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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未几，游“节妇”与和尚通奸，被人当场捉住，送到县署吃了官杖。戴在提刑使任上，也因屡屡失误，被劾罢官。唯有那块御赐牌坊，照旧矗立在南城，用无声的语言向人诉说着一个女性无赖戏耍了皇上的故事。
作为古代流氓中一个以性别特征相凸显的类型，女无赖人数比例自然不会太高，但作恶方式倒是挺齐全的，并可借性别特点为遮盖，值得一叙。
女偷儿，多为青年女性。惯常手法是扮成丫环，混进人家办喜事的场所。男方当是女方陪嫁，女方当是男方使女，趁机窃取首饰等贵重物品，藏掖在私处夹带而出。
女泼皮，或曰泼脚子货、雌老虎等，以凶悍为非。如《折狱新语》里记载，明末时宁波有个“饶有凶豺之威”的姚大姐，动辄毒拳加人。借同里罗五妻包氏的首饰不还，包氏向她讨一回就被打一回，竟致受害人坠胎亡命。
女讼棍。如《夷坚志》称，宋时，赵元卿在东州当县令，“有妇人亡赖健讼，为一邑之患，称曰‘拦街虎’，视笞挞如爬搔”，比男人还经打。官府治她不得，小民哪能不服？
女无赖，或曰撮合山、牵头、马泊六等，专受人贿赂，做拉皮条勾当。如《水浒传》里的王婆，名义上开茶坊。店门冷落似“鬼打更”。其实全靠“杂趁”为生。用她自己的话讲，“老身为头是做媒，又会做牙婆，也会抱腰，也会收小的，也会说风情，也会做马泊六。”（马泊六是秽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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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无赖——泼妇（2）
女帮闲，专作富户豪门走狗者。越剧《碧玉簪》中那个受指使，把碧玉簪放在李秀英绣阁内的沈卖婆就是这流货色的艺术形象。《云间杂识》里提供过一个生活在明代万历年间的生活原型，叫吴卖婆，松江人，“能坏人名节，破人家产，真一郡之蠹”。
女棍骗，即局骗型流氓中的女性分子，通常是连档作案，也有单干的。如清代康熙三十年（1691），山东甚至发生过女棍为诈财害死人命的大案：一个少妇雇驴去兖州“探亲”，途中与赶驴的驴夫搭讪，得知驴夫还未成家，便对他说，自己新寡，看他人老实，愿托终身，驴夫大喜，当晚便在客店中做了夫妻。来日到兖州后，少妇对驴夫说：“我娘家很有钱，你穿这身衣服去拜见岳父岳母不合适。”遂拿出银子来，让他去绸缎店买衣料。驴夫买回衣料后，少妇偷偷在料子上烫了几个小洞，然后数落他：“这破料哪能做衣服？你先吃饭，吃完后，我同你一起去调换。”驴夫当然不会想到“妻子”已在饭莱里下了毒药。
食饭后，少妇偕“丈夫”一起去绸缎店换布料。店里自然不肯认账，于是发生争执，争吵间，驴夫因所服毒药发作，猝死店中。少妇立即又哭又闹，说绸缎店杀她丈夫，要去告官。店主大惊，幸喜此事没外人得知，忙哀求少妇“私了”，终以500两银子成交。少妇遂骑驴携资而去。这场骗局中，受骗在先的驴夫竟成了女棍骗讹诈绸缎店的牺牲品。
此外，古时候还经常发生淫荡女人为取悦姘夫或包瞒奸情而硬拽媳妇、妯娌、姑嫂等眷属下水的秽闻，成为强奸案中的女帮凶。如明代正统年间，吴县商人吴奎的母亲素有淫行。吴因长年在外做生意，并不知情，待娶回妻子王妙风后，乃成婆婆通奸障碍。该女人竟伙同姘头逼奸媳妇，终至王妙风羞愤自绝。
战国：从“鸡鸣狗盗”说起（1）
“鸡鸣狗盗”这句成语的典故，当为众多读者所熟悉。故事发生在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齐国贵族孟尝君奉命出使秦国，被秦昭王软禁，随其出使的门客中有人探听到秦昭王想杀害他的传闻。孟尝君惊恐不已，忙派人去向秦昭王的一个爱姬求情，希望她说服昭王把自己释放回国。那女人说：“如果孟尝君把他那件白狐皮裘送给我，我就帮他办成这件事。”
孟尝君确实有过一件珍贵的白狐皮裘，但已经将它当礼物送给秦昭王了，仓促间从哪儿再弄第二件呢？一个随他使秦的门客说：“我能像狗一样盗窃人家房间里的物品。”当天夜里，此人钻进秦王宫殿，于神不知鬼不觉间，把那件狐裘偷了出来，旋由孟尝君再献给秦昭王的爱姬。那女人大喜，立即说服秦昭王把孟尝君一行放了。
