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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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正午-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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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自达,”惟独炀帝这一介下赦免令的使臣一路上“不逢劫掠,依程而至”,众人都发叹异。
李渊听闻御使至,也是大惊。听到赦免令,仰天而笑,说,“此后余年,实为天付。”由此,老英雄也下了必反之心,只是要发未发之际,多怀逡巡犹豫之心。
推动李渊最终兴兵造反的,除李世民外,关键要属刘文静与裴寂二人。
刘文静,字肇仁,“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时为晋阳令;裴寂,字玄真,“疏眉目,美姿容,”时为隋朝晋阳行宫的宫监。这两个人一处为官,相知甚洽,结为好友。一夜,哥俩赌钱饮酒,裴寂遥见城外烽火,凄然长叹:“遭逢乱世,家道屡空,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刘文静笑道:“世途如此,时事可知。我们二人相扶相倚,还怕不发达吗!”
李渊入太原,刘、裴二人暗中观察,见其“有四方之志”,便起劲巴结这位英雄。特别是刘文静,慧眼识人,认为李世民“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虽少,天纵之才。”裴寂起初不信。后来,李世民与这位裴大叔假装赌钱,输给对方数百万,高兴之余,裴寂“大喜,每日与太宗(李世民)游。”李世民趁机把大计告诉裴寂,裴寂马上允诺“共举大事”。不久,刘文静倒霉,坐与李密(瓦岗那位爷)连婚,被炀帝下诏关入太原监狱。
李世民潜入牢中,与刘文静深谈。“天下大乱,唐公若能兴兵一起,乘虚入关,不到半年,帝业可成!”一见面,刘文静就劝李世民。
李世民大喜,笑道:“君言正和人意。”于是,他想方设法把刘文静先“弄出来,”然后四处部署,伺机欲发。但是,不知父亲葫芦里卖什么药,李世民也不敢轻易动手。
刘文静诈称得隋炀帝手赦,大发兵民,以伐辽东为辞,致使“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眼看水已经搅浑,刘文静又逼裴寂赶紧鼓捣李渊起兵,并威胁说:“您身为晋阳宫监,却把宫中美人送给唐公享用,此事传出,您与唐公哪个也活不了啊!”
 大惧之下,裴寂“屡促高祖(李渊)起兵。”
恰巧,马邑人刘武周结众为盗,杀太守王仁恭,自称天子,诱引突厥兵马,准备向太原挺进。李世民、裴寂、刘文静借此机会,大发库金,分散府物,四处招兵买马。而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是炀帝心腹,闻讯起疑,获悉李渊父子异动,一合计,便想以到晋祠祈祷为名,把李渊诱至其地拘捕,一网打尽。
关键时刻,“吉人自有天相”。晋阳有个叫刘龙的土豪乡长,通过裴寂与李渊相识。李渊贵为帝亲,与这么一个“副科级”的财主也一见如故,喝酒吃肉,豪赌打炮。刘龙这种卑贱出身的“微细”之人,自然心中感激涕零,觉得李渊很给自己面子。同时,由于刘龙有钱,与副留守高君雅关系也不错。高君雅想“办掉”李渊,饮酒之际,自然就不拿刘龙当外人,把己谋全盘告之。刘龙出高君雅府门,一溜烟直奔李渊宅邸,“具以启闻”。
心惊肉跳之余,李渊表面镇静,对刘龙说:“您能以此事相告,深有至诚。请不要再对别人说,我自有安排。”同时,李渊暗下决心,不反也得反。
大业十三年农历五月丙寅清晨,李渊“恶人先告状”,大集僚属,声言高君雅、王威两人引突厥入寇,先发制人,当众逮捕了两人,送入监牢。两人叫苦不迭,直悔动手过晚。
