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提拔吴三桂的恩师洪承畴和吴三桂舅父祖大寿。而后，在皇太极本人亲笔写信招降吴三桂的同时，还让洪、祖二人以及其他一些高级明朝降将写信劝说吴三桂投降。但当时的吴三桂，对明朝忠心耿耿，丝毫不贰。倒是猜忌刚愎的崇祯帝对他放心不下，假装调吴三桂之父吴襄入京为官，实际上是把吴三桂一家人弄入北京城作“人质”。
北京陷落后，吴襄等吴三桂家人自然落入李自成之手。
吴三桂徘徊于玉田附近，一直没闲着，不断派人打探北京城中的情况。李自成政权的违背常理，以及刘宗敏夺掠其妾的肆无忌惮，使得吴三桂头皮发炸：纵使自己前往北京归顺李自成，有可能一去无回！趁着自己手中仍旧有一支生力军作本钱，不如拼死一搏，向清朝“借兵复仇”，或可死中求生！
就这样，吴三桂来个忽然回击，打跑了替李自成镇守山海关的唐通，与明朝原山海关总兵高第一起，宣布讨伐李闯，恢复大明。而后的一切，“借兵复仇”变为“藩王相报”，吴三桂终成清廷鹰犬。
山海关一失，整个局面，全然大变。
李自成在山海关“亲征”大败后，只可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他率残兵撤回后，迅速放弃了北京，携带大批金宝窜回陕西。吴三桂带路，多铎、阿济格等清军铁骑一路追击，马不停蹄地蹑尾而进，不给李自成任何喘息机会。
五月初二日，哄传吴三桂将军在山海关大败贼军，并夺回崇祯太子。兴高采烈的北京士民争先恐后出城，大排皇帝法驾，准备迎接太子入城为君，重复大明天下。
不料想，烟尘过后，马蹄声静，映入北京士民眼帘的，不是明朝太子，而是风尘仆仆，身骑高头大马、脑后拖着大辫子的多尔衮清兵。瞠目结舌之余，好在迎接人群中为首的前明官员脑子快，将错就错，把清朝王爷多尔衮迎入武英殿。
无论如何，北京城内，又有了一位“新主”。
甫进京城，多尔衮很会随机应变。他以“为明报仇”为名，为崇祯帝发丧，并把前明大臣陈名夏、冯铨等人招致幕下效力，大肆笼络汉族士人，表示要把被农民军侵夺的土地“归还原主”。不久，由于多尔衮宣布北京士民要在为崇祯帝戴孝三日后剃发，引起极大反感，在京汉官纷纷上疏，竭力反对。深知自己立足未稳，多尔衮暂时收敛怒气，一个多月后下令“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让各级汉官尽快办公视事，为清朝新政权服务。
但是，多尔衮暂时的收敛，为日后“留发不留头”埋下了伏笔。剃发这种民族歧视之举，后来更掀起血雨腥风。
李自成撤退后，北直隶、山东、山西等地，乡绅士兵纷纷起事，誓要灭“流贼”，复明朝。短时间内，数十个州县并举，抬出一个明朝远支“济王”做号召（其实那个宗室不过是个“奉国中尉”，九竿子才能打着的朱明远宗）。不久，先前降附李自成的大同总兵姜瓖，忽然宣布归降清朝，在保德州的唐通也向清廷上表投附。
“大顺”的灭亡，只是早晚的事情。“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形容李自成，再恰当不过。
可向江南争半壁
——南明政权的有利条件
崇祯帝虽然死亡，但淮河以南基本所有地区仍然是明朝的天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朝一直实行“两京制”（明成祖之后），所以，南京保有一整套完备的中央机构。当然，以往北京政府正常运作时，明朝的南京各府衙只是象征性的虚位部门，可它确确实实又是有形的实体。在南京，不仅六部完整，还有一套都察院班底。
多尔衮进北京之初打出“为明朝报仇”的旗号，接踵而来，剃发、圈地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举措，很快导致大批前明士大夫纷纷南奔，寻找“大明”的精神家园。
本来，改朝换代，国家易主，对于数千年来王朝更迭不休的中国人来讲，是可以用“天命”来加以解释的过程。可是，前顶秃剃，一身疙瘩襻奇装异服的辽东满人拍马呜鸣而来，处处血光，不得不让中原汉人顿发“亡天下”的哀叹。
为崇祯戴孝的制令发布没几天，多尔衮狰狞毕现，立刻限令北京北城内的所有居民把房屋腾空，交予八旗兵士使用。京城周围，满洲贵族大肆圈地，强逼农民为奴，实施残酷至极的“逃人法”，对汉族百姓敲骨吸髓，激起了一系列的反抗运动。
在这种大形势下，清朝当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追击大顺军李自成方面，就为明朝残余势力在南京建立新政权提供了历史机会。
空间方面，自不必讲，清军主要在北中国与大顺军展开殊死搏斗。从时间上讲，从1644年阴历五月初开始，一直到当年十月，清军根本无法顾及江南的态势，他们把主要精力皆投入于消灭李自成残军方面。当时，大顺军余部在山东、河北等地，仍旧保有数十万大军，清军东扑西搏，忙个不停，根本没有任何军事力量抽调出来去跨越淮河收取江南。
欲向江南争半壁（4）
南京的明朝官员效率也不算慢，仅仅十几天功夫，就以最快速度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弘光政权。
新的南明政权，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人心方面，皆有着极其有利的态势。
明末以来，北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不断，江南地区却一直比较平稳，农业、商业、手工业发展迅速，经济积累丰厚，是明朝得以支撑的最大财赋地区，也是大明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仅税收方面，江南就占全国税收的将近一半，可谓财源滚滚，既富且庶。
