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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解过程中，希特勒对戈培尔夫人的强硬态度非常失望。他指责她夸大了事情的严重性，尤其是散发了许多与公众无关的夫妻争吵方面的事情。那时戈培尔夫人与某大区党支部书记卡尔·汉克也发生了一段私情，所以，她的固执更让希特勒失望。希特勒永远也不能原谅戈培尔夫人的轻浮行为。从此，他对她的态度变得非常冷淡，使她在参加招待酒会时，不再呆到结束。
然而我觉得，爱娃·布劳恩应当对希特勒的这种怀恨负大部分责任。有戈培尔夫人在场，爱娃总会产生深深的自卑情结，并为此饱受折磨，因为戈培尔夫人无论是从才情上还是在魅力上看都压倒爱娃，爱娃于戈培尔夫人的恶毒评语显然影响了希特勒。
希特勒曾偷偷地跟我说，他真的非常遗憾不能再去戈培尔家。他习惯在那里见到的那个令人愉快的群体再也见不到了，那桩丑闻闹得太大了，他不可能走回头路。戈培尔去总理府的次数也少了。但随着对柏林空袭的增加，戈培尔在防空组织和灾民救助中表现得无比忠诚，希特勒终于把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重新寻求戈培尔的帮助。
第十章 军队的首领必须和他手下的人同甘共苦（1）
——希特勒
希特勒喜欢在他的周围挂满艺术作品。他声称，这样的装饰对于他那些受苦受难的神经来说，具有一种抚慰的力量。他住在伯格霍夫的时候，我常常看见他站在那间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大厅里，久久地凝视着挂在墙上的画。他的两眼紧盯着一幅画，向前跨几步，或者向后退几步，或者向侧面移动，为的是抓住那幅画某一个局部的全部精华所在，或者从一个新的角度一览无余地欣赏它。他手贴在眉弓上，以便把目光更好地凝聚起来，还邀请身边的人分享他的狂热。
他还常常叫人把二楼的这个房间或那个房间里的画搬下来放在大厅里。他本人也经常更换画的位置，让它们处在不同的光照下面。他可以一连数小时忙于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他最喜欢的消遣。
他崇尚社交，但这是以一个演讲者的方式深入其中的。完成办公室的工作后，他需要放松。刚开始，他还时不时地跑去看戏，然后去一家啤酒屋，在艺术家中间度过几小时。东扯西拉的闲谈对他来说，是增强力量的强壮剂。
有的时候，他也去拜访朋友。他经常去戈培尔和雷伊家，从不间断，在那里可以见到许多知名的艺术家。
希特勒讨厌有钱人的社交圈，经常拒绝来自部队高级军官和贵族家庭的邀请。他觉得这些阶层太僵化，太传统，与他的活跃天性格格不入。而且，他担心这个圈子里的人对他太好奇，会在那里对他进行观察，就像观察一件艺术珍品一样。
然而，他一旦在某个社交圈里感觉心情舒畅，就能成为一个非常机智的雄辩家。
但这种生活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彻底改变了。他指挥作战的总部布置得简单朴素。他的名言是：“要让战士们知道他们的首领和他们一样同甘共苦。”
波兰战役之初，希特勒在一列停在果戈林郊区的特别列车上指挥作战。每天早晨，他坐汽车去前线视察，到晚上才回来，回来时身上满是灰尘，肮脏不堪。他每次出发前，都要向我口授当天给战士们发布的号召和命令。在包围华沙的时候，他号召当地的老百姓离开华沙。战斗结束后，他才坐进了左坡的俱乐部里。
