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成了一种几乎恒定的价值冲突，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始终。这种冲突不仅在思想层面上困扰过很多人，而且在实践层面上也酿造了不少悲剧。鉴于此，我姑且称之“李陵困局”。
汉武帝刘彻理解的“忠”与李陵理解的“忠”显然是不一样的。汉武帝理解的“忠”很简单：你既然是汉将，就应该为汉朝作战，作战失败了，你就应该战死；战死了，杀身成仁，你就是烈士，你的家人就是烈属，我会给烈士以荣誉，给烈属以抚恤。相反，如果你战败投降，那就是背叛了朝廷，你对朝廷不仁，我就对你不义，所以，“族陵母妻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李陵理解的“忠”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按司马迁的解释，李陵之所以投降匈奴，是在不得以情况下的一种保全之策，目的是为了以后寻找机会继续报效大汉王朝，有忍辱负重的意思在里面。我比较认同司马迁的解释，作为一代名将，李陵作战勇敢，绝不是贪生怕死之徒，战死疆场或战败自杀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他之所以选择活下来，就是因为心有不甘，想着日后翻盘，一来以雪自己当年战败之耻，二来以报君王的信任之恩。据《汉书》记载，李陵后来对苏武说：“假如汉朝当时能宽恕我的兵败之罪，保全我老母，给我以洗雪耻辱的机会，我也许能像古人曹沫那样，逼迫敌人签下和平条约，这是李陵日夜不敢忘记的。可是汉朝将我一家满门抄斩，我还有什么牵挂呢？这些话已经没什么实际意义了，说出来不过是希望您理解我罢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呜呼，救救孩子！（2）
实际上，投降匈奴之后的李陵并没有“掉转枪口”带兵攻打汉朝，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汉朝的事。他在匈奴二十多年的岁月里都是在消极度日，他以一种与单于“不合作”的态度来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汉武帝屠杀他全家一事成了李陵心中永远的痛，他本想报国，可“国”已视他为敌；他本想寻找机会回家，可家已被彻底毁掉。无家可回，有国却又不能报，家仇与国恨的对立深深地纠缠着李陵。灭族之痛让他失去了对汉朝的归属感。史书记载，李陵曾在送别苏武的宴会上起舞而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催，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一句话，如果不是汉武帝株连无辜，屠杀李陵全家，李陵对汉朝的归属感就不会丧失，他再次为汉朝效力的机会就依然存在。可惜的是，汉武帝非但不信任李陵，反而认为李陵之举让“朕”很没面子，遂视他为敌人，并迁怒于他的家人。由此可见，下属要与上司取得心理默契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呀。有时你以为你是在“为工作考虑”，“也是替领导分忧”，“是帮忙”，可人家上司偏偏就认为你是在“找碴”，是在“添乱”，你能奈何？
李陵事件所揭示的核心问题是：在必败的战局面前，作将军的难道就只能杀身成仁吗？难道就只有“以死谢君王”这一条路可走吗？难道就只有战死才算“忠”吗？难道做战俘就是“大逆”了吗？
显然不是。孟子就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意思是说，生命是极其可贵的，在可以死也可以不死的情况下应该尽量不死，这时如果去死，反而是对勇敢品格的一种伤害。可见，即便是在战败的情况下，个人也还是有选择空间的，以身殉职当然是一种选择，是“忠”的一种表现，而战败被俘也是一种合理选择，并不就是“大逆”。这两种选择都是成立的。这一点可以通过屈突通的故事来说明。屈突通原是隋朝的大将，镇守山西永济。他率兵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派兵围困。唐军派他的家僮去劝降，屈突通不肯降，把家僮杀了；唐军又派他的儿子去劝降，他仍不肯降，还用箭射他儿子，说：“以前我和你是父子，从今以后咱们就是敌人了！”后来，京师陷落。唐军再去劝降，曲突通就投降了。投降之前，他下马向着东南方向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可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后来，唐太宗李世民命人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的画像就是其中之一。屈突通当然是忠臣，不过他还有比普通忠臣更值得嘉许的地方，那就是他对“忠”的理解极其到位：“我已经尽了全力……我对得起你皇帝了！”军人对自己的国家和君王尽了全力，这也就是尽忠了，至于他是不是去死，原本就不是衡量“忠”与“不忠”的唯一标准。
有关“忠”在价值观层面上引起的困惑至此已基本解决。汉武帝刘彻所理解的“忠”是狭隘的，偏颇的。他只知道战死疆场是“忠”，却不知道，临难不死在很多时候也是“忠”；他只知道前方将士的“以身殉职”会让君王“脸上有光”，却不愿意承认，在死亦于大局无补的情况下，选择不死是将士们天然的权利。一句话，“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在全力拼杀仍不能避免败局的情况下，将士们是选择死还是选择生，这应该是他们个人自由选择的事，别人无权再对他们的选择横加干涉。正是基于这种理念，现代的国际社会制定了战争法，不允许虐待战俘，战俘回国后也应得到足够的尊重。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女兵杰西卡？林奇被俘，然后又被美国特种部队救出，她和她的家人受到了美国各界的关怀，她的传奇故事还被拍成了电影。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才是一种让人心生温暖的人道行为。拿它与汉武帝屠杀李陵全家的行为相比，二者高下立判。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呜呼，救救孩子！（3）
