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继位后，诛除魏忠贤，大除朝中阉党。而后，在翰林编修倪元璐等人发起下，正直朝臣们纷纷要求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对此，崇祯帝大力支持，下旨焚毁《三朝要典》。可值一讲的是，当时的侍讲官孙之獬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东阁痛哭，大声嚷嚷不可毁焚先帝（明熹宗）时代御定的《三朝要典》。此人正是日后给多尔衮出主意使之决意施行“剃发令”的败类。
东林党恢复名誉后，钦定《逆案》，诏示天下，一百多从阉官员名列其中，阉党势力几近灭顶。可是，阉党中漏网分子也有不少，他们一直在朝野中蠢蠢欲动，时刻欲翻逆案。
崇祯二年，太仓学者张溥成立“复社”。这个团体，本来是为了“复兴古学”而成立的文学团体，但日趋壮大，江南地区各文学、政治团体纷纷加入，名人荟萃，吴伟业、黄宗羲、陈子龙等大批宿儒名士联袂而入，一时间声名大噪，显然是东林一系的延伸。当时的首辅温体仁特别讨厌东林党人，借机打击复社，疏奏张溥等人结党不法，遥控朝政。
张溥见情势不妙，就主动找到宜兴人周延儒（此人原为东林党人的对头），鼓励他再返北京，从温体仁手中夺回首辅之位。周延儒借助东林（复社）之力，最终回北京重返相位，悉反温体仁时代之政，并召回被罢斥的倪元璐等人（当然，周延儒本人并非君子，所以在《明史》中此人列于《奸臣传》）。
周延儒再相事件，明白无误地表明，复社已经全然不是个什么文学团体，而是完完全全的一股政治力量。这也说明了晚明党争的如火如荼。党争，并非仅仅是正义与邪恶之争，其中夹杂不少个人恩怨或团体利益，彼此攻讦，不择手段，最后对明朝的时政没有任何好处，只能加速正常状态下朝政的紊乱，使大明加速衰败。
清朝士人总结明朝亡国原因，认为“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南疆逸史》），此言非常确切。所以，南明成立后，党争不灭反炽。
在南京，东林系痛斥马士英援引阮大铖，似乎看上去马士英是阉党成员，其实根本不对。马士英此人，原来还属东林党人的支持者。至于阮大铖，更非阉党骨干。
这里，还需清楚交待一下阮大铖的为人以及他和马士英的关系问题。
阮大铖的仕途，是个倒霉蛋的霉运过程。由于他本人是安徽怀宁人，和左光斗同乡，所以他最早意属东林，是个老东林“党员”。但在朝中，顾宪成从中阻挠，把本应属阮大铖的“吏科都给事中”一职转让予魏大中担任，如此，嫌隙构成，激使他与东林党人反目。虽反目，却未成仇。崇祯帝继位，久居乡间的阮大铖急于在新君前有所作为，便弄个双保险，写成两份疏奏，一份专攻阉党，一份把阉党和东林党皆指斥为朋比奸徒，交给在北京的友人杨维垣，让他相机而行，代为上疏。
杨维垣出于自己私心（为反驳倪元璐），也不观察当时政事的进展是否对阮大铖有利，就把第二份攻击阉党和东林党共为“奸党”的疏奏封进。由此，东林党人就把阮大铖视为大奸大逆，并在随后对阉党的清算中把他打入《逆案》名单，惩罚结果是“永不叙用”。
投机不成的阮大铖虽然倒霉，但本人是大地主出身，有钱有闲，又是大戏曲家，就流寓于南京，弄出一支高级戏班子，借戏遣愁，自娱自乐。
这位落魄老才子，使得当地的一些东林党士子大为不爽，以顾杲、黄宗羲等人为首，他们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联合签名，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的“大字报”，把阮大铖说成是南京可能发生的“动乱”毒瘤。
欲向江南争半壁（15）
