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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解，字翁伯，河内轵（今河南济源）人，出身低微。能溯理清楚的家谱是，其外祖父是个替人看相的，父亲以挟负气力逞雄犯法，在汉文帝当国时被官府处死。郭的侄儿、外甥等，后来皆以行为凶悍乃至杀人而无善终，看来除社会风气习染外，家庭影响的作用亦不可忽视。
《史记》作者司马迁曾见过郭解，说他身材短小，相貌不及一般人，谈吐也很平庸，没什么豪言壮语可供传世。可是在此平平外表下，却“阴怀贼害之意”。还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残忍的性格，稍有不快，便与人白刃相见，犯下不少人命案。替朋友凶报仇家，藏匿亡命罪犯，拦路抢劫财物，盗墓行窃及参与铸造伪币，种种坏事“不可胜数”。但是他运气很好，总能在窘迫间侥幸逃脱官司的惩罚。
成人后的郭解，不复少年时无赖情状，开始“折节为俭”，追求“以德报怨”的名望。他的外甥仗势欺人，为人所杀，其姊大怒，道我有翁伯这样的兄弟，儿子居然被人杀害？把尸体扔在道旁，欲以此刺激郭解为她报仇。郭解马上派人侦探到凶手的藏身之处。凶手窘困，被迫来向郭解请罪，并告诉说，郭的外甥和他一起喝酒，他喝不了许多，郭的外甥竟按住他强灌，这才一时性起，用刀将其刺杀后逃走。郭解说：“这是他咎由自取。”遂放走此人，劝姐姐收葬儿子，息事宁人。又有一次，郭解出行时，遇人箕坐挡道而态度倨傲。郭的伙党要杀此人立威，郭忙劝阻说：“住在一条巷子里的邻居见我不敬，是我德行不修的缘故。”遂嘱托里甲，请他豁免此人的徭役。这些沽名钓誉的行为，为郭解赚来了“急公好义”的声望，名头远传，各地亡命之徒纷纷来轵县投奔他，数年间，郭成了河内游侠的魁首，而这种地位和名望，也正是他所期盼的。另一方面，“其阴贼著于心本发于睚眦如故”，换句话讲，就是阴残的本性，并没有因“折节为俭”的伪装而稍减，只不过现在已经有足够的恶少凶徒供其驱使，犯不着再自己动手杀人了。谁要是与他结怨，甚至只是背后说了他几句坏话，不用他开口，就会有爪牙代为料理。知道底细的人，远远看见郭解来了都赶忙躲开，惟恐得罪。
愈是威风如此，郭解在言行上愈是作谦恭状。此时他已凭拥有的潜在势力，熬到了出入公庭、结交绅贵的资格，但出门不带仆从，见官不乘车子，以示仍恪守“布衣”的本分。受人请托办事，也尽量求得有个让人满意的结果。有一次，洛阳城里发生械斗，当地的豪魁多次调停，怨恚难解，有人请郭解去。郭解连夜往见当事人，当事人慑于郭的声威，被迫接受调停，郭又道：“我听说地方上有头脸的人为你们调停多次而不见效，我这一来你们就买了我的面子，岂不丢了他们的面子？这样吧，待我悄悄离开后，你们再接受一次他们的调停，然后化解。”其实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仍旧传开了。郭解以“谦恭”换来了更大的名声，甚至连关中的任侠辈也仰慕不已。
河南郭翁伯 大侠流氓不分家（2）
此后，西汉政府决定，将各地豪门迁徙关中茂陵，以便就近监督。按郭解此时的产业数额，不够标准，但以他在河内拥有的实际社会势力，轵县官署不得不把他放在迁徙名单内。郭解便辗转托人，请出卫将军替他通融，卫将军说：“郭解家贫，不够迁徙资格。”汉武帝冷笑道：“一个布衣，居然能搬动将军替他讲情，可见其家不贫！”这一下，可谓弄巧成拙，郭解成了“钦点”迁徙之人。
