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但更多时候，“遭报应”现象是含有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的。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们不妨称之为“历史的报复”。
不妨先从汉武帝刘彻说起。刘彻当上了大汉天子的时候只有16岁，还是个“未成年人”。当时，他的祖母窦太后尚在，而且威望颇高，对朝政影响甚大，所以汉武帝没法放开手脚做事。汉武帝刘彻喜欢儒学，可窦太后信奉黄老之术，两人的“执政理念”不同，搞得汉武帝十分郁闷。祖母去世后，汉武帝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治理国家了，他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算是出了积压在胸中的恶气。不仅如此，他还处心积虑地预防“女主”和外戚专权。汉武帝有6个儿子。他和卫子夫所生的儿子叫刘据，曾经被立为太子。后来因奸臣挑拨，再加上汉武帝本人疑神疑鬼，把太子给逼反了。太子政变失败后，全家被杀。晚年的时候，汉武帝不得不重新选接班人。这时，他看好钩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决定把帝位传给他。可是，他又担心“子少而母壮”，女主会“恣乱国家”，犹豫不决。最后，他想出一个办法：立刘弗陵为太子，同时处死了他的母亲钩弋夫人。汉武帝开创的这种做法叫“立子杀母”，其后一度被北魏所效法，成了一项“制度性”规定。由此可见，封建帝制是多么残酷、多么违反人性！
汉武帝之所以“立子杀母”，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女主”及外戚专权。但诡谲的是，纵观汉朝，外戚专权的现象极为严重。“吕氏乱汉”是有名的“女主”和外戚干政，但那是在汉武帝之前，我们姑且不说。就在汉武帝“立子杀母”之后，外戚专权的现象并未得到多大的改观。汉武帝死后，西汉的大权落到了外戚霍光的手中。霍光权倾一时之际，就连汉宣帝都不敢与他同车，因为汉宣帝知道自己的皇位是“霍大人”给的，倘若不小心，随时有被“废掉”的危险。再到后来，汉朝更有外戚王莽篡权之事。也就是说，汉武帝生前所极力预防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对此，若地下有知，不知汉武帝会作何感想。如果说这是历史对汉武帝残暴作风的一种报复，恐怕不算过分吧。
与汉朝相比，明朝的历史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在建立了明朝之后，朱元璋杀害了一大批开国功臣。有人做过统计，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的“胡惟庸案”，到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的“李善长案”，再到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的“蓝玉案”，朱元璋的政治谋杀持续了十几年，被诛杀的文武功臣及家属有五万多人。可以说，朱元璋用功臣的鲜血诠释了什么叫“狡兔死，走狗烹”。这样残忍的杀戮当然会留下后遗症，这个后遗症便是：明朝的君臣关系从此就再也没有融洽过。明朝的绝大多数时间，君臣之间的关系都处于敌对的状态，皇帝动辄就“廷杖”大臣，大臣也看着皇帝不顺眼，不愿意为其效劳。弄到后来，正德皇帝忙着“游龙戏凤”，不理朝政；嘉靖皇帝忙于炼丹，不理朝政；万历皇帝主动“*”，不理朝政；天启皇帝忙着干木匠活，也不理朝政。
历史的报复（2）
皇位最后传给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朱由检倒是勤政，可惜，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了。再加上崇祯皇帝也像他的祖先朱元璋一样，刻薄寡恩，滥杀功臣，这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最后崇祯皇帝不得不在亡国之际上吊自尽。自尽之前，他还发牢骚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满朝文武皆可杀”，把亡国的责任推卸给了大臣。这说明，崇祯皇帝到死也是个糊涂鬼。他就不想想：如果自己真的英明无比，那么大臣怎么会都怨你、烦你、孤立你、背叛你？“满朝文武皆可杀”，就你自己天纵英明，“非亡国之君”，这样的逻辑如何能说得通？如果“臣皆亡国之臣”属实，那么，“君必亡国之君”无疑。只有这样，才能和“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相吻合。实际上，崇祯皇帝徒有明君勤政、节俭的表象，而缺乏明君正确决策、知人善任、总揽全局的能力。他性格多疑、脾气暴躁、刚愎自用、急功近利。据统计，崇祯皇帝在位17年，期间担任过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副宰相）的人居然有50位之多，后世称之为“崇祯五十相”，由此可见崇祯多么缺乏容人之量——内阁大学士这样的高官，他说换就换！其中，还有两个首席内阁大学士被他处死。而被他杀死的其他文武大臣就更多了，光总督、巡抚这一级的高官就有19人。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因上一年发生的清军内犯之事，崇祯皇帝一次就杀掉文武官员36人，其中包括骁勇善战的总兵祖宽和精明强干的山东巡抚颜继祖。至于他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杀害名将袁崇焕一事，因是著名的历史冤案，众人皆知，这里就不多说了。