更绝的是,过了两天,果然有“突厥数万骑抄逼太原,纵入城郭北门,取东门而出。”李渊也不畏惧,派先前招降的贼师王康达出城埋伏。王康达等人习惯了抢略,突厥军队过了一半,中有缺停,王康达以为是队尾,忽然跳出,准备抢马。不断,后队突厥包抄,前队突厥掉头,前后夹击,把这批“新附军”包了饺子。太原城内居民,一恨高君雅、王威“引狼入室”,二畏突厥兵马强盛,三惊城内军兵众多,忧恐之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李渊周围。
李渊指挥若定。他派遣小股部队连夜偷偷出城,占据险要之地,然后,又让这些人白天大张旗鼓,大呼入城,给突厥人造成“援军不断”的假象。同时,他还嘱诫军士,遇突厥兵,“恃险勿战”,敌退勿追,使敌人“莫测”太原守将到底要干什么。
《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突厥各队首领互相嘀咕:“唐公相貌有异,举止不凡,智勇过人。前来马邑,大胜我辈。今在太原,何可当也……不如早去,留必取死!”于是,突厥人连夜遁逃。这些记载,完全是温大雅唬弄人。真正原因,一是突厥人在城外抄掠已足,急于回去享用“战利品”;二是李渊亲自给突厥的始毕可汗写信,称臣装孙子,并表示“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突厥人无远谋,又贪宝物,太原城坚,难以一时攻破,自然得了大便宜就走。李渊为自己脸上涂粉,向众人讲他是“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表示他是为了民众利益才如此“屈尊俯就”。
解除了突厥人“背后一刀”的最大危胁,处死了王威、高君雅两个“肉中刺”,李渊父子于七月份开始正式兴兵,托以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王为名,宣布废掉炀帝,立代王杨侑为帝。代王杨郁是隋炀帝亡故的元德太子杨昭之子,当时才十三岁,人又在长安,所以,李渊明显是掩耳盗铃,不过当时天下人皆争逐帝座,也没人真站出来和他在这方面较真。
突厥人听闻李渊反隋,也派柱国康鞘利等带数千匹好马赶来。李渊演戏很投入、逼真,以臣礼跪受始毕可汗书信,又大赠使臣金银美女。同时,李渊心机很深,知道突厥人所携马匹不是无偿赠送,而是要用钱购买,便只捡上等好马,购买其中一半的马匹。
起义人众见李渊如此,以为主将惜钱,便纷纷自告奋勇,要自己出钱出物换购其余马匹。李渊阻止,意味深长地劝告说:“突厥人的马象羊一样多,陆续有来,恐怕到时你们买也买不尽。胡人贪财,我们不要暴露自己有钱,现在买少量的马,表示我们很穷,也不要急需战马,如此,才能稍稍抑制这些胡人的贪心。”此外,他还诫谕出使突厥的刘文静:“突厥人派兵前战,只可收纳数百骑即可,拿他们当幌子吓唬一下隋军,此外,借胡人援军,可阻止刘武周与胡人联军政打我们。如果突厥人马众多,百姓绝无生存之理,抢掠劫杀,会造成大祸。”可以想见,李渊还真不是倚仗狼势的卖国贼,不愧是老到深谋的政治家。为此,一直跟随他左右的温大雅充满崇敬地回忆:
“帝(李渊)素怀济世之心志,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远近乘风,咸思托附……”
李家之所以能化家为国,究其实,李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反经合义 妙尽机权——太原起义后的李渊
八月,李渊以四子李元吉为太原留守,以长子李建成为左军,以次子李世民统右军,自率中军,从太原向长安挺进。一路顺利,“义旗之下,每日千有余人,论赏功勋……百计千端,来从如云,观者如睹……人人得所,咸尽欢心”,很有天王巨星风采,几乎是“有征无战”,兵不血刃。
一直开到霍邑(今山西霍县),李渊才遇到平生第一块难啃的骨头——隋将宋老生。
霍邑地形险要,西北抗汾水,东临霍太山,而且,宋老生手下有精兵二万,非一般隋兵可比。同时,隋廷又派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统辽东劲率数万于河东(今山西永济),与宋老生遥为呼应。
