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来的上诉，维持原判。
另类质询，下派官员除了带钱还应该带什么
杜甫来需要用11年的牢狱之灾，去洗刷他贪墨30万元的污点了。如果仅仅按照数额对比，在近年来落马的厅局级贪腐高官行列里，杜甫来是一个“另类”，因为他贪得实在太少了。
说杜甫来贪的数额少，只是想分析一下杜甫来这类贪官与众不同的特点，并非主张贪官要多贪，那对我们国家和老百姓是更大的灾难。新世纪以来，相对于全国各地纷纷落马的厅局级以上高官而言，北京市落马的厅局级官员不算多，但因为地处首善之区，北京的落马官员比起其他地区的贪官们似乎更吸引媒体和老百姓的眼球，像副厅级的北京首发公司董事长毕玉玺，就曾引起全国关注。因为当前落马的官员，涉案金额动辄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甚至高达数亿元，甚至一个小会计也敢贪污几亿元泡妞。巨额资金和女人，这应该是新世纪贪官尤其是落马高官的必备标签了。
但杜甫来没有这些特点，也许他只不过是像自己辩解的那样起了“一时贪念”而已。但是，这种辩解我们岂能相信？杜甫来贪污案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他其实代表了我们很少关注的一个贪腐群体，这就是“带钱下派”的官员们。
有点社会常识的人和熟悉我们干部人事制度的人都知道，在我们的干部提拔任用规则中，上级单位的中层干部通常是被安排到下级单位担任主要领导。在这种任职过程中，除了职务上的提升之外，上级单位的领导为了表示对属下的关心，常常会给下派的官员一些各方面的照顾，其中“带钱下派”是一种通常的做法。因为官员们下去任职要开展工作，如果上级单位有拨款的权力，找个名义下拨一点专项资金并指定由下派官员使用，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而且，无论上下级对此大家都会心照不宣。一般来说，下拨的资金终究是要用在下派官员所在单位。如果这些钱确实为老百姓谋了福利，倒没什么可说的。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专款”往往是被下派干部“专用”了，甚至在用于公务之余，有一些钱就直接装进了下派干部的腰包里。
这时候我们还可以想到“跑部钱进”、“扶贫干部”等词汇。跑部钱进是向上级争取专项资金，而在各地最受欢迎的往往是带着资金下去的扶贫干部。上面把钱拨下去了，下面怎么用的这些钱，一般来说上面过问得就很少了。而且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凡是带着下拨款项下派的干部，或者能够向上级要来钱的官员，在钱款支配上大家往往遵循着这样的规则，就是谁要来的钱谁支配，至少可以支配一部分，别人是不好说什么的。毕竟，在多数官员的潜意识里，谁带来的钱就该归谁支配，仿佛这钱不是国家的，而是某个人靠关系得到的，所以能够要到钱的人，似乎就应该支配这些钱，别人过问就是多嘴。这种所谓的“潜规则”，就给了杜甫来这些人贪腐的空间。
杜绝这种贪腐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不管谁要来的或者带来的钱，只要严格按照组织审批程序使用就可以杜绝。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能够做到“按组织程序办”就很难了。如何破解这个难题，要靠各级单位的领导和制度，我们就不再多舌。
我们要关注的，是下派干部除了带资金、带项目之外，还应该带什么才能造福一方。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带一颗公心去上任就足够了。可是，杜甫来这样的官员把公心扔掉了，只带了一颗私心。
古往今来，贪腐的官员都是被世人鄙薄的，历代历朝打击贪腐都是无情的，不该贪腐的道理没一个官员是不懂的，贪官却从来没有断绝过。中国的贪官具有中国特色，就是小农意识强。从农村老大娘到高级干部杜甫来，仿佛都喜欢占公家便宜，农村老大娘只能偷挖生产队菜地里的一棵青菜，而副局长杜甫来则把公家的钱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这种占公家便宜的方式和原理都是一样的。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杜甫来不像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贪官那样遭人痛恨，甚至有人会为杜甫来仅为区区30万元葬送前程而感到惋惜。这种惋惜似乎没有什么错，但我们还应该看到，贪官和窃贼是一样的，都是不劳而获、都是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吸血鬼。
30万元换来11年徒刑，杜甫来实在不值，但确实刑罚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