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白居易于唐德宗贞元年间初进长安时，曾去拜访过名士顾况，顾况告诉他长安的米价很贵，寄居大不易。可是谁能想到，与这种连一般知识分子都切感生计艰难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为数难以统计的市蠹型流氓们，正靠着两个大市场，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
所谓两大市场，就是在长安外郭城商业区里各占两坊之地的东市和西市。据《长安志》记载，东西两市各有220行。当时有个日本留学僧正在长安学习，他在日记里写道：“二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想一想，12行便拥有4000家店铺，总共440行的两市。该有多少商肆店家呢？
店家多，混迹在市场内的流氓也多。《酉阳杂俎》对此情景有概述，大概是说一伙一伙剃着光头、皮肤上雕着各种花纹的恶棍，手执羊骨，臂缠长蛇，在市场上横冲直撞，“张拳强劫”，客商或有不满，便举起羊骨殴人。唐武宗时，薛元赏官拜京兆尹，上任三天便收捕此辈30余人，全部杖毙，陈尸于市，以儆同类。但用不了多长时间，旧观恢复，甚至连深居宫中的唐宣宗也知道两市间有此积患，专门发了一道《委京兆尹捉获奸人诏》，内有：“如闻近日多有闲人，不务家业，尝怀凶恶，肆意行非，专于坊市之间，胁取人财物……”云云。以至后来形成了每逢京兆尹换人，必以捕杀一批坊市恶棍为新官上任立威的规律，但也终究不能根除。
除恃暴力向商贩顾客敲诈外，把持牙业、欺行霸市，是流氓们跳梁两市的另—条途径。而宦官和长安市上流氓的勾结，早在唐德宗时就已经是公开的现象。当时有所谓“宫市”，即宦官去东西两大市场为皇室购物，种种讹诈勒索，多赖流氓为之帮衬。“宫市”之害，许多人都发表过激烈意见，白居易的名篇《卖炭翁》就是为揭露此弊而作。但宦官为之公开辩解的理由，即为“京师游于堕业者数千万”而皆“仰宫市取给”。照此逻辑，商品市场成为流氓吃饭的大锅，当属天经地义。
市井凶焰有庙堂可恃，进而出现了流氓为人收买、成为介入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之杀手保镖的恶相。如元和十年（815）六月，宰相武元衡在靖安坊被刺。同一天，御史中丞裴度在通化坊被人伤首。当日京城大骇，满布恐怖气氛。官员出门，纷纷雇用保镖。又如开成三年（838）正月，宰相李石在亲仁里遭到袭击，根据分析，幕后策划者正是宦官头子仇士良，吓得百官都不敢出门，皇帝上朝时往阶下—看，总共才到了没几个人。
更新奇的还在于又有一批西域流氓也加入了市棍行列。早在唐初，突厥降人被迁入长安就有近万家。“安史之乱”的平定，得朔方、安西、回纥、大食诸部之力不少，又有很多西域诸胡得居功留滞京师，并往商业区勾当，“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除了恃力纵暴外，西域流氓的特色“生意”是放高利贷，许多史料都证明这些人大都聚居在西市，放债对象以商人百姓为重点，也有衣冠子弟。此外，偷盗抢劫这些事，他们也干了不少。让地方官府头疼的是，西域流氓爱穿汉服作案。而本土流氓又爱穿“胡服”作案。所谓“贼出百端，诈伪非一。胡养汉帽，汉着胡帽”。（刘肃《大唐新语》卷9）归根结底，都是为制造假象，以至惹出政府一道明文规定：今后诸胡在京师者，不得再穿汉服！
两宋：“红灯区”里的众生相
以五代结束、宋朝开国为起点，中国古代流氓群体进入了转型期，色情行业的空前兴盛和赖此为生的流氓种类及其行为，有了急速的增长。