有如鱼儿破网鸟儿出笼的孟尝君，赶紧拿着秦国政府发给他的通行证，带上随从一路向秦国与齐国的边境急驰。有人问他慌什么？他说：恐怕秦王会反悔。
不出孟尝君所料，他们离开秦都半天后，秦昭王就后悔了，马上派出军队追赶孟尝君一行。孟尝君抵达秦国边隘函谷关时，正值半夜时分。按秦国关法，每天启关通行的时间是早晨，而早晨的标志则是公鸡打鸣。孟尝君急于过关，可是公鸡怎么会在半夜里打鸣呢？真是急煞人。正惶恐中，又有一个随从说，我会学鸡打鸣。说罢，便当真像只公鸡似地啼叫起来。这一叫，把函谷关上的公鸡全唤醒了，也一起引颈啼叫起来。守关吏卒只当已是早晨，便开关放行。孟尝君一行遂得顺利出关。等秦昭王派出的追兵驰抵函谷关时，他们早已出了秦国边境了。
孟尝君豢养有“鸡鸣狗盗”之徒的轶闻后来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可是北宋的王安石却以嘲笑的口吻说：“孟尝君真算得上是一个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呀！”（《读孟尝君传》）
此话怎样理解？或许就得从一部中国古代流氓史的发展源流上着眼了。盖古代流氓的先驱，即所谓“罢民”（罢，读作疲，解为“不愍劳作”而“乏于德义”。）、“游惰”之类，作为一种社会身份，早在西周时期便已出现了。为此，西周政府曾专门建立一种用土墙围筑成的称为“圜土”的强制性劳作场所，用来“收教罢民”，目的是使“其能改过”。但是，漫长的西周岁月，还只能算是古代流氓的发生时期。这类人真正成为一种社会群体，并且得以迅速发展，则是在东周时期。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公元前770年周都从镐京迁往洛邑（今河南洛阳）后，中国经历了500余年的史称“春秋战国时代”的风云激荡，传承了千年的奴隶制社会形态，开始在一次接一次的深刻变革中趋向瓦解。社会大变革的潮流席卷和搅动了社会各阶层。大批奴隶在挣脱了人身依附的锁链后，成为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农夫、工匠和商贩；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无数古老氏族的后裔沦为庶人，由因袭长久的不劳而获、养尊处优的生活，一变而为要面对着谋生的艰难。这两类动向，都在为早期流氓群体的凝聚、构成和扩张不断地输送人源，反映在社会观察家的评估中，就是战国大儒荀况的一声惊呼：“无国而不有罢士！”（《荀子·王霸》）换成现代语言来讲，就是流氓到处都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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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从“鸡鸣狗盗”说起（2）
——偷窃现象日益严重。子产相郑，孔丘相鲁，都把打击小偷作为体现政绩的重要标准。韩非引用过的一个故事，曾多次在史籍里出现：“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暮而果大亡其财。”甚而有人为儿子取名“窃”，让庄周对如此世风日下大为感叹。
——赌博成为一种社会公害，专业性的赌头和博徒公然活跃于市上。魏国因聚赌发生流氓斗殴，由此促成制定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明惩“博戏”的法令。
——斗殴乃至打群架的风气到处蔓延，各种诡诈局骗的行为相继出现。赵国中山地区频繁发生“淫乱余民”用女色“弹弦，游媚富贵”的“美人局”。再从《庄子·徐无鬼》里记载的子綦的儿子名叫的在燕齐间的勾当来揣测，拐卖人口的罪恶，似乎也已经流行了起来。