要求军人为国尽忠没有任何的错误，但同时国家也必须珍惜将士的生命。当毅然决然地踏上战场的时候，将士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当奋力拼杀的时候，他们已经为国家尽忠了。他们已经尽了全力，他们的付出已经足够。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在战败之时必须马革裹尸、杀身成仁？
如果非要寻找理由，我认为理由只有一个：面子——专制*者的面子，以及似是而非的国家面子。为了自己面子上好看，就不惜让别人去做烈士，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事。所以，历代的专制*者都喜欢干这种事。汉武帝自然是希望李陵战死的，因为那样他就“很有面子”——“看，将士们是多么忠于我呀！”即使到了近代，和汉武帝刘彻的想法一致的人依然存在，蒋介石就是其中的一位。
李敖就说蒋介石有一个“文天祥情结”，就是总希望自己的将领学习文天祥，能以身殉国。1947年4月，蒋介石集合前方高级将领到南京受训，在开学典礼上，他明确要求军人应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一旦战败被俘，“只有自杀”才能解决这“人生最可耻的事情”。在淮海战役中，他更是时时处处暗示高级将领要以身殉职，“为*尽忠”。宋希濂在自己的*中谈到，他到淮海战场之前，蒋介石请他吃饭，饭后放映了一部《文天祥》的电影片，暗示宋希濂要学习文天祥，在关键的时刻杀身成仁。杜聿明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在被派往前线之前，蒋介石“表情沉痛”地告诉他：这一战是生死存亡之战，“你放下枪，我脱军装！”师生之情溢于言表。有感于此，杜聿明在被围困之际拒绝投降，最后下令军队突围。以当时的战况而论，杜聿明的部队已被围困多日，粮食断绝，士兵只能杀掉战马，吃马肉，马肉吃完了就只能吃草根、树皮，部队的战斗力已然丧失。仗打到这个份儿上，按说杜聿明已经为蒋介石“尽了全力”，对得起蒋介石了。可是，因为杜聿明最后仍然兵败被俘，被俘后又没有自杀，没有达到蒋介石所要求的杀身成仁的标准，所以，蒋介石就恶毒地对待杜聿明的家人以示惩罚，其思路与当年的汉武帝如出一辙。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被蒋介石扣为人质，带到台湾，过着非常悲苦的生活。杜聿明的长子杜致仁在气愤之下自杀而死。幸好，杜夫人生了个优秀的女儿杜致礼，杜致礼嫁给了一个更优秀的人物——杨振宁。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时候，蒋介石和宋美龄又对杜夫人一家大献殷勤，目的是通过杜夫人曹秀清劝说杨振宁回台湾，“为*效力”。杜夫人将计就计，以劝说女婿杨振宁之名去了美国。通过女婿杨振宁，曹秀清与丈夫杜聿明取得了联系。后来经过周恩来总理的精心安排，曹秀清于1963年6月回到北京，和杜聿明夫妻团聚。
杜聿明一家当然要比李陵一家幸运一些，可是，在他们的对手一面，蒋介石对待部将及部将家人的做法，比汉武帝高明不了多少。在整体思路上，蒋介石和汉武帝是一脉相承的。历史跃进了两千多年，而蒋介石的思维还停留在汉武帝的水准上，这看似不可理喻，可实际情形就是如此。
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因为蒋介石和汉武帝都是专制*者。专制*者从来就不惜以他人的苦难来做自己的精神面膜；专制*者从来就不惜以他的尸骨来装饰自己的权力基座；专制*者从来就不惜牺牲他人的血肉之躯以成全所谓的忠孝牌位。我想，这便是破解李陵困局的最佳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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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造英雄”的反面
“时势造英雄”这句话为人熟知，其中的道理也不难理解：特定的历史条件常常会把某个人推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使之成为万众瞩目的“英雄”。不过，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时势既然可以帮助某些人放大优点，使他们成长为一代英雄，那么，时势是不是也可以放大某些人的缺点，从而造成某些个人悲剧和历史悲剧呢？换一句话说，既然有 “时势造英雄”的事例，那么有没有“时势毁英雄”或者“时势误人”的情形呢？
当然有。
我们先来读一首咏史诗：“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做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位名士一文雄。”这首诗中提到了两个历史人物：隋炀帝杨广和王安石。隋炀帝是历史上著名的荒淫皇帝，可是他才华出众，写过很多诗文，这些诗文收在《隋炀帝集》中，很得后人赞誉。唐太宗李世民曾感慨道：“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诗文之外，隋炀帝还能带兵打仗，他年轻的时候曾统帅50万大军平定南方。他的父亲隋文帝也承认，在建立隋朝帝业的过程中，杨广立下过汗马功劳。有这样的才学，成为一代名士显然是不成问题的。可惜的是，隋炀帝“不幸”当上了“天子”。杨广当了皇帝，行为完全不受制约，他人性中“恶”的一面便无限放大：自负演变到独断专行，奢侈发展到荒淫无度，好大喜功转化为穷兵黩武。隋朝的局势由此变得不可收拾。据说，晚年的时候，隋炀帝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将被处死命运。有一次，他照镜子，照过之后摸着自己的脖子说：“我的这颗头颅这么漂亮，只是不知道谁来砍它呢？”到了这个时候，大概他才真正明白：自己根本就不是当皇帝的料儿。可惜悔之晚矣。
