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天下--南明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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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天下--南明痛史- 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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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继位后,诛除魏忠贤,大除朝中阉党。而后,在翰林编修倪元璐等人发起下,正直朝臣们纷纷要求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对此,崇祯帝大力支持,下旨焚毁《三朝要典》。可值一讲的是,当时的侍讲官孙之獬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东阁痛哭,大声嚷嚷不可毁焚先帝(明熹宗)时代御定的《三朝要典》。此人正是日后给多尔衮出主意使之决意施行“剃发令”的败类。
  东林党恢复名誉后,钦定《逆案》,诏示天下,一百多从阉官员名列其中,阉党势力几近灭顶。可是,阉党中漏网分子也有不少,他们一直在朝野中蠢蠢欲动,时刻欲翻逆案。
  崇祯二年,太仓学者张溥成立“复社”。这个团体,本来是为了“复兴古学”而成立的文学团体,但日趋壮大,江南地区各文学、政治团体纷纷加入,名人荟萃,吴伟业、黄宗羲、陈子龙等大批宿儒名士联袂而入,一时间声名大噪,显然是东林一系的延伸。当时的首辅温体仁特别讨厌东林党人,借机打击复社,疏奏张溥等人结党不法,遥控朝政。
  张溥见情势不妙,就主动找到宜兴人周延儒(此人原为东林党人的对头),鼓励他再返北京,从温体仁手中夺回首辅之位。周延儒借助东林(复社)之力,最终回北京重返相位,悉反温体仁时代之政,并召回被罢斥的倪元璐等人(当然,周延儒本人并非君子,所以在《明史》中此人列于《奸臣传》)。
  周延儒再相事件,明白无误地表明,复社已经全然不是个什么文学团体,而是完完全全的一股政治力量。这也说明了晚明党争的如火如荼。党争,并非仅仅是正义与邪恶之争,其中夹杂不少个人恩怨或团体利益,彼此攻讦,不择手段,最后对明朝的时政没有任何好处,只能加速正常状态下朝政的紊乱,使大明加速衰败。
  清朝士人总结明朝亡国原因,认为“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南疆逸史》),此言非常确切。所以,南明成立后,党争不灭反炽。
  在南京,东林系痛斥马士英援引阮大铖,似乎看上去马士英是阉党成员,其实根本不对。马士英此人,原来还属东林党人的支持者。至于阮大铖,更非阉党骨干。
  这里,还需清楚交待一下阮大铖的为人以及他和马士英的关系问题。
  阮大铖的仕途,是个倒霉蛋的霉运过程。由于他本人是安徽怀宁人,和左光斗同乡,所以他最早意属东林,是个老东林“党员”。但在朝中,顾宪成从中阻挠,把本应属阮大铖的“吏科都给事中”一职转让予魏大中担任,如此,嫌隙构成,激使他与东林党人反目。虽反目,却未成仇。崇祯帝继位,久居乡间的阮大铖急于在新君前有所作为,便弄个双保险,写成两份疏奏,一份专攻阉党,一份把阉党和东林党皆指斥为朋比奸徒,交给在北京的友人杨维垣,让他相机而行,代为上疏。
  杨维垣出于自己私心(为反驳倪元璐),也不观察当时政事的进展是否对阮大铖有利,就把第二份攻击阉党和东林党共为“奸党”的疏奏封进。由此,东林党人就把阮大铖视为大奸大逆,并在随后对阉党的清算中把他打入《逆案》名单,惩罚结果是“永不叙用”。
  投机不成的阮大铖虽然倒霉,但本人是大地主出身,有钱有闲,又是大戏曲家,就流寓于南京,弄出一支高级戏班子,借戏遣愁,自娱自乐。