时值秋雨淋漓,双方均无法开战,战事胶着,最着急的当属李渊部队。《旧唐书》、《新唐书》均有类似记载:“会久雨粮尽,高祖与裴寂议,且还太原,以图后举。”李世民力谏,表示义军一定要先入咸阳,才能号令天下。如遇小敌即班师,示敌以弱,随从兵士肯定马上会心乱解体,“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须臾而至。”李渊不听,下令催促兵众调头回太原,李世民见状大哭,苦劝,最终让李渊回心转意,决意攻城。但是,观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剧注》,乃是李渊先分析天下形势,而后征求大郎(李建成)、二郎(李世民)意见。兄弟俩皆表示:“(宋)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此一决……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此段话语,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由李建成说出,何者,古人重礼,自然是长子先发言表态,然后才能轮到李世民接碴。到了后来,太宗臣下编史书,当然都把定策的大功皆记在李世民一人头上。
李渊当时闻言而喜,马上表示,“尔谋得之,吾其决矣”,显示出李渊本人也是如此思忖,并非象新旧唐书所载是他想窜回太原。
战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可述:李渊忽然接到刚刚杀了翟让自立为头领的瓦岗寨李密书信,信中语意夸诞,大谈“以天下为已任”,表示要与李渊交结合兵,纵横天下。实际上,此信既是试探,也隐含威胁。为了麻痹李密,李渊卑辞下意,回书李密,“鼓励”对方正应图谶,并肉麻地大肆吹捧一番:“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载大弟,攀鳞附翼……”称兄道弟,甘愿为下。李密见信,非常高兴,并拿信向部下显摆:“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也!”由此,“注意东都,无心外略”,李密集中精力对付洛阳周围的军事势力,李渊就暂时又少了一个危险的对手。另外,李密傻不几几把“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自揽上身,成为众矢之的,倒成全了“缓称王”的李渊。而且,在运用道教影响方面,李渊也是棋高一招,依靠“李氏为天子”、“老子当度世”的图谶,李渊尊崇老聘,当时天下信道教的徒众很多,自然始祖李耳与李渊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而李密却忘了把自己的“李”往李耳身上拐靠。
不久,天色转晴,秋雨忽止,太原军粮又及时运到。阴历八月辛已,李渊义军晨起行军,从山道急行军七十余里,直奔霍邑杀来。温大雅的描写既诗意又传神:“初行之,雾甚,俄而秋景澄明”,良辰美景,不能不让人心头为之一振。
霍邑一战,李渊亲自指挥,并率先统左右轻骑数百,先至霍邑城下观察敌情。立营之前,李渊又派李建成、李世民各带数十骑驰至城下,“行视战地”。
宋老生凭城眺望,认定李渊义军是想紧挨城墙扎营,就亲自率兵出城来迎,分别从东门、南门两道而出。李渊恐怕宋老生“背城不肯远斗”,就先下令李建成领左军准备赴东门,命李世民带右军赴南门。同时,李渊又令中军往后小缩,作出怯敌欲退的姿态。
手中握有近三万生力军的宋老生见李渊兵阵回退,顿时来了精神,很想乘势迫击,一举击破。他远离城门口,带头冲出一里多地后,下令整队准备进攻。
宋老生隋军直向李渊中军杀来,而当时在师旗下面马上高坐的根本不是李渊,而是李渊部将殷开山。义军以数列整厚方阵迎敌,与宋老生主力中军展开厮杀。此时,隋军的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殷开山一部。殊不料,李建成、李世民两人领骑兵忽然从左右突出,依照李渊先前吩咐,分别杀向霍邑东门和南门。“义兵齐呼而前,红尘暗合。鼓未及动,锋刃乱交,响若山崩,城楼皆振。”
