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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
从上海向南行约3个小时的车程，便来到中国最美丽的城市——杭州。这是一个幽雅的、寺庙林立、郁郁葱葱的湖滨城市。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与中国主席毛泽东于１９７２年在这里作出了两国恢复邦交的历史性决定。我曾应邀参观位于杭州的汉帛服饰有限公司总部和主要工厂，这是一家快速成长起来的中国丝绸制造商。当我的汽车在总部大楼前面停车时，公司的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高品伟的高级轿车也正在停车。他刚才送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的女儿上飞机回洛杉矶。我们走进大厅的时候，高的手机一路响个不停。我在他接电话时研究公司的建筑。这里完全不像我所访问过的任何一家纺织公司，倒像是一家成功的新兴硅谷公司总部。在这里，每位员工包括大堂接待员，都像是在股市上发了财的百万富翁。我们走向高品伟的会议室，沿途经过设备齐全的体育馆和室内网球场。我很想知道，眼前这位高品伟是何许人也？他怎么会爬上今天这个高位？
在他用两部手机打电话的间隙，这位已经４６岁的高品伟对我讲述了他坎坷不平的发展道路。30年前他开始在一家国营纺纱厂当普通工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逐渐爬升到了管理阶层，并经常与一些外国企业如沃尔玛公司来往。这些外国公司到中国来的目的是想寻找能够把产品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低价供应商。１９９１年他便认识到国营企业的未来受到限制，也亲眼看到一些胆大的企业家承接美国大型百货商和时装设计公司的生意、生产成本低廉的纺织品而快速致富的例子。于是他决定放手搏一回，向在香港经营纺织业的两个朋友筹措了４０万美元的资金，创立了汇丽绣花公司。这些钱主要用来购置缝纫机，他还租用了一间仓库当做工厂，雇用当地的家庭主妇担任裁缝。汇丽的第一笔订单来自香港的一家贸易公司。该公司订购了800件男式内裤，准备在美国的零售商店出售。靠着每月只付给工人约６０美元的工资，又凭借香港健全的后勤和贸易网，汇丽得以用不到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生产成本的一半的低成本进行生产。
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沃尔玛百货公司在其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山姆？沃尔顿宣示只销售美制产品的压力下，关闭了在中国的采购部门。然而，１９９２年沃尔顿去世之后，沃尔玛百货的“天天低价”诺言再一次战胜了只销售美国货的宣示，公司又大举返回中国。
当汇丽绣花公司成为沃尔玛的合同供应商时，高品伟恢复了与老客户的密切关系，事业一片兴旺景象。而与此相反的是，他原来的国营企业老板此时却成了可悲的破产者。
尽管事业发展得十分顺利，但高品伟却不满足于当一个单纯的合同制造商而为人做嫁衣裳，还得经常面对客户要求降价的压力，他渴望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更高的利润率。于是他转而经营时尚丝绸服装制造，并将公司更名为“汉帛”，意思是最优质的丝绸。接着，公司成功争取到为时尚服装巨人丽姿克莱本品牌代加工的机会，并成为该品牌的主要合同制造商，同时他还开始开发自己的品牌。高品伟引进意大利、美国和日本的服装设计师，创造出汉帛系列服饰，在中国国内销售，销量占公司总销售量的１０％。这个数字看来虽小，但是对于像汉帛这样的公司而言，出口构成公司生意的全部。高品伟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并购一个不太出名的美国品牌，将之与汉帛的高质量和低成本嫁接在一起，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品牌，他说：“在所有的中国产业中，时装业最有机会以自主品牌登上国际舞台。”
这话听来让人觉得有点抱负不凡，但对于全球最早涉足丝绸和优质羊绒服饰制造业的意大利人来说，这个想法却是再现实不过的了。自从马可波罗从古中国归来之后，一直在世界高级丝绸时装业领域扮演主角的意大利时装业，如今在与像汉帛这样的公司的竞争中却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痛苦。在过去3年当中，中国的丝绸服饰和丝绸面料的出口量不断上扬。尽管汉帛公司在过去10年当中将员工的工资提高了一倍，达到月薪１２０美元，但与意大利的１８００美元的工资相比，这个数字还是低了很多。国际丝绸协会会长米歇尔？卡内巴表示：“第二次震撼已经开始了。”在意大利丝绸制造中心地科莫，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约有８０％的当地商人关门离去。“我们几乎失去了一切”，工会的丝绸处负责人吉多？特塔曼蒂如此说。而在杭州，高品伟这时却在考虑买下意大利的知名品牌，并将之变为汉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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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制造”到“天天低价”（1）