据《东京梦华录》称，北宋时京师汴梁的“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打个大折扣，算它为3000家之数吧。则可以推定，仅汴京一地就食色情业的篾片帮闲起码不下数万之众。
以陪宴写帖、房中做手、楼下相帮、王八龟儿等名目形色直接在官私妓院里勾当者，彻头彻尾地同卖淫生意捆在一起，并依“营业额”大小和老鸨、妓女分享物质利益。他们中有的靠相席行令、插科打诨的本事，在色媒酒宴上陪座；有的凭下棋打牌、做局“抬轿”的伎俩，在房内博局上伴赌；还有的仅仗弄腿使拳的狠劲、传言送语的口劲或撒泼行赖的刁劲，分别担任了“维持秩序”、兜揽生意、索讨欠账等差使。据耐得翁《都城纪胜》等资料介绍，这些人的来历，多为失业游民、破落户子弟。还有—些，原先也是嫖客，嫖光本钱后靠老鸭或红妓的面子，“留院勾当”。《夷坚志》里介绍过一个如此履历的人，名叫傅九。性喜狎游，在花街柳巷中淘空了家业，然后堕落到“为娼家营办生业”，最后的一手是拐上一个院中姐儿，欲“窃负而逃”，来个人财两得翻本。但妓院里满坑满谷的“做手”、“相帮”，也不是吃干饭的，结果落得个被迫自缢的悲惨下场。
在笑贫不笑娼的病态社会生活环境里，这些完全以妓院勾当为“业”的流氓，就算是端上了相对稳定的饭碗，还有许多不属于“勾栏所有制”的篾片，靠在市井间引诱富家子弟、外来客商等来院嫖妓与娼门拆账。宋人沈所著《谐史》里，就有一则事例：有个叫戴伯简的年轻人，因父亲猝亡，家承巨产，便有一帮光棍贴紧来，专引导他去妓院里作狎邪荡游。戴家老仆杨忠在屡劝小公子无效的情况下，只好一手拿刀，一手拿钱，同这班流氓谈判，逼他们答应今后不再来当“导游”。条件是一次性付一笔钱给对方，用作他们从此少一个“顾客”的补偿。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一，就是无论官私筵会、富户宴乐，都要弄一些粉头歌伎来陪伴。要想随时请到“走红”的角色，最简捷的方式，莫过于和这种与色情业有广泛联系的人搭上。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北宋时有个专门帮国子监学生招妓赴宴拉皮条的篾片团伙，共十多个人，常驻堂堂学府内以“专充告报”，为首者叫卜庆，绰号“野猫儿”。观其“业务”，倒是名副其实。
专在出卖色相场所寻机会向嫖客打秋风行讹诈，也是一种勾当。吴曾《能改斋漫录》里就有一则：石曼卿任集贤校理时，偷偷溜到娼馆去买春，违犯了国家对官吏治游有级别和范围限制的规定，结果被这类混迹妓院的流氓抓住把柄敲竹杠，引起争吵，“为街司所录”，还吃了杖责。所以不少既想偷欢又不想落到狼狈结局的嫖客，每每在挥霍缠头之外，还要向这些人“孝敬”一些。
病态的社会风气也造成两宋时男娼现象的空前严重。印证史料，可知这种男娼已非汉晋时专供豪富取用的“嬖人”“娈童”一类，而是大多由“无赖”充任，直接游荡于社会并成为民间卖淫业的一大品种。如陶谷《清异录》称，目下京师出卖色相的户头将近一万家，乃至男娼自卖肉体，进退怡然。此类特殊的风月作坊，俗称“蜂窠”。朱《萍州可谈》则披露，这类场所的开设还不止京师一处，“至今京师与郡邑间，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旧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但女娼既不能禁，又何能禁男娼？据《癸辛杂识》称，这股秽风到南宋时更盛，临安新门外一带是著名的男娼区。这种“吃软饭”的无赖，也结成一个个团伙，“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尤其让人恶心的是，这些男娼也个个涂脂抹粉，插戴首饰，各取女性化的名字为代号，举止体态，般般比拟妇人。周密为之惊呼，“败坏风俗，莫此为甚！”尤抱怨政府立法不严，未能像政和时明拟法令禁止。其实“红灯区”里的众生相，本来就光怪陆离，“蜂窠”、“行头”之类的出现，不过是再抹上一道重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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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神棍”无赖泛滥
