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今天宣讲的，是西汉初期曹参继萧何为宰相而不变其法度的这段史实。即历史上所谓的“萧规曹随”。他讲这个题目，虽然是依据《通志》上记述的历史事件的顺序讲的。但也不排除他带有规劝皇帝赵顼和王安石的因素。他毕竟是一位主张“以古资今”的大史家。
司马光一开卷讲出“萧规曹随”四个字，神情紧张的吕惠卿就放下了一颗提吊在嗓子眼的心。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吕嘉问的消息是准确的，司马光果然要讲这一段。他脸上立即浮起一层已然胜利的微笑：司马大先生啊，历史上的盛事佳话多如莽林，你为什么不绕过这棵横枝多疤的古柏，去拣一株溜光水滑的梧桐发挥你的才智呢？你糊里糊涂地自己走进一个壕坑，真是令人可敬而又可怜啊！只怕今天的这次“侍读”，是你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了……
司马光恭身而立，神情专注，娓娓动听地宣讲着。他治学严谨，思路致密，语言生动准确。他按照自己对史料的研究和理解，讲到萧何辅佐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和治理天下的历史功绩及治理才能；讲到曹参其人和接任萧何为相后的治国方略；着重讲了曹参“自知之明”的优良品德；并引用汉时民谣“萧何为法，讲著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说明法令、政策连续有信的重要；并讲到朝廷稳定和国家安定的关系；最后讲到“萧规曹随”与西汉“文景之治”的因果。他像一位老迈智睿的私塾先生一样，口干舌燥地启迪着那一个高高在上的学生。
赵顼神情专注，偶而拿起笔来，在笺纸上写下几个字，以记所得和所疑。显然他是听进去了。
侍讲学士吴申、孙固似乎忘记了躬身而立的劳累，专心致志地在司马光的讲词中寻找可以补充和纠正之处，但这个“陕西子”确实令人折服。
王珪、韩绛也在似听非听。他们俩人是应吕惠卿之邀前来的。
王珪，字禹玉，四川人，时年五十岁。是一个有识无胆，文词宏侈瑰丽的笔杆子。长期担任翰林学士承旨之职，为皇帝拟写文稿，已习惯于用自己的嘴巴说别人的话。上个月被迁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吕惠卿明白，这样一个唯诺成性、初涉权柄的人，其才是可以借用的。
韩绛，字子华，开封雍丘人，时年五十七岁，是仁宗赵祯朝副宰相韩亿的儿子，亦是王安石密友韩维的哥哥。其人既无父亲韩亿的耿毅正直，也无弟弟韩维的聪明多谋，只是因为行事谨慎和父亲、弟弟的声望，上个月由枢密副使调领“制置三司条例司”。任新职一个多月来，他的作用只是应王安石之声而鸣，在皇帝面前应对时，第一句话必是“安石奏事至当可用”，连皇上赵顼也听得皱眉蹙额。吕惠卿清楚，这种人今天也必会应自己之语而鸣。
此时，曾布正依事先分工紧张寻找着司马光言论中的“缺失”。可他越听心里越慌乱。他与吕惠卿商定，由他担任首先向司马光发难的先锋，但在司马光将近一个时辰的宣讲中，他寻找谬误毫无所得，而司马君实关于“法令、政策连续有信”和“朝廷稳定则国家安定”的论述，反倒引起他极大兴趣，甚至被征服。他心内感到虚空。他偷偷地向吕惠卿窥望，吕惠卿正用犀利的目光给他打气，似乎在说：这是千载难逢之机，一切都决定于你那一声突然而准确的呐喊了！曾布的心更加糟乱了。
司马光开始以他沙哑有力的声音进行结语：“秦乱之后，人心思定。西汉建立，百废待兴。萧何约法以稳定天下，符万民之望，利万民生息，其功大焉。曹参继萧何为相，不变萧何之规，得守成之道，故‘文景之治’出现，天下安定，万民晏然，衣食滋殖，人了兴旺，此乃‘萧规曹随’之精魂，后世人君臣民颂扬之故也。愿陛下察而鉴之。”
