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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对于由《公司的概念》首次提出的问题，我们的答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但问题仍是同样的。事实上，四十年前对通用汽车的研究中惟一没有提出的问题就是有知识的受雇中产阶级所产生的影响，知识员工和雇用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否则，我们今天实际上就没什么可供讨论的了——不管识公司内部，如结构、补偿、战略和制度等等，或是公司外部，如社会责任——《公司的概念》已经不是第一次辨别、定义并讨论的问题。我们今天仍然用《公司的概念》中所使用的同样的术语讨论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在过去四十年里所有关于公司和公司管理的书中，要论及对一家重要公司进行完整的研究，而且是从公司内部进行研究，本书仍算得上是惟一。
彼得？F？德鲁克
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
1983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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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前言
从前，有个年轻人计划写一本关于中国的权威性著作。他研究了所有关于这一主题的资料，做了充足的准备。他学习中文。作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他声名鹊起。一个出版商因此和他签了一份条件极为优厚的合同，并且付给他一大笔预付款。一切准备就绪，他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他抵达了上海。他拜访了一些中国问题方面的专家，渡过了愉快的一天。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受到了盛情款待。深夜，他回到下榻的旅馆，却无法入眠。他的脑海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想法。最后，在黎明前夕，他再次起床，匆匆记下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十二个小时之后，当他从桌前站起来时，他已经完成了一份最全面，最完美的提纲；只要再把他脑中闪现的想法记录下来，这本书就完成了。他只需要关于一些次要问题的一点细节方面的数据。“好吧，”年轻人一遍浏览他的提纲，一边自言自语，“耽误一天也没什么关系；我明天最好收集这些数据，这样我之后就不会打断写作了。” 那是四十六年前；最近听到这个年轻人——现在已经很老了——仍在查阅一点小的细节和数据。
本书的主题，工业社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与中国问题一样庞杂但却更加鲜为人知。我写作本书的资格远不如我们故事中的年轻人。因此，本次研究不能，也没有被称为是全面的或是结论性的。它所涉及的话题远远超出了这样一本短小篇幅的书所能涵盖的范围，甚至也超出了一个比笔者更加训练有素的人所能掌握和理解的范围。然而，它没有讨论能够涵盖这一领域的所有命题；遗漏的却可能很重要，甚至足以影响到结论。该主题如此具有挑战性，以至于笔者的尝试看起来就像是新闻报导；然而，本书的努力还远远不够。笔者敢于把如此粗浅的文章呈现给公众，惟一的理由就是：如果不这样做，就将重蹈我们在中国的那位朋友的覆辙，即使不是永远，也至少会在有生之年不断拖延其写作和出版。那样也许会更好，但是我认为，我们再也不能拖延关于我们工业社会基本问题的讨论了。对于美国，没有比这更紧急、更迫切的问题了——也没有比这更不为人知、更缺乏讨论的问题了。本书没有试图给出答案；它只希望提出问题。它不试图成为论述大型工商业公司与自由工业社会之间关系的权威之作；它是开放性的讨论，我希望它能引发一场热烈而卓有成效的争论。
* * *
很久以前，我就对以社会学和政治学（而不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解决工业社会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但是，如果不是因为1943年秋天的邀请，哪怕是如此粗浅的研究我也无法完成。通用汽车公司邀请我从一个外部顾问的角度对它的管理政策和组织方式进行研究，并完成研究报告。为此，我工作了十八个月。这次邀请不仅为我的研究提供了经费，也使我得以深入接触通用汽车的资料、工厂以及管理者的丰富经验。毋庸置言，本书所表达的观点和得出的结论都是作者个人的看法，没有反映通用汽车公司或该公司任何领导者的观点和结论。但是本书分辨问题和理解问题的程度是要归功于通用汽车公司在纽约和底特律中心办公室以及制造部门的管理人员，要是否认这一点就未免有些忘恩负义了。随着研究的结束，将近两年时间里，我所享有的与这一群人亲密接触的特权也必然宣告结束，对此我从心底感到万分遗憾。
我还要向其他很多朋友致以深深的协议，他们有的在政府部门工作，有的在工会工作，也有的在工商企业工作，他们的知识和经验都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彼得？F？德鲁克
佛蒙特州，本宁顿镇
1946年1月
。。
自由企业社会的启蒙哲学
彼得？德鲁克为中国的企业社会带来了什么？
文/《南风窗》主笔 袁卫东
在一个全球化的企业竞争时代，中国人依旧深深困惑于这样一个事实，为什么中国企业依旧处于历史的困境之中，而无法赢得与这个时代匹配的主流价值？
美国《财富》杂志，在为纪念其推出“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50周年时，曾经宣称，大企业是人类最伟大的创新之一。《基业长青》的作者柯林斯，更进一步将“现代公司”，列为与美国宪法同样伟大的社会发明，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连接市场机制与*政治的桥梁”。这显然是现代文明对公司意义精辟的见解。
