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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林徽因的《特征》是篇论文，我们当然不应指望它如伊东忠太的史书那样详尽。但林文相当于一篇搭建史学体系的纲领性文件，所以认真梳理她对建筑史考察范围的限定和史观的构筑，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她、梁思成及营造学社同仁们之后十几年的建筑史研究。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林文至少有两个概念上的模糊点：一是何为“中国建筑”？在文中，她其实仅仅在谈论中国“典型的”木结构建筑，而且集中谈的是等级甚高的官式木构。不像伊东忠太，在谈论“中国建筑”时，首先给予较充分的建筑类型、地理区域、文化传统，甚至族裔族群和用户阶层的界定，在具体谈论中国建筑特征时也兼顾多种建筑类型和结构体系。比如，在“中国之国土—地理”一节中，伊东认为“中国建筑”在地域上至少应分为北中南三个区：
中国之建筑，北部与中部南部风调各别。亦如欧土德法意等风调之各别也。要之“中国建筑”一语，亦如所谓“欧罗巴建筑”，甚为茫漠。中国各地原亦有共通一贯之性质，但详细之点，则各地大有不同。一因土地之状况异，一因住民之气质异也。33
第9节：
林徽因在使用“中国建筑”这个“大词”时，则通篇没有交代她的概念界定，而是似乎理所当然地就将它等同于“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首先宽泛地说，我认为这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症候：晚清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概念本身就处在持续变动的状态，而与之相应兴起的，为“保族、保种”而倡导“种族合群”的民族主义在思想概念上也一直处在不断构筑和调整中。今天我们仔细推敲当时各历史阶段中的概念用法，往往会发现多重歧义和盲点。比如，梁启超于1901年《中国史绪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当即获得众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认同。然而该概念在使用上异常混乱，有时被直接等同于汉族，有时则囊括满清疆域内所有民族。后来为澄清混乱，梁启超不得不称前种用法为“小民族主义”，后种为“大民族主义”。与此类似，我们不妨说，林徽因将“中国建筑”等同于“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小中国建筑”定义。但是，具体到建筑史写作上，我认为林徽因的狭义操作，绝不是简单的行文疏漏，而是极其重大的观念构筑。她一定认为，在广义的“中国建筑”中，只有“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才最能与西方古希腊、罗马和哥特建筑取得相当的地位，而且它有着向中国现代建筑转化的潜能。这一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她和梁思成及其同仁们接下来十几年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我后文中再细谈。〞米〞花〞书〞库〞 ；http：//__
第二个模糊点与第一个密切相关：即使接受林徽因的狭义“中国建筑”定义，我们仍不清楚的是，她讨论的“中国建筑”，到底是一个理论范式，还是一个历史过程？前者可在很大程度上是共时性的，研究者基于某种理论立场或目的，将“中国建筑”缩减、抽象为一套原则（或特征）；而后者则必须是历时性的，研究者须得贴近考察“中国建筑”内含的丰富性，以及它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变化。林徽因的文字在这两极间摇摆。
既然要总结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她一定得将“中国建筑”缩减、抽象成一个共时性的范式。在驳斥西方人对它的偏见后，她说中国建筑完全符合维特鲁威的“实用、坚固、美观”三原则（她一定认为这是个普世原则）。即使到今天，时过境迁，它的实用功能已经消失，它在坚固方面已被现代材料和结构科学超越，但它在美学上仍保留着极高的价值，比如，北京的坛、庙和宫殿，会和埃及金字塔与希腊帕提侬神庙一样，“永远继续着享受荣誉的”。那么，中国古建筑作为一种体系、一种范式，其原则究竟是什么？林徽因说中国“建筑之精神”在于两点：纯粹的木框架结构（她称“架构制”），与之密切配合的美学表达。前者在垂直维度上形成独立支柱，水平连接的梁、枋和屋顶结构部分，在平面上以柱子之间的“间”为基本单位划分空间。后者在前者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极富表现力的建筑特征，包括：曲面屋顶—构造清晰自然，有效防止日晒雨淋，又充满神韵；斗栱—在柱与屋顶之间过渡，既在结构上支撑屋檐出挑，又起很强的装饰作用；色彩—涂漆彩绘兼具保护木材、加强各关节连接和增强表现力等多重角色，彩色琉璃瓦则可提升屋顶表现力；台基—解决基础问题并与巍峨的屋顶相配；平面布置—大多均衡对称，有时在园庭、别墅、宫苑中也为求浪漫变化而出现曲折变幻。34
