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面，张元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钢丝般坚硬的头发，满头的刨花卷，桀骜不驯。这个面带笑容、眼神温和的人，尽管不太认同“第六代”这种有些概念化的划分，却是与他同一年龄代的导演中最多产的一个：从开始的所谓“地下电影工作者”、“独立导演”身份，到后来拍摄MTV、小成本商业片、纪录片、商业电影、电视剧，他不断变化着关注对象，变换着艺术风格与形式，东奔西跑，精力充沛、不知疲倦。
“我对艺术的入门是从绘画开始。我的观察社会、观察物体、观察人物都是从绘画开始，之后又学习电影摄影。但这些对我来说，在拍电影的时候反而有不利的影响。我经常对自己强调的是，你现在不是在画画，不是在做摄影师。我总是希望能忘掉自己的专业出身，总是有意把一部分审美忽视掉。”
● 地下是一个挺大的词
张元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叫《妈妈》。《妈妈》为张元赢得了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公众奖、柏林电影节最佳评论奖、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大奖。
“我在国外接受采访时，记者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是地下导演，怎么是独立导演？’当我第一次听到人家宣布说‘现在请中国的独立导演张元上台……’，我特别紧张。当时我想象地下是一个挺大的词，不敢想象一个导演能是独立导演。”
之后，张元又拍了《北京杂种》，还有《东宫西宫》、《儿子》、《金星小姐》、《疯狂英语》……后面几部电影都没有机会在国内上映。
他安慰自己，“虽然拍了那么多电影不能被人看到，但它们还是电影，不是枉费，而是一种存在。”
内地的观众看不到张元的电影，但不影响他的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妈妈》在100多个电影节放映过，《东宫西宫》放映了40多个国家。
张元：从“地下”到“地上”（2）
到了1997年，我终于想通了，我一定要让我后面的电影能有机会在国内发行。拍《过年回家》时，我很坚决，一定要让这部电影在国内公映。”张元谨慎地操作着从“地下导演”到“地上导演”的蜕变，“虽然影片有时候就被剪掉了一点点，但在之前，我有很多的‘自我审定’，有的电影能不能在国内放，先给它筛一遍，剧本通过后，再改一遍，最后交上去之前再剪一遍。”
●“我总在想到底什么是真的”
张元电影的“题材的争议性”始终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张元对“剑走偏锋”这个词很敏感。
也许张元不喜欢这样的形容词，但却坚持自己的拍摄角度是有价值的。“大家都看到的东西，再去发现，对于我来说，没有挑战性，也缺乏意义。”
在张元的电影里，你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他身边的人。《北京杂种》中的崔健是张元的好朋友，而《儿子》的主人公则是张元楼下的邻居。那些近距离生活在张元身边的人，最终进入了他的镜头。“我觉得离我很近的人也完全可以进入到画面里面。而且我了解他们，我更知道他们的哪些是最真实的。”他说对他而言，拍电影是一个得到真实的过程。“我总在想到底是什么是真的。”
“一家四口人自己去演他们自己的真实生活，父亲因为长期酗酒住到了精神病院。当时我为了拍这个电影，把他从医院借出来，让他们一家人真实地去演他们的故事。我在看着他们的表演时经常恍惚，到底哪些是真的？”
“支撑自己拍电影的‘最大的激情’是因为自己还有一定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对这个世界还有一点兴趣。”他说，“偏执是不是就是独特的角度？我不敢想象没有反抗，没有自己的角度，会是什么样子。”
当问到他是否觉得自己幸福的时候，张元似乎被难住了，思忖了很长时间，然后才字斟句酌地回答：“如果我说我今天是幸福的话，是因为我还能做我喜欢的工作。”又改口说，“也许我不是那么幸福的，但会有幸福的状态呈现出来。”
● 干什么都是自己的选择
在采访过程中，张元把整个身体靠在椅子上，慢慢地吸着烟，常常一个问题要等待良久才能得到几句简单的答案。
吴虹飞：你怎样评价“第六代”导演这一群体，你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是怎样的？你认为你和哪一个群体或哪些导演距离感最近？
张 元：我们这拨导演拍的东西，各方面差异都挺大的，像娄烨、王小帅、陆学长。我不知道“第六代”是不是也把贾樟柯划进来了。每个人拍的东西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希望自己的东西和哪个导演特别接近。我感觉，导演系的那帮同学已经有点骄傲，沾沾自喜了，实际上，什么电影还没拍呢。
吴虹飞：那你觉得你们这代导演和“第五代”的区别在哪里？
张 元：第五代是谁啊？不就是张艺谋、陈凯歌他们吗？我觉得这样比较不太有意思。有的时候一些更老的电影，或者是一些已经去世的导演我还是挺喜欢的。我觉得我们身上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我反而对和我同一代的一些人不是那么认同。
