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散党援。窃见兵制罔赦，志在渠魁，兽穷则攫，良非得已。今兹饿寒之徒，弄兵潢池，军威一驱，情见势穷，不无内变。莫若设疑以间之，用间以离之，使群盗自生猜贰，互相屠灭，既示必死之期，又可开生之路，利害悬殊，事捷功倍，宣奉遐灵，邀全者多。
抚议一曰：固根本。窃见诸来降者，散处肘腋，蔡人吾人，推心甚善。然闻之指大于臂，则臂不能远指，操纵之势，自古而然。莫若厚集牙兵，以资弹压，无使威重转见轻玩，庶彼鸱音永变，鹰肯不存，未雨早防，可省后图。
一曰：照激劝。窃见降人立功，本求官位，虚数小慈，有文无实，雄心久郁，必至变生。班定远尝言“塞外戍卒，本非孝子顺孙”，何况乎会为盗渠。莫若于此中择一二人之可用者，量补军职，冀彼羡荣目前，望迁事后，从此归化心坚，风靡者广。
一曰：简精锐。窃见首领既降，部曲渐多，概遣恐鼓舞非宜；全留又刍栗难给。莫若十中选一，千中选百，择其超乘，按名补伍，仍付彼渠帅，自为部署，其余悉为安置归农，府帐可壮军实，彼亦不忧枵腹。
一曰：信号令。窃见刀笔之吏，不暇远虑，降人归乡，或挟其仇，或利其有，今日赦条不能行于郡县者，比比皆是，民诚畏死，不免求生。莫若严告且戒，间行破格大法一二事，示吾徙木，杜彼伤弓，庶使毛织栉疏之徒，不以文法挠我抚问。
一曰：责屯种。窃见降人无以为生，虽与其进，难保其往，昔以招降为盗贼退步，今日又以盗贼为招降逋薮，辗转滋蔓，底定载期。今如曹濮莘范之间，无主遗田，盈千累万。莫若责彼邑长，薄记姓名，劝耕桑，捐税役，量口授亩，仍以垦田之多寡，定邑上下，则是人无余时，官无弃地。无余时，则乱心息；无弃地，则生业饶；庶几卖剑之后，不滋隐忧。
以上剿抚十议，自相表里，亦有后先，剿能使见为盗者，必亡。不能使未有盗者，不起。抚可行于群盗未抚之时，不可恃于群盗既抚之后。杀运不除，水火可悯。
明公任兼将相，所愿深图本计，救济苍生，某且得歌诗以述太平，幸甚。
（《侯方域上三省督抚（张存仁）剿抚议》）
在《剿抚十议》的原则指导下，张存仁展犬马之力，掘河烧林，杀人焚屋，苦干了几年，最终才把山东的榆园军镇压下去。
以杀人如麻，流血灌地的代价，汉奸们把自己的红顶子染得红而又红。
至于那位“戏剧”人物侯方域（字朝宗），也该表一表。这位贵公子世家子弟，其祖乃明朝太常卿，其父户部尚书。他自小随父仕宦京师，深习朝中诸事，对“小人君子门户之见”尤为熟悉。明朝灭亡前，阮大铖在南京招摇演戏，送上优伶班子往侯方域家中读《燕子笺》。侯公子击节叹赏。誉之不已。阮大铖家仆伺立一边，奔告阮大胡子。阮大铖大喜，自以为可以凭新曲美剧博欢侯公子诸人。殊不料，曲终歌散，侯方域抗论天下事，极口肆骂阮大铖为阉党奴徒，与吴应箕等人抵掌大笑，斥骂不已。由此，阮大铖恨极这些公子哥儿。
侯方域与阮大铖无私怨，他之所以这样做，乃受侠妓李香君之劝，让他不要受阮大铖之谄而堕家世清望。弘光帝得立后，阮大铖掌政南京，寻仇于侯方域。这小伙子跑得快，连夜出城渡江，往依高杰得免。
日后，清军占南京，侯方域投降。回到河南老家。这位雄视一世的古文名家一直才不得展，只能侍父作文，屡次想明经及第报效新朝，但运气不好，青衫落第，无由进京为“大清”献力。
即使他为张存仁献上《剿抚十议》，计议得行，人未堪用。不久，他又后悔自己失节明朝，悒悒成疾，得病而死，时年才三十七岁。
翩翩佳公子，竟为浊世尘！
南明的北风（3）
孤注一掷争意气——姜瓖的大同“反正”
姜瓖此人，应该是也明末清初的典型人物。一生如墙头草，左右摇摆不定。