很难想象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希特勒的精力那么充沛。他关心战斗，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专横地要求总指挥部严格执行定量食品配给制度。但这只是他一时的激情，后来，他的监督渐渐放松了，已经抽不出时间来亲自视察厨房和军官食堂了。在西线战场，他拒绝住在靠近巴特·诺海姆附近的一座为他布置好了的豪华城堡里，而是和手下在为下级参谋人员预备的一个指挥部里安顿下来，指挥部由搭建在山坡上的一排极其粗糙简陋的小房子组成。在发动法国战役时，他甚至满足于呆在埃菲尔山谷的一个团级指挥部，他在那里只有一间小卧室和一张办公桌，副手和随从住在厨房和另外一些地方。掩体前面匆匆忙忙搭起一个木棚用作餐厅，所有的家具都是原木的，坐椅和扶手椅是藤条编的，希特勒和他的部下就在那里用餐。他把这个司令部叫做“岩巢”。在那里住不下的所有随从人员都住在最近的村子里。
我一直记得，1940年5月11日上午我们抵达岩巢时的情景。希特勒把他的小参谋部和部下召集在一起。他站在一座掩体上，用坚定、夸张的声音向我们宣布：这一天早晨，法兰西战役打响了。我们周围，整个埃菲尔山谷都笼罩在晨雾之中。第一批鸟儿从渗着潮气的树上飞出来，远处，大炮的轰鸣声悦耳地传到我们耳边。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令我们深感吃惊的是，希特勒对这个简陋的大指挥部非常满意。他尽可能地站在露天的地方，我见他在掩体前面踱来踱去，陷入沉思。
胜利加快速度，捷报频传，这时希特勒的心情总是特别的好。往后的那几年，当国防军宣布举国震惊的失败后，希特勒不止一次地带着苦涩，回忆这著名的岩巢。局势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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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军队的首领必须和他手下的人同甘共苦（2）
希特勒离开埃菲尔跟随部队向前开拔，在离布鲁塞尔100公里远的一个小镇布鲁里勒佩西驻扎下来。他住在一个木棚里，参谋部却安置在教堂神甫的住宅和学校里。小教堂的厅堂才刷过石灰，用作餐厅和电影放映厅，祭坛则用一块大帘子遮掩住，木棚旁边匆匆建起了一个防空袭的小掩体。他从不进去，而是兴致勃勃地追踪从我们头上飞过的敌方空军编队。一次，几颗燃烧弹落到驻扎着卫队小分队和随行的盖世太保的房子上，但盟军飞机飞过的时候，所有的人继续站在外面。希特勒把这个司令部命名为“狼谷”。
就是在那里，他被告知法国已经宣布投降。希特勒欣喜若狂，用巴掌重重地拍打着屁股，还走起了舞步。凯特尔元帅接着发表讲话，并邀请所有的工作人员喝酒，说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征服者的健康干杯。
希特勒坚持要去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法国住过的营房，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然后，他去了巴黎，参观了荣军院、歌剧院等等。回来的时候，他不无自豪地跟我们说，他在歌剧院迷宫般的走廊里比导游更懂得分辨方向。他青年时代在维也纳研究过巴黎歌剧院的建筑，所有的建筑细节都铭刻在他的记忆中。
我们在第三个前线指挥部没呆多长时间，那个指挥部名叫塔轮堡，位于黑森林中。那里只有几个潮湿的小掩体，几乎不可能住人。
南斯拉夫战役打响之后，希特勒就没有离开过他的专车，他可以在车上安静地制定攻打俄罗斯的计划。向俄罗斯巨人猛烈开战的时候，他正在东普鲁士边界离一个名叫拉斯登堡的凄凉的外省小城14公里远的地方，那个驻地的名字叫“狼穴”。我问他为什么给他的司令部命名的时候都用到“狼”字，他跟我解释说，在慕尼黑那次失败的暴动之前，他从事地下工作时用的化名就是“狼”。
我们所有的人都热血沸腾，但希特勒令人吃惊地显得特别严肃。他的副官因为在俄罗斯短期逗留过，自以为了解它，肯定地说这场战役会跟其他战役一样速战速决，这个巨大的国家会像个肥皂泡一样破灭。这时，希特勒若有所思地说，他更愿意把俄罗斯比做瓦格纳著名歌剧中那艘著名的幽灵船，随后又补充说：“每一场战役开始，我们便推开一扇巨大的门，这扇门通向一个淹没在黑暗中的长长的房间，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后面暗藏着什么。”