这样一来，阮大铖有口难辩，毕竟他名列钦定《逆案》，东林仇人遍地，只能灰溜溜离开南京，跑去牛首山“隐居”。
张溥的“复社”用巨款行贿崇祯帝手下司礼太监，使得周延儒能重返北京政坛当首辅，当时的阮大铖也从中出钱出力。对此，周相爷准备“投桃报李”。但碍于东林党人势力强大，周延儒不敢公开大用阮大胡子，就取用中间手法，让阮大铖推荐一个好友当官。思来想去，阮大铖就推荐与自己同为万历四十四年会试榜的朋友马士英（又有说阮大铖是马士英“房帅”）重新出山。
这位马爷，本来当过宣化巡抚，中间因为贪污罪被罢职。至此，周延儒为做给阮大铖“人情”，就把马士英的职位归复，使他能得到凤阳总督的位子。马阮二人由此成为莫逆。
弘光帝继位后，马士英把持朝中大权，自然首先想到昔日的“恩人”阮大铖，说服弘光帝直接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
从马士英本人讲，他举荐阮大铖入南京，只是人情还人情，起先绝无为《逆案》翻案的意思。不料，此举却捅了东林党这个大马蜂窝，他们群起而攻之，以刘宗周、黄宗羲等人为代表，不断上书，危言耸听，指斥阮大铖是阉党骨干，如果起用他，国将不国。
于是，大学士姜曰广、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纷纷痛心疾首，上疏弘光帝，责斥马士英不顾崇祯帝尸骨未寒就翻逆案，是浊乱朝政的大恶之事，指责马士英有意把弘光帝当成曹髦那样的末世庸君来掌控。
言语汹汹之下，马士英极其窝火，但也不得不暂时中止让阮大铖入朝的行动。
不久，在左良玉军中当监军的巡按御史黄澍入朝见了弘光帝。黄澍此来，主要是受左良玉所遣，伺察弘光朝廷虚实。出于门户私见，这位东林党人在朝堂行礼完毕，即呼奏道：“臣今来朝，誓当冒死以击奸贼！”
弘光帝愕然，问：“卿以谁为奸贼？”
黄澍大声回答：“奸臣大贼，乃马士英也！此人被先帝殊宠，由罪人擢为凤阳总督，逢北京被困，他拥兵坐视，不发一兵相救，全无人臣之心。马贼既不忠于先帝，又怎能忠于皇上！此外，凤阳乃祖陵，大明发祥之地，马士英闻警即逃，不守祖庙，不仅他自己是不忠之乱贼，又陷皇上为不孝之子孙，万死而有余辜！”
黄澍边骂边哭，上前大搧马士英嘴巴。在场群臣，无不淒然动容，弘光帝也面红耳赤，熟视良久，对阁臣说：“黄御史所言有理，可详细奏之。”
于是，黄澍当廷历数马士英罪恶，使得这位大学士脸面皆无，“惶急无以应，气索声嘶”，只得向弘光帝叩头乞罢。弘光帝当时准奏。
马士英当然不甘心如此就退出南京政治中心。他回家后，立刻上书，吓唬弘光帝说：“为臣一旦离京而去，四镇皆失势，朝中大臣们肯定拥立潞王为帝”。此外，密得马士英重金贿赂的原福王府两个太监也在宫内“流涕”劝说弘光帝：“皇上您如无马公，不可能正大位。如果逐出马公，天下人皆会认定皇上是忘恩负义。而且，马公在内阁，万事担当，皇上可以整日悠闲自在。如无马公，朝臣有谁肯顾惜皇上？”
弘光帝本来就是昏淫之君，耳根极软，很快就重新召马士英回朝。
这时的马士英，恨极了东林党人，召阮大铖密议，想方设法击垮朝中反对势力。
阮大铖咬牙切齿：“彼攻‘逆案’，我们应作‘顺案’以反击。”所谓“顺案”，就是要清算原来的北京明臣投附“大顺”的失身降贼行为。由于当时降附农民军的官员中有不少人是东林一系，马士英就上疏，准备兴起大狱。
由此，东林党势力大损。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等人，因先前自己在“策应”时没有拥戴福王，不安于位，纷纷离职而去。
姜曰广陛辞时，南明小朝廷还上演一幕忠奸争骂的戏。
弘光帝上座，群臣陪列。姜曰广说：“微臣我触忤权奸，自分万死；圣恩宽大，犹许归田。”
马士英勃然大怒：“我为权奸，你是老贼！”随即，他叩头对弘光帝说：“臣从满朝异议中推戴皇上，愿以犬马余生归老贵阳，避贤路。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而已！”