明朝，对姜氏不薄。姜家一门兄弟济济，其中三个皆是明军高级将领。姜瓖之兄姜让，陕西榆林总兵；姜瓖本人，大同总兵；姜瓖之弟姜瑄，山西阳和副总兵。军侯世家，一门三将，应该尽忠报国才对，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明朝大大的不忠。
当初，李自成汹汹而来，见明朝天下大势已去，姜氏兄弟中的姜让首先在陕西向李自成投降。为表“忠心”，他潜至大同，为大顺军向弟弟劝降。哥俩一拍既和，但大同还有一个文官“政委”——巡抚卫景瑗。他一心事明，忠心不贰。姜瓖于是四处放风，散布说卫景瑗是李自成米脂老乡，一直想降贼，同时他把自己打扮成忠明的义士。
人心向背之下，大同守卫极尽归姜瓖。他不敢怠慢，立即大开城门迎降李自成。
大同坚城如此易得，深出李自成都市意料，他不喜反气，责骂姜瓖说：“朝廷以如此要害重镇委付于你，为什么你连抵抗都不做，立即投降？”怒恼之下，李自成拨剑要杀面前这个降将。多亏大顺的“制将军”张天琳劝说，好歹让闯王收起怒气，依旧以姜瓖留守大同，并留张天琳为主将，率少部分大顺军监军。
明朝的大同巡抚卫景瑗，虽为文臣，铮铮铁汉，任凭老乡李自成低声下气相劝，就是不降。最后，李自成叹气：“卫先生既然不归于我，我也不杀你，送你回老家养老吧。”卫景瑗趁看守的人松懈，上吊自杀，明白无误地为大明死节。由此，更反衬出姜瓖骑墙派的不义。
后来，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消息传至山西，姜瓖立刻行动。他联合早先和他一起归降大顺军的弟弟、阳和守将姜瑄，出奇不意攻入大同，杀掉了大顺军将领张天琳和为数不多的大顺士兵，占据大同，并攻下代州、宁武等地。
但降清之前，他行了一步臭棋：推立了明朝的枣强王为主，“奉明宗社”。这时候，他以为满洲军是“为明报仇”，迟早要退回山海关的老窝。
多尔衮大怒，“切责之”，吓得姜瓖心神不定。切责归切责，当时大顺军未灭，南明势力方炽，清廷还需要这些投献的鹰犬，多尔衮仍旧让姜瓖主持大同军务。美瓖送子入京为质后，以为自己已经和大清穿了连裆裤，上疏要求在山西“练兵十万”。他的初衷是为清朝效犬马之劳，殊不料此举让多尔衮更加生疑——当时“大清”总兵力才十多万，你姜瓖在山西要“练兵十万”，意欲为何？
姜瓖不知情，傻乎乎在山西、陕西卖死力为清军打仗，招抚诸邑之余，与满蒙联军一起合击大顺军高一功部，斩获无算，为清廷立下殊功。
进京入觐，姜瓖意骄志满，以为多尔衮肯定要好好表扬他。为了保险起见，他事前还给多尔衮的亲信、大汉奸冯铨送去大笔珍宝。不料，冯铨老混蛋出人意料地“拒腐蚀永不沾”，把珍宝立刻上交清廷，以摆脱私交前明旧将的干系。
结果，多尔衮没见着，姜瓖在北京遭到了满清内院大学士刚林的“质讯”，责问他擅立明朝枣强王等“不法”事情，吓得这位降将叩头如捣蒜，惟恐被清廷立时“正法”。
还好，多尔衮只想给他个“下马威”，并无杀他禁他之心，最后由刚林传旨，让姜瓖“洗心革面，功罪相抵，戴罪立功”，放他回大同。
愤懑满胸，还要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姜瓖皮笑肉不笑一直绷着，回到大同。
自此，他对清朝既疑又恨，重新骑上墙头观风向。
顺治五年接连发生的金声桓、李成栋的“反正”，让姜瓖十分心动。
当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一部入边骚扰，清廷紧张，多尔衮派英王阿济格、端王博洛等率大军趋大同，意在戌守要镇。听到此讯，姜瓖惊疑，认定清廷是要拿自己开刀。