吴虹飞：你看贾樟柯的片子吗？你们都很注重平民的视角，你和他的区别在哪里？
张 元：看。他的视角稳定。我认同他的情感，把摄影机放在平民化的角度，为什么不平民化，有什么高贵可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张元：从“地下”到“地上”（3）
吴虹飞：不可否认的是，现在许多商业电影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快餐文化”，那么你如何在不拒绝和不迎合大众之间达到良好的平衡？
张 元：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结果。而且的确，有的时候艺术的价值不是掌握在大众的手里。但是艺术家，包括现在的电影制作人是靠什么活着的？从艺术史上说，艺术家是靠赞助人和资助活着的。今天的电影制作人投资了一部影片，他最后是需要观众看的。艺术家要靠资助人活着。
吴虹飞：1990年的MTV《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与《一块红布》，当初是出于什么初衷去做的？
张 元：那时中国摇滚乐的代表就是崔健，有次崔健和我在一起聊天说拍一部MTV，可是那时候MTV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那时国内没有MTV。后来才知道MTV是被叫错了，MTV是美国一电视台的名字，后来国内才强调应该叫MV。我当时还特别傻，问崔健什么是MTV，崔健特严肃地说，MTV就是music televison。《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我是当做电影来拍的，没想到拍完以后当年就拿到MTV电视台的奖，他们第一次给亚洲的奖。
吴虹飞：你和王小波是何时开始合作的？听说你们合作以前，你还不知道他是一个小说家？
张 元：我在认识王小波之前，就已经开始准备《东宫西宫》这个剧本。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加拿大学者向我推荐了王小波和李银河，建议我去见见他们。李银河说不如让王小波来写。在写了很多稿之后，有一天王小波才给了我他的小说《黄金时代》。当时那部小说还只在台湾出版，书商给改了个非常奇怪的名字，叫《王二风流史》。
我和王小波合作了几个月，这个人很好，很真诚，说话不是很多，但每句话都特别有意思。
吴虹飞：你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特质？
张 元：导演和一般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和一个管道工，或者一个做室内设计的、一个做面包的没有什么两样。都需要一种手艺，但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
吴虹飞：如果这辈子你没有成为一个导演，会不会觉得遗憾？
张 元：没什么遗憾的。就是现在说再不让我拍了，我觉得也没关系。
吴虹飞：当你拍电影的时候，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不拍的时候，最关心什么？
张 元：拍电影时最关心的是电影本身，不拍电影时关心的是下一顿吃什么。
吴虹飞：你觉得你孤独吗？
张 元：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人生的主题，我想人本身就是孤独的，人都是孤独的吧？
吴虹飞：你会不会经常自我反省？
张 元：会。我认为我缺点很多，不反省恐怕活不下去。艺术工作永远是和悲观、焦虑、失望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这个社会需要的艺术家比过去多一些，是因为人总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支撑。
吴虹飞：你和过去相比是不是更平和了？
张 元：我觉得大家可能对我存在一些误解。我心态变化不大，而且我也并没有平和，我倒觉得我今天内心的愤怒比过去更强。
吴虹飞：有一天这种愤怒会不会释放出来？
张 元：很可能。我的灵魂永远是自由的。干什么都是自己的选择。
（本文由郑洁协助完成）
郑钧：我不是最美的花朵（1）
目睹父亲辞世，他一下子就老了，那年他8岁。孤独的、忧伤的、坚硬的、敏感的，一起注入身体。缺失的就已经永远缺失了，无力挽回的童年。他却奇迹般地停留在漫长的青春期，固执地盘桓在有关自由、激情、绝望、颓废的惯常话语中。
● 他的青春是一剂毒药
“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宫……”歌声悠长、颓靡、神经质。郑钧穿着黑色还有红色的皮衣，忧郁的脸，灯火辉映时，有些妖冶的味道。这是工人体育馆舞台上狂放的郑钧。
一件深蓝色的毛衣，一条有些邋遢的牛仔裤，一双旧的皮鞋，脖子上围了一条深色围巾。一切是深色的，这是第一次在酒吧见他的印象。演出海报铺在酒吧桌子上，暗花的衬衣、方型坠的项链，光集中在他的脸上，干干净净——10年前的他。
北京已经进入了低迷的冬天，惊蛰远远未到，体育馆外，狂风乱作。“我们活着只是为了相互温暖。”这是要命的抒情，浅尝辄止。他的笑容是灿烂的、温暖的。他属于忧伤派，就连粗暴也要带着那么一丝甜蜜。