前面提到，伊东忠太用七点概述“中国建筑之特征”：宫室本位、平面、外观、装修、装饰花样、色彩、材料与构造。林徽因则概述了中国建筑在木结构框架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五种典型特征：曲面屋顶、斗栱、色彩、台基、平面布置。两相对照，林与伊东的总结有相当的重合之处，但也有根本不同。
第10节：
与伊东忠太的观点，以及所有以往关于中国建筑的论述相比，林徽因的最大创举在于：首次以“结构理性主义”为标准（强调合理结构对建筑形式的决定性，提倡美学与结构的高度统一），来诠释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所有重要特征。这一全新范式的建立，致使她的所有判断，即使其中很多观点是借鉴他人而来，都一下子获得了全新的意义。比如，她在“平面”中关于大部分建筑呈对称布置，但也有些追求曲折变化的论述几乎与伊东的“平面”观点完全一样，而且她对形成平面布置背后的社会原因的简略讨论—宗教思想和仪式、社会组织制度和习俗惯例等，也与伊东的“宫室本位”分析类似。
但与伊东不同的是，林还提出中国建筑平面上的“间”是由独立的柱子限定的。也就是说，除社会因素外，林还指出结构因素：林的“曲面屋顶”与伊东的“外观”中对屋顶的论述有重合之处，但林不但把“屋顶”从伊东笼统的“外观”范畴中单列出来，还特别强调屋顶的结构和功能性。二人都论及“色彩”，但林强调色彩对结构的美化作用和功能性，而伊东主要从中国人的文化习性谈色彩品味。林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不单把“中国建筑”缩减为木框架建筑，还更进一步把“斗栱”单设为一个范畴，强调它是中国建筑中最体现结构与美学结合的部件；而伊东在“材料构造”中则比较中性地概述了多种结构体系，在讲木结构时仅仅简略提到斗栱而已。还有，伊东的“外观、装修、装饰花样”三个范畴，在林的“特征”中根本就不存在，显然它们被林看作是次要的，附属于结构的填充物或装饰物。最后，二者还有一个重要差别：林将伊东完全没提到的“台基”列为一个范畴。林的解释文字在这里显得不太自信。她说“台基”虽然“没有特别可议论称扬之处”，但它起到某些基础作用，对衬托“壮伟巍峨的屋顶”是必要的。林这一选择其实意义重大：屋顶加斗栱与梁柱，再加上台基，才真正契合西方古典建筑三段论的美学体系，也才构成他们将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相类比的条件。我们看到林以后的文章里在这点上变得非常确信，而这也为梁思成以后将“中国建筑之order”与古希腊柱式相类比建立了基础。35总之，林徽因的《特征》，首次以“结构理性主义”为原则，建立起了“中国建筑”范式。用她自己的话说，中国建筑“几乎全部结构各成美术上的贡献”。林认为，在历史上，除西方哥特式建筑外，“惟有中国建筑有此优点”。36∝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在另一方面，林徽因还必须得指出，不管“中国建筑”是一种多么稳定“泰然”的体系，它终究是有历史演变的。前面提到，梁启超认为“非历史的人种”是没有“进化”希望的，只能被其他“有历史的人种”排挤。梁思成和林徽因显然认为建筑也是如此。而西方学者如福格森、弗莱彻尔等不光无视中国建筑内在的结构理性，还否认它有历史的演变过程—梁思成和林徽因要展开的历史研究不正是要驳斥这种“非历史性”的“浮躁轻率的结论”吗？37那么，究竟如何定位中国建筑体系的演变历史呢？林的想法是，这种范式自身有一个有机生长—衰落的过程，建筑史家们要研究的就是这过程。如果说，前面提到的梁思成的生物体隐喻尚不清楚源于何处，从林徽因的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断定，一定是受到了温克尔曼的“起源—发展—变化—衰亡”循环周期理论的影响：
大凡一派美术都分有创造，试验，成熟，抄袭，繁衍，堕落，诸期，建筑也是一样。初期作品创造力特强，含有试验性。至试验成功，成绩满意，达尽善尽美程度，则进到完全成熟期。成熟之后，必有相当时期因承相袭，不敢，也不能，逾越已有的则例；这期常常是发生订定则例章程的时候。再来便是在琐节上增繁加富，以避免单调，冀求变换，这便是美术活动越出目标时。这时期始而繁衍，继则堕落，失掉原始骨干精神，变成无意义的形式。堕落之后，继起的新样便是第二潮流的革命元勋。第二潮流有鉴于以往作品的优劣，再研究探讨第一代的精华所在，便是考据学问之所以产生。
第11节：
中国建筑的经过，用我们现有的，极有限的材料作参考，已经可以略略看出各时期的起落兴衰。我们现在也已走到应作考察研究的时代了。在这有限的各朝代建筑遗物里，很可以观察，探讨其结构和式样的特征，来标证那时代建筑的精神和技艺，是兴废还是优劣。38