隋军本来战斗力很强,忽然看见唐军骑兵从身边飞一样掠过直奔自己老窝,皆顿时心慌。没多久,李渊又让军士鼓噪,高呼“宋老生已经被杀”,隋军闻知大将被杀,全都乱了手脚,无头苍蝇一样左突右撞,溃不成军,“舍仗而走,争奔所出之门”,但两个城门的进路均为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率精兵堵住,迎头射箭,刀砍矛捅,死伤无数。
宋老生本人也被败兵夹裹,左冲右撞。见两个大门方向都被堵住去路,宋老生腿快,跑到城墙边,仰脸高叫守城隋兵放下绳子,准备拽住绳子爬上去。城上守兵扔下大绳,宋老生丢下手中大刀,拼命往上爬。无奈,重甲坚盔,攀爬速度大受影响。说时迟,那时快,唐军已经追杀而至,一个名叫卢谔的小队长跳起一刀,斩断宋老生一只脚。大叫一声,宋老生因痛坠地,未及说话,大刀又下,脑袋又搬家。
李渊命兵士把宋老生的首级挑在长矛上,在战场上驰骋示众。于是唐兵“随所向奋击,禁不可止。数里之间,血流蔽地,僵尸相枕。”时已日暮,李渊见战士斗志正锐,就下令攻城。“时无攻具,肉薄而上。”如此坚厚的霍邑,竟然被唐军在没有任何攻城器械的情况下,凭一股冲劲和不怕死的精神,一举攻克。
如此苦战,到了太宗史臣笔下,却变成这个样子:
“太宗(李世民)恐(宋)老生不出战,乃将数骑先诣其城下,举鞭指挥,若将围城者,以激怒之。(以显示李世民孤胆英雄)老生果怒,开门出兵,背城而阵。高祖(李渊)与建成合阵于城东,太宗与柴绍阵于城南。老生麾兵疾进,先薄高祖,而建成坠马,老生乘之,高祖与建成军咸却(不惜把李渊、李建成描写成胆小鬼。战中坠马,死亡近乎百分百,即使不被敌人杀掉,也会被自己人踩死)。太宗自南原率二骑驰下峻贩,冲断其军,引兵奋击,贼众大败,各舍仗而走(完全是小说传奇,李世民三骑冲锋,挽狂澜于既倒,好象他是真正的军神和救星)。……”
仔细揣摩,可见太宗臣下所写,水分太多。
攻克霍邑之后,李渊安民慰众,招遣降兵,对被俘的隋兵隋将一律优待,“还取其同胞同党,自相统处之,不为疑异。”本来隋军同唐军就无什么深仇大恨,那些本身是关中人想回家的,李渊也“授五品散官放还”,连宋老生也被光荣礼葬,毕竟是死于所职的忠臣。“内外咸悦,咸思报效”。
这一仗关键,李渊不仅稳固了内部,对外又显示了“宽仁”,“自是以后,未归附者,无问乡村堡坞,贤愚贵贱,咸遣书招慰之,无有不至。”
“好事”连来。刘文静、康鞘利等人在龙门县也与李渊会合,并带来五百突厥大个骑兵和两千多匹好马。“帝(李渊)喜其兵少而来迟”,突厥兵少好控制,迟来可喜者,如果早先这些雇佣兵如果加入进攻队伍,一来造成“民族”矛盾,二来胡人肯定觉得唐兵是凭侍自己的加入才取胜,漫天要价,不好打发。
拨掉霍邑这块大绊脚石,下一个目标就是镇守河东城的屈突通了。
屈通突不似宋老生轻躁,久经战阵,老谋深算,加上他深知当时天下大乱,人无固心,便不轻易出战,固守河东坚城。此城“城高甚峻,不易可攻。”
唐军一路无敌,将士勇而骄,争前要再显身手,准备重演霍邑“肉薄登城”的好戏。李渊也心存侥幸,就派千余唐兵攻南城。“时值雨甚,帝命旋师。”温大雅不好说唐兵打不过屈突通隋兵,就以下雨为借口,掩饰唐兵的败退,并记下李渊的自欺欺人之语:“今且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时。杀人得城,如何可用。”简直就是白日大谎。当时,李渊肯定急得跳脚,恨不得插翅飞上河东城城墙。
幸亏裴寂、李世民等献计,唐军沿河北进,自梁山(陕西韩城)、龙门(山西河津)分别渡河。同时,仍留军士于河东城下,与屈突通相持,以防这位隋将蹑后追击。
此计果然棋高一招。唐军主力舍河东城不攻,不仅保持了大量生力军,还一下子顺利进入关中。大喜之下,李渊令李建成、刘文静入据永丰仓(陕西华阴),扼守潼关;又令李世民沿渭水急行军,直扑长安都城。此时,李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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