姜曰广叱之：“拥戴皇帝登基，也是人臣居功的口实吗？”
马士英反唇相讥：“我无功，难道你们谋立潞王有功吗？”
二大臣争吵不休。最后，还是弘光帝在御座上面和稀泥：“潞王乃朕之叔父，贤明当立。两先生毋伤国体。”
二人既出，复于朝门相对破口诟骂。
姜曰广骨鲠廉介，有古大臣风范。但弘光小朝廷，确实难容这样的正人君子。这样一来，正人去位，小人在朝，弘光朝廷，可想而知。
在太监李承芳的进一步活动下，弘光帝亲自下旨，起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李承芳从前落魄时，曾得到阮大铖的帮忙，所以，阮大胡子确实是个会押政治赌注的人）。不久，即令他“兼右佥都御史”，巡阅江防，进官左侍郎。
阮大铖兴起“顺案”，株连甚广。有人劝他：“天下未定，您如此罗织，专为报复，不知最后到底是为虏还是为贼？”
阮大铖“心直口快”，说“钟鸣漏尽，时日无多，我只要能及时报复这些仇人，管他为虏为贼！”
欲向江南争半壁（16）
转年二月，阮大胡子就坐上了兵部尚书之位。誓师江上时，他身穿素蟒服，腰缠碧玉带，一身奇装异服戏子装束，可谓过足了戏瘾。不仅他如此，东林领袖钱谦益入南京时，也让其爱妾柳如是戎服骑马，头插雉尾，作昭君出塞状。这些人妖服怪扮，已露南明弘光将亡之兆。
马士英、阮大铖当政后，先弄出如下当国“大计”——第一，迎接弘光帝嫡母入南京；第二，迁老福王“梓宫”（福王已被李自成军队吃掉，空棺而已）；第三，因皇子未生，应大选淑女充实后宫；第四，要防备诸王，立刻把幸存的宗室迁入南京近地安置。
于是乎，南京的皇宫内一阵大忙，四处搜罗年轻男子净身充当太监，并追认老福王为“恭皇帝”（应是“吃皇帝”才对）。宦官四下寻摸，只要见民间女子有姿色者，即刻用黄纸贴额，拉入宫中，市肆骚然，致使民间有不少妇女自尽相拒。
弘光帝又觉宫殿狭隘，大兴土木，四处搜寻巨木大柱。有人找出朱元璋时代存放在工部仓库中即将朽烂的大木若干，立刻上表称“神木自至”，以哄皇帝高兴。城内斧锯丁当，好不热闹，一派升平气象。
搞工程要花钱，苛捐杂税已经太多，马士英就想出一计：榷酒助饷，每斤一文，真正是苍蝇腿上找肉。
马、阮自己也不闲着，贪污纳贿，无所不至，谁只要给钱，就立刻有官做，以至于民间歌谣四起：“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纪监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除夕之时，弘光帝在兴宁宫，愀然不乐，大肥脸蛋子耷拉着，小眼神很阴郁。太监韩赞周见状，就问这位皇帝：“新宫华丽舒适，应该高兴才对。皇上您似乎心中有事，难道是思念皇考（老福王）和先帝（崇祯）吗？”
弘光帝良久不应。过了好久，一声深沉叹息过后，他才开口：“进宫演戏的班子，男女优伶，色艺双佳者，太少了！”
飞扬跋扈为谁雄
——“四镇”与“左镇”
弘光帝之所以得立，军头们出力最多，成为“定策”元勋。为此，继位之初，南明小朝廷就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为广昌伯，镇守观阳、寿州地区；刘泽清为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黄得功由伯进侯爵，镇守滁州、和州地区；并在扬州设置“督师”，由史可法担任。
从四镇驻地和督师驻地就可明显看出，南明弘光一朝只想划江留守于江南，根本无任何北进之意。
下面，简要叙述一下四镇军将的个人经历。