司马光宣讲完毕，跪拜于黄缎团垫上，劳累至极，匍伏难起。
吴申、孙团向司马光投去敬佩的目光，确无语补充。
吕惠卿举目向曾布望去，曾布狡猾，左顾右盼，就是不望他。见曾布脸色苍白，眼大无神，吕惠卿心里狠狠地骂着：临阵畏缩，孺子误事啊！他决心代曾布而出，向司马光放头一炮。他猛然昂首，正要拱手参奏，皇帝赵顼却拍案而起，兴奋致极地称赞说：“读书要领，在于理解。‘萧规曹随’四字，朕熟知之，然终不解其意，以为曹参无才无智，继萧何为相，只能蹈萧何之步而行，因循苟且，不求创新，乃庸臣也。今聆听先生教诲，顿开茅塞，曹参随萧何之规，以求稳定，在稳定中徐图进展，貌似平庸，实则高明，亦大才大智之良臣也……”
吕惠卿一下傻眼了：皇上一言九鼎，无隙可钻了！他知道，皇上在说出这段心得体会之后，就该宣布“退朝”了。一股懊丧的感觉涌上吕惠卿心头。走近陷阱边沿的司马光又绝路逢生了！他无可奈何地等待着“退朝”两个字从皇上口中蹦出。
可赵顼今日迟迟没有说出“”退朝“这两个字，而是继续发挥着他听讲中所获得的”读书要领“，向司马光提出了他从”萧规曹随“中引伸出来的疑问：”但朕仍有一事不明，请先生赐教。西汉如果常守萧何之法，终世不变，就能避免其衰败灭亡吗？“
吕惠卿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心头大振，一股热浪冲上头顶：曾布无能，丧失战机；皇上歪打正着，战机失而复得，而且此一句比任何人的发难头炮都要有力得多！司马光，你在劫难逃了！
吕惠卿抖擞精神，等待着司马光的答对。
司马光在近两个时辰的宣讲中，已经耗尽了精力，借跪拜团垫歇息着。皇帝的总结正好是所期望的，他感到十分宽慰，等待着退朝。谁知皇上尚存疑窦，他已经松弛的神经一下又紧张起来。西汉的衰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是几句话难以说清的，也许自己就无力说清。避而不答吧？“侍读”失职！他略作思索，觉得西汉后期法令松弛也是衰败的原因之一，今日谈“法”，就以“法”的重要性应对吧。于是，他挣扎着疲竭的身躯立起，拱手回答：“禀奏圣上。法者，治国之基石，法存而治，法堕而乱，何独西汉，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亦可存也。”
司马光的这几句回答，不仅犯了逻辑上的错误，而且在道理上也是片面的。年轻皇帝赵顼还没有反应过来，吕惠卿却一把抓住了。他急促而出，跪倒，拱手，禀奏道：“禀奏圣上，司马先生今日所语，臣不敢苟同！”
赵顼怔住了。
司马光一惊，转头望着身边跪倒的吕惠卿，心中犯疑。
曾布立即醒悟过来，他不得不佩服吕惠卿的机敏果敢，也趋步向前，跪倒在吕惠卿的身旁，拱手大声禀奏：“禀奏圣上。司马先生今日之高论，臣也不敢苟同。”
王珪、韩绛惶惶一阵，也各自反应过来吕惠卿今日约请自己的用心。他们稀里糊涂，亦步亦趋，跟着曾布也扑倒在吕惠卿身后。
侍讲学士吴申、孙固大骇。迩英殿突然跪倒的一片重臣，使他俩看出，这些人要找司马光的岔子，而且也许是早就筹划好的。他俩紧张、恐惧、气愤，但又不敢有所表示，缄口垂目，各自极力按着慌蹦乱跳的三寸之心。
在这突然出现的事态面前，年轻皇帝赵顼也有些慌神了。他竭力保持着天子的尊严，冷森森地注视着刹那间出现的混乱。这时他尚未看出一场激烈的政争即将展开，以为只是学术上的平常争论，而被这些文人、迂夫子表现得过于认真，便徐徐地先舒了一口气，故作坦然地一笑，说道：“学术争鸣，古已有之，吕卿有何高见，朕亦乐于听闻。”