简单的说，公司可以创造属于它们自己的有力世界，而且有其不凡的使命。而在中国，远非如此。
新世纪以降，一波又一波的企业大震荡，最终让中国当代商业史，在其20多年的经验积累之后，依旧充满动荡和深不可测的命运危机，这不仅是企业人物的沉沦，企业的危机，甚至覆灭，而且演变为一场本土企业主流价值的塌陷。这反过来进一步加重本土企业群体的危机。
人们不免困惑：为什么中国本土企业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展现它的进步？
与25年改革史，如影相随的中国当代商业史，其20年的价值尺度如何刻下？
人们不禁追问：中国政治与企业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战略？我们是“告别强盗资本家”，还是告别中国式的官商勾结？新政商关系能出现吗？一场以社会基本伦理为代价的致富和崛起，还要继续吗……
最终，中国本土企业如何展开其内外“合作秩序”，在一场以“中国崛起”为主题的现代文明大扩展中，获得主流价值？
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上，经济学曾经因为其对于中国市场走向持续的倡导与论证，获得异乎寻常的主流地位，并由此成为中国商业时代的启蒙哲学，但在一个中国从政经改革驱动，转向企业价值和竞争力为新动力的巨大转型时代，就需要新的真正抓住历史本质的思想坐标。
彼得？德鲁克对于现代工业社会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观察与思考，因为其奠定管理学源流，而在这个国家已经引起相当的重视。这不仅在于德鲁克探索和建构的知识体系，而且在于其对于全球企业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刻洞悉，以及远见卓识。上个世纪50年代，他就“预测到计算机技术总有一天如何彻底改变商业”，而在60年代初，他就“前瞻性地呼吁人们关注日本即将崛起为工业大国”，而在20年后，他又“警告日本将面临经济停滞”……
而在美国再一次成功捍卫“美国世纪”时，德鲁克却宣称“美国的经济主宰地位已经结束。正在兴起的是一种由区域集团组成的世界经济……”
对于正在理想中以美国商业史为蓝本的中国企业界，在超级CEO杰克？韦尔奇，战略思想家迈克尔？波特，营销专家科特勒……大行其道之时，德鲁克对于中国时代独特的价值在于，他以其深刻的企业哲学笔触，将一个正在行进的时代真正的本质揭示：一个自由企业社会的诞生，以及其基本的体系和命题。这让弥漫于时代上空的流行思想和口号变得软弱无力。在这之前，中国的历史时代，在界定自己的时代坐标时，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词汇。
在6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标定全球文明的走向时，德鲁克就开始了这种分水岭式的思考和写作。“我们再也不能拖延关于工业社会基本问题的讨论了……论述大型商业公司与自由工业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德鲁克的视野里，大企业，即大型的综合性生产单位在过去50年中作为一种社会实体而出现，可以说是西方世界近代社会史上的头等大事。而所有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都围绕我们想从大企业中获得什么，围绕着大企业以及它所服务的社会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才能最好满足我们的愿望和需求。
在德鲁克看来，在自由企业体制下的大企业，作为决定性和代表性的社会经济机构，它为人们树立了典范，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而现代社会的特征也是“由三个因素共同决定和塑造：大企业的组织形式，大规模生产技术，以及大型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我们的社会信仰和希望。”
那么，以美国为蓝本的自由企业社会，其历史的本质是什么？
这不仅在于“除非发生重大灾难……否则没有任何事务能令绝大多数美国人放弃他们对以自由企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信念”，不仅在于“政治家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运用政治、经济手段使自由企业体系正常运转”，而且在于“公民首先必须被企业雇用，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大型企业必须实现社会的基本承诺和信仰……让社会成员的价值得到体现”。正如德鲁克在他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所说，组织的目的就是“使一群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
一个公民社会与一个企业社会的价值链被永久的打通了。
对于巨变时代的中国企业，及其价值；一个正在崛起的企业社会的成长和壮大所需要的大政治；巨变时代的中国国家战略与公司战略……德鲁克深邃的思想体系无疑能够为我们指路。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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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彼得·德鲁克的理解（1）