一部跌宕起伏的古代中国流氓史发展到明、清社会，进入了它的泛化期。所谓泛化，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流氓群体的各种类型都表现出空前的发展，汇聚成从消极意义上对纲常名教与社会秩序作破坏性冲击的恶势力；二是流氓意识和流氓行为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和群体扩散滋长，甚至连貌似神圣俨然的宗教亦被玷污。比如明代“神棍”的泛滥，就是这多棱镜中的一个折射。
所谓“神棍”，就是借拜佛祀神、崇仰超自然法力唬骗害人的无赖恶棍。此辈劣迹，诸若借符神水治病、法力除妖炼丹等讹骗财物，曾散见于历朝。而有明一代，尤其以借传教为名诱奸妇女为突出现象。如田艺蘅《留青日札》里，便载有一则明穆宗时，淫徒假扮师姑，在浙江余姚一带奸宿妇女的事例。不过这些还算是“小巫”，更严重的是，“神棍”以结会传道形式，同地棍无赖互相勾结，做成轮奸杂交的“大巫”。以下试举妖僧妖道各一例，略窥一斑。
一例发生在明朝景泰年间。江苏尹山有个“许道师”，以精通房中术同一帮淫棍结交，遂组成“传道”班底，游惑乡镇。办法是每到一处，“许道师”幽居密室中，故作神秘，帮伙们到处宣传“道师”法力，鼓动境内男女前去受道。他们对妇女的“传道”方法很特别，先用自制的药水“洗眼”，使之产生幻视后，再令脱光衣服，坐在一个大竹篮内，遂趁机奸污。被污女子羞对人言，故不会暴露。也有无耻妇人，反过来视“传道”为乐事的。有个叫沈三娘的，同这伙流氓打得火热，且利用女性身份，诱骗了不少乡村妇女供他们玩弄。污秽情状，不堪付诸笔墨。当时有个姓翁的武官，正在“许道师”传道地区任都指挥使，闻说后即暗行侦察，得获真相，旋在正赴江苏放赈的都御史王文的支持下，发兵将这一窝淫徒“神棍”一举擒拿，用槛车押送京师，连那个沈三娘在内，一并处以死刑。
一例发生在明朝崇祯年间。有个妖僧“王法师”，从山东流窜到浙江，和鄞县人曹元、慈溪人钱德等串通，在慈溪建立所谓“无念社会”，由曹元等共同推戴“王法师”为“一佛出世”，广为宣传。于是设坛聚会，号称“玄堂”。“玄堂”有三间，三间上又有阁楼，不少被宣传蛊惑来参加“无念社会”的年轻妇女，都被骗上阁楼“受戒”，遂遭奸污。稍后，“无念社会”的影响渐广，“王法师”一伙的色胆益大，至公然裹胁受骗妇女暮聚晓散，每夜到“玄堂”供彼玩弄。“王法师”犹嫌不足，又去定海、鄞县等地设立“无念社会”的分支达十数坛，所到之处，率引地方无赖土痞为同党，一样是以奸骗妇女和钱财为目的。“玄堂”秘闻，首先从慈溪泄露，“王法师”闻风逃遁。而曹元、钱德等人被县署传讯后，尚敢一口咬定纯系拜佛，并越级上诉至宁波府喊“冤”。府署向那些去过“玄堂”的妇女调查时，一个个都咬牙低头，含羞带恨，不忍说出口来。与此同时，定海等地的“玄堂”案相继侦破。事证俱在，这伙假借神佛名义奸淫妇女的流氓，才受到发配边远地区服刑的惩处，但首恶“王法师”竟逃之夭夭。
从严识别，“神棍”与窃据寺观的花和尚妖道士类还有所区别，在正统宗教看来，这些都属于野坛左道，官府则称作“邪教”。“邪教”多采取秘密社会的形态，因此往往被谋举造反者用作聚合势力的渠道，到清代乾嘉前后，更与民间会党团体并列为近世中国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明代中叶起，“神棍”利用“邪教”作恶的现象趋向普遍，则可视为近代流氓大批向教门会党渗透的先声。等到这类秘密社会完全被流氓所控制而堕落为流氓集团或黑社会势力后，流氓群体也完成了古代型到近现代型的转变。