“很久没呐喊了，都忘记了怎样呐喊了。”说完，他真的仰着脖子大叫了一声，又一声，又一声。鼓声擂动，他开始彻底兴奋。一个小姑娘扭扭捏捏地站起来，她拉起了她的同伴。她旁边的、不远处的人也跟着站起来，接着是一片一片的，都站起来了。热情被勾带起来了，双手挥舞，也跟着他一起没头没脑地齐声呐喊。偌大的工人体育馆，竟然变成了不羁小酒馆的一次摇滚派对。年轻的鼓手蓄着小胡子，技艺高强，俊俏的吉他手也不失时机地卖弄着“范儿”，郑钧的声音在高处，恰到好处地撕裂。
“今晚，大家就当我疯了吧。”他的个人演唱会，距离他刚出道，已经10年。
10年前，“红星生产社”的郑钧，国内最早的签约歌手之一。大学的大礼堂，幕布拉开，刚出道的郑钧肩膀宽阔，脸颊瘦削，所到之处，引起女生尖叫一片，他竟然有些赧然。
10年前，“校园民谣”风正吹得强劲。老狼是实力派，打“校园”旗号：“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郑钧是偶像派，以摇滚的名义：“我的爱，赤裸裸……”他是青春的一剂毒药。形而上的爱情和肉体、欲念，掺杂在一起。
他没有当众述说过他的孤独——他的酒醉、抱头痛哭以及凌晨在机场的辗转犹豫：究竟要不要腾空而起，离开这里？是的，没有必要在媒体面前推心置腹。
据说他内心是羞怯的。时光要倒溯到30年前，那个好看的、内向的、有些自卑的小男孩，抬头仰望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城墙、灰色的西安。目睹父亲辞世，他一下子就老了，那年他8岁。孤独的、忧伤的、坚硬的、敏感的，一起注入身体。缺失的就已经永远缺失了，无力挽回的童年。他却奇迹般地停留在漫长的青春期，固执地盘桓在有关自由、激情、绝望、颓废的惯常话语中，在太宰治的《丧失为人资格》、莲花生大师的《度亡经》、摇滚歌手娄？里德（Lou Reed）低迷的歌声之间——那是他的理由、依据、借口——不肯醒。
10年后，郑钧在要求返场的呼声中不知所措，他已经谢幕了，原本以为就这样结束。我听到他接过话筒，犹豫地、小声地说了一句：“这样好吗？”有人忍不住讥讽：“返场得莫名其妙，是不是没有开过个人演唱会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郑钧：我不是最美的花朵（2）
但是观众全都站起来了，呼喊他的名字。一个女孩子，悄声拉着同伴衣角，小声地惊呼：“啊，他好帅啊！”
看青春散场。人们纷纷如寒号鸟般钻进出租车，广播里还在播放着郑钧的访谈。主持人说：“那我们还是来放歌吧，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是的，我们就这样，等着青春散场，然后年华老去，各奔东西。
●“我不是最美的花朵”
采访时，他喜欢时不时地调侃。
吴虹飞：能摘下你的墨镜吗？
郑 钧：不能。
吴虹飞：谈些靠谱的事情吧！
郑 钧：不靠谱其实就是一种自由的感觉。
吴虹飞：如何看待超女演唱会？
郑 钧：我觉得那是一个行为艺术，跟在体育馆发功似的。
吴虹飞：谈谈你的女儿……
郑 钧：今天怎么都是《生活与家庭》杂志在采访（笑）？
吴虹飞：你有坚定信仰吗？
郑 钧：在娱乐圈，信仰怎么坚定？
这时候，他不似大牌明星般“冷艳”。他感冒了，肆无忌惮地打着喷嚏，很随和地和粉丝们合影。满不在乎的表情，适可而止的自负。“是你不了解我……”嘴角微微上翘，似笑非笑。
他似乎已经拥有了差不多的一切：英俊、瘦才华、名声、财富、朋友、家庭、幼女、酒吧、私人会所、一场演唱会，似乎是万千宠爱。而他说：“我不是最美的花朵。”
他说，他是自卑的。爷爷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外公是早年留日的留学生，父母都是教授、知识分子，父亲笃信佛教，母亲皈依基督教。年少丧父，长兄为父，郑钧对自己的家庭，爱恨交加。
“哥哥各方面特别优秀。我小学上的普通小学，中学上的是普通中学，高中上的普通中学的普通班，哥哥就成天讽刺我，说我是垃圾，没有出息。初三还打了一年的架。他总是打击我、批评我、责备我，做什么都是错的。他从大学放假回来，行李往地上一扔，说：‘成绩单在哪呢？’我给他看。‘才80分就敢聊天！’‘啪啪’两个大嘴巴就过来了，说‘你这个垃圾’什么的。就这样。
“那时候做什么都是错的，特别绝望，特别自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家里都是大学生，我要是考不上大学，这辈子可真的就抬不起头了。”
幸亏考上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为了逃避繁难的理科专业，他特地挑了一个看起来很轻松的专业“工业外贸”。“上了大学才知道世界上还有阳光，我一上大学就被选成新生联欢会的主持人，还当学生会干部，就呼风唤雨了，还差点就入了党。”他忍不住有些得意起来：“杭州是一个休闲、颓靡的城市，那里的人，最好每天弄个扁舟泛一下，再吟首诗什么的。”
1992年，他毕业后本来是可以到美国留学的。签证下来了，是纽约的一个大学。香港的机票订好了，行李全部运到了深圳。他给圈里一个有名的经纪人“四哥”郭传林打电话，和他告别。郭传林却说：“你来北京吧，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还是来做一个歌手吧。”
他想了想，就真的买了一张火车票，去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