吕惠卿叩头之后挺直腰板，高声禀奏：“谢圣上。司马先生博古通今，臣十分敬仰。但其对‘萧规曹随’一事的见解，恐怕只能是一家之言。据臣所知，萧何随汉高祖刘邦进入咸阳，初时约法为三章，其后乃变为九章。可见萧何本人，也不是自守其法而不变的。汉惠帝明令除诽谤、去妖言、除秘祝法，都是对萧何法令的改革。时代在变，法令因时而变，这是常理，也是必然。臣以为西汉‘文景之治’的出现，决非常守萧何之法所致，恰恰相反，乃为变更萧何之法的结果！”
赵顼懵了。他凝神打量着御案前的吕惠卿，觉得这个神情从容、话语铿锵、气宇轩昂的“福建子”所谈的论点是明白易懂的。明白的是一个“变”，易懂的也是一个“变”，“变”就是“变法、变革”之变，正是自己现时所需要之“变”。这较之司马光讲的“连续”、“稳定”倒是更加入耳。他望着高台下的群臣：“众卿，是这样吗？”
曾布立即响应：“禀奏圣上。吕惠卿博学善思，臣以吕惠卿之言为是。”
赵顼看到曾布脸上红晕耀眼，察觉其不过在随声附合，神色肃穆了。他把目光扫向王珪、韩绛，大声询问：“王卿、韩卿，你们也与吕卿持相同看法吗？”
王珪狡猾。他看得出，皇帝只是被吕惠卿议论中一连串的“变”字吸引了，对司马光的信任仍然没有动摇，此刻最好的办法是观望。于是，他也只是把跪姿调整得更恭顺一些。
韩绛与曾布是同等人物，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而这种提拔，还有着一种十分微妙的关系。曾布的哥哥曾巩，是王安石的密友，韩绛的弟弟韩维，是王安石取信于皇帝赵顼的最早鼓吹者和引荐者。韩绛当然是明白这层关系的，所以，凡利于“变法”凡利于介甫，以至利于“介甫变法”四周人事的活计，他都舍身敢死。今日之变，他虽不知就里，但替谁说话是清楚的。听到皇上点名，他连副宰相王珪为何没有发言想都没想，便立即拱手回答：“禀奏圣上。司马先生刚才说，‘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亦可存也’臣以为这是无知之论，难道司马先生要我们回到几千年前那蛮荒年代架巢而居、钻术取火吗？”
吴申、孙固被韩绛这生硬的、玩笑式的议论惊呆了。连王珪、吕惠卿也觉得十分唐兀，太不像样，不约而同地向韩绛望去。
对这种不得体的、抬杠式的“争鸣”皇帝赵顼尤感惊讶和不快。为了宽慰遭受攻击的司马光，赵顼笑颜殷殷地对司马光说：“司马先生，你也可以争鸣啊！”
司马光在这突然的、连续不断的攻击中，开始懵懂了好一阵子。待韩绛蛮不讲理的几句胡说八道之后，他蓦地醒悟了：眼前的这场争论，根本不是学术争鸣，而是一场朝廷谋杀，王安石只是碍于情面没有亲自出场罢了。他头脑昏昏，甚至怀疑这场围攻的策划，是得到皇帝默许的。突然袭击，不宣而战，友情堕落，诡诈横行，老司马感到悲凉、愤懑、失望、苦痛。此时，他已不想和这样一些人在学术上费什么口舌了，只想表明自己决不退让的态度。一切是非曲直，让年轻的皇上去作决断吧！于是，他愤慨悲论而语：“禀奏圣上。臣奉旨‘侍读’，尽其所知，供圣上监察，不敢有争鸣之举。窃见近年来一些贤人能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庄老之言，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识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臣反对高奇之论，就是担心这种高奇会致天下‘架巢而居’；臣反对偏激之行，就是担心这种行为会使黎庶‘钻木取火’。圣上，臣的看法仍然是：法者，治国之基石，法存而治，法堕而乱，何独西汉，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至今亦可存也。臣言之正误，全凭圣上裁决。”
赵顼又被司马光一通诚挚、耿直、刚正不阿的慷慨陈词感动了。他重重点头。