与其俎上肉，不如飞去鸡。
姜瓖趁清廷的宣大总督出城之际，命人紧闭城门，宣布“反正”，反叛清朝。
行进中的阿济格等人快马加鞭，仅用两天多时间已经兵临大同城下。说句实话，清朝数王齐来大同，实无取代姜瓖之意。
姜瓖自己心虚，见清廷南方多事，想博取更大的富贵。割辫复衣冠后，他派人急奔南方，向永历朝表明心迹。
山西诸地奋起响应，朔州、浑源、宁武、代州、繁峙等地皆叛清复明，太原告急。不仅如此，一波成浪，陕西等地也掀起一轮反清潮，连榆林重镇也起兵。
多尔衮吓一大跳。他在催促更多军队奔向大同的同时，写亲笔信给姜瓖，劝诱他“投降”：
“前因有事蒙古（喀尔喀部落），故命诸王来大同。如果尔真有罪当诛，安用此等诡计？此必有奸人煽惑离间。尔如能悔罪归诚，大清定当宥有恩养。”
姜瓖不傻，当然不听。山西、陕西联动，榆林的故明将军王永强已经杀至西安附近。
骇异之余，多尔衮不断调兵遣将，先后派出亲王尼堪、镇国公喀尔楚浑率兵前往。既便如此，仍旧放心不下，多尔衮在顺治六年三月统兵出居庸关，亲征大同。
这位“皇父摄政王”军强马壮，出马就攻克浑源等地，直抵大同城下，与先前诸军一起，共围大同。
南明的北风（4）
见大同城坚，难于一时攻下，多尔衮仍旧宣谕城内，表示说允许姜瓖“自新”。
毕竟先前与清军“同事”了好一阵子，参与屠城杀人无数，姜瓖当然不信这套，固城死守。
没呆多久，听说弟弟豫王多铎得天花病死，多尔衮只得回京奔丧。
这时，从山西其它地方有五千多明军来援，建立两大营，与清军对阵。姜瓖不失时机，自率一千多精骑出城搏城，准备给清军来个反包围。
由于明朝援军太少，清军并不畏惧。亲王博洛指挥统领鳌拜及其他诸将；分兵相击；不仅杀败了明朝援军；也把姜瓖重新打回城内。
与此同时，清军在同官击败陕西的王永强部明军，延绥诸路渐平。这样一来，姜瓖再也指望不了陕西方面的支援。
但在山西全境，诸县诸州反清蜂起，特别是因受贿事发被贬回老家曲沃的前明大学士李健泰四处发布文告，招集了不少人马，在太平等地与姜瓖遥相呼应。
清军主力当时不敢放松对大同的围困，只能由多尔衮不断抽调各路人马，赶往山西各地去“扑火”。
情急之时，连人在陕西的“平西王”吴三桂也被命令率军助战。可以这样讲，当是时也，清廷所有的名王良将，百分之九十全部集中在山西战场。
可悲的是，南明永历朝廷对山西大势一无所知，金声桓、王得仁、何腾蛟、李成栋相继败死，进取锐志顿失，小朝廷内“吴党”、“楚党”为名利争衡，内讧不已，根本没注意到清军济尔哈朗等部为何忽然舍两广不攻而北还的情况。
大好时机没有抓住，南明小朝廷在南方得过且过，苟安残喘。
华北方面，清将佟养量一部能战，在代州等地大败刘迁部明军，最终把这只生力军消灭于五台山区的黄香寨，刘迁父子阵亡。由此，大同城下清军，再无腹背受敌之虑，虎视耽耽，准备一举消灭大同内反叛的姜瓖。
顺治六年六月，内乏粮草，外无救兵，大同城内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穷蹙如此，姜瓖仍不投降。于他而言，这倒不是什么“时穷节乃见”，而是绝望、畏惧、惊惶到极点的反应。他深知，降亦死，不降亦死。反正逃不出一个死字。
没想到的是，姜瓖最终没死于清军屠刀下，反死于自己人之手。其手下总兵杨振武变节，为取富贵，率部下数百人忽然冲入姜宅，当场杀掉姜瓖兄弟三人。然后，这些人用高竿挑着三个血淋淋首级，开门向清军投降。