更重要的是，明朝军队，在江南地区还保有一百多万，远远超过清军数目。在这些军队中，力量最大的当属驻守武汉的左良玉部，有八十万之多，其余如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部，人数从数万到数十万不等。所有这几支军队，皆是能拉出一战的部队。除此以外，郑芝龙家族在东南沿海的军队，还是一支能打水仗的海军力量，势力也不能小觑。而远在云南的沐氏家族，一直对明王朝忠心耿耿，其手下又多骁勇敢战的少数民族士兵。数量可观的军队和广大的地区，为明王朝的延续提供了一种具有广大深度的回旋空间。
南京，从地理位置上讲，自古形胜之地，虎踞龙蟠，又有长江之险，文物繁多，田野富饶，军事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况且，明太祖朱元璋在此定鼎天下，使得南京本身就成为一处极具政治象征的城市。它不仅北有长江天险，且长江东延一直到江阴、南通，均有天险做凭恃。特别是南通往下，入海口处，江面辽阔，宽有三十多里，让人顿起插翅难渡之感。再往北推，淮河本身可作为一道大的天然防线。如果南明政权真有远见，凭临淮河，步步北推，即可以慢慢收复失地。如此，自荆汴直凭锐铎，自可扫清河朔。
从人才方面讲，南京本来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江南一带是东林、复社等士大夫集团的传统老巢，人才荟萃。加上从北方不断涌入的士人，以及驻扎于江南各地等待观望的武将，乃文乃武，比起北宋灭亡之后的南宋政权，南明政权无论天时、地利、人和，都要比赵构君臣初创南宋的时期拥有更多的复明条件。
依据常理推断，南明新朝廷再怎么不行，也能与清朝划江而治。南明保存个江南半壁，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
恰当机会中的不恰当人
——弘光帝即位
北京陷落于李自成之手后，南京官员们忧急万分，非常想知道崇祯帝及其三子的下落。
本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准备率兵渡江“勤王”，但有消息说崇祯帝已经乘舟入海南下，大家只能按兵不动。不久，忧喜参半的南京官员终于得到一个明白无误的情报——崇祯帝已经自缢殉国。如此，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拥立一个新君，以此作为恢复大明朝的政治象征。
在南京，最有实权的，当属手中握兵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其次是南京守备太监，再次是提督南京军务的勋臣。以史可法为主，南京及附近地区的明臣展开了立新帝的大讨论。
崇祯帝已经“龙驭宾天”，他三个儿子仍旧下落不明。当务之急，是要保证皇位继承有人，否则天下群龙无首，就谈不上重整旧河山。
立君这个大问题，有些只靠把史书翻译成白话的“畅销书”的“作家”们，认为：“大臣们要从皇帝宗亲中选出最聪明的人当皇帝”。
完全不是！立嫡不以长，立长不以贤。如果谁最聪明谁就有资格当皇帝，封建宗统早就乱了大套。对于南明大臣们来讲，拥立新君，最要紧的是依据血统，谁与崇祯帝血统最近，谁就最有资格当皇帝。
依据血统，最有资格当皇帝的，非福王朱由崧莫属。而且，他与潞王朱常汸近在淮安，立时可至南京。从明神宗一系来讲，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之孙，与崇祯帝同辈（其父老福王已在河南被李自成农民军吃掉）。虽然惠王和桂王当时仍旧活着，二人都是明神宗之子，但他们远在广西，辈分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福王朱由崧“弟终兄及”名正言顺。至于史可法等南京大臣心仪的“贤王”潞王朱常汸，乃明神宗之侄，血统稍远。
福王朱由崧虽然最有资格当上新皇帝，但他几乎当不成。为什么呢？
不因为别的，源于明末愈演愈烈的党争。本来，天启帝时东林党与阉党相搏甚烈，崇祯帝继位后大肆打击阉党，已经使党争基本消失。恰恰是福王朱由崧的继位，引发了南明新一轮党争，朝臣们斗来打去窝里反，直至南明灭亡。
言至晚明党争，不得不提老福王朱常洵。他的生母郑贵妃，乃明神宗宠妃，所以神宗皇帝一直有意立他为帝，冷落长子朱常洛。一念之动，引发了长达二十五年的“立储之争”，群臣为了“争国本”，互相抨击，各方焦头烂额之下，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才不得不封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为了补偿，他又封爱子朱常洵为福王，建藩河南，膏血天下以供养这个痴肥儿子。
在因立储而兴起的党争中，吏部郎中顾宪成被贬回原籍无锡，与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逐渐结派兴帮，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政治势力，时称“东林党”。同时，以首辅沈一贯为首的“浙党”联合“齐党”、“楚党”（均以老乡为关系结党），与东林党在朝中朝外互相攻击，而后魏忠贤一派“阉党”也加入其中，双方势同水火，不能相容。
欲向江南争半壁（5）