纵观整个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以大肆屠杀功臣为“朱氏”王朝开路，崇祯皇帝朱由检再以大批杀戮功臣的方式宣告退场，刀光血色之中，“君臣不睦”的坏传统一脉相承。崇祯皇帝上吊自尽之时，没有一个大臣陪着他殉国，这对大明王朝来说实在是一个绝佳的嘲讽。朱元璋杀戮功臣，是为了让“朱氏”坐稳江山；朱由检杀戮功臣，是为了挽救大明王朝。他们的理由看似很正当，可是，他们忘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血腥杀戮而坐稳的江山，最终会在血腥杀戮中断送。历史的报复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历史为什么会报复？如果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因果报应”，那显然有迷信之嫌，不能让人信服。我想，真正的道理或许是：一个原本自然生长的东西（比如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等），突然被粗暴的政治力量强行介入，这时，它就会被迫变形，变得面目全非，变得不可掌控。这个变形后的东西会成为敌对力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对强行介入的势力做出致命的一击。这致命的一击便是历史对强权者的报复。当大权在握的时候，很多人会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所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岂不知，“世界在本质上是不可控的”，“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历史上的“好心办坏事”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教授在《王氏之死》一书中引用过这样一则事例：山东郯城的陈太祯在1669年因病去世，他给妻子彭氏只留下了一片地、一间房和一头牛，还有一个叫陈连的儿子。彭氏在丈夫死后尽了自己的责任，送儿子陈连去读村塾。她的设想是自己辛苦守寡，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让儿子将来能成为读书人。可是，她的夫家亲戚不但不支持她，而且还欺负她，逼迫她改嫁。她儿子的三个堂兄陈国琳、陈国相和陈国连一同欺负这对孤儿寡母，陈国连牵走了彭氏的牛，陈国相闯进彭氏的屋子，试图将其赶走，而陈家的族长也不出面帮助彭氏。
夫家之所以欺负彭氏，目的就是想夺取她的财产。《大清律》中有这样一条规定：“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这条规定的原始用意是为了鼓励死去丈夫的女人守寡——若坚持守寡，可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可是，这条规定在实践中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死去丈夫的女人若想守寡，通常是得不到夫家帮助的。夫家会欺负寡妇，目的就是逼迫她改嫁，然后从中获取物质利益。因为这恰好符合“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的法律规定。彭氏恰好成了这条法规的牺牲品。最后的结果是，为了抢夺彭氏的财产，陈国相、陈国连居然设计把彭氏的儿子陈连打死了。这样，彭氏没有了儿子，丈夫留下的遗产就被族长指定给了别人。
一项原本是保护守寡妇女权益的法律条文，在实践中却把寡妇害得家破人亡。初衷和结果严重背离，这看起来有点荒诞，可事实就是这样。只在立法观念上褒扬妇女的“守节”行为，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与之配套的技术手段，那么，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中，身为弱者的寡妇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中国，从来就有“好心办坏事”的情况发生，法律条文如此，一整套的改革措施有时也如此。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场改革。在变法之初，改革的设计者和执行者王安石决心极大，他以惊人的勇气和难得的智慧发动了变法，力图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而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宋神宗也给予王安石极大的支持，这种同舟共济、目标一致的君臣关系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而且，王安石推行变法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在全面推行之前，王安石在小范围内试验过变法的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按说，有了上述条件，王安石变法应该取得成功才对，可实际的结果却恰好相反，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了。
就变法的主张和具体方案而言，王安石制定的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改革措施的初衷都是好的。以“青苗法”为例，其目的是为了“摧兼并，济贫乏”，意在免除高利贷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具体做法是，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连本带息一并偿还。利息低于地主对农民放贷的利息，农民承受得起。而农民之所借，本就是国家库存的余粮，以国家之余粮，解农民燃眉之急，于民有利；农民秋后返本还息，国家库存进一步增加，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可实际执行的结果却不是这样。国家规定的让农民受惠的低息贷款，在执行的过程中变成了官府垄断的高利贷。既然是垄断的高利贷，那么利息当然会越来越高，最后，利息之高，竟然达到规定利息的35倍！到这个时候，百姓深受“青苗法”之苦也就不足为怪了。
问题出在了哪里？就出在了推行变法的过程当中。为了推行变法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下达了放贷指标。为了完成和超过指标，地方官便层层摊派，摊派的过程中，为了自己的“政绩”，各级官员再层层加码，最后，普通百姓不得不“奉旨贷款，奉旨还息”。借贷还贷原本是一种普通的经济行为，可是官府插手之后，这事成了硬性的“政治任务”。更可怕的是，在“民”与“官”博弈的过程中，“民”必然处于弱势，受官府的盘剥在所难免。更何况，变法给了官府以合法的名义盘剥百姓的借口。这样，本来就善于权力寻租的各级官僚焉能不上下其手，以改革的名义行*之实？