德国军队初战告捷之后，希特勒更加乐观了。我想起1941年8月，我们在俱乐部喝咖啡的时候，希特勒目不转睛地看着挂在墙上的一幅巨大的地图，目光中闪烁着魔鬼附身时才有的神秘光芒，在这种背景下眼睛透出这样的光芒对他来说很常见。他用粗哑的男中音发布了这道神谕：“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就打到莫斯科了。这是没有疑问的。我将会把那座该死的城市铲平，然后在那里修建一座人工湖，为电站供水。莫斯科这个名字将永远消失。”
我们感到背脊阵阵发冷。
德军因为遭遇可怕的严寒，在白茫茫的俄罗斯的冰天雪地中陷入了瘫痪。希特勒有时很生气，但仍然保持着胜利的信心：“只剩下一层薄薄的幕布需要捅破了，还要一点耐心。俄国人的抵抗持续不了多久。”
然而，我们在“狼穴”里的单调日子在延长。到了1942年夏天，希特勒在靠近威尼扎的地方临时修建了一个名叫“威狼”的司令部。到那里后，我们至少住进了用树干搭建的房子里。同年10月，我们又返回到狼穴，日子更加艰苦。
随着俄罗斯战役的推进，战局时好时坏，狼穴里的设施逐渐完善起来。渐渐地，人们在那里兴建了一座电影院，一个茶楼，还为戈林建了一栋非常舒适的别墅。戈林在那里只作短期逗留，每月两次。希特勒解释了建这座豪华别墅的原因，达观地说有些人指挥战争时，需要周围有舒适的环境。
从那时起，生活变得更加惬意了。新建了一个咖啡馆，希特勒的部下们在那里举行晚会。可是，当我们都因不再住地下掩体感到欢欣鼓舞时，希特勒却固执地拒绝离开他的掩体。我们白费口舌地向他解释，这种白蚁般的生活不利于健康，他声称自己在木棚里睡不着，因为那些木棚就像共鸣箱。在战争的最后两年，他一直住在掩体里，从那里钻出来只是为了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我们住在空气不流通的掩体里感到头痛和循环不畅，成了受害者，但他在掩体的人造空气中却感到非常舒畅。
第十章 军队的首领必须和他手下的人同甘共苦（3）
他在掩体内的房间陈设相当简陋。在和平时期，希特勒习惯大把花钱，用鲜花装饰房间，可现在他连我们用来装饰办公室的田间野花都不要。“我坚持司令部不要任何豪华和舒适，因为战士们没有这些。”他说道，“我经常发现，当我的军官和士兵来这里接受我的嘉奖时，我房间的简陋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斯大林格勒的溃败让希特勒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保卢斯的投降让他像着了魔一样。鲍曼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送了一条牧羊犬给他做礼物。然而希特勒越来越远离社交界，特别讨厌女人，甚至不和参谋部的人一起到军官食堂用餐，因为约德尔将军胆敢在餐桌上公开反驳他，极大地伤害了他。从此，他完全把自己关在掩体里，独自用餐，只有那只德国牧羊犬陪伴着他，他最大的消遣就是喂养这条狗。他坐在四堵混凝土墙壁之间，凄凉地吃着素食。
他的这种消沉持续了几个月，这种修道士般的孤独最后终于使他难以忍受了，他开始邀请从柏林来进行联络的参谋部军官，跟他一起分享简单的口粮。而他的客人只会跟他谈工作问题，使他很不愉快。他反复无常，不断改变主意，后来吃饭的时候只有我的一位同事和我在场。他严格禁止我们谈工作或者暗示战争，国防军在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在俄罗斯军队的猛攻之下流尽了血，而希特勒却在没完没了地谈论文学和艺术。
白天，希特勒和他的牧羊犬布隆迪一起散步。他叫人修建了一条小道，路上设置了许多障碍让那条狗跨越。这是他允许自己享受的唯一的快乐和消遣。他从不去看电影，除非是放新闻纪录片，他想知道新闻审查工作做得怎么样。