综览整个东周时期流氓群体的发展动向，最富有时代特征的，大概要数列国权贵对他们的招徕、收容和利用。特别是到了春秋之末和战国时代，这一特征的表现益加鲜明。北宋苏轼在《游士失职之祸》一文中描述道：“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便是这一史实的概括。这些“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基本上是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流氓，以及同流氓有密切联系的所谓游侠。而在率先为“鸡鸣狗盗”扬名的孟尝君门下，流氓更占有大半。《史记》述其初封薛邑时，便广招无籍游民、逃囚和现行罪犯，并实行贵贱等一的膳宿制度。声名传开后，同侪竟奔其门。直到司马迁为替他立传而去薛邑搜集材料时，还发现“其俗间里率多暴桀子弟”。求教于当地父老，原来这正是孟尝君留下的“遗产”：“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收罗“奸人”不仅使孟尝君浪得“好士”虚名，还有实际作用，前述鸡鸣狗盗逃出秦国只是偷儿伎俩表演。他路过赵国时，听说赵人嘲笑自己个头矮小，竟率领大家“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这就是典型的泼皮凶徒大亮相了。
和孟尝君齐名并以“好士”知名的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等人的情况，也大抵同鸡鸣狗盗复合。如信陵君就网罗了不少像毛公这样的赌棍。在著名的“窃符”事件中，他所以能得到魏王宠姬如姬的帮助，也是因为他曾指使门下凶徒替如姬杀过仇人。试问这些人何以有如此高涨的招揽流氓的热情呢？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应该从秦国兼并六国的历史实践中来探寻：那就是不择手段地培植私家势力，内足以同君主分庭抗礼，外图与强秦作负隅一搏。比方燕太子丹从市井中物色出一个嫖赌俱全的荆轲来充当刺杀秦王的凶手，可为后者之证。反过来看，众多“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因列国权贵的利用，在成为历史潮流的对立面和破坏力量的同时，又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流氓群体的寄生性和依附性特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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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杀手横行的岁月（1）
接受秦法苛严、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继秦而兴的汉朝以“禁网疏阔”著称。又由于战胜集团中许多居高位者原先就是流氓身份，故庙堂与江湖的各种联系可谓千丝万缕。如项羽集团的季布、钟离昧等人，过去都是“任侠”分子，战败逃亡后，或有韩信提供庇护，或有夏侯婴为之说情。隐伏闾巷的濮阳周氏、鲁国朱家等“大亨”，甚至胆敢冒犯皇帝“罪及三族”的警告，按黑道规矩行事，帮助这些人东躲西藏。最后刘邦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盘根错节的势力无法一朝根绝，改用安抚政策。汉惠帝时，齐相曹参去中央接替相位，临行前特地交代接任者：“千万别去骚扰自由市场。这是最混杂的地方，坏人也可以在里面藏身过日子。你如果去整顿，他们就没法藏身了，只好铤而走险。”萧何、曹参、王陵、陈平，汉初诸相都实行“黄老”主义，这在历史上确是少见的。这种政策具有缓和社会矛盾的积极面，但也有容奸受恶的副作用。到汉武帝登基前后，汉代的流氓之患终于发展到对封建统治秩序构成严重危害的程度。职业性复仇集团和杀手的大量出现，就是当时流氓群体极尽顽嚣的一个突出征象，尽管几度遭致沉重打击，终究历经400年而不衰，引起众多史家的注意。