吕惠卿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司马光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有所指的。“好为高奇之论，喜诵庄老之言”，指的不就是王安石吗？“读《易》未识卦交，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指的不就是曾布吗？所谓“高奇之论”和“偏激之行”，指的不就是“变法”吗？吕惠卿暗下狠心，不在皇帝面前扒掉司马光博学的桂冠，不逼着司马光亲口说出反对“变法”的言论来，是搬不倒这个庞然大物的。他趁着皇帝是非未定之际，向司马光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禀奏圣上。司马先生刚才所语，既言简意赅，又深奥莫测，但其核心含意，仍是‘法存则治、法堕则乱’臣虽属‘读《礼》未识篇数’之流，但认为‘法随时变’乃是天道。天下没有不变之法，即使三代之君，也是因时变法，从不停顿。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如《月令》记载：”季冬饰国典以待来岁之宜‘《周礼》记载：“始和，布法于象魏’，‘刑罚世轻世重’，这‘饰’、‘布’、‘轻’、‘重’四字，不就是‘变’吗？先王之法，也有几年一变的，如唐虞时有‘五载修五礼’之说，《周礼》记载：”十一岁修法则‘，这’修‘字不也是’变‘吗？先王之法，也有一世一变的，如夏贡、商助、周撤、夏校、商序、周库之类都是。当然，先王之法也有百世不变的，那就是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这些君臣长幼之法了。司马先生博古通今，何其以’萧规曹随‘四字枉解法变之道，是否有欺君之嫌？抑或别有所图啊？“
吕惠卿这最后的两句质问，根本不是争鸣，而是对司马光的审讯了。
毕竟皇帝赵顼年轻，最怕大臣把他装在鼓里，成为一个被今人蒙蔽、被后人耻笑的帝王。吕惠卿这一段话，冲着他这根特有的敏感神经，捅了个正着。于是他神色一变，眉宇间浮起了愠怒、猜疑之状。
王珪看到，吕惠卿所谓的“欺君之嫌”四字打动了皇帝的心，他见风使舵，也拱起一对老拳：“禀奏圣上。‘变法’乃翻天覆地之举，自然多灾多难，臣今日在司马光的言论中，似乎又听到了吕诲、吕公著等人的叫嚣。”
皇帝赵顼面色铁青，猛然转头，向司马光怒视而去。
此时的司马光早被吕惠卿、王珪的犄角合攻气糊涂了。他想辩解而屡屡插不上嘴巴，便索性怒目圆睁，什么也不想讲了。但忽见皇上赵顼用从未有过的目光向他射来，禁不住满腔悲愤一涌而起，高声疾呼：“天日昭昭，臣不敢欺君啊！吕惠卿刚才所言，史书上确有记载，但并非变更先王之法。如《周礼》曰：”布法象魏‘，乃布旧法也，何名为变？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乃刑罚可因时而分，刑新国而轻典，刑乱国而重典，非法变也……“
吕惠卿十分害怕司马光对自己提出的论据逐一加以剖解，在这方面他远不是老司马的对手，便借着司马光激愤难捺的情绪，以相激引诱，逼司马光中止申辩而跌向自己需要的方向。他大声喊道：“朝廷现行新法，就是‘布法象魏’，就是先王之法！”
司马光上当了，狂怒难抑，戟指上空，断然否定：“否！现行新法与‘布法象魏’根本不同。朝制：”三司使掌天下钱财，不胜任者可以罢免更换，不可使两府浸其事‘。今之’制置三司条例司‘，不仅侵三司之权，而且侵两府之权，是布先王之法吗？’青苗法‘之推行，驱吏传呼，强行抑配，是布先王之法吗？’均输法‘推行于东南诸路，官商勾结，使人间钱荒而粒米狼戾，今弃其有余而取其所无，民皆病之，是布先王之法吗……“
吕惠卿见鱼已上钩，一不作，二不休，更加放高嗓门：“这正是吕诲、吕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