王安石的情况比较复杂。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优秀士大夫的典范，他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堪称道德楷模。他心怀天下，勤勉有加，生活俭朴，在做基层官员时颇有政绩，就连他的政敌都佩服他在私德上的完美。也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点，所以宋神宗才选中他来主持改革大计。可是，王安石性格执拗，“原则性太强”，容不得不同意见。这点个性缺憾对一般人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对于一朝“相公”来说就很致命。俗话说：“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意思是说，主持全局工作的人必须有容人之量。你容不得别人，怎么能“团结众人”干好工作？因为执拗，王安石在主持变法大局时就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但反对派的声音他不听，就连中间派的合理化建议他也认为是“噪音”，也在清除之列。这样做看似很有“气魄”，可实际上为变法运动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排斥异己的做法播下了宋朝党争的种子。变法失败后，宋朝政治随即陷入到党争的泥潭之中，蜀党、洛党两派势力互相争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所以，后人才说“安石可怜做相公”。如果不是“时势”把王安石推到“相公”的位置上，那么，以他一代文豪加道德楷模的修为，他的历史形象近乎完美。可惜的是，“时势”把王安石推到了“相公”的位置上，而他主持的变法最后又失败了，所以，他不得不再接受一个悲壮的历史定位：失败的改革家。
如果说王安石的例子不够鲜明，那么我们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慈禧太后。关于慈禧太后，人们普遍的认识是：这是一个骄奢、昏聩的统治者。这当然是不错的。可是，如果我们报以“历史之同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可能就会发现这里面也有着“造化弄人”的成分。慈禧太后原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满族女子，她16岁入宫，懵懵懂懂地步入了险恶而奢华的皇宫。她26岁的时候丧夫，40岁的时候丧子。对女人来说，青年丧夫、中年丧子无论如何都是“重大的人生打击”，这样的遭遇足以令人同情。可是，很少有人同情慈禧太后。原因就是她后来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这期间作恶太多，人们只记得她的坏处，而把她的这些不幸遭遇给忽略了。再仔细分析，我们还会发现，慈禧太后之所以能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也是时势使然。到了咸丰时代，满族的八旗弟子早已失去了骁勇善战的雄风。满族男人大多从勇猛的战士变成了懦弱的花花公子，正是基于这样的“时势”，慈禧太后才有了控制朝政的机会。试想，如果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之类的人物还在，大清朝的国事哪里轮得到小小的叶赫那拉氏置喙？皇太极不是就逼死过父亲努尔哈赤的妃子阿巴亥吗？前朝的妃子不被陷害就不错了，哪里还能控制朝政？可是到咸丰驾崩时，情况变了，大清国的皇族中已经没有像努尔哈赤、皇太极那样刚猛、决绝的男人了。所以，慈禧太后只要凭着皇后、皇太后的身份，凭着她在后宫积累的“叔嫂斗法”的手段，就可以“摆平”局势了。悲剧在于：历史给了慈禧太后统治中国的机会，却没有给她以足够的才能。一个没有足够才能的人长期占据着高位，表面上看，这是慈禧太后个人的幸运，可实际上这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不幸。在慈禧太后的长期统治之下，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割地赔款。因为慈禧太后个人的幸运与整个民族的不幸密切相关，所以，她最终仍然是不幸的——她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连本来值得同情的遭遇也往往被人忽略。
一句话，“时势造英雄”是一枚硬币，它有正面，也有反面，反面就是“时势毁英雄”或“时势误人”。当“时势”硬生生地把一个不合适的人推到高位的时候，这个人自己往往会觉得这是一个机遇，别人也会误以为这是时势“造”出来的又一个英雄，可实际上这常常是一出悲剧的开始。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大的悲剧就是去干不适合自己、自己也没能力去干好的事情。
历史的报复（1）
中国民间有“遭报应”的说法，这里面当然有迷信的成分，但是“遭报应”的现象常常会在历史上出现，对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有些“遭报应”的事纯属巧合，但更多时候，“遭报应”现象是含有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的。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们不妨称之为“历史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