相对而言，自然是东林党多君子，阉党多小人。但党争之下，意气用事，东林党人多尚空谈，误国不少。这些以王阳明“心学”为思想指南的士大夫，太过清高自重，凡事爱讲大道理，泱泱而谈，根本不考虑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整日嘴里叨叨性命之理，务虚名，弃实用，最终使得朝政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明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均与老福王朱常洵及其母郑贵妃有关系，所以，聚结于南京的以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阶层，自然对小福王朱由崧极其敏感。正是当年东林党人的据理力争，老福王才最终没能登上皇储之位。东林党人神经非常敏感：倘使老福王之子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位，他翻起旧账，打击报复，东林党人自然是不会有好果子吃。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高徒，对福王之立，当然有所顾忌。而游走于江南的东林党党魁钱谦益，也以私益出发，联合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以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四处游说，竭力主张“立贤”，即准备拥立潞王朱常汸。
东林党人的出发点是党派利益，但是，福王朱由崧，的确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位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宠儿老福王朱常洵的庶长子。十岁那年（万历四十五年），朱由崧便被封为“德昌王”。由于老福王的王妃邹氏自己没儿子，朱由崧便得为福王世子。
真是有其父便有其子，朱由崧和他爸爸老福王恰似一个模子扣出来的，爷俩不仅长相相仿佛（都是巨胖身材），而且吃喝玩乐方面的低级趣味，一模一样。这对父子俩，在洛阳王宫内，花天酒地，渔色无度。如果没有李自成造反，估计这一对活宝父子会作为“造粪机器”安然度过余生。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洛阳，老福王被抓后烹杀，朱由崧腿快，趁乱跑掉，得以捡得一命。
崇祯帝对自己这位堂兄很照顾，不但遣人安顿他在洛阳，而且不久后就下诏，让朱由崧嗣福王之位，由此，他就由“德昌王”变成了“福王”。
好景不常，洛阳很快被农民军攻下，朱由崧再次踏上逃亡之路。经过卫辉府时，与潞王朱常汸同病相怜，结伴一起逃至淮安。这一次，朱由崧再无堂弟皇帝的亲切关怀，因为崇祯帝本人已经在北京自缢而死。
策立新君，有两个人举足轻重，一为史可法，二为凤阳总督马士英。二人手中握兵，又是督师文臣，所以说话分量最重。
一开始，不仅史可法主张立有贤名的潞王，马士英也十分赞同。这是因为，看上去福王伦序最为合适，但他的名声非常不好，酗酒好色，粗鄙无能。由此，东林一系以此为借口，使不少最初主张立福王的士大夫缄默而退。特别是史可法，在他给马士英的信中，写明了福王朱由崧的“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马士英先是完全表示同意，风向变后，他灵机一动，把这些白纸黑字当成要挟史可法的手段和证据。
从东林党来讲，他们推开伦序想立潞王，其实完全出于私心，正如钱谦益所讲的那样：“潞王，穆宗之孙，神宗犹子（侄子），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老福王），觊觎天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指朱由崧），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为俎上肉。”害怕福王为帝后念其父旧恶对东林党“反攻倒算”，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忧虑。
史可法与马士英浦口密议的结果，得出一个决定，即不拥立福王朱由崧，也不立潞王朱常汸，走第三条路线，准备往广西迎接明神宗之子桂王。
这一来，潞王派和福王派都傻了眼，谁也不好再说什么。南京的礼部准备好皇帝法驾去广西，想接桂王来南京继位。
关键时刻，一个绰号“胎里红”的太监卢九德出场，终于使帝位归于福王朱由崧。这位卢太监，当时是“守备凤阳太监”，与马士英是同事，他之所以倾向立福王，是因为他少年时代在宫中伺候过老福王朱常洵，并深得后者喜爱。一个太监，兵荒马乱中本不能成事，关键在于，卢太监背着马士英，暗中与江南的几位手握重兵的军爷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皆为总兵官）联系，这几个人为贪“定策”、“拥立”之功，纷纷同意，表示要立福王。
依理，这三个武官，只是总兵而已，皆受凤阳总督马士英节制，可是，非常之时，身为文臣的马士英恐怕武将趁机发乱，不敢再坚持他自己与史可法先前的定议，就墙头草即刻转向，改为表态拥立福王。
不少史籍都讲马士英骗史可法立桂王，然后暗中向福王买好，并非实情。他拥立福王的表态，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他本人从立场而讲，最早倾向东林一系。
马士英转向立福王，其老友阮大铖也出了大力。
阮大铖受东林党排挤多年，怨毒满胸，常言“不杀尽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