迁徙的日子到了，郭的众多党羽要为他送行。轵县有个姓杨的县吏依照规定办事，不许他们护送。郭解的侄子遂断杨县吏之头。接着，杨的父亲杨季主亦被人杀了。杨家派人去长安控诉，控诉人也被害死。汉武帝得知大怒，下令逮捕郭解，马上又有人给郭报讯。郭即逃到临晋（今陕西大荔一带），然后得人帮助出关，亡命太原。这时候，在他的故乡轵县又出了一桩人命案：奉命追捕郭解的使者来轵县调查郭的踪迹，找人座谈，有人说郭解是“贤人”，有儒生当场反驳，谓郭解专以奸邪犯公法，何贤之有？结果这儒生不久即被杀害，舌头也遭割去。不久，郭解终于被官府在太原查获，经审讯，杨家三条命案和轵县儒生被杀，都不是郭解干的。而能查证落实为郭解亲犯的罪行，又都发生在朝廷最近颁行的一次大赦之前，按律可以赦免。
要不要处置郭解，案件上报到御史大夫公孙弘那里，公孙道：“郭解以布衣任侠，行使权威，动辄以小怨小忿杀人。虽说他事先不知道，但性质比他唆使杀人更严重，应该以‘大逆无道’罪论处！”汉武帝同意公孙弘的见解，遂引用“大逆”法令，将郭解全家处死。
顺昌八七嫂 女恶霸手遮半边天（1）
五代两宋时，今福建省建瓯一带称顺昌县，以刻书业发达知名。宋金对峙期间，顺昌在宋辖境内，又闹出个母子祖孙三代人同恶相济的流氓世家帮伙。
帮伙的头子是个泼辣凶横“老而益肆”的女无赖，娘家姓刘，嫁与顺昌官八七为妻，人称官八七嫂。丈夫早死，寡妇独撑门户，遂以“积年凶恶”发家。长子官日新、次子官世肃都是骨干，连年仅十三的孙子官千三，也以“蓄养恶少过犯，百十为群”的“小霸王”横行乡里。另有官世肃的妻弟杨十一及符大二、符大四、傅六三、蔡六一、余小大、范廿三、李胜、叶八、陈小六、傅七十、杨二等一帮土痞为鹰犬爪牙。截至案发惩治前，竟是“居三县之界，霸一乡之权，败坏二十余年”。据官府判词可知，这个官氏恶霸团伙的主要罪行，可称“十恶”：
自设牢狱，刑施无辜。各式惨酷刑具，“如蒺藜、槌棒、狱仗、铜锤索、手足锁之类，色色有之，兵仗、弓、刀、箭镞，特其末者”。无论是本县居民，还是外来客商，稍有得罪，便被这帮人锁拿到私牢内拷打关押。最惨毒的刑罚，是把细砂放在铁锅里炒至赤红，灌入受刑者耳内。当地平民何大二、罗五二、罗五三、廖六乙等人，都因此立时耳聋，留下终身残疾。至于“殴人致死者有之，胁人自缢者有之”，以及“囚之牢房，动经旬日”的罪迹，斑斑无计。
停塌私盐，坐夺国课。宋朝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官八七嫂常年与私盐贩卖团伙勾结，家里设有盐库。闽赣一路的盐枭，多以此为中转和窝赃批卖要津。附近居民，一概被迫买官家的私盐。顺昌县前后六七任县令，都因无法收足盐课而离职。
私置税场，拦截商旅。当时顺昌为纸张、生铁、石灰等物资转输集散重地，官氏团伙在这里设下多道关卡，“收钱各有定例，赃以万计”。不少从外埠来的商贩，因拒绝缴纳这不明不白的“商税”，即惨遭毒打，甚至被抢走货物。
怙强习霸，豪夺民业。其手法有逼人立“虚契”，即并无一钱借人而迫使订债约，旋“白夺平民田园屋业”。或“借人钱物，已偿复取”，逼使破产。甚至“伐人墓林，弃人尸柩”。如此尚嫌不足，还要“勒被害人亲书罪状”，自己诬陷自己是盗贼，以备被害人告官时可反咬一口。
诱掠奴婢，贩卖人口。到案发抄家为止，官氏家尚有婢女进喜、巧奴、小童等多人，均系“诱掠得之”。
夺人妻女，毁人家庭。这一条罪状，官方判词概称为“夺人之妻，擅改嫁与恶少爪牙，而取其财”，乃至“一乡千家，父母不得子其子，夫不得妻其妻”。换成白话讲，就是生了子女被官氏掠去勒充为奴婢，娶回来妻子，被官氏的爪牙抢去当老婆。
故违国法，私宰耕牛。宋朝法令以耕牛为生产工具，严禁宰杀。读《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惟有“黑店”才敢卖熟牛肉，而官氏“常杀耕牛以数百计，牛马大耗”。
虚创“公益”，敛索民财。先后以创办“防盗”队伍、修桥等名义，强迫本乡1300多户人家出钱，“得财入己，民敢怨而不敢怒”。
私行文引，伪造官书。官氏“捕人”而以“文引”为凭是一贯的，此外在拆毁官道桥梁等建筑架造私业时，还“伪作达官书札欺诈郡县”。