  这位落魄老才子,使得当地的一些东林党士子大为不爽,以顾杲、黄宗羲等人为首,他们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联合签名,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的“大字报”,把阮大铖说成是南京可能发生的“动乱”毒瘤。 
                  
欲向江南争半壁(15)
  这样一来,阮大铖有口难辩,毕竟他名列钦定《逆案》,东林仇人遍地,只能灰溜溜离开南京,跑去牛首山“隐居”。
  张溥的“复社”用巨款行贿崇祯帝手下司礼太监,使得周延儒能重返北京政坛当首辅,当时的阮大铖也从中出钱出力。对此,周相爷准备“投桃报李”。但碍于东林党人势力强大,周延儒不敢公开大用阮大胡子,就取用中间手法,让阮大铖推荐一个好友当官。思来想去,阮大铖就推荐与自己同为万历四十四年会试榜的朋友马士英(又有说阮大铖是马士英“房帅”)重新出山。
  这位马爷,本来当过宣化巡抚,中间因为贪污罪被罢职。至此,周延儒为做给阮大铖“人情”,就把马士英的职位归复,使他能得到凤阳总督的位子。马阮二人由此成为莫逆。
  弘光帝继位后,马士英把持朝中大权,自然首先想到昔日的“恩人”阮大铖,说服弘光帝直接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
  从马士英本人讲,他举荐阮大铖入南京,只是人情还人情,起先绝无为《逆案》翻案的意思。不料,此举却捅了东林党这个大马蜂窝,他们群起而攻之,以刘宗周、黄宗羲等人为代表,不断上书,危言耸听,指斥阮大铖是阉党骨干,如果起用他,国将不国。
  于是,大学士姜曰广、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纷纷痛心疾首,上疏弘光帝,责斥马士英不顾崇祯帝尸骨未寒就翻逆案,是浊乱朝政的大恶之事,指责马士英有意把弘光帝当成曹髦那样的末世庸君来掌控。
  言语汹汹之下,马士英极其窝火,但也不得不暂时中止让阮大铖入朝的行动。
  不久,在左良玉军中当监军的巡按御史黄澍入朝见了弘光帝。黄澍此来,主要是受左良玉所遣,伺察弘光朝廷虚实。出于门户私见,这位东林党人在朝堂行礼完毕,即呼奏道:“臣今来朝,誓当冒死以击奸贼!”
  弘光帝愕然,问:“卿以谁为奸贼?”
  黄澍大声回答:“奸臣大贼,乃马士英也!此人被先帝殊宠,由罪人擢为凤阳总督,逢北京被困,他拥兵坐视,不发一兵相救,全无人臣之心。马贼既不忠于先帝,又怎能忠于皇上!此外,凤阳乃祖陵,大明发祥之地,马士英闻警即逃,不守祖庙,不仅他自己是不忠之乱贼,又陷皇上为不孝之子孙,万死而有余辜!”
  黄澍边骂边哭,上前大搧马士英嘴巴。在场群臣,无不淒然动容,弘光帝也面红耳赤,熟视良久,对阁臣说:“黄御史所言有理,可详细奏之。”
  于是,黄澍当廷历数马士英罪恶,使得这位大学士脸面皆无,“惶急无以应,气索声嘶”,只得向弘光帝叩头乞罢。弘光帝当时准奏。
  马士英当然不甘心如此就退出南京政治中心。他回家后,立刻上书,吓唬弘光帝说:“为臣一旦离京而去,四镇皆失势,朝中大臣们肯定拥立潞王为帝”。此外,密得马士英重金贿赂的原福王府两个太监也在宫内“流涕”劝说弘光帝:“皇上您如无马公,不可能正大位。如果逐出马公,天下人皆会认定皇上是忘恩负义。而且,马公在内阁,万事担当,皇上可以整日悠闲自在。如无马公,朝臣有谁肯顾惜皇上?”
  弘光帝本来就是昏淫之君,耳根极软,很快就重新召马士英回朝。
  这时的马士英,恨极了东林党人,召阮大铖密议,想方设法击垮朝中反对势力。
  阮大铖咬牙切齿:“彼攻‘逆案’,我们应作‘顺案’以反击。”所谓“顺案”,就是要清算原来的北京明臣投附“大顺”的失身降贼行为。由于当时降附农民军的官员中有不少人是东林一系,马士英就上疏,准备兴起大狱。
  由此,东林党势力大损。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等人,因先前自己在“策应”时没有拥戴福王,不安于位,纷纷离职而去。
  姜曰广陛辞时,南明小朝廷还上演一幕忠奸争骂的戏。
  弘光帝上座,群臣陪列。姜曰广说:“微臣我触忤权奸,自分万死;圣恩宽大,犹许归田。”
  马士英勃然大怒:“我为权奸,你是老贼!”随即,他叩头对弘光帝说:“臣从满朝异议中推戴皇上,愿以犬马余生归老贵阳,避贤路。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而已!”