沃尔玛百货从成立到现在已经５０年了，如今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百货商，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坚持不懈地降低成本，以便兑现它自己宣称的诺言：让消费者享受“天天低价”。公司是如此的吝啬，甚至于有时候要求送货的卡车司机要自己把货物从卡车上卸下来推进公司仓库。各家分店的室内温度都由阿肯色州的本顿维尔总部统一控制：夏天维持在华氏７３度，冬天７０度。公司的最高领导以身作则做节俭的榜样，例如，2004年总收入高达１８００万美元的首席执行官Ｈ？李？小斯科特，就是亲自动手倒自己的垃圾，出差时与公司的员工一样，坐飞机从来都坐经济舱，住宾馆也都住经济客房。
追求更低成本的做法，必然会把沃尔玛百货的采购人员赶向国外。在中国开放初期，他们是第一批去中国访问的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已经在中国采购大量的商品。然而１９８５年，山姆？沃尔顿提出“将工作岗位带回美国”的计划，并宣称“沃尔玛百货确信，美国工人会干得更好”。他宣布并指示以高于进口产品５％的价格购买美制产品。沃尔顿后来宣称，他的这个计划挽救了美国国内１０万个工作岗位。然而，在城市里保持最低价格的需要很快便将他这一计划推翻了，因为事实上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制造的商品，比美制商品便宜不是５％，而是５０％。20世纪90年代中期，沃尔玛百货不仅回到了中国，而且进一步与中国共同组建了合资企业。从此全球最大的百货商与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的使命是给全世界的消费者，特别是消费量比任何国家都大的美国人，提供最低廉的商品。沃尔玛百货公司负责提供后勤和销售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而中国——市场经济生产方式最大的促进者——则提供免税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法令规定、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党控制的工会组织以及对美元采取稳定的汇率。
若想了解这一组合的运作情况，请到香港对面的深圳去看看“深圳市宝安奋达实业有限公司”。这是一个从事开发、生产、销售F&D牌汽车喇叭、HI…FI及有源HI…FI音箱、多媒体音箱及家庭影院系统等系列产品的企业，2100名工人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和漫天飞舞的锯屑中工作，每个月为沃尔玛公司生产36万部音响组合。嘎嘎作响的线锯不断锯着制造音箱用的木材，却不见有人带着耳罩或护目镜，装配电路板的女工中，有许多人手上裹着绷带，却不见有人戴手套。这里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是从乡下到深圳来谋生的，他们找到了这份工作，每月挣120美元的工资。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超长，而且一星期工作6天，折算起来时薪仅50或60美分。若有人对这种待遇心存不满，墙上挂的标语足以提醒他们的处境：“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然而，员工们的艰苦处境却给西方消费者带来了福音。沃尔玛用３０～４０美元买一台高保真音箱，然后以５０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的商店。这么低的成本，再考虑到沃尔玛在中国有大约５０００家合同工厂，你就会明白，这个合资企业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有多大。根据沃尔玛的统计，２００３年，它花了１５０亿美元购买中国货，然后将其中的大部分出口到美国，一部分销往加拿大和欧洲。
不过，沃尔玛的作用远远超过了购买廉价的中国货。它的榜样作用鼓励其他的美国制造商把更多的产品转移到中国去生产。举例来说，芝加哥厂商莱克沃德工程与制造公司所制作的箱型风扇由沃尔玛百货销售。10年前，每台风扇售价２０美元，沃尔玛觉得价格太高。莱克沃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卡尔？克劳斯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实行自动化生产将工人的数量从２２名降到７名，克劳斯还说服供应商降低零件的价格，但生产出来的风扇还是不够便宜。终于在3年前，克劳斯在深圳开了一家工厂，这里工人的时薪仅２５美分，远低于芝加哥的１３美元。如今，该公司４０％的产品，包括箱型风扇的关键零部件都在中国制造。而箱型风扇在沃尔玛商店的售价如今已降至１０美元。有人抱怨说，这种价格正是将美国贸易赤字推向空前的也可能是无法承受的高点的元凶。
只要看一下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你就不难明白沃尔玛百货的影响有多大。２００２年，沃尔玛百货从中国向美国共出口了１２０亿美元的商品，２００３年增长到１５０亿美元，占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２８％。假如将沃尔玛百货视为一个独立国家（有人认为它就是，而且有几个国家还向本顿维尔派了大使）的话，那么它作为进口中国货的国家，排名在德国和英国前面。我们还可以拿沃尔玛和欧洲的百货商做个有趣的比较，例如，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法国的家乐福先后从中国进口了１６亿和２０亿美元的商品；英国的百安居（B＆Q）进口了１０亿和１３亿美元的商品，法国的欧尚两年各进口了约３亿美元的商品，日本的伊藤荣堂两年各为１５亿美元。按人口比例算，欧洲的百货商若想拥有沃尔玛在美国的影响力，那么上述从中国的进口额都必须再增加一倍。