“青苗法”如此，王安石的其他变法措施也大体如斯。所以，王安石的变法措施推行之后，不但司马光等朝廷重臣表示反对，而且普通百姓也深受其苦。仅山东东明县一地就有一千多人进京上访，聚集在王安石的住宅前，要求废除“新法”。可见，“新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影响了稳定。有一个受过王安石提拔的叫郑侠的官员，他痛感变法举措在实践中给百姓造成的戕害，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皇帝，恳请废除“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这一年大旱，郑侠在奏章中决绝地表示，如废除新法之后十日内仍不下雨，“请斩臣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士大夫普遍认为气候异常是与君王的作为有关系的，天灾是上天对君王不行仁政的一种警示和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宋神宗不得不下诏，暂停青苗法。巧合的是，停止青苗法的诏书一下，天降大雨，困扰朝廷上下的旱情解除了。青苗法的废除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变法措施相继被废止，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就此偃旗息鼓。
反观王安石变法，其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改革的初衷不好，也不在于改革家王安石本人缺乏魄力——王安石不乏魄力，而且道德操守有口皆碑。变法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帝国体制缺乏支持改革良性推进的技术手段。仍以“青苗法”为例，若有类似于现代银行这样的机构来经营放贷收贷之类的经济活动，官府和官僚退出“赛场”，只当好裁判和“守夜人”的角色，我想，王安石变法的结果肯定会大不一样。可见，办事情仅有好心是不够的，“好心”之外，我们还需要有能配合好心的技术手段。如果没有良好的技术手段来配合，一厢情愿的“好心”其实是最容易办坏事的。
。。
“信使待遇”问题（1）
王小波先生写过一篇有名的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这篇文章开头就说：“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我的这篇文章既然题目叫《续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就要接着王小波先生的这个意思往下说。
我相信，王小波先生写《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是有感而发的。他在文章中说：“我和李银河从*年开始一项社会学研究，首次发现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且有同性恋文化。当时以为这个现象很有意义，就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霉，还带累得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到了本市有关部门的警告。这还不算，还惊动了该刊一位顾问，连夜表示要不当顾问。”“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
我写此文也是有感而发的。我是个新闻工作者，引起我发感慨的便是一个新闻事件——韩国黄禹锡造假。韩国黄禹锡学术造假事件在2005年的下半年闹得沸沸扬扬，中国人对此事很关注，也写了不少评论文章。不过，这其中有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黄禹锡造假事件最初是由韩国的一家电视台（MBC）报道出来的。这家电视台采访了与黄禹锡合作的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有关机构，拿到了黄禹锡涉嫌学术造假的若干证据。可是，当这家电视台将自己的采访所得公之于众的时候，它得到的不是喝彩声，而是*声——从韩国政府到韩国民众一致声讨这家电视台，说它污蔑韩国的“民族英雄”黄禹锡。韩国民众上街*，支持黄禹锡，声讨MBC，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MBC不得不出面道歉。值得庆幸的是，不久，黄禹锡学术造假事件被证实了。MBC由此才逃过一劫。
我的问题的是：韩国MBC报道的是真相，为什么还会惹得民众如此不满？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媒体报道了真相，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还要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作为学者，王小波、李银河研究同性恋问题无可厚非，而且同性恋人群和同性恋文化确实存在，为什么他们在当时也要遭受打压？这样的追问，一下子就涉及到了“信使”（从某种意义上讲，媒体也好，学者也罢，都是整个社会的信使）“报喜”还是“报忧”的问题。如果明确了“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的原则，那无疑等于承认了自己是花剌子模国君王，而我们的社会就是花剌子模国的翻版。这会让所有的人沮丧。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花剌子模国已经被成吉思汗的大军灭掉了。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不想重蹈花剌子模国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