顺昌八七嫂 女恶霸手遮半边天（2）
勾结衙蠹，贻毒一县。这条罪状，最终是“乡民被害者数百人泣诉”，由上级官署查实后，写在判词上的，略谓：“前后官府月吏素与交结，往往将词人科罪，含冤白死者不一。是以三十年间，民知有官氏之强，而不知有官府。乡民有争，不敢闻公，必听命其家。”
一个以女无赖为魁首的流氓团伙，且并没有显赫门第、勋业功名之类可资倚仗，竟得以嚣张到这等地步，确实骇人听闻。
官氏团伙的终极命运是一朝覆灭，官八七嫂编管信州，儿孙等分别刺配，所有爪牙或徒或杖，各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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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淫棍桑中 男扮女装入闺房（1）
明朝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盛夏，真定府晋州（今河北晋县一带）发生了一件上报中央的大案：一个叫桑冲的淫棍，运用扮女相、设骗局、施迷药等手段，创下了10年间奸淫良家女子182名的骇人纪录！
桑冲本姓李氏，原系山西太原府石州（今山西离石）李家湾文水东都（军队番号）李大刚的侄儿，有关他父母的情况，以及怎么会随叔父去部队驻地的原因，已无详考，只知其年幼时，就被卖与山西榆次县人桑茂为义子，遂改姓桑氏。稍长，混迹无赖行列，成为无所事事的浪荡儿。
成化元年（1465），即明宪宗登基未久时，桑冲听一个嫖友相告，家住大同府山阴县的谷才，善于男扮女装，以教授女子针线活计为名，暗行奸宿，淫游18年，从未败事。桑冲闻说心动，就去大同府寻访，在南关居民王长家里找到了谷才，即拜他为师，专习奸骗妇女的伎俩。
谷才先把桑冲脸上的汗毛须髭绞剃殆净，眉毛也作了整形。再蓄发分作三绺，戴上假髻，扮成妇女的头脸。然后教他学做各式女工，如描剪花样、刺绣荷包、缝帽纳鞋、烹调菜羹等，同时传授如何混进闺房、挑逗哄骗、自制麻醉药物，以及淫欲得逞后怎样诱骗威胁不致败露的各种作恶技术。两年后，桑冲“学成”，谢师还乡。归途中恶技初试，即告成功，自喜不已。马上应一班臭味相投的朋友的请求，收本县北家山的任茂和张虎、谷城县的张端大、马站村的王大喜、文水县的任和成孙原共七人为“再传弟子”。当时约定，往后各自行事寻乐，万一事发，谁也不许把“师傅”扳出来。
成化三年三月，扮成女人模样的桑冲离开榆次，开始了长达10年“别无生理，专一在外图奸”的职业性骗奸生涯，历经大同、平阳、太原、真定、保定、顺天、顺德、河间、济南、东昌等45府州县及乡村镇店78处，足迹所至，相当于今山西、河北、山东三个行省。沿途留心打听良家出色女子，设计行骗。其惯用手法是，先诡称自己是家住某地的妇人，因丈夫死后，不堪夫家族人虐待，逃亡在外，靠做女工为生，以此博得人们同情。然后在作案对象的宅第附近，找一人家投宿帮工。过几天后，便央求借住处主人介绍他去受害人家里“教作女工”。当时大户人家男女之防极严，大姑娘小媳妇皆深居闺阁，足不出户。“教作女工”的意义，不仅是传授一些家政技艺，还兼有趁此机会，让这些广有见闻的同性陪伴起居、聊解烦闷的作用。为此，桑冲总能比较顺利地获得和这些被害妇女同宿一屋的机会。常用的作案手法，是故意讲些“风话”，挑逗受害人情欲，或诡称“作戏”，即诱使被害人同其模仿男女交欢，趁机诱骗得手。如果遇上那些不易受哄辞色刚正的女子，则候至夜深时，向其喷洒迷药，使受害人进入麻醉状态后，再强行奸污。
旧时富家女子贞节观念极强，无论是被桑冲哄骗得手的还是被强施奸淫的，事后从自保“名节”计，都遮羞含辱，不敢声张。也有一些耐不住独守春闺寂寞的离人之妇，还乐得借此聊解夫妇别离之怨。所以桑冲行淫10年，人财两得，竟从未失手一回。直到成化十三年七月，当他又要向第183个受害人施恶时，这个淫棍的大限终于来临了。