  姜曰广叱之:“拥戴皇帝登基,也是人臣居功的口实吗?”
  马士英反唇相讥:“我无功,难道你们谋立潞王有功吗?”
  二大臣争吵不休。最后,还是弘光帝在御座上面和稀泥:“潞王乃朕之叔父,贤明当立。两先生毋伤国体。”
  二人既出,复于朝门相对破口诟骂。
  姜曰广骨鲠廉介,有古大臣风范。但弘光小朝廷,确实难容这样的正人君子。这样一来,正人去位,小人在朝,弘光朝廷,可想而知。
  在太监李承芳的进一步活动下,弘光帝亲自下旨,起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李承芳从前落魄时,曾得到阮大铖的帮忙,所以,阮大胡子确实是个会押政治赌注的人)。不久,即令他“兼右佥都御史”,巡阅江防,进官左侍郎。
  阮大铖兴起“顺案”,株连甚广。有人劝他:“天下未定,您如此罗织,专为报复,不知最后到底是为虏还是为贼?”
  阮大铖“心直口快”,说“钟鸣漏尽,时日无多,我只要能及时报复这些仇人,管他为虏为贼!” 
                  
欲向江南争半壁(16)
  转年二月,阮大胡子就坐上了兵部尚书之位。誓师江上时,他身穿素蟒服,腰缠碧玉带,一身奇装异服戏子装束,可谓过足了戏瘾。不仅他如此,东林领袖钱谦益入南京时,也让其爱妾柳如是戎服骑马,头插雉尾,作昭君出塞状。这些人妖服怪扮,已露南明弘光将亡之兆。
  马士英、阮大铖当政后,先弄出如下当国“大计”——第一,迎接弘光帝嫡母入南京;第二,迁老福王“梓宫”(福王已被李自成军队吃掉,空棺而已);第三,因皇子未生,应大选淑女充实后宫;第四,要防备诸王,立刻把幸存的宗室迁入南京近地安置。
  于是乎,南京的皇宫内一阵大忙,四处搜罗年轻男子净身充当太监,并追认老福王为“恭皇帝”(应是“吃皇帝”才对)。宦官四下寻摸,只要见民间女子有姿色者,即刻用黄纸贴额,拉入宫中,市肆骚然,致使民间有不少妇女自尽相拒。
  弘光帝又觉宫殿狭隘,大兴土木,四处搜寻巨木大柱。有人找出朱元璋时代存放在工部仓库中即将朽烂的大木若干,立刻上表称“神木自至”,以哄皇帝高兴。城内斧锯丁当,好不热闹,一派升平气象。
  搞工程要花钱,苛捐杂税已经太多,马士英就想出一计:榷酒助饷,每斤一文,真正是苍蝇腿上找肉。
  马、阮自己也不闲着,贪污纳贿,无所不至,谁只要给钱,就立刻有官做,以至于民间歌谣四起:“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纪监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除夕之时,弘光帝在兴宁宫,愀然不乐,大肥脸蛋子耷拉着,小眼神很阴郁。太监韩赞周见状,就问这位皇帝:“新宫华丽舒适,应该高兴才对。皇上您似乎心中有事,难道是思念皇考(老福王)和先帝(崇祯)吗?”
  弘光帝良久不应。过了好久,一声深沉叹息过后,他才开口:“进宫演戏的班子,男女优伶,色艺双佳者,太少了!”