良可浩叹的是，清军并未轻饶大同军民，除杨振武部几百官兵以外，清军把大同城内十余万军民官吏尽数屠尽，杀得血流有声。
人在北京的多尔衮闻报，得知大同被攻陷消息，高兴之余咬牙切齿，急令清军把大同城墙毁掉五尺，以泄久攻不下之愤。
大同一失，山西各地出现连锁效应，诸城不守，汾州、运城、太谷等地相继沦陷。清军每攻一城，皆把当地人杀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
所以，明末清初，依杀人程度来算，最坏的当属张献忠，第二就要属满清，且后者杀人最多，达几千万之巨。
“年年遭丧乱，人民死锋镞”，这就是清朝初期中国各地的真实写照。
固守太平的李建泰坚持近一个月，清军势猛，不得不投降。由于他在前明和清朝均当过“大学士”，属于朝廷要犯，没有被立即处决，押往北京。
顺治七年夏，李大学士与整族家人，被清廷于北京闹市凌迟。
人，终有一死。这位大学士，不死于大明国亡之时宣逞忠烈，一直反复多端，最终落个碎剐，真让人替他不值。
木棉花开血样红（1）
——两广汉人不屈不挠的抗争
（导读：尚可喜广州屠城。 瞿式耜桂林殉国）
平灭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等明朝“反正”军队的大规模抵抗后，清廷决意继续南下。由于地理、气候原因，八旗满洲的体质不适合炎热气候，于是清廷决定重用三个汉人降将，封孔有德为定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三个大狼狗气焰嚣张，得得而来，即当时所谓的“三王南下”。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人，从前都是因膀大腰圆有武功，在皮岛军阀毛文龙手下效力。毛文龙收这三个人为“义孙”，孔有德名毛永诗、耿仲明名毛有杰、尚可喜名毛永喜。
袁崇焕既杀毛文龙，这三个“孙子”日后皆叛明归清，孔有德封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顺治六年，清廷改封孔有德定南王、耿仲明改靖南王、尚可喜改平南王。
三个大汉奸均契妇将雏，举家带口，大有为清朝主子不扫南明誓不还之意。
其中，孔有德率二万兵由湖南杀往广西，尚可喜、耿仲明二人率两万多人由江西杀向广东。
耿仲明行至吉安时，听闻北京朝中满洲主子要追究他窝藏逃人的“罪过”，心胆俱裂。害怕被抓入监狱受罪，他自己抢先一步，上吊死了。
其实，当时朝廷正急需他这样的汉人鹰犬，根本不可能为了他们藏起区区千把人而用“逃人法”治他们的罪。
老耿一死，倒“救”了尚可喜，清廷连这位王爷帽子都没给他摘掉，罚银四千了事。
耿仲明一死，“三王”变成了两王，进攻广东的任务，主要交由尚可喜完成。耿仲明的“世子”耿继茂并没有立刻接他父亲的王位，转为尚可喜的副手，爵位仅仅是个“阿思哈哈番”。一年多后，耿继茂才得袭靖南王。
拜佛王爷杀人狂——尚可喜广州屠城
尚可喜，字元吉，辽左海州卫人。其父尚学礼原为明朝东江游击（明军中级官员），在抗击后金（满清前身）战斗中壮烈牺牲。崇祯年间，尚可喜为鹿岛副总兵（今辽宁长海的一个岛）时，邻近的皮岛有明军哗变。尚可喜主动出击，斩拿哗变分子，弹压有功。但不久后皮岛新上任的明朝总兵沈世魁认定他“擅杀”，准备把他抓住治罪。受此小小枉屈，不甘人下的尚可喜顿忘杀父之仇，率数百兵丁向后金投降。而后，他时时充当前驱，杀掠汉人。后金变为“大清”后，尚可喜得封“智顺王”，非常受到重用。
当然，杀父之仇可忘，受枉之仇必报。尚可喜抓住