在斯大林格勒撤退之前，他还时不时地组织音乐会。他一连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扶手椅里，兴致勃勃地听着贝多芬的交响乐、瓦格纳的歌剧和雨果·沃尔夫的浪漫曲。后来，他开始厌烦它们了，于是，我们整晚都和他一起，听他唠叨。他常听的那些唱片永远都是老一套，说话的主题也从没改变过。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喜欢给我们讲他的青少年时代、他在维也纳度过的艰辛童年，回忆夺取政权前的斗争时期。甚至那些更宽泛的主题，诸如人类的起源啦，宏观与微观啦，也因为他反反复复地讲，我们都烂熟于心了，我们厌倦了这些陈词滥调。世界大事和前线的新闻总是避而不谈，不能提到战争。
当我们谈到狼穴的生活时，话题一成不变地围绕着他的那条狗，布隆迪顽皮而不听话，或者说说我违规带进营地的那只猫的英勇行为。希特勒讨厌猫，因为它们喜欢追鸟，然而，他后来也慢慢地习惯了那只猫。
希特勒是个嫉妒性很强的人，当他发现那只名叫皮特的猫和布隆迪向别人作出友好的表示时，他就很生气。当他的狗信任地靠近某人时，他马上就怀疑那人是不是用一小块肉引诱过它，而这是严格禁止的。但他的虚荣心随即又占了上风，他最后总是说，想赢得布隆迪的好感纯属枉费心机，因为它心里只有它的主人。
1944年年底，狼穴的局势越来越危急。白天，敌军的空军编队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希特勒不停地预言说会有突然袭击，要那些从不防范的人小心。相反，他自己却坚持要呆在前哨，尽管各方面都要求他重返柏林。他一成不变地回答说：“我有义务呆在这里。这样做会使德国人民放心，我的士兵永远也不会答应把前线撤退到离他们的元首很近的地方。这会激励他们更加热情地战斗。”
希特勒久病不愈期间，搬到了另一个掩体。人们借此机会加固了第一个掩体，把顶上的混凝土增加到五米厚。由于苏联军队的压力，司令部不得不撤退，此前，工人们还在那里做加固的工作。撤退的那一天，所有的工事都被摧毁了，但在柏林又开始做同样的事情：俄国人兵临城下的时候，这边还在忙着加固总理府那个著名的地堡。
从1944年9月中旬到1945年1月底，希特勒呆在他的第一个临时指挥部里，靠近巴特诺海姆的鹰巢。回到柏林后，他把卧室安置在总理府的地堡里，因为首都正遭受持续的空中袭击。与部下召开的会议在总理府的大厅里举行，他和我们在大厅角落的一个小房间里用餐。可是，由于会议和用餐经常被防空警报声打断，希特勒后来不再离开地堡。他在那里有一个非常狭窄的房间，只够放下一张小办公桌，一张不舒服的沙发床、一张桌子和三张扶手椅。这个房间让人感觉阴冷难耐，左边是卫生间，右边是卧室，都非常小，就像单人牢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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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军队的首领必须和他手下的人同甘共苦（4）
办公室完全被一幅表现腓特烈大帝的画占满了，我们总感觉到老腓特烈正用他那犀利的目光审视着你。房间太窄，每次要让一个人过去都得移开扶手椅，房间的环境使我的思维完全僵化了。
早晨6点钟，希特勒开完夜间会议后在那里见到我们的时候，远没有给这墓穴般的地方带进几股新鲜空气。他睡在小沙发床上，与他的军事顾问们没完没了的空谈；耗尽了他的精力。他的体力和精力一天天衰退，尽管他在绝望地同这种衰退做斗争。当我们走进那间小房时，他还有力量勉强站起来迎接我们。他站在我们前面，手臂和双腿都在颤抖，然后颓然倒在长沙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