阅读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一书，我最强烈的感触就是：自由主义的身段是柔软的，它能灵活地迁就时代和人性的变化；同时，自由主义骨骼又是坚硬的，它核心的价值观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大潮的冲击之下始终屹立。这就是自由主义呈现给我们的一种力量。我觉得，对于一种思想理论而言，最可贵的不在于这个理论为人类描绘了多么美好的前途，也不在于理论本身能否在学理上自圆其说（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的理论实在是太多了），而在于这个理论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与社会实践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它的核心理论能被实践所确认，并反过来用于指导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主义比各种乌托邦思想都优越。各种乌托邦思想以许诺人间天堂作诱饵，可在实践中却一次又一次地把人们带到地狱。自由主义很少豪言壮语，甚至不给人们任何许诺，可是它却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让人们找到尊严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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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教育的科举之弊（1）
2005年是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周年，自废除科举制度的百年来，中国的教育几经起伏，坎坎坷坷地走到了今天。如今，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反思科举制度的得失成败，清醒地认识和解决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实在是非常必要的。我个人感觉，如果我们对当前教育界存在的弊端缺乏清醒的认识，那么，中国现代教育也是极有可能重蹈科举制度的覆辙的。
有人也许说：“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一百年了，今天的学生不要说学八股文了，就连八股文是什么样儿都没见过。中国的现代教育哪会重蹈当年科举制度的覆辙？你是不是在故作惊人之语？”
答曰：否。诚然，我们在考卷中消灭了八股文、在课堂上剔除了四书五经、在制度上废除了殿试和进士及第。但是，如果以为仅如此就可以彻底消灭科举制度的幽灵的话，那实在是很幼稚的。要我说，八股文、四书五经、进士及第不过是科举制度的外在形式，如果科举制度的灵魂－－即精神实质－－得不到彻底清算的话，那么，科举制度的幽灵完全可以假现代教育（甚至是教育改革）的名义重新在中华大地上游荡。
考察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很多弊端都带有科举时代的影子，有的甚至如出一辙；科举制度的很多僵死的、迂腐的考试观念在今天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对今天的教育抱有足够的警惕，同时加速教育体制改革，不要让中国的现代教育重蹈科举制的覆辙。
一
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自隋唐至宋再至明清，逐步由一个意在扩大统治基础、公平、公正选拔人才的好制度转变成了钳制人们思想、束缚考生个性的坏制度。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在有限的篇幅内不能一一细说，只能拣几点跟现实生活联系密切的原因谈一谈。
在科举制度演变的过程中，宋代是一个值得关注时期。在宋之前，科举一直是一种先进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与汉代的察举制相比，科举制有显而易见的公正性，它有利于破除门阀体系，具有反对血统论的意味。以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方式来选拔人才，是科举制度最杰出的历史贡献，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能抹杀。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项好的制度犹如一块肥沃、富饶的土地，如果“开发”过度，它就会“水土流失”，就会“沙化”，并最终演变成像盐碱滩一样的不毛之地。用今人的语言来表述，宋朝对科举制度的破坏性“开发”主要有以下几项：扩招、计划录取、圈点考试范围。
先说扩招，宋朝选士比唐朝要泛滥得多，唐朝每届仅取进士三四十人，宋朝则动辄“录取”四五百人，是唐朝的十多倍。比如北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宋朝即取进士409名，加上其他诸科1129名，共计1538名。扩招在当时满足了一些读书人获取功名的愿望，可是却降低了“门槛”，降低了质量。更严重的是，招收了如此多的“人才”，让他们如何就业呢？在封建社会，读书的目的就是要升官发财，所以朝廷就只好增加官位，好让“士子”就业，于是，宋朝就出现了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大量的冗官耗费大量的费用，所以，宋朝尽管商业还算发达，但财政压力一直很重。同时，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大量无所事事的“冗官”必然导致相互扯皮，内耗严重，效率低下，*和派系纷争更是不可避免。还是以数字来说明，唐朝的中央政府官员多的时候达到过2000多，唐太宗锐意改革，一下子就将其减至634人。宋仁宗时期，宋朝的中央官员超过了万人。 。。
当下教育的科举之弊（2）
宋朝的计划录取系指它的“逐路取士”。到了宋朝，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开始南移了，各地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不均衡现象也已经出现。这种状况影响到科举制度，就是发生了欧阳修和司马光关于是“唯才是举”还是“逐路取士”的争论。欧阳修主张按统一标准对待全国各地考生，即“唯才是举”，类似于“全国一条分数线”；而司马光认为，应该照顾到各地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差异，将全国的录取名额分配给各个地区，“逐路取士”，这类似于现在的“各省单独划线”。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司马光“主政”，“逐路取士”的原则得到了贯彻，并一直被后人继承。“逐路取士”的好处是照顾了地区间的现实差异，但弊端也极其严重，那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破坏了考试的公正性，而且还直接诱发了举子“冒籍”的行为。所谓冒籍，其实就是古代的“高考移民”（最近两年，“高考移民”现象颇受媒体关注，其实，此事古已有之）。因考中进士的诱惑极大，为了确保考中，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通过种种途径，冒各种风险，将自己的户籍改到教育欠发达地区。为了对付“冒籍”应试，宋以后的各朝各代想了很多办法，制定了许多极为严厉的处罚措施，但都没有杜绝这种现象。济南在清朝时出过一个状元陈冕，他考状元时用的就是“北京籍”，相当于今天的山东考生“移民”到北京去参加高考。
至于圈定考试范围，就是宋朝通过考试改革，改原来的考词赋为考经义。评判诗词歌赋的好与坏，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往往缺乏统一的标准，而考经义则容易评判。这其实是以考官为本位做出的一厢情愿的命题思路，即，命题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方便阅卷打分，至于这种考法是否符合考生的实际，是否照顾到了人才的多样性，是否压制了一些考生的个性，是否有利于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实现选拔效用的最大化……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能照顾到就照顾到，照顾不到也就算了。这样的命题思路其实早在宋朝就显示出了它的弊端。王安石最初是主张考经义的，他实行变法，也想通过考经义来选拔“经天纬地”之才，可是，改考经义后得不偿失，就选拔人才的质量而论，考经义反不如考词赋。这一点，就连王安石都为之慨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反变秀才为学究”了。
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并不难。让一直躲在书斋、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举子们议论“治国安邦”之策，他们除了阐发（甚至就是照抄、照搬）先贤的遗训之外，能说出什么切中肯綮的宏论？可惜，宋朝的这一教训并没有被后人汲取，后世一直延续考经义的路子，直到现在，各省的高考作文也依然明确规定“不能写成诗歌”。无论这条规定在命题者和阅卷者看来多么天经地义理直气壮，但是，只要以考生为本位来考察，那么它的荒谬性就是无以复加的。凭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