高杰，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是老乡。“老乡骗老乡，两眼泪汪汪”。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十月，明将贺人龙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假装向贺人龙约降。不久，贺人龙的军使与高杰来往密切，似乎假戏成真，所有这一切让本来善疑的李自成疑窦顿起。同时，高杰一表人材，姿貌魁伟。这位美男子一次偶然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与李自成的老婆邢氏“一见钟情”。邢氏勇武多智，兼掌军资，因李自成日日在外攻城掠地，很少有时间亲热。见到高杰相貌堂堂，又是一口流利的家乡乡音，很快就勾搭成奸。
妇人本性多疑。邢氏给李自成戴顶大绿帽，自己反而先着慌，就撺掇高杰向明朝官军投降。当时的李自成还不成气候，高杰本来与明将贺人龙关系不错（贺人龙也是米脂老乡），趁机带着李大嫂（邢氏）及一帮兵士归降明朝，一变而成为受招安的“官军”。这些摇身一变的军士当中，就包括日后大名鼎鼎的反反复复的李成栋。
高杰由“贼”变成“官军”后，非常能干，数次大败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人。即使后来他的老上司贺人龙、孙传庭等人或为朝廷诛死或为贼兵所害，惟独高杰能独善其身不败，一直保存“有生力量”。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廷授高杰为总兵，命其驰救山西。天下纷乱之际，高杰盗贼本性重犯，面对势若山来的李自成农民军连战连北，但在败退途中仍纵兵大掠，一丁点儿没有“官军”气象。相反，当时的李自成倒一改昔日凶残面貌，爱民如子，加上李岩（此人历史上不一定真有其人）等知识分子出身的书生帮忙，宣传搞得不错，老百姓乐呵呵地唱着：“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高杰率兵南遁。南明的弘光帝（福王朱由崧）封他为兴平伯，以扬州为驻地。
由于高杰部队抢掠的恶名远扬，扬州士民把四城紧闭，防贼一样紧守，不让高杰部队入城。
高杰震怒，勒兵攻城。同进，他还派兵在扬州城外到处抢掠妇女，奸淫抢劫，无恶不作。这一切使得他臭名远扬。如果在平日，不用等御史纠劾，朝廷早会有人挟旨而来，光是高杰攻城抢掠人民的罪过就够杀他一百个脑袋了。但当其时也，内忧外困，南明小朝廷正倚重武将，而且弘光帝又深感其“推戴之功”。无奈之余，史可法也从中“和稀泥”，把瓜洲让给高杰部队进驻。
高杰知道扬州城他很难攻下，就顺势收下史可法的“人情”。不久，他奉弘光朝廷命令，移镇徐州。
刘良佐，直隶人，经历与高杰类似，原本是李自成手下，当时高杰护李自成内营，刘良佐护外营，骁勇能战，常骑一匹斑驳大马，人称“花马刘”。投降明朝后，因敢战而受淮抚朱大典重用，多年在六安、庐州一带与农民军抗衡，与黄得功一起曾在潜山大败张献忠部。因功被擢为总兵官。
欲向江南争半壁（17）
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后，刘良佐贼兴大发，正在河南正阳的他沿路劫掠不已，大肆扰民。后来，刘良佐率部大掠淮上，并猛攻临淮。
相比高杰，刘良佐更是多一份贼性，少一份忠心，日后，他拥十万众向清军投降。
刘泽清，山东唐县人，字鹤洲。这位刘爷有将才，人长得漂亮，“白面朱容”，望之若画中人，但这个人的禀性卑鄙残暴，好货取利，是明末跋扈恶将的典型。他的最早发迹，在于平定登州孔有德之乱，小打小闹，混上个山东总兵。
崇祯十六年，奉命去河南攻打李自成，他见“贼”就跑，对当地百姓倒是发狠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