大淫棍桑中 男扮女装入闺房（2）
这天黄昏时，桑冲来晋州聂村生员高宣家，自称是赵州民人张林的小老婆，因不堪丈夫打骂逃出来，想投宿一晚。高宣见他是个举止袅娜的少妇，毫不起疑即留他在南房内宿歇。谁料高宣的女婿赵文举也是个色中恶鬼，竟于半夜里偷偷摸进南房，要向这个假女人求欢，桑冲本为垂涎高家小姐的姿色而来，万万没想到自己先被高家女婿盯上了，惶急中将对方推倒。赵文举色胆包天，力气又大，马上把桑冲按倒在炕（北方的床铺）上，并强行解开他的衣裙。这一下，桑冲男扮女装的行藏完全败露，立刻被高家捆起来，解送晋州衙门。经审讯，大淫棍招供了师承谷才（此时已去世）、传教任茂等七人，以及10年流窜作恶的种种罪行。
晋州府认定桑冲所犯之罪，类比“十恶”，连同奸宿良家女子姓名开单，一并解送北京，乞敕法司从重拟罪。明宪宗得知，命都察院复审。十一月二十日，掌都察院事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王等具题：“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余辜，其所供任茂等俱各习学前述，四散奸淫。欲将桑冲问拟死罪，仍行各处巡按御史挨拿任茂等解京，一体问罪，以儆将来。及前项妇女，俱被桑冲以术迷乱，其奸非出本心，又干碍人众，亦合免其查究。”两天后，皇帝在承天门下旨，原话为：“是这厮情犯丑恶，有伤风化。便凌迟了，不必复奏。任茂等七名，各要上紧挨究，得获解来！钦此。”
都察院奉旨，以零刀碎割的“凌迟”酷刑，处死了恶贯满盈的大淫棍桑冲。与此同时，行文各省按院，缉捕任茂等一伙尚流窜各地行奸的流氓分子。此案全部过程都载在当时的“邸抄”（官报）上，说书艺人还把它编进了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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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市做痞 落草为寇
流氓和匪盗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行为条件的差异，就是一个显著的区别。流氓以隐身市井为基本的存在方式，匪盗则以啸居山林为基本的存在方式。即使是原义与“盗”相通的“贼”，也就是流氓中的小偷类型，也有手段与后果上的差别，小偷通过穿穴剪绺等窃术，一般以窃取财物为终极目的，匪盗则是明火执仗强夺财物外，还以打家劫舍乃至杀人放火为手段特征，对社会秩序构成更直接更严重的危害。《礼记》说“盗窃乱贼，而不作寇”，说明代表官方的“正统”舆论，对此也有清楚的认识。
不过，“隐市做痞”和“落草为寇”之间，并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反倒是具有各种联系。明代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匪犯罪活动十分嚣张，甚至分掠陆上州县，烧杀奸淫，作恶多端。当时便有人经过调查后指出，这帮匪徒多利用地方上的“棍徒”充当眼线或内应，这就是匪盗与流氓互相勾结的实例。张齐贤著《洛阳缙绅旧闻记》中，有一则述五代时潞州恶少向拱“折节徙义”的故事。此人原在市井称霸，弹弓走狗，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同时又与匪盗暗通声气。后来他去晋阳投军，路遇原先不相识的土匪劫道，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