两汉时期大批流氓卷入械斗仇杀活动。“事故多发地段”主要在关中和南阳、河内、颍川地区。这同从秦始皇到西汉历代皇帝相继推行把各地豪强、“不轨之民”迁往这些地区的强徙政策有密切关系。关中地区尤以长安为著，《汉书·尹赏传》描绘概貌，称长安奸猾浸多，市井恶少受赇报仇，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汉成帝时期，著名的职业杀手集团头子章、张回、赵君都、贾子光等人，都以长安为巢穴。南阳、河内、颍川等地，也出过不少同类大亨，如洛阳的剧孟，轵县的郭解，阳翟的薛况，郏县的韩儒，梁郡的韩毋辟等，皆为一方豪霸，豢养着一大帮凶徒恶少，或受人请托复仇，或以小忿杀人。
尤其典型的，是西汉末期的原涉，其祖父是阳翟的“豪桀”，于汉武帝时被强制迁徙到长安茂陵。一家人换个地方，仍不安分，他的叔父因此被人杀害，他本人也以“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见称。常因小忿杀人，“触死者甚多”。此后声名渐播，众多无赖凶徒都来投靠，遂成为关中最著名的职业杀手帮伙头领。人称“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可为寒心”。有人说了句“原涉乃奸人之雄”，隔宵便掉了脑袋。甚至其好友祁太伯的同母异父兄弟王游公在背后说了几句对他不利的话，也难逃厄运，被他儿子原初率领二十乘党羽闯上门来，连王游公父亲的首级也一并割走。还有这样一件事，足以暴露原涉既无赖又凶残的嘴脸：有一回，他的爪牙替他去市上买肉，仗势欺人，和屠夫争吵起来，拔出刀来便将人杀了，旋逃往他家躲避。这一回，被代理茂陵令尹公抓住了证据，便派人围住原家追凶。为逃避惩罚，原涉请出不少人求情，最后不惜“肉袒自缚，箭贯耳”，跪在茂陵县署前谢罪。此事被原涉引为奇耻大辱。到汉末天下大乱时，有卫戍京师之责的将军申屠建异想天开，欲借重这个恶霸的势力，特派专车接他去府上商议。当时尹公已任将军主簿，主动向其示好，建议把过去的恩恩怨怨全忘掉。原涉则认为时机已到，竟马上唆使徒党杀了尹公。申屠建查明真相后大忿，原涉则还想操自缚谢罪的故伎逃避惩罚。孰料申屠建怕当尹公第二，待他前来自首时，立刻下令处死，首级悬在长安市中示众。至此，这个让人谈虎色变的杀手集团巨枭，总算成为西汉的殉葬。
两汉：杀手横行的岁月（2）
东汉的仇杀风气益盛，流氓帮伙依然是为祸主体，唯雇佣性质更强烈，只要有人出钱，就不惜冒险去干。王符在《潜夫论》里说洛阳城里有专门包揽这种生意的“会任之家”，由豪猾主持。“顾客”托“会任之家”斩一颗仇家的脑袋，付钱十万。但“经办”的刺客则只得钱数千。看来流氓团伙中，亦有剥削关系存在。有个原籍酒泉的杨阿若，操此行当出了名气，“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三国志·魏书·阎温传》注引《魏略》）反过来，那些担心为仇家遣人杀害的，也雇用这帮人自卫。名震东汉朝野的“苏不韦复仇案”就是实例：苏、李结怨，李蒿杀苏不韦父亲，苏不韦乃散尽家财，雇用杀手，邀李蒿带人来决一雌雄。李不敢，但也花钱雇了一批壮士自卫。苏竟掘地道至李卧室下，出而杀其老婆和孩子，又掘其祖坟，致李“愤恚感伤，发病呕血死”。像这种“人相杀伤，私结怨仇”的后果，往往是当事人“灭户殄业”，可杀手们却因此捧住了饭碗。
隋唐：长安城多市井流氓
隋朝的历史相当短暂，但一个封建经济和文化即将出现空前富庶繁荣的新时期却由它掀开第一页。同样，走出两晋南北朝衰微期的流氓群体也以此为起点，开始了普遍的复苏，又从唐代“安史之乱”以后，走向兴盛。囿于篇幅，这里只能展示几个长安市上跳梁图的片断。
相传白居易于唐德宗贞元年间初进长安时，曾去拜访过名士顾况，顾况告诉他长安的米价很贵，寄居大不易。可是谁能想到，与这种连一般知识分子都切感生计艰难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为数难以统计的市蠹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