伟大人物似乎都是一个使命在身的人。德鲁克毕生的使命，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新社会，是要帮助世人去理解如何组织一个工业社会。德鲁克是幸运的，他的思想最终为世人所接受，使人们理解了工业社会的本质，理解了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理，以及理解了工业社会的基本单元即企业及其管理全貌。德鲁克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一位社会学家，一个现代组织理论的奠基者，最后还是管理学的一代宗师。
我们称德鲁克为大师，并不表明德鲁克的思想源于某种莫名的启示。他的思想以及庞大的思维规模，源于独特的思维结构，很可能受卡尔？*和*？韦伯的影响，这只是猜测，德鲁克本人没有提及过。德鲁克分析“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思维框架、概念体系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与这两位思想伟人极为相似。韦伯曾经说过，现代西方学者以及他们所体会到的精神世界，深受*的影响。
与思维结构相对应的是价值立场。德鲁克早年深受詹姆斯的心理学影响，使他的基本价值立场倾向于保守或中庸，自称是“自由保守派”；对待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既不悲观又不激进，主张有限理性，强调人的尊严；强调在社会成员共识的基础上形成公正，以此为基础来推动社会进步。德鲁克与历史上的伟人一样，终其一生所建立起来的思想成就，是可以“还原”的，可以还原到他的基本价值立场上。德鲁克庞大的思想和等身的著作，有着内在的统一性，统一于他的基本价值立场，统一于对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主张。
德鲁克自称是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能非常准确地解析和叙述一个复杂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他的著作很直白，少有歧义，不必揣摩，也没有必要用心去悟；与巴纳德，乃至西蒙深邃而周延的“现代组织和管理”理论不同，这也许是德鲁克难以融入学术界或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德鲁克的思想是由普通人的经验和良知支撑着的，加上他“人本主义”的基本价值立场，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这也许是他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德鲁克在其60多年的职业生涯*写了29本书，大约发行了600万册。
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管理要面对的是一个社会、一个人性的世界；管理要应对的是一个“社会群体心理”的组织过程。管理面对的不是物理世界，管理要应对的不是技术经济的组织过程。他始终不认为管理是一门科学或一门艺术，充其量只是临床应用医学；管理强调的是有效性，需要实践的检验，而不是自我检验。企业是很实际的，关心“结果”胜于“理论”，在乎“实效”胜于“真理”。企业的成就或经济成果，是靠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干出来的。德鲁克把自己的第一本管理著作，取名为《管理的实践》，而不是“管理学原理”，这让很多人至今感到莫名其妙，尤其是让那些崇尚“从客观事物中发现绝对理性法则”的西方人备感困惑。
尽管德鲁克具有驾驭思想和文字的天赋，可他并不擅长也不打算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包括把概念、原理和方法结构化，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在他看来只要思想和观念合乎社会的需要，合乎人们的基本道德准则和直觉即可。而且他不喜欢咬文嚼字，四平八稳，做秀才文章；他追求思想上的完整性，讲究表达上的准确性，这导致他的作品思维跨度大，叙述上的附加成分多。解读德鲁克的著作，必须学学他把握问题的方式，即弄清楚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弄清楚德鲁克在说一件什么事情。否则，我们很难跟上他的思想主线，容易迷失在他那随心所欲的语言丛林之中。
我对彼得·德鲁克的理解（2）
德鲁克强调实践，始终把各个学科当做一种专业知识的来源，或当做多角度思考问题的工具，为自己“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服务。他习惯于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借用他的概念就是“使现实变得具有未来意义”。加上他涉猎广泛，尤其擅长从实践中提炼概念，终其一生不断强化自己的思维规模，不断演绎发展自己的思想体系，可谓与时俱进。要想领略彼得？德鲁克的精神力量，必须从他的思想源头开始，从他早期的四本著作开始，即《经济人的终结》（1939年）、《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公司的概念》（1946年）和《新社会》（1950年）。否则，难以把握他不断涌动的思想潮流，就像我们难以把握韦伯活的思想灵魂一样，只能窥其片断，不能与之神游。
《经济人的终结》是德鲁克移居美国大约两年之后写成的，那年他30岁。该书第一次展现了德鲁克的精神力量，即站在思想伟人的肩上，站在“历史过程和逻辑过程”两者统一的高度，从普遍联系中把握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演变的内在动因，进而综合应用各类知识于现实，形成自己的概念和见解。尽管《经济人的终结》中形成的思想还很年轻，然而却有着毋庸置疑的洞察力，宣告着“经济人时代”的结束，认为人类将面临着时代的转变，令人震惊。而且，事实证明德鲁克是正确的。
按照德鲁克书中的观点，在重商主义原则上建立的“经济人社会”，企图通过“经济自由”带来“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