显然，林徽因不像傅斯年那样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而是坚持史学家在遗物里不光“探讨其结构和式样的特征”，还要做审美和价值判断—“标证那时代建筑的精神和技艺，是兴废还是优劣”。这是为什么呢？林从事的建筑史有极强的目的性：为的是通过“研究探讨第一代的精华所在”，促成产生“新样”，使之成为“第二潮流的革命元勋”。林文在结尾部分更清楚地表明目的：ノ米ノ花ノ书ノ库ノ ；http：//__
现在我们方在起始研究，将来若能将中国建筑的源流变化悉数考察无遗，那时优劣诸点，极明瞭的陈列出来，当更可以慎重讨论，作将来中国建筑趋途的指导。39
我们还必须追问的是，是什么使得1932年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刚刚展开中国建筑史研究时，就如此确信或期待，他们的研究成果就真的能促使中国建筑传统在现代的复兴？光靠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显然是不够的，他们其实还抓住了一条非常具体的线索。而这就可以直接解释为什么梁思成和林徽因要以“结构理性主义”为中心建立起“中国建筑”的范式。为明确表达，我把它总结为这样一个“梁林猜想”三段论：
1．中国建筑中典型的木框架结构，在原理上是与西方哥特式建筑相通的；
2．既然西方哥特式建筑，经过18—19世纪西方建筑史家的诠释和建筑师的探索，利用铸铁、钢和钢筋混凝土等新材料，实现了向现代框架结构的转化，催生了西方现代主义建筑；
3．那么，中国木结构是不是也同样有向中国现代建筑转化的潜力？
林徽因文章的结尾，无比清晰地表述了这个想法，而这将成为他们以后建筑史研究的中心支柱：
关于中国建筑之将来，更有特别可注意的一点：我们架构制的原则适巧和现代“洋灰铁筋架”或“钢架”建筑同一道理；以立柱横梁牵制成架为基本。现代欧洲建筑为现代生活所驱，已断然取革命态度，尽量利用近代科学材料，另具方法形式，而迎合近代生活之需要。若工厂，学校，医院，及其他公共建筑等为需要日光便利，已不能仿取古典派之垒砌制，致多墙壁而少窗牖。中国架构制既与现代方法恰巧同一原则，将来只需变更建筑材料，主要结构部分则均可不有过激变动，而同时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发展，必有极满意的新建筑产生。40
要全面分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这个三段论，我们还必须跳到他们思想源泉的另外一头，仔细梳理欧洲18—19世纪“历史主义”史观和“结构理性主义”建筑理论对他们的影响—我将在本书其他篇章中探讨—现在我们只需要明了的是，虽然梁、林与傅斯年一样重视实物史料，但他们治史的走向几乎与傅斯年完全相反。傅反复强调“史学就是史料学”，反对用史观“疏通”史料。而梁、林的建筑史研究立场和方法，从一开始就为他们的史观和目的所主导。他们不光是泛泛地为了“再造文明”，而去“整理国故”。而是更进一步，将他们关于“再造什么样的文明”的一些假定，反推回去，深刻地决定了他们“整理国故”的方法和策略。
第12节：
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他们如何评判中国建筑的“兴废还是优劣”了。这就是所谓的“结构理性主义”标准：当结构与审美高度统一时就是优，当审美装饰性压倒结构性表达时就是劣。而在这个评判体系中，对斗栱的评判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审查中国建筑各时期的“起落兴衰”的最关键、有效的手段：
斗栱的演化，每是技巧上的进步，但是后代斗栱（约略从宋元以后），便变化到非常复杂，在结构上已有过当的部分不过当复杂的斗栱，的确是柱与檐之间最恰当的关节，集中横展的屋檐重量，到垂直的立柱上面，同时变成檐下一种点缀，可作结构本身变成装饰部分的最好条例。可惜后代的建筑多减轻斗栱的结构上重要，使之几乎纯为奢侈的装饰品，令中国建筑失却一个优越的中坚要素。417米7花7书7库7 ；www。7mihua。com
《汇刊》同一期发表的梁思成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在谈到斗栱时更直截了当：“斗栱发达史，就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根据他当时看到的关于汉石阙、北魏北齐至隋唐石窟、唐代砖塔遗物和敦煌壁画、宋《营造法式》，以及明清建筑遗物等资料，已基本构筑出一个斗栱“由简至繁”的历史发展脉络：早期的比较简单，唐宋的斗栱“复杂”“成熟”，符合结构真实性，而明清的斗栱追求装饰性，致使很多构件失去“结构的价值”。在这个脉络中，他认为唐代建筑理应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当时却没有足够的实物史料加以证明。他说“唐代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是黄金时代”，但人们熟知唐代绘画、雕塑的成就，却对唐代建筑了解甚少。他甚至对在中国国土上还能否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