强盗碰上贼爷爷（1）
清朝中期，北京有个剪绺贼住“贯城李镖局”隔壁。此人以两枚磨利半侧的铜钱为作案工具，平时将钱骈夹在两指间，垂手游逛闹市，割人衣囊探取钱物，就像摸自家口袋一般便当。某日，有人请镖局护送一批货去南方，适逢局里的镖师全出差了，剪绺贼便自告奋勇替走一回。临行前，掌柜叮嘱说：“你虽无武艺，但劫盗见我贯城李的镖旗，谅亦不敢劫镖。不过，他们倘托词交友，请你喝酒，你万万不可答应！”
未出掌柜所料，等候在南下道中的劫匪看见贯城李镖旗后，没敢轻举妄动。但看见护镖师是个生面孔，又觉疑惑，遂以结交为借口，邀他同饮，想试出对方武艺深浅来再作计较。剪绺贼忘了掌柜的警告，当真随他们喝酒去了。
酒至半酣，强盗们亮出了黄鼠狼给鸡拜年的真意，道是您既然替李家走镖，一定身怀绝技，请露两手给我们开开眼界。剪绺贼这才看出他们不怀好意，便以敬酒为名，起身巡行一圈。待其回座再饮数杯后，强盗们又请他“献技”，语气已近逼迫。剪绺贼淡然道：“各位摸摸脑后。”众盗不解其意，都反手一摸，不得了！各人脑后的辫子全不见了，连何时被剪去的也不知道。剪绺贼嘿嘿冷笑，把他们的辫子从袖管里一条条掏出来搁在桌上，拱成一堆。群盗大惊，一起拜伏请罪，恭恭敬敬地把他和货队送走了。
偷儿以身手敏捷的剪绺术慑服群盗，这可正应了一句老话，“强盗碰上了贼爷爷”。认真讲求起来，“贼”也委实不枉担这“爷爷”的尊号——各种类型的古代流氓犯罪行为中，论“技术”精良，的确以偷儿窃技为第一等。仔细推敲，似有三条原因值得重视：
一是讲究传道受艺。从史料记载看，凡手段高明的偷儿在入此道时，都拜富有经验和绝技的惯贼为师傅。如清代安徽巨偷吕二，以钻穴、逾墙、剪绺、探匙等窃术分类授徒，“其避光匿影、绝声灭迹之法，暇目辄为其徒口讲指画”（徐珂《清稗类钞》），促成作案水平不断提高。
二是讲究结伙行动和角色分工。如踏勘地形的叫“踩点子”，行窃时放哨的叫“巡风”，替主窃者打掩护的叫“护托”，得手后传递赃物的叫“过托”。俗谓“捉贼捉赃”，所以一般偷儿团伙又都有专门窝赃的“窝家”，这种角色从不参与作案，很难被人怀疑上。
三是讲究诡计取胜。即便是结伙作案，也以各显神通弥补主窃者之不足为特长，不比有些流氓类型专恃人多势众，强夺硬劫。试举数例古代偷儿常用的伎俩：
一叶障目，即障眼法。如贼扮顾客去缎庄，以选料裁衣为托，让伙计把货架上的绸缎卷子一件件搬到柜台上看货，等绸卷堆起多了，他猛地抖开一匹；左手扯出几尺面料往身上一盖请伙计品评，右手就在此遮蔽下把柜上的绸卷塞进自己袍襟内。待从容离开时，店伙因柜上杂乱，往往对失窃毫无察觉。
对卖调包，即以相似的物件偷换行窃。明清时，常有偷儿以此术往银楼中窃取贵重首饰，全仗手法敏捷。
声东击西，如《随隐漫录》举南宋时临安偷儿窃术：受害者挤在人群中看人摆场子卖药，但两手始终护持缠在腰间的大钱包不放。偷儿搭档来了，护托的捡根树枝对其脖上一戳，就在他伸手抓痒的一瞬间，钱包被主窃者解开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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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盗碰上贼爷爷（2）
调虎离山，如前述惯偷吕二，听说邑中富豪娶亲，妆奁极丰，即率徒弟杂在看热闹的人群里，混进喜堂。过一会儿，一个徒弟手提事先备好的包袱往外疾行，一个徒弟高喊捉贼。趁着众人赶紧去追的当儿，吕二立将堂上陈设的贵重物品席卷一空。等众人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