另一方面看，欧洲和日本的消费形式通常比美国落后好几年的时间。若考虑到这一点，欧洲和日本的数字其实已相当庞大，而且还在持续增大。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他们很快就会接近美国的数字。
以整体的贸易平衡来看，沃尔玛与中国的合资企业，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不断增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沃尔玛在中国的采购量总计占美中双边贸易逆差的１０％强。一旦赤字持续扩大，美国政府势必要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中国的人民币升值，并对从中国进口设置某些限制。但沃尔玛的亚洲总裁钟浩威心里很清楚沃尔玛应该站在哪一边，他说：“对美国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拙劣的做法。”
从血汗工厂到无尘室（1）
再回到浦东地区，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样，看不到替沃尔玛百货公司卖命的血汗工厂，眼前是上海最重要的新工厂的一片闪闪发亮的白色厂房。这就是中芯国际集成电路（SMlC）有限公司花费１８亿美元所打造的中国第一座半导体芯片厂。董事长张汝京亲自到大门口迎接我们，在进厂参观无尘室（制造半导体的厂房，通常装设有一股向下吹的气流，让厂房内的空气维持几近无尘的状态）的设备之前，我们先穿上鞋罩、戴上头罩、穿上白色大褂。当今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不断将生意推向中国，张汝京便是这股力量的象征。张汝京1949年在南京出生，共产党解放中国大陆后随父母来到台湾高雄，并在这里长大。在台湾大学毕业并服完兵役以后，他来到布法罗城的纽约州立大学学习，于１９７７年取得工程系硕士学位。接下来，得州仪器招聘他来到达拉斯。在那里他负责研发供空军使用的语音合成器，他的发明最后被应用在得州仪器的发声儿童玩具上。在得州仪器，张汝京很快进入由传奇人物、集成电路发明人之一的杰克？基尔比所领导的小组，该小组的任务是继续开发当时公司的核心项目——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DRAM）。在掌握这一关键装置的专门技术后，他被派往新加坡、意大利和日本，负责监督公司在这些地区的硅片厂建设情况。1997年，张汝京虽然已经是美国公民，却决定回台湾协助建设世大半导体制造公司。数年之后，世大与台湾的另一家大公司合并，张因对计划中的裁员有异议而离开了公司。后来他和一些投资者及以前的客户集资16亿美元，作为建新厂的启动资金，他带着这笔钱前往中国大陆寻找建厂的地点。这时恰逢中国提出了一个吸引半导体厂商到中国投资的高科技计划，他来得正是时候。
虽然中国在DVD、微波炉和电视领域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但这些产品的核心零件——半导体芯片的８０％需要从境外进口。例如，在２０００年，中国内地的半导体产量仅９亿美元，而台湾是１１０亿美元，韩国是１２４亿美元。中国内地的工厂无法满足快速成长的需求，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们一致认为，发展国内的半导体产业已是刻不容缓的事，唯有如此才能促进整个工业基础的进一步发展。诚如中国半导体行业理事会会长俞忠钰所言：“半导体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关键，我们要继续发展，就必须拥有这方面的技术。”信息产业部的官员、半导体行业理事会秘书长徐小田还补充说：“世界上的很多电脑和手机是我们造的，将来半导体同样也会是这样。”
然而，要发展半导体产业，中国不仅需要外国的资金，而且更需要国外的人才和技术。九〇九计划就是一个设立芯片厂和发展专业技术的5年计划，其内容包括降低外商投资的障碍、设立专门的高科技园区，并在园区内为厂商提供免费土地、极低的公用事业费、免税优惠和资金补助。为了鼓励国内工厂用国内生产的芯片而不用进口芯片，政府对进口产品征收高达１７％的交易税，而国内芯片的交易税则仅为３％。这虽然违反WTO的规定，但当时中国并非WTO的成员。以上种种优惠措施加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对外商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笃信基督教的张汝京决定响应中国的号召，在上海建设他的新芯片厂。当初，香港本是张汝京建厂的第一选择，因为当地的工人素质较高，法律制度比较健全，没有腐败情况，并且拥有大都会的环境，可是香港当局却不能或不愿意提供与上海相当的免税优惠，最后他只得放弃。而美国、欧洲和日本则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因为这些地方的成本太高，金融诱惑力又太少。
由于芯片厂几乎全天候运转，生产的芯片种类又极为繁多，因此工程作业量比一般的工厂更大。当时中国内地缺乏有经验的半导体工程师，张汝京就从全球招聘人才，组成设计师、工程师和制造专家团队。他为他们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