  飞扬跋扈为谁雄
  ——“四镇”与“左镇”
  弘光帝之所以得立,军头们出力最多,成为“定策”元勋。为此,继位之初,南明小朝廷就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为广昌伯,镇守观阳、寿州地区;刘泽清为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黄得功由伯进侯爵,镇守滁州、和州地区;并在扬州设置“督师”,由史可法担任。
  从四镇驻地和督师驻地就可明显看出,南明弘光一朝只想划江留守于江南,根本无任何北进之意。
  下面,简要叙述一下四镇军将的个人经历。
  高杰,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是老乡。“老乡骗老乡,两眼泪汪汪”。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十月,明将贺人龙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假装向贺人龙约降。不久,贺人龙的军使与高杰来往密切,似乎假戏成真,所有这一切让本来善疑的李自成疑窦顿起。同时,高杰一表人材,姿貌魁伟。这位美男子一次偶然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与李自成的老婆邢氏“一见钟情”。邢氏勇武多智,兼掌军资,因李自成日日在外攻城掠地,很少有时间亲热。见到高杰相貌堂堂,又是一口流利的家乡乡音,很快就勾搭成奸。
  妇人本性多疑。邢氏给李自成戴顶大绿帽,自己反而先着慌,就撺掇高杰向明朝官军投降。当时的李自成还不成气候,高杰本来与明将贺人龙关系不错(贺人龙也是米脂老乡),趁机带着李大嫂(邢氏)及一帮兵士归降明朝,一变而成为受招安的“官军”。这些摇身一变的军士当中,就包括日后大名鼎鼎的反反复复的李成栋。
  高杰由“贼”变成“官军”后,非常能干,数次大败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人。即使后来他的老上司贺人龙、孙传庭等人或为朝廷诛死或为贼兵所害,惟独高杰能独善其身不败,一直保存“有生力量”。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廷授高杰为总兵,命其驰救山西。天下纷乱之际,高杰盗贼本性重犯,面对势若山来的李自成农民军连战连北,但在败退途中仍纵兵大掠,一丁点儿没有“官军”气象。相反,当时的李自成倒一改昔日凶残面貌,爱民如子,加上李岩(此人历史上不一定真有其人)等知识分子出身的书生帮忙,宣传搞得不错,老百姓乐呵呵地唱着:“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高杰率兵南遁。南明的弘光帝(福王朱由崧)封他为兴平伯,以扬州为驻地。
  由于高杰部队抢掠的恶名远扬,扬州士民把四城紧闭,防贼一样紧守,不让高杰部队入城。
  高杰震怒,勒兵攻城。同进,他还派兵在扬州城外到处抢掠妇女,奸淫抢劫,无恶不作。这一切使得他臭名远扬。如果在平日,不用等御史纠劾,朝廷早会有人挟旨而来,光是高杰攻城抢掠人民的罪过就够杀他一百个脑袋了。但当其时也,内忧外困,南明小朝廷正倚重武将,而且弘光帝又深感其“推戴之功”。无奈之余,史可法也从中“和稀泥”,把瓜洲让给高杰部队进驻。
  高杰知道扬州城他很难攻下,就顺势收下史可法的“人情”。不久,他奉弘光朝廷命令,移镇徐州。
  刘良佐,直隶人,经历与高杰类似,原本是李自成手下,当时高杰护李自成内营,刘良佐护外营,骁勇能战,常骑一匹斑驳大马,人称“花马刘”。投降明朝后,因敢战而受淮抚朱大典重用,多年在六安、庐州一带与农民军抗衡,与黄得功一起曾在潜山大败张献忠部。因功被擢为总兵官。 
                  
欲向江南争半壁(17)
  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后,刘良佐贼兴大发,正在河南正阳的他沿路劫掠不已,大肆扰民。后来,刘良佐率部大掠淮上,并猛攻临淮。
  相比高杰,刘良佐更是多一份贼性,少一份忠心,日后,他拥十万众向清军投降。
  刘泽清,山东唐县人,字鹤洲。这位刘爷有将才,人长得漂亮,“白面朱容”,望之若画中人,但这个人的禀性卑鄙残暴,好货取利,是明末跋扈恶将的典型。他的最早发迹,在于平定登州孔有德之乱,小打小闹,混上个山东总兵。
  崇祯十六年,奉命去河南攻打李自成,他见“贼”就跑,对当地百姓倒是发狠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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